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柳永是北宋初期詞壇一名著名庶族詞人。他一生創作了大量深得廣大市民喜愛、在市井歌樓廣為傳唱的詞作。他大量吸收蘊藏在民間的藝術養分，創新詞曲。他的詞作語言通俗、曲調流暢，瑯瑯上口，在當時民間廣為流傳，在那個時代形成一股強勁的“柳永熱”。這股“熱旋風”的形成是宋初社會文化轉型的產物，和柳永自身一生的境遇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同時是他適應文化市場的需求，重視市民文化消費水平及其心理對詞傳播影響的結果。“柳永熱”對后世文學創作有著深遠的影響。

[論文關鍵詞]北宋詞壇；柳永；柳永熱；文化消費

關于“柳永熱”現象，在相關典籍中均有記載，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柳詞受追捧者眾多，層次廣泛。追捧柳詞的有皇帝、宰相、和尚，那些歌妓和普通老百姓就不用說了。據陳師道《后山詩話》記載：“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宋哲宗宰相韓維也是“柳永迷”。韓維“每酒后好謳柳三變一曲。”邢州開元寺和尚法明更是超級“柳永迷”。他“每飲至大醉，維唱柳詞”，“或有召齋者則不赴；有召飲者欣然從。酒酣乃謳柳詞數闕而后已。日以為常，如是者十余年。”臨終前，唱完柳永“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即“跏趺而逝”。那些妓女對柳詞更是喜愛有加，她們為了得到新詞，“移宮換羽”，“多以金物資之。”這些“柳永迷”只是文獻記載的典型代表，在宋代，像上述超級“粉絲”還有很多很多。

其次，柳詞的傳播范圍很廣。柳詞在大宋國可謂街知巷聞，宋人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柳三變好為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柳詞不但在大宋國大江南北廣泛傳播，而且在西夏、遼、金等國外地方也非常流行。葉夢得曾說：“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明官云‘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言之甚廣也。”另據僧人文瑩《湘山野錄》記載：“吳俗歲祀，里巫祀神，但歌‘桐江好，煙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繞嚴陵灘畔，鷺飛魚躍。…他們所歌的正是柳水《滿江紅》的詞句。可見柳詞不但流行歌筵灑肆，勾欄瓦子，同樣流行于民間社祀。

第三，柳詞屢為文人師法。據蔡絳《西清詩話》載：“仁廟嘉佑中，開賞花釣魚燕，介甫(王安石)以知制誥預末座，帝出詩以示群臣，次第屆和，末至介甫……其詩云：‘披香殿上流朱輦．太液池邊送玉杯’。翌日，都下盛傳‘王舍人竊柳詞’。”王安石是否有意剽竊，我們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也在師法柳詞。而師法柳詞，在宋代不只王安石一人。據王灼《碧雞漫志》載：“沈公述(唐)、李元景(甲)、孔方平(夷)處度(矩)叔侄、晁次膺(端禮)、萬俟雅言(詠)皆有佳句，就中雅言又絕出。然六人者源流從柳氏來，病無韻。”蘇軾自以為“自是一家”，但我們翻閱蘇軾和柳永詞集時。令人驚奇的是兩家詞竟然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詞句或意象。如“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鳳棲梧》，又名《蝶戀花》)“衣帶漸寬無別意，新書報我添憔悴”。(蘇軾《蝶戀花》)“江山如畫，云濤煙浪翻輸范蠡扁舟”。(柳永《雙聲子》)“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蘇軾《念奴嬌》)周邦彥慢詞的章法結構，同樣是從柳詞中脫胎出來的。夏敬觀先生早已指出：“耆卿多平鋪直敘，清真特變其法，回環往復，一唱三嘆，故慢詞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士大夫師法柳詞，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柳詞的傳播，使“柳永熱”變得更“熱”。

北宋時期，一些士大夫文人對詞存有偏見，以詞為淫詞艷語而加以鄙棄。他們往往把自己的詞集稱作“詩余”、“琴趣”、“長短句”、“樂府：’、“漁笛譜”等，如黃庭堅和晁端禮把自己的詞集分別稱作《山谷琴趣外篇》、《閑齋琴趣》。宋人魏泰記錄王安石兄弟的一段對話便反映了宋人這一心態：王荊公初為參知政事，閑日因閱讀晏元獻公小詞而笑日：“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日：“彼亦偶然自喜為爾，顧其事業豈止如是耶!”時，呂惠卿為館職，亦在坐，遽日：“為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這種心態導致士大夫文人“偶爾作鬩”或“詩詞問作”。而柳永堅持自己的文藝創作道路，成為當時唯一的專業填詞人。這些士大夫文人絕大多數是貴族詞人，他們是貴族文化的代表。只有柳永獨樹一幟，高舉庶族文化的旗幟，成為庶族文化的領軍人物。

北宋時期，以勾欄瓦肆為主體的市咒娛樂場所特別多，活潑可愛的藝妓更是不可勝數，而最值得稱道的是市井新聲。那些詞作必須與當時的市井新聲結合起來，才能產生獨特的韻律和性情，才能適應廣大市民的文化需求。慢詞是當時最流行的歌詞，也是當時的市外新聲。因此，作慢詞數量的多少，就決定了詞人在流行音樂市場的地位。柳永是北宋時期慢詞數量最多的作家。我們不妨把與柳水(987—1053)同時代詞人的詞作作比較：張先(990—1078)有鬩164首，其中慢詞17首，晏殊(991—1055)有詞137首，其中慢詞3首，歐陽修(i007—1072)有詞241首，其中慢詞13首，而柳永有詞213首，其中慢詞125首。 其次是取決于柳永天資經歷及其創作風格。首先柳永具有作詞的天賦。據楊浞《古今詞話》載：當時有無名氏《眉峰碧》詞，柳永少讀書時，遂以此詞題壁，后誤作詞章法。一妓向人道之。永日：“某于此亦頗變化多方也。”然遂成“屯田蹊徑”。可見，柳永少時聰穎，諳識音律，擅為歌詞。其次是柳永獨特的個性。柳永生長在封建的家庭，柳永兄弟三人，柳永最年幼。當時，其父親柳權宜仕途奔波，經常離家在外，對柳永管教甚少。柳永童年時代的生活相對自由，加之柳永任性縱情，不顧禮法，便形成不羈的個性。有詞為證：“旬日經游殊不厭，欲歸回首更遲網”(《題中峰寺》)，“六六真游洞，三三物外天。九班麟穩破非炯。何處按云軒。昨夜麻姑陪宴。又話蓬萊沾淺。幾回腳弄云濤。仿佛見金鰲。”(《巫山一段云》)第三是柳永一生不得志。柳水弱冠之年上京赴考，初試落第，后屢試屢敗，開拓京師，及遍游汴京、臨安、蘇州等繁華都市，期問，柳水的家人因柳永的壞名聲而中斷柳永的經濟供給。柳永為了生計和仕途，與妓女、樂工為友。為他們撰寫歌詞，賺點潤筆費。直至中年更名柳永，方中進士。柳永曾經做過縣令、電田員外郎等小官，但政績一般，一直不得升遷。第四是柳詞通俗易唱，符合市民的文化消費口味。由于柳永長時間生活在市升中．即使為官后，也體察民情，為民請命。所以，老百姓的生活他最熟識，老百姓的情感他最了解，老百姓的精神追求他最消楚。當時，新必的市民階層在傳統的文學范疇內沒有一席之地，他們強烈要求有一種通俗的市民文學能適應他們的文化水平需要，反映他們的生活、思想和愿望，迎合他們的世俗情吠的審美理想。他書寫的是市民的生活，演唱的是市民的心聲。柳兩的視野范圍鋪及社會各個層面，上自帝皇的“華夜醮連消曙，金殿霓旌籠瑞霧。”(《玉樓春》)，下至“算九衢紅粉皆難比～。(《尉遲杯》)即使是歌妓詞，他同情她們，反映她們的辛酸與不幸。柳永有時惦記歌妓的安康：“慣憐惜。饒心性，鉸厭多病，柳腰花態嬌無力。”(《法曲獻仙音》)有時表達歌妓的痛苦：“萬里丹宵，何妨攜手同歸去。水棄卻、煙花伴侶。”(《迷仙引》)柳永筆下的妓女形象是千百萬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市民的縮影。柳詞一改唐代文人詞高雅含蓄的風格，盡可能運用生活化、通俗化的語言來表達市民關注和喜愛的生活情調，柳詞的語言往往是“明白而家常，細密而妥溜”。這樣的詞，歌妓喜歡唱，聽眾也聽得明白，自然柳詞也流行了。

柳永雖然聰慧過人，但是卻在仕途上屢遭挫折，以至窮困潦倒。生活迫使它只能生活在社會底層，這也就為他了解普通百姓生活和歌妓的生活提供了條件和可能。因為這樣，柳詞變得大紅大紫也就成為必然!概而言之，時代成就了柳永，柳永又創造了時代，柳詞在傳播中產生強烈的社會效應，贏得了千千萬萬的“柳迷”。

“柳永熱”現象的出現，體現了新時期通俗文學與傳統高雅文學分庭抗禮，標志著詞的發展已經邁進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在兩宋歌壇的文化沙龍上，不少貴族文人想在流行歌壇上爭一席之位，亦紛紛開始改變自己的創作風格，將視野投向工會，投向市井生活。北宋時期的蘇軾、王安石等文人師承柳永之前已述，南宋的辛棄疾、劉克莊等詞人同樣深受柳永創作風格的影響，詞作表現出關注老百姓的命運，傾聽老百姓的心聲，反映老百姓的疾苦。如辛棄疾的《水龍吟》：“渡江天馬南來，幾人真是經綸手?長安父老，新亭風景，可憐依舊!，’表達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擔憂。劉克莊《玉樓春》：“男兒北望有神州，莫滴水西橋畔淚!”體現詞人對醉生夢死的腐朽生活的鄙視及強烈的憂國傷時的情感。柳詞不但對后世詞人產生影響，而且對通俗文學，如諸宮調的產生、劇曲的形成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宋真宗時代，雜劇沒有唱詞，而柳永之后的宋雜劇就有唱詞，之后金院本、南戲繼承并發揚之，至元雜劇就達到異常成熟的階段。而明清時代的主流文學戲曲和小說，都是在宋代通俗文學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而傳統的詩歌，盡管當時流派眾多，但無法搶占通俗文學的勢頭，詩歌最終成為點綴那個時代主流文學的綠葉。

總之，柳永在宋代文化轉型的特定環境下，走平民化創作道路，重視吸收民間的藝術，不斷開拓文化市場，成為當時最流行的詞作者。北宋詞壇并不是一支獨秀，那些專營雅詞者，其詞作也在傳唱。不過，與柳詞相比，相距甚遠。“柳永熱”的出現，是社會文化的轉型和市民文化消費意識的轉變的必然產物，它將封建的貴族和士大夫的目光轉移到紅紅火火的民間，引領他們走進民間，關注民問的民情，體悟民問的風情，歌唱民間的真情。正因為士大夫文人不同程度的參與，才使詞擺脫“詩余”的從屬地位，并成為雅俗共賞的新文化這種變化，促進了通俗文學的發展，為元曲和雜劇的繁榮和發展開啟了先河。柳永在推動通俗文學的發展方面是功不可抹的。這也是“柳永熱”給后世文學創作最重要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