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布地理研究是歷史文化地理研究中經常使用的一種方法，用來研究某種類型的人、事、物的地理分布，通過地理分布的分析，去發現事物背后某些帶有本質性或者規律性的東西。分布地理也是一種定量分析，但它又與純粹的定量分析有所不同，定量分析重在以數字說明問題，而分布地理則將數字與地理結合起來，通過地理分布上的數量、范圍以及結構、關系等不同角度不同層面的分析，去研究文化地理問題。本文嘗試用地理分布理論來研究北宋詩人，主要想解決如下一些問題：了解北宋詩人的地理分布狀況，并通過詩人地理分布的分析，了解北宋詩歌發展與地理之關系，研究北宋各地區文學之狀況，亦欲借此來研究宋代文學發展中的某些問題。 在分析之前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只是就詩人的占籍來進行統計，但占籍并非對所有詩人都具有同樣的意義，而且占籍本身就有許多難以確定處，比如依據慣例，“籍”是指祖居之地，但究竟某氏于某地居住幾代稱之為某籍才比較合適呢？是父、祖，還是曾祖、高祖？本文統計雖然以祖居之地為準，但考慮到地域文化對作家的影響，所以也兼顧到父輩的情況，比如韓淲(1159-1224)，祖籍開封雍丘，其父韓元吉(1118-?)南渡后已徙居信州上饒，很顯然，信州上饒對于出生于南渡三十余年后的韓淲來說，其意義要遠比開封雍丘大得多。職是之故，將韓淲劃入信州上饒似更合理些。同時，由于統計上的困難，本文暫時只能以今日之省份來統計北宋時代詩人之占籍，而未能恢復到宋時的路、州、軍、縣的狀態，這無形中又給分析帶來了不少的麻煩。不過從所做的分析來看，還是可以發現和說明一些問題的。對于人文學科來說，定量化的分析永遠只具有參考價值，這也是本文討論的起點和基礎。 一 先從動態化的地理分布說起。 為分析之需要，試將北宋分為四個時間段：第一期：太祖、太宗、真宗時期(960-1022)；第二期：仁宗時期(1023-1063)；第三期：英宗、神宗、哲宗時期(1064-1100)；第四時期：徽宗、欽宗時期(1101-1126)。各期時間大體保持均衡。但詩人的時期歸屬仍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很難整齊劃一。本文則略依詩人及第之年為界，自及第后或稍晚，為其人所屬之時代。這是劃分時代的一個重要依據，但因具體情況又不得不略有調整，比如各期交替之際可能會有交叉，情形也比較復雜一些；再如北宋開國之初，許多詩人原由五代十國入宋，而北宋末則又有相當大的一批詩人跨入南宋，這都是難以處理的。詩人之分期不易，此處統計僅存其大者，因而表中所列數字亦可有上下浮動之余地。 太祖、太宗及真宗時期(960-1022)為唐、宋詩過渡時期，詩風和前代相比變化不大，至真宗后期，宋詩始變。試將本時期詩人之地理分布作一統計如下（見表1）： 【說明】表中所列僅為可以考知占籍的詩人，無可考者均未列入，這后一部分人數亦相當可觀，四個時期分別為：193人（±）、234人（±）、291人（±）、257人（±），總數約為975人。此外，表中所列“科第”一類范圍較寬，除進士外，還包括諸科；除常選之外，還包括制科以及三舍賜及第出身者。 據表1所計，依其數字所形成的自然群，可將此二十個省份分為五組：第一組為河南、福建、浙江，人數約在60-75人之間；第二組為江西、山東、河北、江蘇、四川、安徽，人數約在30-40人之間；第三組為陜西、山西、湖南、廣東，人數約在15-25人之間；第四組為湖北、甘肅、廣西、天津、北京、上海、遼寧，人數約在10人以下。 本期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詩人地理分布之范圍相當廣，共涉及二十個省份，這差不多就是北宋時詩人分布的最大范圍（據《全宋詩》統計，整個北宋時期詩人分布共及二十二個省份），而且各地詩人數亦相差無幾。尤其是北方幾個省份，如西北的甘肅，北方或東北的天津、北京、遼寧，這些地區在此前的中國詩歌史中很少有詩人出現，而今這里卻出了詩人！雖然人數不多，但其意義卻不可忽視。造成這一分布狀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晚唐五代以來動蕩不安的時局。自唐安史之亂后，藩鎮割據勢力日盛一日，至唐末五代，遂演變成一分裂格局，不僅中原地區不能幸免，即使一些邊遠之地或少數民族聚居之地亦被卷入這場爭戰中，成為此一時期各不同地域之主角。比如北方之五代，其中后唐李氏（李克用、李存勖）、后漢劉氏（劉知遠），均為沙陀人；后晉石敬瑭出身不詳，或說為西域石國之后裔。政治上的這種碰撞和“溝通”也同時意味著文化上的碰撞和溝通，于是來自四面八方的邊緣文化、少數民族文化也同時參與到“文化主流”中來，比如《全宋詩》中收錄的一些邊緣地區詩人或少數民族詩人，也說明這一情景的普遍存在，如郭從義(909-971)，其先本沙陀部人，后家太原（今屬山西），《宋史》卷二五二有傳；竇儀(914-966)，薊州漁陽（今天津薊縣）人，后晉天福中進士，《宋史》卷二六三有傳；趙文度(914-974)，薊州漁陽人，《宋史》卷四八二有傳；馬文斌，敦煌（今屬甘肅）人，太祖開寶三年(970)前后為沙州歸義軍節度押衙知司書手（見《全宋詩》第一冊）等。這些人的身份可能不一樣，動機和背景也有所不同，但都因為特殊之政局而與中原文化有了接觸。這是從邊緣文化匯入主流文化來說。另一方面，又有主流文化之分流。由于分裂和爭戰，往日之政治中心已不復存在，一元化走向了多元化，文化或文學之中心也被打破，原本集中于兩京（唐代都城長安和洛陽）之士子亦不得不離開曾令其神往、依戀的都城，為生存計而奔走四方，比如晚唐著名詩人韓偓，京兆萬年人，挈家入閩往依王審知；崔道融，荊州人，避亂來閩；韋莊，京兆杜陵人，入蜀受聘于王建；詩僧貫休，婺州蘭溪人，初獻詩吳越王，又投荊南成汭，后入蜀依王建；歐陽彬，衡山人，初投楚王馬殷，不遇，復投蜀。據《八閩通志》記載，福建之建寧“自五代亂離，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賈，多逃難于此，故備五方之俗”①。又如四川，在五代蜀國時期，“帝（前蜀高祖王建）雖目不知書，而好與儒生談論，頗解其理。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帝禮而用焉，使修舉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遺”②?？梢娫娙酥至魇沁@一時期普遍存在的情況。由政治中心的被打破，進而是文化中心的被打破，遂令唐代三百年來之一統文化逐漸為多元化文化所取代。從晚唐五代文人之處境看，這自然是一種悲劇，但當這些文士遠走他鄉時，在寂寞孤獨的漂泊中，也同時將文學的種子撒在了異域，在經歷過多年與“異質文化”相碰撞相融合之后，新的文學生命也正在孕育之中。宋代文學承五代之后，也自然承繼了這筆豐厚的文化遺產。從這一點來看，未必不可以說是宋代文學之幸。 再看各省之分布狀況。在第一方陣中，河南為宋朝立國之基，亦為宋王朝國都之所在，其詩人數處于“三鼎甲”之狀元亦在情理之中。但這還是表面現象，從更深層來看，應與此一地域之歷史背景有關。在當時人（甚至后世人）心目中，梁、唐、晉、漢、周五代一直是政治、文化正朔之所在（只要看一看史書中大多將此五代帝王列為本紀的事實便可了然），五代至后周時經郭威、柴榮的南征北討、整頓改革，已初步顯示出北方統一之氣象，經濟逐步恢復，社會趨于穩定，又沾了些“皇都”、“京畿”的地利，文人也就較他省為多，文學也較他省發達。須附帶提起的是另外兩個詩人數比較靠前的北方省份，一是河北，一是陜西，此二省大概都與后周或者趙宋王朝有些瓜葛：前者為趙宋皇帝著籍之地（趙匡胤為河北涿州人），晚唐五代時雖然一直戰事不斷，但亦有好文之主，如曾為魏博節度使后為鄴王的羅紹威，據史書記載就是“喜文學，好儒士”之人，“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壞裂抵棄，自劈箋起草，下筆成文。又癖于七言詩，江東有羅隱，為錢镠客，紹威申南阮之敬。（羅）隱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紹威大傾慕之，乃目其所為詩集曰《偷江東》。今鄴中人士多有諷誦”③。至于陜西，本為唐王朝京都之所在，自周世宗顯德二年(955)閏九月收復秦、成、階、鳳四州，陜西亦大部分納入后周之版圖④，其文化也自有難以磨滅的傳統在。 福建、浙江緊隨河南之后，分列第二、第三位。此二省與四川都是五代十國時較為富庶之地，亦為當時文人薈萃之所。福建，蓋古閩越之地，唐末五代初，王潮據閩，“乃創四門義學，還流亡，定租稅，遣吏巡州縣，勸課農桑，交好鄰道，保境息民，人皆安乂”⑤。至宋時，“民安土樂業，川源浸灌，田疇膏沃，無兇年之憂?！渌仔殴砩徐?，重浮屠之教，與江南、二浙略同。然多向學，喜講誦，好為文辭，登科第者尤多”⑥，其文學之盛，由來已久。又據《福建通志》載：“閩文章為天下傳習久矣，四子六經之傳注，紹先圣而詔來學，為閩人所撰述者居其五，馬、班、韓、歐，卑卑無高論矣，然此不可以文言也。唐相常公袞始以文章誨閩人士，閩號能文者自歐陽四門始，其后陳通方、王魯復、許稷、盛均、黃滔、翁承贊之徒，各擅才華，馳驅百氏，終唐之世，咸以詞賦爭鳴。宋興，名儒輩出，其羽翼經傳，表章道學，與夫經濟政事烺烺炳炳功垂天壤者，詳具人物傳矣，其次猶得以雕龍繡虎之技幟樹藝林，故觀人文于閩，猶挹水于河，取火于燧也?！雹邇烧銥椤队碡暋窊P州之域，東南際海，可以通商，土地肥沃，有魚、鹽、布帛、粳稻之利⑧。五代之時屬吳越，吳越王錢镠奉行“保境安民”的政策，尊奉北朝，與他國修好，因此兩浙在五代之時以弱國而獨能保境內平安，正如葉適所說：“吳越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于千里之內，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之眾當今天下之半。”⑨由此可見，福建、兩浙占天時、地利、人和，其詩人之多、文學之盛亦屬必然。 四川也是五代至宋初時文學比較發達的地區，安史之亂時，玄宗避難，已將盛唐文化帶往蜀地；前蜀主王建好文喜儒，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入蜀；后蜀主孟昶，“能文章，好博覽，有詩才”⑩，“嘗立石經于成都，又恐石經流傳不廣，易以木版。宋世書稱刻本始于蜀，今人求宋版，尚以蜀本為佳。昶好文，有功后學，誠未可以成敗論。嘗言不效王衍作輕薄小詞，而其詞自工”(11)。說到刻書，還應該提起對五代西蜀和宋初文化發生過重要影響的毋昭裔刻書，據史書記載：“毋昭裔，字河中，龍門人。博學有才名……昭裔性嗜藏書，酷好古文，精經術。常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張德釗書之，刻石于成都學宮。蜀土自唐末以來，學校廢絕，昭裔出私財營學宮，立黌舍，且請后主鏤版印《九經》，由是文學復盛。又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版行之。后子守素赍至中朝，諸書遂大彰于世。所著有《爾雅音略》三卷?！?12)宋初時尚有《開寶藏》、《太平御覽》和《冊府元龜》三部巨著的刊刻。依常理而論，四川本應有更多的詩人或文學家，但宋太祖到真宗三朝，四川詩人數僅列位第八。這首先可能與北宋初蜀中政局的不穩有關。宋平孟蜀后，將其府庫之積盡輸于京師，又于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止商旅私市布帛，歲貢之數又加倍，因而在太祖、太宗之時便接連發生了全師雄、王小波、李順等人領導的大規模起義，以反抗新王朝的暴政(13)。這不能不對四川文學產生影響；另一方面，也與蜀中士風有關，蜀中士子雖好讀古文，卻以淡泊名利為尚。據《宋朝事實類苑》記載，此一情形至真宗朝仍然如此：“蜀中士子，舊好古文，不事舉業，迨十五年，無一預解名者?！?14)后得張詠獎掖，兩川士子方奮起家榮鄉之志，才改變了這一局面。 其余如江西，為南唐屬地，是五代時文化較發達之地，但宋初方內附不久，因而名列第四(15)。江蘇歷來為文人薈萃之區，但在五代與宋初時，淮東、淮西（包括江蘇北部和安徽北部地區）一直處于南北爭戰之要沖，詩歌無立足之地，因而很難與孔孟之邦的山東較一日之短長。 二 仁宗時期(1023-1063)為北宋詩歌轉折之一大關捩，其變化于表2可見： 首先，與表1相對照，總人數已有了變化。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約六十年間，其詩人總數為523人左右，而且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由五代入宋者（以南唐入宋者為多）；而仁宗一朝約四十年，詩人即有767人之多，比上期多出244人（近原來人數二分之一弱），表明仁宗朝右文風氣在逐步形成，文學開始走向繁榮。 其二，第一期詩人之地理分布呈均勻狀態，涉及二十個省份，除豫、閩、浙三省較突出外，其他各省人數相差無幾，說明北宋初期雖已建立起政治中心，但文化之中心尚未完全形成；而在仁宗時期，詩人地理分布卻出現越來越集中之趨勢：所及省份由原來的二十個減少到十七個，而十七個省份中，閩、浙、蘇、豫、贛、川六省詩人數即近600人（598人），約占全部詩人總數（767人，不包括占籍不詳者，下同）的77.97%，即四分之三強；而其余各省之數僅為169人，約占總數(767)之22.03%，即四分之一弱！而且這一狀況在整個北宋時期一直沿襲下來，盡管其內部略有變化。從文化史和文學史來看，第二期這一地理分布之變化正標志著北宋至仁宗時期文化中心和文學中心的逐漸形成（盡管這中心是多元化的）。 其三，再從各省分布看，一些變化也頗堪注意。其中變化較大者為河南、四川、山東、河北、安徽、山西、湖北等地。河南已從原來三足鼎立的第一方陣中被擠出，降為第四名（盡管與第三名的江蘇相差無幾）；四川與山東之變化正好相反：四川由原來之第七躍升為第六，幾為山東人數之倍，直逼江西；而山東則由原來之第六降為第七，不僅名次下降，再從數字來看，其變化更大：山東原本與江西、江蘇及四川處于伯仲之間，而今不僅與贛、蘇相差懸殊，即與四川亦不侔矣！河北由原來的第六降至第九；安徽雖然仍列名第八，但在第一期與第二組之江西、江蘇人數相差并不大，而此時卻已減少為蘇、贛各省人數之三分之一弱！山西由原來之第十二位降至第十四位，湖北則由原來之第十五位上升至第十二位。 再次，從總體趨勢上，本期詩人的地理分布是北方詩人數在下降，南方詩人數在上升，其中重要原因可能與仁宗時期對待南方人的態度與政策的改變有關。趙宋開國，以北方為基，后平南方諸國，遂混天下為一。但長時期的南、北隔絕，統一的表象并沒有改變北方人對南方人的偏見，據說宋太祖“禁中誓碑”中留下的第一條祖訓就是“后世子孫無用南士作相、內臣主兵”（《邵氏聞見錄》卷一）。這一條在趙宋建國之初還不成為大問題，但隨著南方人口的增加，南方及第人數和入仕人數的增加，平等相待的要求自然也會被提出來，于是就發生了一系列關乎南、北關系的矛盾沖突。比如宋真宗欲以王欽若（江西新余人）為相，卻遇到了時相王旦（河北大名府莘縣人）的強烈反對，真宗只好作罷，直到十年后的天禧元年(1017)，王欽若才登上相位(16)。又如寇準（陜西渭北人）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為北方爭狀元事(17)。北方人與南方人在政治上、文化上的矛盾如此突出，較量如此激烈，一方面說明真宗朝北方人對南方人的偏見是如何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表明南方的勢力也越來越強大，令北方人明顯感到一種威脅和壓力。到仁宗時期，雙方力量的對比已經發生了變化。據程民生統計，北宋時實任宰相共71人，其中北方42人（王祥按：據表應為41人），占59%；南方29人，占41%(18)。這是從整個北宋來說，如果按分期來看，南、北方的變化對比可能更為明顯，仍引程民生所作統計為證： 北宋各期南北宰相數量分析表(19)： 這一變化是鮮明的?？梢韵胂?，在這鮮明變化的背后，南方是如何一步步擁有了龐大的人口和士人群體。雖然在此之后（甚至在其后的幾個時代里）都可能會有北方人卑視南方人的事件，但那可能只是南、北文化差異所導致的必然結果，而與此時的意義已截然不同。南方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北宋的政治、社會、文化里，不僅在改變著北宋的政治格局，也在改變著北宋的文化和文學格局，北宋中、后期的政治改革和文學改革，可能都與這一地域文化的變化有著某種內在的聯系。 三 英宗、神宗、哲宗三朝(1064-1100)詩人地理分布狀況如下（見表3）： 從時間跨度與人數比例看，第三期與第二期大體接近（第二期為四十年，第三期為三十六年），而人數反比上期多出50人左右。表明北宋文學已經進入了它的全盛時期。 從整體上看，人數在繼續保持兩極分化之狀態下，又有了些新的變化，比如前六省之人數為618人，占總數的73.42%，比上期的77.25%降低了4個百分點；前三省情況則相反，上期中前三省人數為333人，占總數的42.75%，而本期前三省之人數已上升至389人，占到總數的45.79%，上升了3個百分點，說明本期在上期形成文化或文學中心的基礎上，又有所發展和強化。 再看各省情況：河南繼續下滑，已從第一方陣中被擠出，降至第五，人數不及第一名福建的一半，比第二名浙江亦少50余人；江西則由原來之第五升至第三，替代了河南的位置，超出江蘇10人左右，超出河南30人左右；山西由原來的第十四升至第九，是諸省中變化較大的一個；湖南由原來的第十降至第十三，陜西由原來的第十一降至第十四，甘肅則被擠出十六名之外，而代替它的是逐漸興起的地處南方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