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就業狀態，農民收入，科學發展觀

一、農民收入不穩定，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特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得到迅速發展，農民的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也顯現出很不穩定、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嚴峻形勢。

從表1可以看出：(1)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的變化。農民人均純收人從133元達到1000元用了15年時間，即從1979—1994年；而從1221元達到2000元只用了3年時間，即從1995～1997年；再從2090.1元達到3000元用了8年時間，即從1998年—2005年。這28年期間農民收入增長變化經歷了“慢—快—慢”的過程。(2)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化具有周期性。從1978—1985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2.57降為1.8，歷時7年；而從1985—1994年，城鄉收人差距從1.8上升到2.86，歷時9年；而從1994—2001年8年期間，城鄉收入差距基本沒有多大變化，但這中間1994-1999年又有所下降；從2000年開始有所上升，2001年為2.90。從2002年城鄉收入差距開始上升到3.11，至2005年達到3.22，歷時5年。這28年期間，經歷了三個大的階段，從下降到上升到停滯再上升，基本上都在7年左右時間，恰似一個U字形，這剛好與前面所述的農民收入“慢—快一慢”相吻合，即當農民收入增長加快，城鄉收入差距就縮小，反之亦然。在1993-2001年期間，1996—1998年城鄉收入差距明顯下降，剛好是農民人均純收入躍進2000元期間，而從2001年城鄉收入差距又上升擴大，2000年正是農民人均收人增長在這段時間最低的時候。(3)28年來農民的收入增長是很不穩定的，忽高忽低，能夠保持增長在5%以上，并連續3年以上的只有二個時期，一是改革開放初期，1979—1984年，年均增長16.5%，是最好的時期。二是1994—1996年，年均增長6.44%，當然最近這二年也不錯，都在6%以上。

從以上分析可以說明一個問題，農民收入不穩定，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與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的大環境，特別是國家的政策是緊密相關的。改革開放初期(1979-1985年)農民收入增長極為迅速，城鄉居民收入縮小，與當時推行家庭聯產承包制，農村實施多種經營，以及黨中央、國務院出臺一系列有利發揮農民創造精神，保護農民利益的政策和措施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為什么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000元到2000元只用短短的3年時間？主要原因在于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召開，正式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歷史性的轉折，創造了非常好的經濟社會發展環境和氛圍，極大地調動了城鄉居民的積極性。最近農民收入又開始比較快的增長，與2003年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進入經濟發展新階段，與中央提出“以工補農，以城帶鄉”，從2004年開始又連續出臺1號文件，大力提高農業綜合生產力，是息息相關的。為什么1989—1991年農民收入陷入最低谷？這與當時全國進行治理整頓和經濟調整不無關系。1997—2000年農民的收入又接連下降，這與當時的國外亞洲金融危機，國內經濟緊縮又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市場體制還很不完善的情況下，農民收入增長是很容易受到經濟社會的大環境和國家的相關政策影響。

經濟社會的氛圍和國家的政策之所以對農民的收入增長起推波助瀾的作用，是因為它們會對農民的就業狀態產生直接和間接的影響，而農民的就業狀態是決定農民增收的關鍵。

二、就業狀態：決定農民增收的關鍵

如何促進農民增收，無論是政府，還是老百姓，還是學者和專家都傾注了極大的關注，并提出許多良策和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是給人們的感覺，似乎缺乏一個共同的目標，多元的目標沒有、甚至不可能被整合起來，也很難形成合力。或者說，各干各的，各有一套，這必然導致提高農民收人水平難有實質性的進展，難以形成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

我們認為農村“就業狀態”是農民增收的關鍵。什么是“就業狀態”？在經濟學里，運用的概念是“充分就業”，主要是指就業的程度，是從勞動力的供求數量對比關系上分析，如果達到均衡就是實現了充分就業。但是，在我國特別是在農村，就業問題就不僅是一個勞動力就業崗位的對比關系，而更為重要的是就業的平等性和就業能力的問題。這是與一定的制度和體制環境緊密相連的。換句話說，研究我國農民的就業問題，不能只探討有多少剩余勞動力，需要提供多少就業崗位，有多少人失業，這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這不能完全說明農村農民就業狀況。因此，我們非常贊同用“就業狀態”來分析農民就業問題。我們所說的農民“就業狀態”包括四個基本內容：一是就業環境，主要是講就業的平等性，即制度方面問題。二是就業結構，這又包含兩個內容，一個是農民就業自身的結構，即農民雇用就業，通常所講的打工，以及“自我就業”，如從事種植、養殖、加工、運輸、經商，甚至開工廠、辦公司等等；另一個是產業結構對就業結構的影響。三是就業能力，即通常所講的農民的素質，關鍵是受教育的程度和所掌握的技能。四是就業保障，包括工資制度，失業、社會福利保障，教育、醫療等社會保障。

那么，為什么說“就業狀態”是構建農民增收長效機制的關鍵呢？農民增收難，就難在農民就業狀態沒能得到進一步改善而產生的硬約束。就業環境不理想，長期的二元城鄉結構，不平等的就業制度，影響了農民工資性收入增長；就業結構不合理，造成農民外出找工作難，無法改變農民收入結構，因為目前農民收入的增長，主要是靠外出打工；就業能力低，難以適應就業崗位的變化和要求，影響了農民收入的來源和持續的增長；就業保障不合理，嚴重挫傷了農民就業的積極性以及影響勞動力后備軍的培育，造成惡性循環，最終影響農民的收入。概而言之，“就業狀態”的基本內容：就業環境是基礎，就業結構是條件，就業能力是關鍵，就業保障是保證。四個方面緊密相連，缺一不可。最終決定了農民的收入。

實踐證明(見表2)，比如我們所調查的福建沿海地區農村的“就業狀態”比較理想，收入狀況就比較好。主要表現在：一是就業環境還比較好，城鄉二元結構正在改變，城鄉的隔絕和限制的藩籬逐漸拆除，農民就業有了一定的基礎保證；二是就業結構比較合理，宜農的種地，宜工的從事各行業的工種，既有第三產業，也有第二產業。同時從事第一產業的大大減少，這是很正常的，合乎規律的；三是就業保障得到落實，比如工資上升的占30%，60%的企業給農民工上了“三險”；四是農業的就業能力比較強。可能是我們調研的鄉村都是沿海比較好的村莊，農民都有外出打工的愿望，并且對外出打工收入都基本滿意。這一方面說明就業能力還比較強，另一方面說明經濟社會發展比較好的村莊已經比較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對外出打工、依靠其增加收入已經比較滿意。“就業狀態”比較好，農民的收入水平也就比較高，兩者存在正相關關系。

三、落實科學發展觀，改變農村就業狀態，促進農民增收

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歷史的、社會的、經濟的，又有地理的、人文的因素。如果從就業狀態視角進行分析，影響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幾個方面。從就業能力方面來看，目前比較突出的是農民科技文化水平偏低，先進農業技術難以接受，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困難，勞務收入很難再大幅度增長，農村務農勞動呈現出“高齡化”、“低質化”趨向，影響了農業的現代化。從就業結構來看，目前農民就業結構相對比較單一，不是務農就是外出打工。其根本原因在于農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緩慢，農業產業結構比較簡單，種植結構單一。產業結構影響、決定就業結構，最終影響農民的收入。農民增收離不開農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從就業環境來看，目前影響比較大的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它是造成農民相對貧困的體制性障礙。農產品價格偏低，農業生產成本高是農民實現增收的制約，新的“圈地運動”，損害農民的土地收益。從就業保障來看，資金困擾著農民家庭收入的增加，而費用支出卻增多，當前教育、醫療和住房又嚴重制約其收入增長；同時，基礎設施很落后，自然災害對農業生產影響較大。

推動農村新的改革與發展，促進農民增收，其根本在于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的實質是以人為本。以人為本在農村的貫徹落實就是要發揮農民的主體性作用，解決農民增收問題，歸根結底必須依靠農民自己，農民是主體，而改變就業狀態，是發揮農民主體作用，促進增收的關鍵，政府要起主導作用。應當抓住當前的大好機遇，即已經進入工業反哺農業的階段。通過體制機制創新，為農民主體作用的發揮提供寬松的政策環境和強有力的支撐，引導農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和辛勤勞動，增加收入。

1.改善農民就業環境，目前的焦點是：改革和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對于農地制度改革，農民關心的一個焦點是征地補償。在農村土地征用補償方面，對農民利益的侵犯是極為明顯的。必須盡快改革和完善土地征用程序和補償機制。根據調查，相當部分的農民希望以土地入股分紅的方式作為補償，建立合理的利益共享機制。通過協商允許農民參股，以后每年領取土地股份優先股金或者土地租金，分享所征土地的增值效益。有一部分農民對“土地換社保”的方式也表示贊同。同時，政府還應加強對被征地農民的就業培訓，拓寬就業安置渠道，積極促進農民再就業，這也是失地農民迫切需要的。

2.完善就業培訓機制，提高勞動力素質，強化就業能力。農民增收難的關鍵原因在于農民的素質普遍不高，難以適應現代生產的要求，農民的低素質與低收入之間形成了惡性循環。因此，要大力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村職業教育和農民就業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