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風華正茂的梁衡就以山水散文一領風騷，進入九十年代中期，又以名人詠嘆散文名噪文壇。以人物為題材的散文，可以有不同寫法，記敘、抒情、議論，或取其一種，或兼而用之，均無不可，沒有定規。到底以何種寫法為宜，則視題材的性質、特點，以及作者的取材角度、總體立意等主客觀因素而定，不可拘泥。梁衡的人物散文的寫法，既不是人物生平事跡的客觀記敘，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純粹的主觀抒情，更不是赤裸裸的議論，而是被人物的業績、思想和品格所感動，進而從啟迪最大、感觸最深的那一點生發開去，引出現實的和歷史的思考。而這思考，或曰沉思，正是這類散文的共同特色。

梁衡寫人物散文不拘一格，有偉人，也有凡人。記者出身的梁衡，深諳如何走進人物心靈之道，無論寫誰，他總能找到一個獨特的藝術視角。他猶如一個洞悉萬物的智者，總是輕輕拂去歷史塵埃的同時，娓娓向你講述他那獨到的發現。

細數其成功的秘訣，與其采用的散文的獨特的視角不無關系，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融入政治精魂

梁衡筆下所寫到的人和事，一般來說，都是與政治密切相關的人物和事件，他們往往是民族的魂魄、歷史的脊梁和時代的驕子，而在這民族、歷史和時代的底蘊中，又無不融入著政治的精魂與氣韻。也許正因為如此，他的這類散文有了另一個更為普遍的叫法——政治散文。但我個人認為，這種說法欠妥。一個顯而易現的事實是，寫政治人物的叫政治散文，那么寫經濟人物是不是該叫經濟散文呢？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從這個詞語中瞥見他將政治與文學結合到了前所未有的緊密，而且寫得那樣形象形象生動自然妥貼鞭辟入里，可以說是前所未有。

“寫文章，切入點要新穎獨特，與眾不同，一定要抓住國家、民族、社會這條主線，并把責任感融入其中，才能引起現代人的共鳴。”（《梁衡：穿行在新聞、文學與政治之間》）可以說，這種政治切入的藝術角度是梁衡散文成功的一個關鍵。梁衡曾向記者描述了自己的“政治散文觀”：愛國題材很難用散文形式表現，一半是因為題材的政治性強，一半是人們對政治的曲解。如寫瞿秋白是個大才大名又大悲的人物，他短暫的一生都在尋尋覓覓，尋覓而未果，一篇臨終之前的《多余的話》又遭人曲解、誤會，蒙上不白之冤。像樣的政治題材，這樣的政治人物一般人在寫作中很少去觸及，但他卻寫了，而且一寫就是好幾篇，正是有了這種知難而上的勇氣與出類拔萃的才情，他成功了。他也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全新的思路與獨特的藝術視角——原來政治類的人物散文還可以這樣寫。有人曾評價他“根本點在于作者的抱負與胸襟，寫政治散文時他的心與那些偉人是相通的。”

他又善于找到政治與現實的結合點，從而使政治有了現實的土壤，有了現實的意義。比如寫《紅毛線藍毛線》，就是針對當前的反腐倡廉中出現的問題。寫延安的題材，是針對當前的文風、黨風問題。寫毛澤東、鄧小平，瞿秋白等，就是要展示他們光輝思想和高尚人格的一面，針砭時弊。

梁衡每寫一個人物又總是將其置身于政治沉浮中。在《把欄桿拍遍》中，他這樣評價辛棄疾：“詩歌，也只有在政治之風的鼓蕩下，才能飛翔，才能燃燒，才能炸響，才能振聾發聵。”可以說這也是作者的文學主張。只不過，他用的不是詩歌而是人物散文去踐行。每一篇中的人物讓我們感到都政治之于他的巨大影響，都在政治中浮沉，正掙扎，在奮斗，在痛苦，在思考，在迷茫……可以說正是政治成就了這些人，成就了他們非凡的業績，成就了他們的高標人格，成就了他們寬廣的胸懷。還是拿他那篇最為著名的《把欄桿拍遍》來說。作者在分析辛棄疾走上詩詞創作道路的必然性時就作了這樣生動的評說：“他被九蒸九曬，水煮油炸，千錘百煉……既然這股能量一不能化作刀槍之力，二不能化作施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腦地注入詩詞，化作詩詞。他并不想當詞人，但武途政路不通，歷史歪打正著地把他逼向了詞人之道。終于他被修煉得連嘆一口氣，也是一首好詞了。”在這篇文章里，作者完全把辛棄疾置身于政治漩渦中，探討政治對其人生與寫作的深刻影響從而讓我們看到一個更為真實的辛棄疾。

當然梁衡寫的人物散文每一篇都有著他的政治抱負。梁衡“我寫這種文章時常有一種矛盾心理。一方面，為社會立言，為青史增色，大義在肩，舍我其誰；另一方面，政治和文學這反差極大的兩種規律、兩個領域，要完成美的組合實在太難。特別是寫偉人、大題材、老題材，更感到難上加難。”他又說“到了1996年，我開始寫政治散文，這既與我國整個的政治民主進程有關，也與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信仰危機、道德滑坡有關，它需要我們從民族傳統、革命傳統文化中尋找答案，獲得借鑒。”從這兩段論述中我們很明顯地感覺到梁衡思想意識里那種強烈的政治抱負，從來就沒把文章當作個人消遣我東西來把玩，供自己自娛自樂。

梁衡將人物與政治自然地聯系在一起，將文學與政治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將愛國與政治揉捏在一起。給人的感覺不是以往政治題材的說教味，人物形象的高大全，而是輕松而愉悅的，真實可感的。梁衡通過自己生動的筆，揭示了政治的真諦，挖掘了經典的時代意義。從而成功地為我們還原了一個又一個歷史人物形象，這種大膽的嘗試，不禁讓我們眼前一亮。他雖然寫的是政治，但表現出來的卻是文學的魂力。

其二、彰顯人格魂力

梁衡不像一般人物散文，通過記敘人物的言行去表現他們的思想品質和精神面貌，而是在以評代傳中彰顯人格魂力。作者常常透過歷史的風云去勾畫他們的心靈脈動，透過世事的滄桑去詮釋他們的處世邏輯，透過人物的遭遇和命運去探究他們的人格結構。從而達到深刻地剖析了他們人性中最富有生命價值和精神力量的人格構成，精辟地闡釋了古今中外許多名人偉人凡人的精神品質和人格內涵。梁衡認為，一個人的偉大不外乎兩個方面，一是他對社會做出的貢獻，二是他的人格。許多作家評價人物是講豐功偉業；梁衡評價人物，卻是緊緊抓住人格。可以說，抓住了人格，就抓住了人物本質。豐功偉業能說盡，人格高照無盡時。筆者認為，在文章主旨上，正是作者采用彰顯人格魂力這一獨特藝術視角，才使他的散文散發出恒久的藝術魅力。

梁衡的人物散文總是將人格放在作品的制高點上。梁衡在《人格在上》這本書的序言中，他這樣說：“人格是精神，精神可以變物質，甚至可以發揮出超物質的力量。人格是信念，信念如山在野，高山仰止；如壩擋水，波瀾不驚。信念既成，就不是一個人的事，甚至不是一代人的事，會形成一個群體，一個民族，乃至全社會公認的規范，是一種無形的力量。所以當我們述說人事，歌頌英雄，甚至親身感受那些開國元勛，將軍元帥、教授學者或者能人強人們的驚人業績時，其實這種感覺中常常有一部分是他們的人格魅力。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人格魅力將大大超越其人其事本身的意義。”從這段論述中，我們自然可以感受到人格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人格之于個人、民族、國家的重要意義。勿庸諱言，擷取人物身上的不同的人格這一特質，也就占領了人物散文這種藝術視角的高度，才突顯了梁衡的人物散文的志在高遠，不同凡響。

梁衡所寫的人物涉及到各種不同類型，人格往往不同。文學家如：被后人喟嘆為“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諸葛亮，具有遠大的志向；具有卓越的軍事才能；治軍嚴明，不徇私情；清正廉潔，坦然無私。寫“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韓愈，他既立業又立言，全面實踐了儒家道德。寫“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踐行這種進步的憂樂觀。所有這些皆被他訴諸筆端，流于紙上，傾注了巨大的熱情和激揚的氣勢，高度地贊揚了他們高尚的道德和寬廣的襟懷。寫政治家如：寫“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林則徐，突出再現其我行我志，不改初衷，為國盡力。特別是在對馬克思、毛澤東、鄧小平、等偉人的描寫中，更多地是發掘了那隱藏于浩然軀體內的閃光的潛質和超越常人的理想、智慧、意志與毅力。寫科學家如居里夫人，作者對美麗女性生命價值的獨到發現上，這就是曠古的漂亮女人都未達到的四種美：一是外在美麗，二是內在美，三是創造美，四是脫俗美。是一位未被盛名寵壞的，“挺立在智慧高地的偉人。”寫民間藝人王洛賓則更多地是擷取了其所稟具的優良品格與獻身精神。盡管描寫的對象不同，人物的背景不同，各自在歷史和時代的坐標上所處的位置和所發揮的作用不同，作者都飽含激情地從審美的視角上賦予其他們各自不同的人格魂力。

不論他寫什么人，在他的作品中都突出了人格教育目的。梁衡說：“歷史則篩選出那些有貢獻、有個性、占領了各個制高點的人，作自己進程的坐標。他們的名字或者代表一個領域的開拓，或者代表一段歷史的過程，或者他本身就是一個海。他們可能是偉人、名人或者凡人，但是他們所蘊藏的思想和人格的內涵，足夠我們駕船撒網去作永遠的捕撈。”（觸摸人生的坐標——《人杰鬼雄》自序）而這種捕撈其目的，也正如梁衡自己所言：我的筆就像盲人手中的一根竹杖，輕輕地觸摸著這些人生路上的坐標，引領自己慢慢向前。（同上）當然也引領著我們實現自我人格的提升。我想這種意義是非凡的的，如果說情感教育給我們帶來的是觸動和感染的話，那么人格的教育帶給我們的則是一種警醒和震撼。

其三、體現悲劇情結。

梁衡的人物散文藝術視角獨特，他往往選擇了一個又一個歷史人物作為書寫對象，如屈原、諸葛亮、韓愈、范仲淹、柳永、辛棄疾、李清照、林則徐、瞿秋白等，他們身上無不帶有濃郁悲劇色彩，這也就構成了他人物散文世界中獨有的悲劇人物“長廊”。而且梁衡用如刀之筆，善于剖析了這一個個孤獨的“人杰鬼雄”的靈魂，以評代傳，筆墨指直他們在人類歷史坐標系中應有的位置。在2002年在清華大學的演講中，用他自己的話說“基本是悲劇人物，都是處在逆境中而又奮起，而且我的切入點也是選他們最困難的時候。”筆者認為，這正是梁衡人物散文中人物命運的“悲劇情結”。在他《我寫〈覓渡，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