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和《紅樓夢》兩部小說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都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為我們樹起了一道多姿多彩、性格各異的人物畫廊。從人物形象的刻畫上，我們也可以看出《金瓶梅》和《紅樓夢》之間的深刻影響和自覺借鑒。

從前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或表現(xiàn)為人神合一，如《西游記》中的孫悟空、豬八戒和唐僧；或雖然是人卻被神化，如《三國演義》中的關(guān)羽，《水滸傳》中的戴宗；或?qū)⑸袢烁窕纭读凝S志異》中的狐鬼花妖，這些都不是真正的來自現(xiàn)實生活中的人物形象，他們往往不夠真實，不夠豐滿，并且缺乏典型意義，與現(xiàn)實生活相去甚遠。而將人物形象放在現(xiàn)實生活中去表現(xiàn)，這正是從《金瓶梅》開始的。從這一點上說，《金瓶梅》的人物形象刻畫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

《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我們都可以在現(xiàn)實生活中找到他們的影子，他們都是逼近生活的真實可信的人。無論是豪紳惡霸西門慶，還是他的妻妾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李瓶兒，以及所有的丫鬟奴仆、清客幫閑、走狗爪牙、娼妓歌女、流氓光棍、外官太監(jiān)，等等，大都刻畫得真實可信，血肉豐滿，栩栩如生，同現(xiàn)實生活極為接近。

《紅樓夢》的人物描寫，便繼承了《金瓶梅》這種寫實主義手法。《紅樓夢》描寫了近千個人物形象，不論是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和史湘云，還是賈母、王夫人、邢夫人、王熙鳳、李紈，以及賈敬、賈赦、賈政、賈珍、賈璉、賈蓉、薛蟠，還有那些數(shù)不盡的丫鬟婢女、王公伯侯、和尚道士、平民百姓，等等，都來自現(xiàn)實生活，這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1]

不僅如此，《金瓶梅》和《紅樓夢》兩部小說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有著酷肖之處，如西門慶和賈璉，二人都是縱欲淫亂；潘金蓮和王熙鳳，二人都有狠毒狡詐的一面；吳月娘和尤氏，二人都表現(xiàn)為有德無才；李瓶兒和尤二姐，二人都具有屈辱求全的性格，不一而足，從中我們都可以看出來《金瓶梅》和《紅樓夢》兩部小說之間影響和繼承的關(guān)系。特別是李瓶兒和尤二姐，兩個人物形象之間的承繼跡象是非常明顯的。何滿子先生曾指出：“《紅樓夢》中的人物性格和命運也有些個是和《金瓶梅》相近的，自然，相近不等于雷同。其中近似得太耀眼的，我想是尤二姐和李瓶兒。其余的人物或只性格的某一特征，或只遭遇某一方面依稀仿佛，尤、李二人則不論性格、命運的大關(guān)節(jié)，連細節(jié)描寫都有其神似之處。”[2]馮子禮先生在《金瓶梅與紅樓夢人物比較》一書中則從“兩個出身和性格頗為相像的‘淫奔女’”、“相同的悲劇命運”和“性格和悲劇的差異”三個方面對李瓶兒和尤二姐進行了比較分析，文章說服力較強，很值得一讀。

在《金瓶梅》和《紅樓夢》這兩部小說中，人物形象的刻畫尤其值得稱道，作者不僅寫出了人物形象的主導(dǎo)性格，而且還充分表現(xiàn)了人物性格的多維性、復(fù)雜性和立體感。比如，潘金蓮和王熙鳳，陰險、狠毒、潑辣，這是她們性格中的共同點。但是，作者又非常注意表現(xiàn)出她們性格的豐富性和不同側(cè)面。因此作者在小說中也描寫了她們溫柔的一面。潘金蓮與西門慶勾搭成奸，喪心病狂地害死武大郎，是那樣的兇殘，她對李瓶兒是那樣的嫉恨，乃至于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但是同樣是這一個潘金蓮，她在西門慶面前卻顯得是那樣的“溫良馴服”。王熙鳳毒設(shè)相思局，致使賈瑞命喪黃泉，是那樣的陰險；她借劍殺人，害死尤二姐，是那樣的狠毒；為了幾千兩銀子，使一雙青年男女無辜而死，是那樣的殘酷。但是同樣是這一個王熙鳳，她對自己的女兒巧姐是那樣的疼愛，儼然是一位慈母；劉姥姥是一個鄉(xiāng)村老嫗，但是王熙鳳也曾周濟過她，說明她也有惜老憐貧的一面。盡管王熙鳳對別人有時很兇狠，但是大家還是喜歡圍著她轉(zhuǎn)，這并不是人們都懼怕她。她有一副好“剛口”，每當她講笑話兒時，大家總是聽得入了迷，她不時地給人們帶來了笑聲。潘金蓮有時還顯得心直口快，別人有所顧及不愿意說的事情，她卻能夠給直接捅出來。王熙鳳常常是未睹其人，先聞其聲，豪爽多智，博得賈母的歡心，贏得王夫人的信任。因此說，潘金蓮和王熙鳳這樣的人物形象，既是可恨的，又是值得憐憫的，有時也有可愛的一面。當然王熙鳳要比潘金蓮刻畫得更成功，更富于典型意義。

在《金瓶梅》以前的小說，一般很少有或不太注意對人物的心理進行描寫，即便描寫了人物的心理，往往也是非常簡單的一兩筆，很少做深入細膩的描繪，當然《水滸傳》有了發(fā)展，但是還不能夠做到細膩入微。而《金瓶梅》和《紅樓夢》則不然，人物形象的心理描寫不僅很細膩，而且也很深刻，從而使人物形象更加豐滿，更加鮮活。我們可以看到在《金瓶梅》第五十三回中，有一片斷描寫吳月娘背后偷聽孟玉樓、潘金蓮對她的議論，其中吳月娘的心理反映，便被作者描繪得極為生動，極為細膩。同樣，在《紅樓夢》第二十六回中，也有一片斷描寫林黛玉找賈寶玉，被丫鬟關(guān)在門外未曾進入怡紅院的情景，作者對林黛玉當時的心理描繪，更是細膩入微，動人心魄。

《金瓶梅》的人物形象塑造有著明顯的不足。有的人物形象的性格前后變化太大，并且缺乏內(nèi)在的邏輯，于是顯得不夠和諧統(tǒng)一。比如李瓶兒，她先是氣死丈夫花子虛，后又驅(qū)逐另一個丈夫蔣竹山，這的確顯得很兇悍。然而李瓶兒一旦嫁給西門慶，則變?yōu)槿柿x禮讓，甚至忍氣吞聲，膽小怕事。這樣的處理，實在難以令人置信。而在《紅樓夢》中，則沒有這種現(xiàn)象，起碼在《紅樓夢》的前八十回中是不曾出現(xiàn)這樣現(xiàn)象的。人物形象的性格盡管有發(fā)展變化，但是有跡可循，性格前后不論怎樣發(fā)展變化都是自然和諧的。

在《金瓶梅》中，作者所描寫的基本都是“壞人”，退一步說縱然不都是如此，人物形象身上也是“壞”的因素多一些。因此造成整個小說所描繪的世界一片漆黑，缺少光明，沒有理想。因此，張竹坡在《金瓶梅讀法》中指出：

西門慶是混帳惡人，吳月娘是奸險好人，玉樓是乖人，金蓮不是人，瓶兒是癡人，春梅是狂人，敬濟是浮浪小人，嬌兒是死人，雪娥是蠢人，……若王六兒與林太太等，直與李桂姐輩一流，總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輩，皆是沒良心的人，兼之蔡太師、蔡狀元、宋御使，皆是枉為人也。

由此可見，在《金瓶梅》中，幾乎沒有“好人”，上面張竹坡所舉的十八個人當中，除了孟玉樓外，基本是可以說都是“反面”角色，就是孟玉樓也算不得是“正面”形象。而《紅樓夢》中則既有丑陋骯臟的人物，又有閃耀著理想光芒的正面典型形象，前者如賈雨村、薛蟠，后者如賈寶玉、林黛玉等。而且作者對他所恨的人，也能夠?qū)懗銎洹昂谩钡囊幻妫粚λ鶒鄣娜耍材軌蜃龅健皭鄱鋹骸盵3]。

《金瓶梅》和《紅樓夢》兩部小說中都塑造了很多婦女形象，但是作者對待婦女的態(tài)度卻有著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李希凡先生在一篇訪談文章中曾說，毛澤東同志“曾把《金瓶梅》與《紅樓夢》作比較，認為《金瓶梅》是反映黑暗，不尊重婦女，而《紅樓夢》寫得有點希望，是尊重婦女的。話很簡單，卻抓住了要害。”[4]在《金瓶梅》中，幾乎所有的婦女不僅本身是既淫又妒，而且作者又把她們寫成以西門慶為代表的男人們用金錢買來的泄欲的工具和玩物，她們幾乎沒有什么人格和地位可言。而在《紅樓夢》中則不然，小說中的大多數(shù)女子，都是作者所歌頌和同情的對象。正如有的學(xué)者所說的那樣：“跟以往的‘顯揚女子，頌其異能’（魯迅《史略》評《玉嬌梨》《平山冷燕》）的作品不同，曹雪芹的《紅樓夢》是把清爽的女兒與濁臭的男人，從整體的比較與對立之中，從著重對青年婦女的美好品德的歌頌之中，來寄寓作者那強烈的愛憎感情和美好的生活理想的。”“生活在大觀園的青年姑娘們不僅有著儀態(tài)萬方的美麗的外表，而且更有著一個個層次不等的美妙的靈魂，真是秀外慧中！我們讀著作者描寫她們的文字，心里會不由自主地泛起美好感情的層層漣漪與洶涌波瀾。”[5]曹雪芹讓她們生活在具有一定的理想色彩的大觀園中，給她們提供了能夠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華和能力，盡情表現(xiàn)自我的大舞臺。她們不僅風華正茂，青春浪漫，而且相貌美麗，楚楚動人，尤其是她們才華橫溢，能詩善畫，出口成章，揮灑成文。甚至作者還有意識地讓賈寶玉因為有了這樣一群多才多藝的女子而自慚形穢，這又構(gòu)成了對這些青年女性的有力襯托。甚至賈寶玉還說什么：“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見《紅樓夢》第二回）他認為：“原來天生人為萬物之靈，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鐘于女兒，須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第二十回）在《紅樓夢》中，作者還借甄寶玉之口說什么：“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凈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這兩個寶號，還尊榮無對的呢。”（第二回）由此可見，小說對女子的無限贊美之情。《紅樓夢》不僅是唱給這些青春女子的一曲頌歌，也是對她們的悲慘命運充滿同情的一曲挽歌，曹雪芹徹底拋棄了中國年小說史上俗濫的“大團圓”的套式，把《紅樓夢》寫成了千古不朽的悲劇，激起了廣大讀者對以林黛玉為代表的青年女性的深切同情。而這一點則是《金瓶梅》所根本無法比擬的。 [1] 魯 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

[2] 何滿子：馮子禮《金瓶梅與紅樓夢人物比較·序》，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

[3] 俞平伯：《紅樓夢辨》，見《俞平伯論紅樓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4] 李希凡：《紅樓夢藝術(shù)世界·毛澤東與〈紅樓夢〉》，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1996年版。

[5] 周中明、文又波：《試論曹雪芹的婦女觀》，《紅樓夢學(xué)刊》，1994年第3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