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范仲淹 宋夏戰爭 邊塞詞 詩史性質

論文摘要：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其文學創作深受束夏戰爭的影響，并呈現出兩大特點：其一是以詩文記吏，再現戰爭場面；其二是以邊塞生活入詞，首創豪放詞風，擴大了詞體的表現范圍其作品使我進一．步認識了文學與歷史之間的互動關系。

范仲淹(989一l052)，字希文，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和軍事家。作為一名在文學史上舉足輕重的文人．范仲淹一生共創作了詩歌300多首，散文160多篇，詞5首。范仲淹所生活的北宋中期，正值與西夏關系最為緊張的時期，作為一名儒家士子，他始終為西北戰事而擔心，并由此“痛心疾首，日夜悲憂，發變成絲，血化為淚”。此后他擔當將帥，親自走向西北邊塞守邊御夏。長達四年的戰地經歷，使得范仲淹對宋夏戰爭有著更加真切的體驗，其文學創作風貌也因此深受影響，并呈現出兩大特點：其一是以詩文記史，再現戰爭場面；其二是首倡豪放詞風，擴大了詞體的表現范圍。目前學術界對范仲淹的研究多集中在其政治革新、教育貢獻、學術成就、軍事外交才能等方面，卻忽視了宋夏戰爭對其文學創作的影響。有鑒于此，本文將對此進行探討，從而進一步深入去認識文學與歷史之間的互動關系。

一、以詩文記史，再現戰爭場面

圍繞西夏立國拓疆與宋遏制擴張、實現統一的矛盾，北宋與西夏斷斷續續展開了近百年的爭戰。范仲淹一生正值宋夏關系最為緊張的時期，到他晚年時，宋夏矛盾愈趨激化。在國家命運受到嚴重威脅的緊要關頭，其內心的愛國熱情及憂患意識頓然勃發，他不僅走上了戰場，親歷戰爭，同時還用詩文記錄了國家危亡時期的所見、所聞和所感，體現出鮮明的以詩文記吏的特點。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儒者報國，以言為先”(《讓觀察使第一表》)，因而在他的詩文作品中，作者往往將現實敘事與感時傷世的愛國情感緊密結合在一起，從而具有以詩補史的意義，而宋夏戰爭無疑是這類作品產生的原動力。

北宋初期，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形式主義文風大為盛行，而隨著宋夏戰爭的連續爆發，文人的社會責任感和強烈的憂患意識空前勃發。范仲淹與當時的一批重要文人如歐陽修、梅堯臣、蘇舜卿等，為了挺立士風、振興詩壇，共同發起了詩文革新運動，主張詩歌要有反映現實、針砭時弊的現實主義功用，并由此形成了以詩論事、以詩論史、以詩論政的創作潮流。在此基礎之上，范仲淹繼承并發展了漢樂府的現實主義精神，強調詩歌應該發揮諷諫教化、規弊時政的作用。他在《唐異詩序》中云：“詩之為意也……鏘如樂府，羽翰乎教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上以德于君，下以風于民，不然何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哉?”這顯然是承續了《詩大序》“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詩教觀念，并進而提出“意必以淳，語必以真，樂則歌之，憂則懷之。無虛美，無茍怨。隱居求志，多優游之詠；天下有道，無憤惋之作”的創作要求。這就使得其作品在藝術上呈現出淳樸、淡遠而真切的特點，同時也與“不隱惡，不潛善”的史家精神相契合，流露出以詩傳史的創作意圖。

面對西夏對北宋的威脅與進攻，宋代文人往往用“羌賊”、“西戎”、“羌奴”、“猖夷”、“豺狼”、“夷狄”等稱謂指稱西夏，由此可見他們對戰爭的反感，以及對西夏企圖拓疆的憎惡，從中表現出北宋文人主張“大一統”的民族觀念。作為一名深受儒家傳統思想浸潤的士大夫文人，范仲淹同樣希望各民族間能夠相互融合，不要有沖突與紛爭，其對國家與民族前途的憂慮也深寓于此，并在其文章中予以明確表露。對于元昊稱帝建國，范仲淹認為其“私許大號，壞中國之法”(《論元吳請和不可許者》)，由此可見他所持的民族大一統觀念。在他看來：“三代以還，皆有戎狄之患，以至侵陵中國，被于渭洛。齊晉逐之于前，秦漢驅之于后。中原始清，人倫乃敘。逮于西晉之弱，群胡猾夏，天寶之末，石晉之際，中國不幸，皆罹其害。自周世宗北征之后，雖疆土未復，夷夏稍分，我祖宗奕世修備，大庇生民。今西北二方復相交構，夾困中國，元吳率先叛命，兵犯延安，次犯鎮戎，殺傷軍民。曾無虛歲，中國之兵討伐未利，而北人舉十萬眾，謂元吳是甥舅之邦，責中國不當稱兵，此交構之跡，更何疑哉?”范仲淹對自古漢族政權與少數民族之間關系的演進作了簡要梳理。夏商周時期，所謂的中原、夷、蠻、戎、狄等不同民族，就已經共同生息繁衍、交往并相互影響。隨著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國爭霸與學術爭鳴，四夷民族因之文化上的落后開始受到歧視，就連孔子都提出“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論語·八佾》)。“嚴華夷之辨”的早期民族思想隨之產生，并歷代綿延，這也使得中原政權與各少數民族之間開始了長達幾千年的民族沖突與融合。盡管范仲淹對西夏入侵北宋持批判態度，但他并未因此而掩飾北宋朝廷自身所存在的問題。在他看來，正如王安石所言：“西夏與中國強弱為向背，若中國形勢強，附中國為利，即不假殺伐，自當堅附。”兒鉀鼴西夏之所以不服從于宋廷，與北宋積貧積弱的國勢有很大關系，從而不能被諸邊少數民族所臣服，紛爭與戰亂也就在所難免。在此觀念下，范仲淹多次上陳諸如《奏陜西河北和守攻備四策》、《奏乞拒契丹所請絕元吳和約》等奏章疏議，以此勸說朝廷以守為攻，減少戰爭給人民帶來的危害，從中表現出其主張“大一統”的民族觀念，這代表著北宋文人對宋夏戰爭性質的認識。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于國家危難之時被朝廷召為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并為陜西經略安撫副使，共同負責西北軍事防務。范仲淹在詩歌中對此有所記述：“中原固為辱，天子動宸襟。

乃命公與仆，聯使御外侵。”(《閱古堂詩》)事實上在這之前，范仲淹就已經對遼與西夏夾攻北宋的勢態深表憂慮。其云：“今二鄰至強，四方多事，兵戈未息，財利已乏，生民久困，苛政未寬，設有饑饉相仍，盜寇競起，將何以定?天下可憂。”在這段言論中，流露出他對國家邊患的深切擔憂。然而面對西夏強勁的武力進攻，范仲淹并沒有畏怯，而是積極采取諸多措施以御西夏，表現出御敵守邊的強大決心。在《送河東提刑張太博》一詩中，范仲淹用紀實的手法詳細記述了他組織修筑大順城、扼據要塞、阻止夏兵的過程，并以“君躍匹馬去”、“萬眾生煙塵”等具體的動態描寫，展現了當時緊張而又充滿危險的戰斗生活。不論是夏兵的強勢，還是宋軍短暫的畏怯，范仲淹都如實描述，從中可以看到宋代邊防的空虛薄弱，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敵強我弱的緊急情勢。在此危急關頭，范仲淹仍然懷著建功立業、忠君愛國的滿腔熱血，奮力迎戰。尤其是句末“果釋天子憂，獎詔垂明恩”，盡顯其安邦定國的威武勢氣以及守邊御敵的戰斗熱情，真是令人感奮，而這份熱情則源自于他忠君為國的濟世思想。作品以白描的手法，再現了宋夏戰爭中的真實場面，體現著“不隱惡，不潛善”的史家精神，具有以詩傳史的意義。

除了表現金戈鐵馬的雄壯戰爭場面外，范仲淹還將關注的目光投向撫恤士卒、愛惜民生的細微之處，從而深刻地反映了宋夏戰爭時期的社會現實，揭示了戰亂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因而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價值。如在《四民詩》中，他以“太平不自存，兇荒亦何及。神農與后稷，有靈應為泣”、“竭我百家產，崇爾一室居。四海競如此，金碧照萬里”、“桑柘不成林，荊棘有余春。吾商則何罪，君子恥為鄰”等詩句．揭露了北宋吏治的腐敗，以及由此而導致的民不聊生的社會狀況，對農、工、商受壓迫階層表現出極大同情。而他理想中的社會人倫關系則是“但愿天下樂，一苦蹲前身。長戴堯舜主，盡作羲皇民”(《依韻答提刑張太博嘗新醞》)、“常愿帝力及南畝，盡使風俗如東鄒。誰學吾與青春者，意在生民先發謳”(《依韻答賈黯監巫賀雨》)。這些作品立足于“民”，抒寫民心民意，充分體現了他的民本思想，與杜甫“詩史”作品的現實主義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北宋詩論家蔡居厚在《蔡寬夫詩話》中云：“子美詩善敘事，故號詩史。”史繩祖《學齋占畢》卷四云：“惟其字字有證據，故以史名。”我們將以上的“詩善敘事”、“字字有證據”等結合起來看，便可大致看出宋人對“以詩傳史”創作傳統的繼承和發揚，而具體到北宋社會的“史”，宋夏戰爭無疑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方面。在這一社會背景下，以范仲淹為代表的北宋文人超越一介文人的身份局限，走向戰場，親歷戰爭．同時用詩文創作藝術化地再現了宋夏戰爭的相關狀況，可以說是內容豐富，感情充沛真切，將紀實敘事與感時傷世的愛國情感緊密結合在一起，并融合了宋詩以才學為詩、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的創作觀念，體現著宋代的歷史文化特征，具有鮮明的“以詩文記史”的性質，滲透著強烈的民族自尊感與社會責任感，也深刻體現著文學與社會政治的互動關系。

二、以邊塞生活人詞，首創豪放詞風

除了在詩文中反映宋夏戰爭的相關狀況外，范仲淹還用詞體來承載社會內容，而且大都與宋夏戰爭有關。由于詞體的音樂性質，它所表現的內容往往局限于風花雪月的男女戀情，以及傷春悲秋、感嘆身世的個人愁懷。因此北宋詞人的創作大都承襲和追隨花間詞派和南唐婉約詞風，或是表現飲宴詩酒為樂的閑適生活，或是表露羈旅漂泊的離愁別緒，當然也不離流連歌樓的市井風情。范仲淹雖然存詞只有五首，但卻能夠擺脫浮艷華靡的傳統詞風，將邊塞將士戍邊的情景、憂國思鄉的深沉感情、蒼涼悲壯的審美意境注入詞中，為宋詞開拓了新的表現領域，并成為豪放詞的先驅，這一詞學成就的取得，與宋夏戰爭有著密切的關系。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任陜西經略副使兼知延州(治所在今陜西省延安市)，守邊四年。在這期間，他以親身體驗描寫著邊塞生活，如《漁家傲》、《蘇幕遮》兩首作品，就是他在西北軍中的感懷之作。作為戍邊將領，范仲淹不但顯現出戰場上的雄健風姿，而且體察民情民意，愛撫士卒，盡顯其儒者風范。宋王朝推行“更戍法”，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嚴重損害了軍隊的戰斗力和凝聚力。范仲淹對此持反對態度，他說：“自古將帥與士旅同其安樂，則可共其憂患，而為國家之用。”這一看法打破了將卒之間相互疏離的觀念，這與唐人劉灣《出塞曲》中的“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已大相徑庭，充分體現了范仲淹對兵卒的愛護之情。事實上，對于在外守邊御敵的士卒來說，他們既時刻面臨戰爭和死亡的成脅，又得不到朝廷的愛恤。然而，最讓他們不能忍受的并不是戰場上的廝殺流血，而是對遠方親人的想念，范仲淹對此深有體察，并在詞作中真實揭示他們沉重的家戀鄉思和凄涼的離愁別恨，以此表達他對士卒們的關愛之情。如《漁家傲》一詞，作者正是借邊塞前線凄清景色的描寫，真切地展現了邊防將士們憂國懷鄉的深情：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慧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 范仲淹的這首《漁家傲》因其為守邊將士代言，抒寫了他們對戰爭的感受，因而在充溢脂粉氣的宋初詞壇獨樹一幟，并首開豪放詞一路。詞人通過毫無留意的大雁、四面混雜的風聲與戰鼓聲，以及長煙落日籠罩下的孤城，真實地展現出范仲淹與士卒們所親歷的惡劣環境，并由蒼涼荒寒的邊塞風光，鋪陳出防將士們長期艱苦的守邊生活以及憂國懷鄉的深情。尤其是“濁酒…杯家萬里”一句，深刻揭示出戰士們強烈的思鄉情懷，湊來、卜人不禁黯然傷神。北宋自開基至仁宗朝，雖然邊患頻仍，但中原地區并未受到戰亂影響，人們還在窖受著盛世j之樂，日趨危殆的局勢并沒有深刻觸及到文人的內心，反而還在高唱“太平也，且歡娛”(壤挺《喜遷鶯》)。肖權囂歌逐舞，在急弦繁管中消磨他們的歲月，哪里還顧得上邊防將的苦。范仲淹同樣過…代臣，他卻能在剪紅劃翠之外另開一隅，以詞體反映邊塞戰爭生活，反映時事，這正是源于i司人有蕾較時問邊地生活的體驗，從而對守邊士卒孤苦悲怨的內心感受有著更真切的理解，他的文人賀裳，準確地把握到了范仲淹這一點，其在《皺水軒鬩鑒》中云：“范詞如‘長煙落域’、‘羌管悠悠霜滿地、‘將軍白發征夫淚’，令‘綠樹碧檐相掩映，無人知道外邊寒’者聽之，知邊庭之蕾如是，庶有所臀觸。”在表面上，北宋社會歌舞承平，風雅文人大都沉浸在“舞低楊柳樓心。歌盡桃仡_扇底風”的浮靡生活中，又有幾人去理會邊外的凄苦生活。范仲淹之所以深知邊庭之苫．原因就仡于他親身經了戰爭的嚴酷，因而能以悲郁沉婉的筆觸去真切描寫邊塞的荒寒和士卒的不幸．這是沒有邊寒經歷的詞人所不曾也無法表現的。

范仲淹的另一首經典之作《蘇幕遮》，同《漁家傲》一樣，都是他出任陜西四路宣撫使、主持防御西夏時期的作品。作者借秋景來渲染戍邊士卒們的思鄉之情，以此表達對戍邊將士們的愛憐與情。清人許昂霄在其《詞綜偶評》中，就以“鐵石心腸人，亦作此消魂語”來評價此間，從中可以看出范仲淹善以勁健之筆抒寫婉約情懷的創作特色，以此來加強悲涼沉郁的情感色彩。且看其詞作《蘇幕遮》：

碧云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

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這首作品看似寫秋景，實則是寫秋思。開首四句，借蒼茫秋色抒發憂國之思。試想當秋寒蕭颯之際，落葉枯黃，萎積滿地，寒涼浸透河水之時，最難將息的恐怕就是久戍邊關、不知歸期的士卒們了。范仲淹正是用“碧云“與“黃葉”、“秋色”與“寒煙”、“斜陽”與“芳草”這些在色彩、生機上有所對比的景物，牽引出令守邊士卒們憂思悵惘的“鄉魂”與“旅思”，而那“酒入愁腸”后的“相思之淚”則將他們去國懷鄉之情綿延無窮，盡顯征人的“旅思”之情，瀆來感人肺腑。正所謂“一切景語皆情語”。而他在另一首詞《御街行》中，亦以“年年今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的深婉筆調，表達了濃重凄切的相思別情，只是這里的別情已不再是單純的兒女私情，而是寄寓著作者深沉的家國憂思。正如清代的黃寥園在《寥園詞選》中謂其“因心之憂愁，不自聊賴，始動其鄉魂旅思，而夢不安枕，酒皆化淚矣。其實憂愁非為思家也……此其所以先天下之憂而憂矣”。這一評價緊扣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人格風范，揭示了《蘇幕遮》一詞以景寓愁的內涵。而作品所表達的愁緒已由“思家”轉向了“憂國”，突破了詞體專寫個人離恨別愁的狹小境域，使詞開始具有被詩化的傾向，這無疑是對“詩莊詞媚”創作傳統的有力沖擊。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篇中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來概括社會政治的變遷對于文學的影響，范仲淹將士大夫的憂患意識灌注于原本應歌而作的詞體中，這正是宋夏戰爭背景下的必然產物。

盡管適應時代的需要，范仲淹開創了豪放詞風，但在對外屈辱求和的既定國策下，其浩然之氣中總是夾雜著難以排遣的感傷情緒，這使得他的豪放詞風中少了些粗豪勁健的壯大境界，而多了幾分憂憤黯然的感傷情調。如在《剔銀燈》中．他的這種情調體現得尤為鮮明：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孫權、劉備。用盡機關，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細尋思，爭如共，劉冷一醉。人世都無百歲。少癡聯，老成虺悴。只有中間，些子少年，忍把浮瘩牽系一品與千金，問白發，如何回避。

這首作品看似是借詠史表達作者對現實政治和人生的看法，則是“撫時感事”，以此表達自己對宋夏戰爭的態度。盡管范仲淹始終以積極的態度去防御西夏，但戰爭畢竟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了巨大傷害，對于這一點，他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他一改以往文人對三國爭雄的一貫看法，反而笑話曹操、孫權、劉備等困英雄，他們枉費一世心血，最終只落得個天下鼎足三分的結果。在他看來，與其彈精竭慮為了爭奪政治權力而費盡心機，還不如像劉伶那樣沉迷在醉鄉里閑適自在。雖然他自已也無法回答“…品與千金”究竟該不該舍棄，但至少在經歷了國家的內外困頓之后，范仲淹的心態已由親歷宋夏戰爭的積極昂揚，而轉向失望、苦悶以致沮喪。與之前御戰西夏時期所作《漁家做》的慷慨沉雄相比，這首《剔銀燈》在低沉中投射著濃重的感傷之情，這分明已是整個時代的感傷情調，讀來不覺使人心情沉重，從中也的確可以看出宋夏戰爭對士大夫文人心理上的深遠影響．管范仲淹的詞學作品為數不多，但其超越一己的感傷情懷中卻透顯著“不以己欲為欲，而以眾心為心”的浩然正氣與寬廣胸襟。即使是表達別緒愁情，他的詞作依然不側艷，不輕浮，反而意境蒼涼，骨力道勁，深刻體現其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理想與人格精神。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坪價的那樣：“仲淹人品事業，卓絕一時，本不借文章以傳，而貫通經術，明體達用，幾所論者，一一一杼有本之，非虛飾。”此語準確地概括了范仲淹明達用、不虛飾的創作準則，進一步證明了宋夏戰爭對文學創作的強大怍用力。

綜從范仲淹的相關文學作品可以看出，宋夏戰爭不僅使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

而樂”的人格內涵得以進一步彰顯，同時也賦予文學創作以更深遠的內容與厚重的內涵。正如大迎豪蘇軾在《范文正公文集敘》中這樣評價范仲淹：“其于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饑渴之于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于此救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日：‘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于口者也。”。須臾不忘的忠君愛國情懷，有德有言并率然而發的創作才情，這是對范仲淹歷史地位的中肯評價：從此意義講，范仲淹歷經宋夏戰爭時期的人格風范及詩詞創作，不僅是探究百年宋夏戰爭對當時文人心態哎文學創作影響的重要窗口，同時也有益于我們進一步去認識文學與歷史的互動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