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對我國嚴峻的就業形勢和貧富分化，面對的局限性，我們需要更具操作性的理論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據。本文引入了瓶頸與冗余的概念，并這一概念政府應該根據怎么準則制定政策，特別分析了我國某些鼓勵就業政策。認為應用瓶頸與冗余概念，可以制定出兼顧公平與效率并順利解決就業的政策。

關鍵詞：瓶頸，冗余，就業政策，公平與效率，經濟理論

一、政府鼓勵就業政策中存在的問題

為了解決我國面臨的嚴峻的就業形勢[i]，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勵就業政策[ii]。然而，由于經濟和理論的不完善，使得政府在制定相關政策時缺乏足夠的理論判據，因此有些政策沒有顯著效果，有些政策甚至還損害了市場公平和效率。

例如政府規定，小實體在新增崗中招用下崗工人達到30％的，三年內享受減免有關稅收的政策[iii]，顯示了政府想要兼顧公平（解決下崗工人的貧困）和效率（增加勞動產出）的意圖。但是，這樣的政策不僅未能有效增加經濟體中的實際就業率，相反還了有限就業機會在不同群體中的分配，這就扭曲了勞動力市場。這樣的政策不能減少實際的失業人口數量，只是將有限的就業崗位盡可能讓與下崗職工，客觀上造成了對初次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的就業歧視。但一些地方政府還在陸續制定類似的政策[iv]。事實上，我國勞動力市場還非常不規范，政府應該設法完善勞動力市場機制，杜絕招聘新職員中的性別歧視和年齡歧視等不規范的行為，下崗職工就有可能憑借其自身經驗優勢，達到30％的再就業率。

政府鼓勵下崗職工再就業政策是突破現有理論的一個嘗試，也是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超前于理論這一普遍現象的實例之一。現有經濟理論強調效率，社會理論強調公平，而兩種理論都是以社會最大福利為價值取向的，同樣的價值取向得出不同的政策制度準則，這就給理論研究留下了空間。從經濟理論來說，若我們把下崗職工造成的社會負擔視為外部效應，而把稅收政策用于外部效應的內部化[v]，這也符合在市場失靈時政府干預的原則。可惜的是，由于缺乏足夠的理論依據，這一內部化政策反而扭曲了勞動力市場。總而言之，下崗職工只是我國失業人口的一部分，我國嚴重的失業現象還體現在其它方面，為了制定有效的政策解決我國就業問題，我們還需要有更新的理論依據。

二、成熟經濟理論的局限性

宏觀經濟中對就業問題最成熟的兩個理論就是工資剛性假說和菲利普斯的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替代的理論[vi]。按照菲利普斯理論，政府可以通過提高經濟增長來消除失業。但事實是我國經濟已經連年高速增長[vii]，而失業水平沒有表現出如何緩解的跡象[viii]。而且為了保持就業與經濟發展，政府經年實行財政擴張政策，已經是連年預算赤字[ix]，所以即使這是一項有效的政策，該政策也存在難以持續的困難，更不用說加大力度了[x]。工資剛性假說認為勞動力市場工資剛性使得失業不可避免，即失業不是經濟學可以解決的問題。由此，失業就由經濟問題轉變為社會問題，由效率問題讓位于公平問題，讓位于政府再分配。依照這一政府再分配理論，西方的福利國家將很大比重的稅收用于福利，以減輕失業帶來的痛苦。我國政府的許多社會救助政策也是建立在失業難免的理論上。但是，如今福利國家也面臨著危機，面臨著對這一再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的質疑[xi]。同時，福利增加同時也提高了工資剛性，更惡化了就業形勢。我國政府鼓勵再就業政策，顯然想避免重蹈福利國家之覆轍，避免貧困群體被市場經濟所排斥[xii]。政府的這一實踐為我國經濟學界提出了理論問題：是否存在兼顧效率與公平、既發展經濟又避免兩極分化的政策？

1954年劉易斯提出了勞動力無限供給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xiii]，他認為經過化的資本積累，經濟發展將自然吸收掉勞動生產率低的農業人口。然而，我國當代的經濟發展證明：我國工業資本積累率雖然很高，但三農問題依然困擾著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我國資本積累長年來高于其它國家，而我國資產效率卻明顯偏低[xiv]。按照劉易斯二元結構理論，工業資本積累可以吸收農業人口。然而，劉易斯理論中城市沒有失業人口，而且的潛在失業人口有最低生活保障，故此政府無需任何干預。我國現實與劉易斯假設不同，我國城市失業人口和農村貧困人口都是政府和社會的沉重負擔，是需要政府干預的。所以我們不能滿足于貧困和失業現象的解釋性經濟理論，我們還需要構造政府制定政策的可操作性行動理論。

三、政策制定中瓶頸和冗余判據的引出

那么，政府有無更好的理論依據來進行決策呢？政府制定促進就業政策時應該根據什么準則呢？西方宏觀經濟學認為政府開支有利于擴大有效需求，但并沒有給出政府如何開支的政策選擇判據。如西部大開發中對西部的投入，既是為了解決有效需求的經濟運行瓶頸，也是為了消除區域差距和貧困差距。然而，由于很多投資政策扭曲了市場，致使雖然西部資本積累以高速度增加，但這些積累遲遲不能形成具有自生能力的資本[xv]。

實際上，政府更多的開支，應該用于維護市場的公平，如上述例子中勞動力市場的公平。然后再將社會冗余資源用于解決經濟和社會發展瓶頸問題。

為此，我們引入系統中的瓶頸與冗余概念，并認為政府制定政策時可以依據這一概念進行政策優先排序。

系統科學中認為經濟系統的有效性，并不取決于所有資源的有效性，而是取決于瓶頸資源的有效性。例如，蘭尼斯－費景漢的二元結構經濟發展模型中，農業人口超過一定水平后，農業人口就成為冗余資源，其量的增加和效率的提高對經濟增長都沒有任何貢獻[xvi]。這時農業的進步主要是資源利用率的進步而不是勞動生產率的進步。政府提高貧困人口勞動生產率的政策，從系統觀點來看僅僅提高了冗余資源（在這里，勞動力是一種資源）的效率，這種效率的提高不能產生正面效果，反而會產生負面效果。

西方經濟理論總是假設市場是完善的，而且資源是可替代的。這些假說是一種高度抽象，按照這種抽象基本不用政府干預經濟，所以，當政府干預經濟時，恰恰不能運用這些西方經濟原理，而應該采用系統理論中瓶頸與冗余的概念來指導政策制定。瓶頸概念在政府制定產業政策時用得比較多[xvii]，而在其它政策制定時則常常被忽略。

四、瓶頸和冗余理論的舉例介紹

我們先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看看為什么不是所有要素的效率提高都產生經濟效益。例如，一個機加工工廠，其車床24小時運轉，使用率為100％，而鉆床和刨床的使用率分別是80％和60％，這時車床是瓶頸資源，其效率唯一決定產出。我們沒有必要去考慮如何提高刨床和鉆床的效率，而是應該考慮如何提高車床的效率。如果我們有辦法把車床的效率提高20％，則工廠的總產出也會相應地提高20％，而鉆床和刨床在原來的效率下分別達到96％和72％的使用率。如果這一工廠要增加設備，首先要增加的是車床而不是鉆床和刨床，增加鉆床和刨床只能降低它們的使用效率。錯誤地增加冗余資源的現象在現實中也不難觀察到：1995年我國有半數產品的生產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xviii]，筆者在黔東南州調研時，當地報道有80％的金屬硅廠停產，這些案例都跟上例中的鉆床和刨床類似。我國一方面缺乏資金，另一方面資本利用率極低，就是因為經濟學中要素替代原理的失效所致：由要素可相互替代原理，任何資本的添置都能增加GDP，而實際上只有瓶頸資本的增加和瓶頸資本的效率提高才真正對GDP增長有貢獻，而冗余資本的增加只能降低資本利用率。當我國需要大量稀缺緊俏的資金投入以增加就業機會時，盲目提高冗余部門的能力，結果只是南轅北轍，實際上是浪費了我們寶貴的資金。經濟學中所有資源的增加和效率提高都是經濟進步的假設誤導了許多政府政策。像貴州這樣的落后西部省份，政府招商引資的迫切性是必然的，但引進了冗余資本反而惡化了招商引資環境。

我們可以將瓶頸與冗余理論初步如下：

1、定理與推論

瓶頸冗余定理：系統總產出是由瓶頸資源的能力和效率來決定的。

瓶頸冗余推論一：無論我們如何提高冗余資源的效率和能力都無法提高系統的總產出；

瓶頸冗余推論二：如果我們把冗余資源用于緩解瓶頸壓力，則無論冗余資源的使用效率比起瓶頸資源的使用效率是多么微不足道，對提高系統總效率都是有效的。

2、瓶頸與冗余的判別

判別一：時間利用率低的為冗余資源，反之為瓶頸資源；

判別方法二：需要排隊等著用的資源是瓶頸資源，反之為冗余資源。

3、關于冗余資源

冗余資源在要素無限可替代的傳統經濟學中是不存在的。而且傳統經濟學基本就是稀缺資源的有效利用科學。冗余資源從來就沒有被關注過，即使人們經常在產業政策和宏觀調控政策中反復用到瓶頸概念，作為與瓶頸對立的冗余資源依然被忽視。我們不能忽視冗余資源，是因為有些冗余資源具有負面外部效應，是政府和社會的沉重負擔。雖然本文主要討論就業問題，但這一概念甚至可以推廣應用于如垃圾污染這樣的冗余資源。即使有些冗余資源的存在不消耗任何社會成本，如果能用于提高瓶頸效率，則瓶頸冗余法則依然是有效的。五、用瓶頸和冗余定理批判按一般學原則制定的無效政策

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往往是傳統經濟學所無法解決的。

例如，在消除西藏貧困政策中，提高牧民的勞動生產率似乎是消除貧困的一般的經濟常識，然而，正是這一經濟常識導致西藏牧民賴以致富的草原資源被破壞。西藏“草原退化和沙化嚴重，西藏自治區已有50％以上的草地退化，其中重度退化的草場約占已退化草地的一半左右。還有近三分之一左右的草地已明顯沙化。草場的退化及其與此相關的草原生態環境的惡化被人們認為是當今西藏自治區最大的環境問題。”[xix] 西藏牧民勞動強度并不高，閑暇時間也較多，所以勞動力并不是瓶頸資源，其效率提高對于形成具備自生能力的資本積累毫無作用；草原是有限的資源，而且是瓶頸資源，提高勞動力（冗余資源）的生產率只能對瓶頸資源（草原）造成更大壓力。所以政府投資政策首先應該關注草原資源生產效率的提高（如人工草場，變游牧為畜牧，飼料業等），而不應該急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如果為了提高草原效率需要更多的勞動力，我們還有大量失業人口和潛在失業大軍等待就業機會。類似的問題在西部其它地區的開發和扶貧項目中也存在，而且同樣已經造成許多生態環境問題[xx]，以至現在西部要實行退耕還林和退耕還草政策。西部礦產資源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如果國家僅僅發展培養西部市場經濟而不在同時制定法規以提高資源的綜合利用率，不單資源會被破壞，而且污染排放也會增加。這里，政府應該關注的是瓶頸資源的效率，雖然礦產資源保護和合理開發的規劃與實施成本都要增加，局部看似不經濟，但從人均資源僅僅是世界人均資源的三分之一這一國情出發，從系統總體發展取決于瓶頸資源效率的提高這一原則出發，這些成本大部分是管理人員的人力成本，而面對我國嚴峻的就業形勢，我們完全應該根據系統科學原理，不要拘泥于經濟學效率概念的束縛，將冗余資源用于提高瓶頸資源的效率，投入更多的人力保護國土資源，才能產生長遠效益，才可以避免以后類似退耕還林還草之類的亡羊補牢之舉。政府政策不是效率優先，而應該是有效性優先。

又例如，資本存量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而勞動力是冗余。我們就應該將更多的勞動力用于增加單位資本的效率。比如，政務中，我們的硬件投入很高，但信息系統管理的人力投入不足，致使“全國2500多個政府門戶網站中，約有1／3的網站難以打開，1／3的網站價值較低。”[xxi] 多聘用一些信息系統管理員可能會提高電子政務成本，但面臨大量的大學生失業，這一成本投入是完全值得的，因為勞動力是冗余資源，而資本是瓶頸資源，信息系統硬件投入即使不用，也會以每18個月50％的速度貶值。政府開支只注意了政府效率提高，沒有注意到這一效率提高是由于大量瓶頸資源的投入，而沒有利用冗余資源來增加資本的效率，這就造成政府開支和投資政策的失誤，這一失誤就是人力投入與固定資本投入比例失調，這一比例失調提高了冗余資源的效率而犧牲了瓶頸資源的效率。

再例如，假設一個大學投入100萬元資金建立電子圖書館，但電子圖書館由于缺乏管理人員只能從下午2點半到晚上10點開放。如果多雇一個管理員和兩個保安人員可以通宵開放，則每年勞動力支出不過多5 萬，但這100萬的投資可以提高100％的利用率，（其實，通宵開放利用的資本還不只電子圖書館的硬件，因為還有許多資源和網上資料費都是固定成本投入。）

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政府開支中對瓶頸資源的利用率不夠關心，但對多聘用一個勞動力卻往往顯得非常謹慎，這都是受到傳統經濟學“進步”理念的，以為有機構成越高越進步，以為勞動生產率越高越好。就前邊兩個例子來說，勞動生產率確實很高，但資本產出率卻很低，面對我國就業嚴峻形勢產出率和資本積累的落后局面，我們應該盡可能用勞動力替代資本，在可能的條件下，就得犧牲勞動力生產率以提高資本產出率。相比之下，美國資本積累那么高，勞動力成本如此高，哥倫比亞大學還是讓圖書館24小時開門，開放包括機系統在內的設施。這也是我國資本昂貴的心理陷阱，越是貴重的東西，越是鎖得緊緊，越不能隨便聘用常人來管理，結果是資本利用率反而越低，就好像多數中國人一般都不舍得輕易穿用已經買回來的貴重衣物一樣。

六、常見的忽視瓶頸冗余定理的政策誤區

1、成本核算謬誤：

按利潤最大化假說，公司所付的工資率W等于勞動力邊際產品R。即

W＝R

然而，當失業人口需要消耗政府低保轉移支付G時，政府勞動力邊際產品R可以低于工資率W，即

R≦W≦R+G

當然這一不等式也不能隨意濫用，而應該由于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在前邊電子政務硬件效率和電子圖書館系統效率的例子里，就是提高資本（中國情況，因為中國資本積累率低，資本是瓶頸資源）的效率。

2、勞動力人口往生產率高的產業轉移謬誤：

在劉易斯的二元結構模型中，勞動力人口往生產率高的產業轉移屬于市場自身，無需政府干預。如果政府要干預，也是完善安全網和勞動力市場。政府真正要轉移勞動力時，恰恰不能只盯著生產率高的產業，而應該盯著瓶頸產業。讓我們用一個小模型來說明這一問題。

假設一個小小的社會，姑且稱為“牛郎織女社會”，其中有10個織女織布，10個牛郎耕田，產品都拿到市場上交易。市場均衡時剛好人人豐衣足食。一天，其中一個叫黃道婆的織女發明了織布機，她把紡織勞動生產率提高了20倍。于是她以半價出售她的產品（因為她只需勞動半天就能滿足全社會的穿衣需求了）。那么，社會總體福利是否提高了呢？按社會學福利提高了，但按照經濟學理論，這一發明反而會使社會陷入經濟蕭條：另外9個織女都由于缺乏競爭力而失業了，由于她們的失業，對糧食的購買力降低了，結果經濟發展與市場需求不足和失業并存，社會進入經濟蕭條。我們可以把這種技術進步引發的經濟蕭條稱為黃道婆效應。我們國家現在就很有一點黃道婆效應的癥狀：市場產品多了，失業也多了，結果是多年擴大內需但效果甚微。現在讓我們再回到牛郎織女社會，如果政府迫于下崗織女生存無保障的社會壓力，用轉移支付手段進行再分配，無償供給9個織女衣食費用，這一擴張性財政政策固然是阻止了市場的萎縮，但同時也損害了黃道婆技術創新的積極性。有技術創新的還要勞動，而不進行技術創新的卻接受政府低保支付，這就顯然破壞了市場激勵機制。但是擴大內需是政府的當務之急，否則另外10個牛郎也會由于糧食市場縮小了9/20 而造成4－5個牛郎進入失業狀態。考慮到無償轉移支付可能會破壞市場激勵，于是政府制定政策鼓勵另外9個下崗織女再就業。這時，紡織行業是勞動生產率高的產業，糧食生產是勞動生產率低的產業，政府想把9個婦女都培訓得能夠使用織布機，這很符合向勞動生產率高的產業轉移的經濟學理論。其結果是增加了紡織業的市場競爭，畢竟市場已經不缺紡織產品了，結果黃道婆也得把另外半天用于市場營銷，這就勢必引起社會勞動強度將普遍上升。黃道婆技術創新的成功無法實現為社會福利。可行的是政府應該將9個織女轉移到勞動生產率低的糧食生產部門，使得黃道婆技術革新后的最終市場均衡效果是全社會成員都可以少工作半天，從而實現整體社會福利的提高。但是，經濟社會演進的路徑是否能夠達到這一平衡點，是值得的。 這個模型給我們的啟示是，政府制定政策時，不應該盲目地把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勞動生產率高的行業，而是應該把剩余勞動力轉移到社會的瓶頸部門，無論這一部門勞動生產率是高還是低，這樣才能把技術進步的結果實現為社會福利。

和現實往往走的是另外一條路，就是技術進步難以實現為人類閑暇時間，相反，技術進步使人們生活更繁忙，物質更豐富，對自然資源的索取更嚴酷。政府在國際競爭壓力下和維護生產競爭的機制中，很可能不是讓這9個織女繼續在紡織行業內競爭，就是讓她們進入另外的創新性的競爭行業，隨之而來的是鼓勵社會消費紡織品，鼓勵，消耗更多的資源，對自然資源進行更多的開發直至威脅生態安全。目前經濟學指導下的物質文明進步，使得社會福利的進步大大落后于物質生產的進步[xxii]，甚至威脅到人類文明命運，而所有這些不合理的經濟運行都被效率優先合理化了。

我們面臨這樣一個悖論：我們經濟運行越來越有效率，但我們最稀缺的自然資源卻越來越枯竭；這是因為我們的效率和市場激勵只在生產領域而不在消費領域。國家為了維持市場效率而鼓勵消費，結果形成對自然資源的加速掠奪和人為浪費。我們進入了消費，其代價是貧富差距的擴大及生態危機的瀕臨。但是，如果我們應用瓶頸和冗余理論，對自然資源僅提高其單位資源的效率而不增加對它的消耗，人類文明就有可能避免毀滅災難。

因此，我們在制定政府政策時，依據瓶頸與冗余判據，打破效率優先思維模式，效率優先是市場的事，政府的宏觀調控功能旨在彌補市場缺陷，作為斟酌性政策，要將冗余勞動力配置到提高瓶頸效率的地方，才能既不破壞市場激勵效率，又兼顧了分配公平。如果9個織女能夠技術創新，應用新材料、新能源，開辟新市場，這當然是好事，對此政府應該鼓勵。但政府不得已要解決9個織女的下崗就業問題時，就應該用稅收政策或補貼政策將他們導向糧食生產部門。這樣的政府決策模式，可以使得政府擺脫了既想發展技術含量高的產業，又想保持勞動密集型產業以解決就業的兩難境地。政府現在并不需要在技術含量高低中做出選擇，政府只需在瓶頸與冗余之間做出判斷。

作為一個可能的政策應用，我們可以將東部下崗職工視為冗余資源，而西部封閉文化視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瓶頸之一。東部下崗工人實際上技能和知識都高于西部貧困地區人口。可以在淡季，組織東部下崗職工到西部一至三個月傳播技術和知識。這時鐵路和旅店都有冗余能力，而西部人力資本可以在東部下崗職工頻繁的幫助下加快積累，這看起來成本似乎很高，而且效率好象也很低，但實際上利用的都是冗余資源，幫的都是瓶頸的效率，東部下崗和退休職工或許還可以在西部發現許多商機，自己創造就業就會。城市失業人口是社會最大負擔，但城市失業人口一般都具備相當水平，有些甚至是工程師水平。只要經過短期訓練，大都可以勝任許多提高瓶頸效率的工作。如農村的掃盲和計算機普及工作，一般高中文化水平人員即可從事，這種活動還可以幫助農村了解市場經濟信息，進而改變落后觀念。對比國外，我國農村人口素質過低且技術推廣員比例太少[xxiii]，組織各種利用冗余資源支援西部的項目大有可為。許多農業技術的推廣有高中文化水平的勞動力經過培訓即可勝任。

七、為什么根據瓶頸與冗余理論制定的政策會更有效

通過第4節的例子我們可以直觀地看到，瓶頸效率的提高，會促進其它資源的有效利用。或者說，我們將部分失業人口用于提高瓶頸資源效率時，也可以提高其它潛在生產能力的利用率，并由此可以提高社會總體就業水平。例如，電子政務中提高對網絡和信息系統管理人員的人力投資比例，不僅可以提高電子政務中固定資產的利用率，同時政府服務效率的提高能夠有效的完善整體商業環境，使得更多的中小得以成活，提供更多的就業率。又例如，如果我們關注耕地產出效率，我們實際上是擴大了農業技術產業的市場，并推動了農產品加工的下游產業鏈的發育，因為上游的農業技術產業和下游的農副產品加工都受制于耕地這一瓶頸資源的制約。因此，瓶頸與冗余理論，可以解決困擾我國的經濟增長與就業彈性不一致性難題[xxiv]。

另一方面，政府支出如果是資本密集型的投資，就會產生“擠出效應”，會與市場爭奪瓶頸資源；然而，如果政府支出主要是利用冗余資源，而且是用于提高瓶頸效率，則不但不會與民間爭奪瓶頸資源，而且為社會解決了就業問題，為經濟提高了瓶頸效率，因而同時兼顧了效率與公平。按照宏觀經濟學原理，沒有“擠出效應”的財政擴張政策是最有效的政策，能發揮潛在生產能力利用率的政策就是增加就業的政策。

八、政府如何依據瓶頸冗余理論制定鼓勵就業政策

首先，為了兼顧效率與公平，低保應該僅僅支付給喪失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而尚有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不應該列入享受低保生活補貼范圍，除非這一補貼是為了使他能夠進入為提高瓶頸資源效率的工作，如必要的培訓費用和搬遷費用等。

其次，要對我國瓶頸資源做一個評估。我國最大的瓶頸是自然資源，其次是資本存量。而為了提高自然資源和資本存量的利用率，應該大量發展知識密集型第三產業：包括服務，管理咨詢業，質量認證，技術咨詢等。因為我國國際競爭的瓶頸是產品質量和管理穩定性性問題，是技術轉化為市場價值的問題，而我國中小企業存活率的瓶頸是完善管理和融資環境等降低商業風險的問題。如果產品質量提高了，我們國際市場就能進一步開展，整體就業率就能提高；如果中小企業成活率提高了，經濟活躍程度就能提高，就業水平也會提高。

我國職業培訓和職業介紹所等幫助失業人員就業的信息服務業，是完善勞動力市場的必要組織。但在解決就業問題上，這些服務僅僅停留在勞動力市場中就業需求一方。發展知識密集型和信息交流密集型的第三產業，可以改善商業的金融、管理、技術等服務環境，是為勞動力市場就業供給一方服務的，可以從根本上增加就業機會。由于這些高端第三產業潛在經濟和效益如此之大，利潤空間廣闊，政府只需在建設上制定公平和必要規則，就有可能促進金融服務、管理咨詢服務、培訓服務、法律服務等高端第三產業的發展[xxv]，并由此增加總體就業水平。

為了提高資本利用率，政府應該對產業或行業資本產出率做出一個評估，是否可以考慮對資本利用率低的公司征收輕微的資本閑置稅，以時時警示社會不要浪費我國的存量資本；同時，對于以同樣裝備的工廠，如果其產出比其它廠家更高，而且質量更好，就應該對其多聘用的質量管理人員、質量檢測員工以及生產流程控制人員等旨在增加資本效率的附加就業給予政策傾斜。提高產品質量不僅提高了存量資本利用率，也提高了資源原料利用率，也提高了國際競爭力。而質量提高增加的主要是管理人員工作量，相應的固定資本投入并不多。

九、

經濟學最基本原則是社會福利最大化。迄今為止，經濟學原理的應用對促進物質財富積累已經成效卓著。然而，物質財富的積累對社會福利最大化雖然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我國經濟發展伴隨的失業增加和貧富分化，就嚴重阻礙了現有豐富物質轉化為社會最大福利。為此，政府再分配政策的制定需要一個理論，使得再分配實施既能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又不損害物質財富積累賴以進步的市場激勵。瓶頸與冗余定理就是為此而構造的一個理論。

市場在經濟中最顯著的作用是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政府在經濟中有兩個作用，一是為保障經濟平穩發展進行宏觀調控，二是為保障社會公平而發揮再分配功能。由于稀缺資源以市場機制配置為最有效，所以政府應該更注重冗余資源的配置。本文建構的瓶頸與冗余理論認為，冗余資源配置的最基本原則，就是配置到有助于提高瓶頸資源效率的功能部位。

對于冗余資源，政府制定政策時一定不能受效率思維定勢束縛，應該不計效率地使用冗余資源，并且要用于提高瓶頸資源的效率。例如，如果我們要保護資源的合理利用，就會需要大量的勞動力，甚至時高級勞動力來進行規劃和管理，這看起來成本似乎很高，但是我們現在有那么多大學畢業生面臨失業，這種知識型勞動力的失業不僅是社會問題，而且他們的失業會導致其勞動技能和知識的退化。這種提高資源利用率的人力成本是值得投入的。如果市場不能把勞動力用于瓶頸自然資源的綜合利用，政府就應該去做。同樣是政府凈支出，用于自然資源的保護、合理開發和綜合利用的社會效益，要比用于下崗工人再就業的稅收減免產生的效益高。兩者都創造就業就會，前者是真實的，后者是虛假的。前者看來直接成本較高，但主要是勞動力成本，并且可以有效解決就業和增加內需；后者直接成本雖然不高，但實際上是補貼了公司利潤，對擴大內需并無實質性幫助。前者保護了自然資源，維護了可持續發展，綜合利用減少污染，提高社會貧富人群都可以共享的生活質量；而后者扭曲勞動力市場，即使不說是飲鴆止渴，也算得上是挖肉補瘡，治標不治本。自然環境的監督管理也需要許多人才能落實，如九寨溝內藏民維持環境就是將農村剩余勞動力用于維護自然資源的很好的例子。

政府政策制定后，一定要有科學的政策管理制度，以便瓶頸轉移發生后能夠及時修正政策。如前所舉的西藏牧區案例，幾十年前西藏給人們的印象是人少地多，草原資源好像不是瓶頸；然而，一旦草原資源成為瓶頸而無相應政策應對，就會造成積重難返的結癥。我國西北沙塵暴就是典型的現象。

自然資源和資本存量是我國兩大瓶頸，失業人口是我國最大的負荷著沉重社會成本的冗余資源，將失業人口用于提高自然資源和資本存量的利用率，是兼顧公平與效率的最佳政策。政府制定政策，考慮的不是冗余資源的效率，而是政策的有效性。而考慮政策有效性的理論之一，理所應當就是瓶頸與冗余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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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張車偉/吳要武，《城鎮就業、失業和勞動參與：現狀、和對策》，《人口》北京 2003年第6期第33－40頁。

[ii]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就業狀況和政策》，《日報》北京 2004年4月27日。

[iii] 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下崗人員再就業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02）208號）

[iv] 廣東省國稅局、省地稅局、省勞動和保障廳《轉發國家稅務總局、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于促進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稅收政策具體實施意見的通知》（粵國稅發[2003]67號）。

[v] 洪銀興，《政府干預市場的效率和規則》，《山西大學學報：哲社版》2003年第1期第1－9頁。

[vi]斯蒂格利茨，《經濟學（第二版）》下冊，梁小明，黃險峰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0年第2版，2001年第2次印刷，第719－761頁。

[vii]李德水，《中國經濟將長期保持穩健快速增長》，《管理世界》北京 2004年第3期第1－4頁。

[viii]趙曉，范劍平，李培林等，《觀點交鋒：效率與就業孰先孰后——我國就業問題討論概覽》，《中國勞動保障報》北京 2004年3月13日。

[ix]盧文鵬/尹晨，《隱性擔保、補償替代與政府債務——兼論我國的財政風險問題》，《財貿經濟》北京 2004年第1期。

[x] 吳易風，《從西方市場經濟和政策看我國需求不足問題》，《宏觀經濟》北京 2003年第2期第14－19頁。

[xi]周弘，《福利國家向何處去》，《中國社會科學》北京 2001年第3期第93－112頁。

[xii]周林剛，《論社會排斥》《社會》上海 2004年第3期第58－60頁。

[xiii] 畢世杰，《經濟學》，高等出版社 1999年第1版 2003年第6次印刷，第137－144頁。

[xiv] 史永東/齊鷹飛，《中國經濟的動態效率》，《世界經濟》北京 2002年第8期第65－70頁。

[xv] 林毅夫/劉培林，《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與地區收入差距》，《經濟研究》北京 2003年第3期第19－25頁。

[xvi] 葉靜怡，《發展經濟學》第7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

[xvii] 宋小佳，《正確制定和實施產業政策的若干問題》，《中國經濟問題》廈門 1995年的2期第46－50，53頁。

[xviii] 國家統計局，《第三次全國普查主要數據公報》，http://www.stats.gov.cn/tjgb/gypcgb/qggypcgb/t20020331_15501.htm。

[xix]羅絨戰堆 《西藏草原畜牧業可持續發展問題研究 》http://www.tibet-web.com/zangxue/zangxuejia/lrdz/sanpian/xumu.htm。

[xx]陳育寧主編 《中國西部經濟發展》83～181頁，中國經濟出版社 2004年1月 版。

[xxi]尤云，《政務亟待“補課”》，電子政務工程服務網 2004年9月13日http://www.echinagov.com/article/articleshow.asp?ID=5403。

[xxii] 樊懷玉等，《貧困論――貧困與反貧困的理論和實踐》，第48頁，民族出版社 2002年第1版

[xxiii] 王懷明/宋怡，《我國農民素質對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人口與經濟》北京2004年第1期第1－5頁。

[xxiv] 唐（钅廣），劉勇軍，《關于中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彈性變動的非一致性研究理論綜述及評論》，《市場與人口》北京 2003年第6期第8－15頁。

[xxv] Guo Xiaoming 《 Effect of the Legal Environment on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Market》，《Selected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China and U.S. Advanced Workshop in Electronic Commerce》pp.54-56， 2004 Chendu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