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孔子柏拉圖教育倫理比較

論文摘要:孔子和柏拉圖分別是中西教育史上的奠基式人物，他們在各自的教學實踐中都形成了豐富的教育倫理思想，為推動人類的教育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通過分析、比較發現，他們的教育倫理思想存在相似之處，但在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教育對象的選擇和態度、教育的內容及其地位等方面又各具特色。

作為人類歷史上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中國的孔子(公元前551一公元前479)和古希臘的柏拉圖(公元前427一公元前347)都生活于奴隸社會末期的沒落的貴族家庭，都是學校教育的創始人(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開辦私學、大規模講學的人;柏拉圖創辦的學園是歐洲歷史上第一所以傳授知識、進行學術研究、提供咨詢、培養貴族子弟成為上層統治者的綜合性學校)，都在各自的教學實踐中形成了豐富的教育倫理思想，都為推動人類的教育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但通過對他們的教育倫理思想在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教育對象的選擇和態度、教育內容及其地位等方面的比較，發現二者有相似之處，但又各具特色。

一、教育作用方面

孔子與柏拉圖都十分強調教育的作用。孔子一方面認為有“生而知之者”他自稱“天生德于予”另一方面又強調“學而知之者，主張“學以致其道”，體現了他在知識和德性來源上的先驗論傾向。但他又指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肯定人受教育的可能性和教育對人的改變作用。他認為，盡管人是“性相近、習相遠”的，但在一定范圍內，借助教育的啟發、誘導，可以使人化惡為善、化愚為智。他指出:“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也就是說，教育能對改變人的本性和發展人的個性發揮作用，能使好學的人的個性得到良好發展。只有好學，才能使人對處事有分寸，才能使人及時而正確地解決問題。孔子還認為教育作用的發揮不僅不能脫離社會，而且是與社會密切聯系的。為此，孔子又提出了“庶”、“富”、“教”的主張。如他和冉有到衛國后曾感嘆道:“庶矣哉!”冉有問:“既庶矣，又何加焉?”子曰:“富之”;冉有又問“既富矣，又何加焉?”子曰:“教之”，從而涉及到了教育與經濟的關系問題，這顯然具有唯物主義的性質。

在繼承了畢達哥拉斯的“靈魂不死”和蘇格拉底的“靈魂輪回”思想的基礎上，柏拉圖提出了“天賦品德論”，并把這一思想作為自己教育思想的理論基礎。他認為善的理念是理念世界中最高的理念，是構成現實道德善的根源，對善的理念的追求就是最終的目標。而要在“理想國”中實現這一目標，唯一有效的手段就是教育，因為“教育是使人們從可感世界上升到可知世界的唯一有效的手段”。人的靈魂中有先天的“善”，教育的目的和任務就是如何引導人們去認識這個“善”，教育的內容就是應該用什么手段在最大程度上去實現這個“善”。通過教育，不僅可以使人有良好的行為習慣，而且有利于國家的統治。教育就是對兒童的習慣所給予的影響和培養，通過這種影響，把“快樂、有益、痛苦和憎恨都適當地植根于兒童的心靈中”，引導他們“恨你所恨的，愛你所愛的”，從而使“心靈的和諧達到完善的境地”。他認為一般人的知識和道德是通過后天學習而獲得的。柏拉圖還非常強調教育在培養未來統治者中的作用，他認為教育是實現理想國，塑造人的心靈和培養下一代統治階級和維持“理想國”的重要手段。在柏拉圖看來，單純憑借立法，而不主要憑借教育，要想實現“理想國”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他認為統治階級的頭等大事就是抓教育。

二、教育目的方面

孔子與柏拉圖都想通過教育來培養理想的人才。但孔子是要把“好禮、好義、好信”之人培養塑造成為能承擔歷史使命的理想人格—“圣人”和“君子”。在孔子看來，要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實現其“仁”“禮”統一的理想的社會模式，必須靠“志士仁人”的不懈努力，他自己的一生實踐就是極好的證明。所以，孔子總是強調“修身”，并把“修身”作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修身”也即“修己”，就是要培養自己的理想人格。孔子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和“君子”。其中“圣人”是最高的理想人才，“君子”是較低的理想人才。所謂“圣人”，就是能夠為大多數人謀福利，能夠促進理想的“大同社會”的實現，并通過努力使一切人民的生活都獲得改善的人。孔子本人也不敢以圣人自居，他認為“若圣與仁，而吾豈敢”，只有堯、舜、禹才具有這種品格。因此，孔子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培養“好禮、好義、好信”，能夠使“四方之民褪負其子而至”的君子。這些君子實際上就是奴隸主階級的統治人才。孔子的教育目的，除了培養“君子”外，還有“教民”的一面，即用所謂的“禮樂”和“仁義”的道德對人民進行教化。他認為君子受了教育，可以修身安人與治人，而人民受了教育，則可以成為順民。

柏拉圖認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養奴隸制度的上層統治者，即培養奴隸主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哲學家)和國家的保衛者(軍人)，同時也提供政治上的咨詢并以此間接地影響實際的政治進程。柏拉圖崇拜并接受了斯巴達的不重智育而重體育和品行訓練的教育方式。他認為青少年在受教育期間，要學習荷馬史詩和愛國歌曲，經常進行體育競技比賽。他們衣著儉樸，食宿簡陋，以培養堅韌、服從、勇敢的品性和強烈的愛國精神為宗旨。每個斯巴達人都必須以為國家服務為目的，個人不屬于自己而屬于國家，勇敢是最重要的品德。他認為兒童出生后應該歸國家所有。當孩子長到3-6歲的時候，應該送到公立的學前教育機關接受初等教育。6歲以后男女分開，開始接受正規的普通教育，主要學習音樂、體育。18-20歲進人青年“埃弗比”接受軍事教育，并學習“四藝”(算術、幾何、天文和音樂)。到20歲大部分青年被斷定為軍人的材料成為軍人，只有少部分人經過一再挑選繼續10年教育，主要學習“四藝”和哲學;到30歲時，再次選拔智能稍差的充當行政官員，成為高級官吏，極少數智能特高的人繼續學習5年，研究辯證法，到35歲便成為哲學家，只有哲學家才能成為國家的統治者。

三、教育對象的選擇和態度方面

孔子主張“有教無類，不分貴賤，即育不分出身，不分貴賤，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如孔子的學生子路原是不知禮的“野人”，子貢是一個商人，仲貢之父為“賤人”“子張，魯之鄙家也。顏琢聚，梁父，之大盜也，學與孔子。孔子創設私學，并開始“學以民間”，使許多既非貴族子弟也非仕人的青年接受到了文化教育，打破了過去“學在官府”，由封建貴族壟斷文化教育特權，平民百姓不能接受教育的現狀，這充分體現了教育的民主性，打破了傳統文化傳播中的貴賤界限，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創舉，對于普及教育、傳播文化和促進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積極作用。在對待和處理師生關系問題上，孔子主張師生平等、教學相長和以身作則。他認為:“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后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當仁不讓與師” “教學相長”則隱含在其教學實踐中。如子貢問曰:“貧而無謅，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子貢問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己矣。告諸往而知來者。當聽了孔子的教誨后，子貢領會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道理，孔子非常高興。孔子還真誠地歡迎學生對他提意見。他的得意門生子路常常向他提出批評性的意見，孔子都樂于接受，對于不肯提意見的學生則要責怪之。孔子提倡的師生之間相互切磋、共同討論，起到了教學相長的作用。他更重視“身教重于言教”。他指出自己的道德學問全部表現在行動上。他從未把自己看成是“先知先覺”，錯誤和過失對自己也是在所難免的。但“過，則勿憚改。“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如“茍正其身”。但孔子反對女子教育，他認為“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在孔子眼里，婦女與小人處于同等地位，所以他輕視婦女，剝奪他們受教育的權利，這種思想影響了我國幾千年。既使到今天，其流毒在一些地區仍然存在。 柏拉圖的教育具有嚴格的等級性。他的教育對象主要是出身高貴的統治階級(金質的人和銀質的人)。他把人分為三等:第一類是立法者和監護者，即國家的統治者;第二類是軍人，即國家的保衛者或輔助者;第三類是農夫、手工業者和商人。他認為他們都是由不同的質料做成的，第一類人是神用金子做成的，理性發達，適合做統治者;軍人是神用銀子做成的，意志堅強，勇敢好斗，是國家的保衛者;手工業者和農民是神用銅和鐵做成的，以貪欲為特征，只能處于最下層、從事卑賤的體力勞動和商業活動，必須服從于統治者和軍人的統治。他還認為，一個人屬于哪一種人，他所生的子女也就屬于哪一種。但由于都是出自同一祖先，金質做的父母有時也會生出銀質的子女，銀質的父母也會生出金質的子女，其他質地的人有時也可以相互產生。但他特別強調，不能讓銅鐵做的人偕越到高一級，掌握城邦的權力，“一旦銅鐵做成的人掌握了政權，國家便要傾覆。他認為教育不能使城邦中所有的人都能實現心靈轉向，能夠實現轉變的只有生性優越的金銀族中的少數人，即哲學家和軍人。他在《理想國》中詳盡討論了統治階級(軍人、上層統治者)的教育，但沒有接觸到平民—勞動人民的教育，自然更談不到對奴隸的教育，他認為奴隸根本就不算人。盡管在《法律篇》中談到了平民教育，但這是一種與統治者的教育完全不同的教育，主要是使勞動人民的子弟接受“上帝造人，分為三等”的謊言，使他們安于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另外，柏拉圖也非常重視女子教育和兒童教育。他認為女子接受教育有兩個好處:一是女子接受教育后，一旦有了戰爭，男子出征走了，女子可以接替男子的守備任務;二是女子受教育后，對生育后代有好處。柏拉圖在兒童教育方面甚至主張取消家庭，實行兒童公育。在《理想國》中，他詳盡地討論了胎教的問題，以及七至十七八歲青少年受普通教育的問題。柏拉圖的“男女平等”、“重視兒童”的教育思想，對于解放、提高婦女的地位和提高全民素質具有重要意義。

四、教育內容及其地位方面

孔子和柏拉圖都十分重視道德教育和文化知識教育，都輕視勞動和勞動教育，但二者關于德教的內容和地位不同。孔子把教育的內容歸納為“文、性、忠、信”，即文化技藝、生活實踐、忠誠待人和信實辦事四類。他認為培養人才首先注重的就是德育，他認為學生的品行修養、禮儀實踐才是最重要的，只有當學生“行有余力”時，才能學文，而“忠”、“信”教育也都屬于德育范圍，學生必須做到“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更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還要求學生“主忠信”，和“言忠信，行篤敬”。因為這既能傳授給他們豐富的道德知識，更能培養并使其養成良好的道德信念、道德情操和堅強的道德意志，這能使他們“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而成仁”，能為崇高的道德目的而獻身。孔子在其教學實踐中，特別注重用“仁”和“禮”來教育學生，要求學生“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注重對學生的政治信仰、道德信仰和仁愛學說的教育。他曾告誡其子孔鯉道:“不學禮，無以立也”。當他的學生冉有因為替主人季康子斂財，.違背了孔子的“仁”時，不僅受到了孔子的嚴厲批評，他還憤怒的命令其他的學生對其“鳴鼓而攻之”。其次他也十分重視文藝的教育作用，并常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主張音樂要采用《韶》(舜時代的音樂)、《武》(周武王的音樂)，反對“鄭聲”(鄭國流行的新樂)。“子在齊聞《韶》樂，三月間不知肉味。在階級社會里，由于道德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因此，從內容上看，盡管孔子的德育多為奴隸主階級的道德綱常和倫理規范，但其德育思想里也繼承和發展了我國古代的優良道德傳統。

柏拉圖也重視道德教育。他在唯心主義的“回憶說”和靈魂等級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先天四品德論，即:智慧。他認為智慧是一種最完美、最重要的知識，“閑暇是具有智慧的主要條件，所以，智慧的品德不可能為那些因謀生而終日勞動的人所有，只能屬于那些享有獨立生活資料即有足夠財富的人，或者屬于那些由國家負擔費用而不必為生活擔憂的人。”柏拉圖認為，智慧是最高的品德，是財產和地位的附屬物或特權，只為奴隸主統治者所專有，是國家統治者所具有的品德。勇敢。即“保持一種對于法定的教育所確定的可怕的事物—即什么樣的事物應當害怕—的信念”。柏拉圖認為，作為一個勇敢的人，不管是痛苦還是歡樂，不管是坦然還是懼怕，都要保持既定的信念不動搖。所以，“勇敢就是一種保持”，而這種堅定的保持既定信念的精神，只有保衛國家的軍人、武士才具有。節制。就是“對于快樂和欲望的控制，就是要使自己成為‘自己的主人’。”柏拉圖認為這是最低級的品德，是屬于農夫和工藝人所具有的品德。但他又認為，“節制還應該為各種等級的人所共有，因為只有大家都有節制的德性，才能產生和諧，各等級之間以及各等級的內部，才不至于互相爭奪。”正義。他把正義規定為“做自己的事情，不要干涉別人的事”，或者說“正義就是履行自己的義務”。正義是其他諸美德實現的最高境界，沒有正義，其他美德就失去了最高的目的。正義要求國家的完善發展，要求所有美德的恰如其分的結合。當三個不同的等級在國家里各做各的事情、各盡其職和義務而不互相干涉的時候，就有正義了。這樣的國家就是正義的國家。

柏拉圖也十分重視文藝的道德教育作用。他認為，“樸質的音樂文藝教育則能產生心靈方面的節制，樸質的體育鍛煉產生身體的健康。”首先，音樂是指廣義的人文教育，其中包括事實的與理想的教育，理想教育應擺在首位，而道德教育貫穿始終。音樂教育的目的在于塑造人格，使人辨別美德。所以教育的內容非常重要，尤其要注重內容的道德性。因此，淫穢、卑劣、恐怖、頹廢的故事傳說，包括荷馬史詩都應廢除。必須以美好、富于道德感的內容對人們進行熏陶，以達到陶冶性情的目的。其次，體育在于強身，培養堅毅，吃苦耐勞和勇敢的精神。音樂和體育應該結合起來，因為身體上的完善不能使品格完善，高尚的品格，才能使身體完善。“一個好身體，不一定就能造就好的心靈好的品格，相反，有了好心靈和品格就能使天賦的體制達到最好”。

此外，孔子和柏拉圖的教育倫理思想的不同還表現在對待歷史文化的態度(孔子主張“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柏拉圖則繼承和發展了斯巴達和雅典的教育體系)和辦學形式(孔子采取“私學”形式，柏拉圖則主張教育應由國家管理和負責)等方面。但從以上對兩者教育倫理思想的比較中可以看出，兩者都對文化教育的普及推廣、社會的發展和歷史的進步發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