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三國演義》是一部長篇歷史小說。全書立意在于敘史存義，但在情節鋪排中，卻攙雜著許多有關天命星象、卦兆災異等的內容。這些內容，不僅是《三國演義》思想內容的不可忽略的組成部分，而且相當全面地反映了《三國演義》的天命觀。

《三國演義》的天命觀及書中有關天文星象、卦兆災異等的描寫，主要是受了中國古代“天人感應”神秘學說的影響。西漢經學家董仲舒是“天人感應”學說的始創者。他認為“天”是“百神之大君”，是“萬物之祖”；認為“理”，即“天理”或“天道”，是宇宙的本體，是萬物的本原（董仲舒《遺書》）。是最高范疇。他將“天道”與人事相比附，認為天人相應。認為天能干預人事，自然界的災異和祥瑞是天表示對人的譴責和嘉獎的兆示。他認為“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天心”是“仁愛人君”的，“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董仲舒《對賢良策一》）同時，董仲舒又認為人君的政治措施和行為，人們的某些宗教儀式等也能感動上天，促使上天改變天意對人事的安排。他的這種“天人感應”學說，是以儒家學說為主，吸收了法家及先秦各家學派的思想而建立起來的神學唯心主義體系，其本質和目的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所宣揚的“君權神授”制造“理論”根據。 孟子、朱熹等唯心主義哲學家認為“天”是“理”的本原，人所具有的觀念（理）是出自于“天”的。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朱熹為孟子所言注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三國演義》對于“天”的認識與孟子、朱熹的認識是一脈相通的。書中并沒有關于靈霄殿、冥府、龍宮等神仙機構場所的描寫，也沒有出現玉皇上帝、菩薩、龍王等神仙人物，但卻大量談及“天數”、“天命”、“天運”、“天理”、“天道”等。書中人物并不是通過“天”的藝術形象來認識“天”的，而是從對于“天”的崇拜觀念出發來認識“天”的，他們對“天”的認識基本上是抽象化、理念化的，是唯心主義的。 《三國演義》第８６回中，寫蜀國的學士秦宓向吳國的使臣張溫言天之理，說：“昔混沌既分，陰陽剖判；輕清者上浮為天，重濁者下凝而為地”。所言之“天”似當為由物質所構成，但他仍不知“輕清之外”“還是何物”，而自稱“無所不通”、“無所不覽”的張溫也“無言可對”。他們對于“天”的認識相對是膚淺的，唯物的觀點很抹糊，而更多的人物對“天”的認識則是唯心的，認為天是有“天命”、“天理”、“天道”、“天運”和“天數”的。 《三國演義》認為“天”有“天數”，而地上國家則有“氣數”，“天”的“天數”決定人間國家的“氣數”。國家存亡系于天命。書中寫漢朝的傳國玉璽上鐫刻著“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個字，“漢家氣數”是由“天數”決定的。書中雖然也說漢末“致亂之由”是“桓靈二帝”的政治腐敗，但同時也強調：“漢朝天數當桓靈”（４回）、“漢家氣數已盡”（８回）；作為對漢末三國晉初歷史變化的歸結，書中借后人之詩說：“魏吞漢室晉吞曹，天運循環不可逃”（１１９回）；“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１２０回）。點明“天下大勢”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由“天運循環”決定的。正是認為“天數”決定國家“氣數”命運，三國時期政要人物都注重以“天數”、“天意”為自己的政治行為辯護。曹丕為奪取政權，讓他的心腹王朗逼迫漢獻帝禪位，就強調漢室“氣數已盡”，而“天之歷數”已在曹氏（８０回）；蜀漢為建立封建割據政權，也借“天意”制造輿論，諸葛亮勸劉備做皇帝時稱：“天與弗取，反受其咎”，劉備登基自稱是“天命不可以不答”，也是借“天命”為自己做皇帝加以遮飾。他們都稱自己的“君權”是“天意”神授的。 《三國演義》認為“天”是變化著的精神本體。“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１４回），書中許多有影響的人物都有這種思想。曹丕逼漢獻帝禪位時冊曰：“天命不于常”（８０回）；諸葛亮北伐前說：“天道變易不常”（９１回）；王朗與諸葛亮爭論時說：“天數有變”（９３回）；司馬師也說：“天道三十年一變。”（１０８回）但是《三國演義》中所表述的天數的變化并非是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而是沒有質變的量變過程，是一種“天數”的循環。由這種天數的循環導致的天下大勢分合的循環，自然也是一種量變過程而非是一種質變過程。 《三國演義》認為“天”是有意志和情感的。所謂“天心”、“天意”、“天威”、“天怒”的說法書中隨處可見。董卓死后遷葬，“天降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霹靂震開其棺，尸首提出棺外，”以至“三次改葬，皆不能葬，零皮碎骨，悉為雷火消滅”，書中說：“天之怒卓，可謂甚矣！”（１０回）《三國演義》中人物也深信有“天意”。龐統、法正等勸說劉備謀殺劉璋，奪取益州，劉備便深恐“上天不容”，而法正則認為是“順天命”，是“天與（天意贊許）”（６０回）；諸葛亮擒獲孟獲，蜀軍歷遭“啞泉、滅泉、黑泉、柔泉如此之毒”而能無恙，諸葛亮也以為“豈非天意乎？”（８９回）；諸葛亮與王朗論辯，也說：“今幸天意不絕炎漢”（９３回）；而諸葛亮臨終為自己未能完成“恢復中原，重興漢室”的大業而遺憾之時，仍認為不是自己不“竭忠盡力”，而是“天意如此”（１０４回）。可見劉備、諸葛亮都認為“天”是有意志的，而且這種“天意”主宰著人事，令人警懼。 在《三國演義》中許多人物都認為“天”不僅主宰著無窮世事和人的命運，而且還能區別善惡而給人以佐助或懲罰。書中人物得助或成功之時，多言“天佑”、“天助”、“天授”、“天賜”一類的話語，而乏助或失敗之時，則多言“天滅”、“天亡”、“天喪”、“天敗”一類話語。劉備、關羽、張飛三人桃園結義，祭過天地，有客人來投，并獻良馬金銀等相助，劉備就認為這是“天佑”（１回）；漢少帝被常侍張讓劫持，迷路，“正無可奈何”之際，“忽有流螢千百成群，光芒照耀，只在帝前飛轉”，陳留王便認為這是“天助”（３回）；官渡戰敗，袁紹身處絕境，自己便以為是“天喪”（３１回）；劉備身處危境，“前有伏兵，后有追兵”，便自認為是“天亡我也！”（６４回）。其實書中這些人物并非真的受到“天”的佐助或懲罰，而是他們從自己的理念心態出發，將自己在現實中的處境以“天意”加以解釋。 《三國演義》認為行德政者和有德者是天命之所歸，“天命不于常，唯歸有德”（８０回）；“天數有變，神氣更易，而歸有德之人”（９３回）。書中以蜀漢體現德政，故蜀漢人物多得“天佑”和“天助”。 《三國演義》認為“天”是至高無上的主宰，而且“天”又是公正的，“天意無私曲”（９回），所以書中便十分強調“順天命”。諸葛亮的朋友崔州平對劉備說：“豈不聞‘順天者逸，逆天者勞’，‘數之所在，理不得而奪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強之’乎？”（３７回），他強調“人”不能與“命”爭，“理”不得違“數”，就是說人不能與天數、命運相對抗，而應順從天命。曹丕心腹王朗與諸葛亮論辯時，更借古人之言提出“順天者昌，逆天者亡”的觀點（９３回），肯定“天”是決定國家昌盛和敗亡命運的主宰者。諸葛亮與王朗論爭，不僅不否認天意，而且也以“天意”立論，說“不絕炎漢”也是“天意”。司馬懿指出諸葛亮勉強攻打中原是“自負才智，逆天而行”，因此結局必然是“自取敗亡也”（１０２回）；諸葛亮自己也承認：“‘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強也！”（１０３回）；他得知自己“命在旦夕”后，曾設法祈禳避災，但終于沒有成功，便深有感慨地說：“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１０３回）。諸葛亮本是一位胸懷大志，富于才智，而又欲有所作為的人物，他都無奈于天意，難逃定數，其他凡夫俗子就更應順從天命了。人的生死成敗系于天命，人的才智在天數天意之下是難有作為的，這種消極的思想使《三國演義》中許多人物的思想性格都染上了悲劇的色彩。 《三國演義》在強調順天命的同時，還強調天人合一，認為只有順人應天，政權才能鞏固，功業方能成功，所以書中許多政要人物都大談“順人應天”。董卓廢少帝，立陳留王為獻帝，策文就說這是所謂“應天順人”（４回）；王允假意勸董卓效“禹之繼舜”的方式即帝位，也說是“正合天心人意”（８回）；謀士郭圖勸袁紹聯結劉備剿滅曹操，說是“上合天意，下合民情”（２２回）；闞澤至曹營下詐降書時對曹操說：“某等非為爵祿而來，實應天順人耳。”（４７回）；孔明等人勸劉備即帝位，也說是“應天順人”（７３回）；孫權勸曹操“早正大位”，也說是“應天順人”（７８回）。書中三國重要人物在不同的場合環境中，一再強調“天與人歸”、“天人之應”、“應天合人”、“天心人意”，強調“上合天心，下順民情”、“上合天意，下合民情”。這種把“天道”與“人道”合一的思想正是漢儒和宋儒頗為提倡的，董仲舒說：“天人之際，合而為一”（《春秋繁露》）；程顥說：“天人本無二”（《二程全書·語錄》）；朱熹說：“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朱子類語》），《三國演義》中的順天應人的天人合一說顯然是受漢儒和宋儒思想影響的結果。 在《三國演義》中，所謂“天意”是通過天文乾象、吉兇預兆、星卦謠讖、感應夢幻等一套完整的預示體系顯現出來的。書中認為預兆吉兇，星辰明晦，天文乾象變化，謠讖夢幻暗示等都是“天意”的表現，故此書中非常重視各種預言、預兆等的描寫。 《三國演義》言及“夜觀乾象”、“仰觀天文”、“夜觀星象”之事約有二十余處。多以星象天文預應政事大局和將帥杰出人物的吉兇。如太史令王立“仰觀天文”，便預言“大漢氣數將終，魏晉之地，必有興者。”（１４回）暗應曹魏立國乃天意所定。又如官渡之戰前夕，謀士沮授仰觀天象，預言“恐有賊兵劫掠之害”，袁紹不聽其言，就被曹操燒了烏巢糧草。曹操見“南方旺氣燦然”，心中就想到東吳孫權”恐未可圖也”（３３回）。譙周見“北方旺氣正盛”，就勸諸葛亮不要勉強伐魏（９１回）。至于描寫孫堅、周瑜、龐統、關羽、張飛等人之死，天上都有將星隕落，諸葛亮見“三臺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隱”便知自己“命在旦夕”等，均是強調天人相應，而人則據天象揣知所謂“天意”。《三國演義》中善觀天象、預測吉兇的人物并不多，以諸葛亮為最善，其他如譙周、殷馗、沮授，以至曹操、劉備、司馬懿等也都程度不同地通曉天文星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