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啟了文化的一個新。遣憾的是，這一指向文化目標的偉大嘗試并沒有持續太久，就開始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沖擊，因而由主流進入邊緣，又由邊緣成為地底的潛流。這一過程使真正的現代知識分子每當念及就慚愧得無地自容。因為面對２０世紀中國文化流變的，一種詰問無法回避：當新文化面臨危機的時候，承載著五四新文化精神的現代知識分子究竟哪里去了？他們做了些什么？有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這個嚴重著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形象，影響著人們對２０世紀中國文人的整體認識和估價。值得欣慰的是，只要穿越種種屏障回到７０多年前的歷史現場。人們就不難看到，當五四新文化面臨危機的時候，那些真正的現代知識分子并沒有放棄自己的責任，他們雖然面對著大面積的背叛而勢單力薄，卻進行過艱難的守護和抵抗。２０年代末的中國文壇發生過幾件大事，比如：魯迅與“革命文學”倡導者之間的論爭；胡適與新生的國家權力之間的沖突。由于長期以來歷史敘述的狹隘視角，胡適和魯迅往往被分別置入兩個不同的陣營，因而這些大事在新文化運動史上的意義被弄得模糊不清。但是，只要超越唯階級論的狹隘視角，就會清楚地看到，那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在不同的戰場上為保衛新文化而進行的艱苦努力。當五四新文化面臨嚴重危機的時候，他們被迫進行一場保衛戰。在這場保衛戰中，正是魯迅打響了奮起抵抗的第一槍。

一

五四新文化的危機首先來自國民革命高潮的興起。雖然國民革命的領導核心國民黨中不乏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但是，國民黨的指導思想卻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方向存在著矛盾。國民黨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其指導思想，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精神是不一致的。人們一般把孫中山稱作資產階級革命家，但是，這位所謂資產階級革命家并未完整接受西方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而是更多地繼承了本土的傳統遺產。而且，作為一個志在行動的革命鼓動家和組織者，他要努力使自己的思想綱領能夠為更多的國人所接受，就不能不在思想和言論上迎合大眾所承載的傳統。

正因為這樣，孫中山支持學生愛國運動，也看重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力，卻并不贊同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取向和價值選擇。在論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對力量時，人們往往更多地注目于文化界的保守派，但是，只要認真面對歷史，就應該承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最大威脅不是來自林琴南或梁漱溟，而是來自孫中山和他的國民黨。五四新文化精神與孫中山思想的主要分歧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人為基本出發點和最高價值尺度，新文化的意識核心是人，其努力目標是個人自由與權利的保障；孫中山反復強調的是民族和國家，對新文化運動的價值核心不僅沒有興趣，而且竭力抵制。特別是對個人自由，他的態度可謂深惡痛絕。他認為中國人的自由已經太多，所以不必再爭取個人自由。他說：“自由這個名詞究竟要怎么樣呢？如果用到個人，就成一片散沙。萬不可再用到個人上去，要用到國家上去。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夠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國家，要這樣做，便要大家犧牲自由……我們的革命主義，便是集合起來的士敏土，能夠把四萬萬人都用革命主義集合起來，成一個大團體。”[1]直到去世前夕，他在一次次演講和訓話中反復強調的仍然是：“只全黨有自由，個人不能有自由。然后我們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2]

二、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的一次思想文化補課，其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通過反傳統以鏟除幾千年專制政體的文化根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已經認識到，作為中國文化核心部分的儒學傳統與專制是相互適應的，在儒家學說基礎上形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觀念是中國專制政治的文化基礎，因此，要在中國實現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就必須徹底批判舊文化。孫中山的思想卻與此恰恰相反。他認為：“我們中國四萬萬人不但是很和平的民族，并且是很文明的民族。近來歐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講的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都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以前的舊東西。……我們中國的新青年，未曾過細考究中國的舊學說，便以為這些學說就是世界頂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歐洲是最新的，在中國就有了幾千年了。”[3]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無法容忍中國的政治傳統，因而在呼喚的同時呼喚民主、自由和人權。孫中山卻說：“歐洲之所以駕乎我們中國之上的，不是政治，完全是物質文明。……我們現在要學歐洲，是要學中國沒有的東西。中國沒有的東西是科學，不是政治哲學。至于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求之于中國。”[4]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竭力批判舊道德，因為正是它以強大的力量扭曲著一個個活生生的生命，制造著一具具僵尸。孫中山卻幾乎全盤接受了與專制政治相適應的道德觀念。他說：“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的，首先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的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5]

由此可見，孫中山的思想在許多方面與五四新文化的精神是背道而馳的。如果只是思想和學術上的一家之言，也許并不值得特別關注，但作為一個革命領袖，這些思想卻在指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產生了不同尋常的影響。隨著革命高潮的掀起，孫中山的思想家喻戶曉，并直接影響著一代青年不自覺地背離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