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文化的危機還來自國民革命的另一個結果。

２０年代的已經存在著嚴重的階級矛盾。下層民眾的生活苦難可以說是幾千年一貫的事實，但在一般情況下，由于中國文化傳統的制約，苦難的大眾并不一定有足夠的“階級覺悟”，也不一定能夠導致農民起義那樣的翻身之舉。但是，國民革命的高潮卻象助長民族主義情緒一樣助長了階級意識的覺醒。

在此之前，一些知識分子因為接受西方觀念而深刻認識了社會的不公，開始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為大眾鳴不平，并試圖改變不平的現狀。比如早在五四時期，陳獨秀就在《貧民的哭聲》中寫道：“今天這樣捐，明天那樣稅，弄得民窮財盡，錢用到哪里去了？替人民辦了什么事？……養了議員去嫖賭，恭維督軍；養了文官去刮地皮，借外債賣路礦得回扣；養了武官去殺人，搶劫，販賣煙土；養了法官警官去捉拿那貧苦的煙犯賭犯來罰錢。現在的，還無人敢說政府官吏沒有什么用處。可惜他們的功效，只造成一片貧民的哭聲！”[17]劉半農的《相隔一層紙》、《學徒苦》，劉大白的《賣布謠》、《田主來》，都鮮明地體現著階級意識，反映著貧富懸殊和階級差別。而它的目的顯然是指向社會平等，“生我者亦父母”的呼聲就是一種典型的聲音。在劉大白的《紅色的新年》等贊美俄國十月革命的作品中，大聲呼叫的也是“不公！不公！！不平！不平！！”。

革命高潮到來之際，情況完全不同了。由于俄國十月革命的，孫中山等國民革命領袖們看到了工農力量的重要性。因而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表的《宣言》中明確宣稱民族的解放事業“其所恃為后盾者，實為多數之民眾”。并且作出允諾：“吾人欲證實民族主義實為健全之反帝國主義，則當努力于贊助國內各種平民階級之組織，以發揚國民之能力。”[18]這就在國民革命中為追求階級翻身的革命運動留有了廣闊的空間，使下層工農大眾追求翻身解放的運動得以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尤其是廣東、江西、湖南等地，借著國民革命之勢，窮人進行了翻身的嘗試：“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里，在社會上沒有了立足地位，沒有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土豪劣紳家里，一群人涌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19]

就在毛澤東為農民運動大聲叫好之時，國民黨的大多數卻對此不以為然，作為軍事最高統帥的蔣介石也不愿承認這種翻身的合法性。更為重要的是，那些出身富裕家庭的軍官們已經無法忍受自己家中被搶、親人被殺的事實。他們的態度正如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嘲弄的：“嘴里天天說‘喚起民眾’，民眾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然而，抱怨并不能改變當時的革命現實。他們既然害怕得要死，就要采取措施。于是，無論是鄉村的農民運動還是城市的工人運動，都轉眼間風平浪息了。手段當然是殘酷的，工農運動的組織發動者們也受到了清洗和鎮壓。

當清黨運動使以階級斗爭的方式謀求翻身解放的行動失掉合法性的時候，一些從業文人不得不轉向文學運動。

在重返文壇的文人團體中，創造社的舉動尤其引人注目。當然，創造社的舉動并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對于他們來說，“轉向”本是家常便飯。他們的轉向早就開始了，最先的轉變主要是從表現自我到表現社會、由主張抒情到主張寫實，也就是創作上從浪漫主義走向寫實主義。這在當時實在算不了什么，因為五四文學革命的倡導者們及其最先的主力軍一直進行著這樣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走向社會現實的同時紛紛投身于國民革命，而且在穿上軍裝之后就立即開始高喊“革命文學”的口號，號召文學青年“到兵間去，民間去，工廠間去，革命的漩渦中去！”[20]其表現與五四時期截然不同。但仔細想來，這仍然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在五四高潮中，創造社的人們并沒有進入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其主要人物甚至沒有讀過《新青年》。他們只是憑著朦朧的感覺和本能的沖動從感性的層面上應和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破壞與創造的精神高揚起了個性反抗的旗幟，卻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缺少足夠的認識。盲目的追隨者在高潮過后轉身而去，本是非常的事。他們的轉向適應了國民革命的要求。然而，隨著１９２７年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他們卻成了魯迅所說的“革命已經成功的文學家”和“革命尚未成功的文學家”之中的后者，被迫回到了文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