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動機和理論準備

歷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總和一些歷史中的一些個人結下不解之緣。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總是和孫中山聯系在一起。俄國十月革命和列寧不可分割。提到中國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不提到毛澤東。實際上，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的關系，要比前面提到的兩個關系要更緊密、更直接一些。文革的來源、理論和動機，在很大程度上，要從毛澤東進入六十年代以後對社會主義革命的思考來探討。在這個問題上，受中國官方《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影響的主流文革史學也承認毛澤東在文革事件中的中心地位。這種主流觀點認為文革發生的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毛澤東試圖以他的“極左”思想、“僵化的社會主義烏托邦”來改造中國；在文革發動前夕，對當時的形勢，包括黨內出現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有發生政變的危險等等，做出了的錯誤估計。二，由于個人崇拜盛行，毛澤東聽不得批評；由于權力的高度集中，和毛澤東的“專斷獨裁”，使“正確”的黨的集體領導無法阻止毛澤東的“亂來”。三，一些“野心家”、“陰謀家”受到了毛澤東的重用，他們出于自己的個人野心參與發動了文革。因此，文革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野心家利用的一場大動亂、大災難。”于是，出現了這樣

2008-08-05

文化大革命歷史階段的界定

筆者對史學界在新中國的歷史階段的分期中，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劃定成十年（即1966--1976年）的結論不敢茍同。如按社會主要矛盾及政治斗爭的焦點；矛盾對立沖突和斗爭的主要兩大社會派別；開展斗爭，即沖突的主要形式和手段等特征來分析，"文化大革命"時期界定在1966--1969年較恰當。主要理由如下：一、從社會主要矛盾和政治斗爭的焦點來看從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至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1969年4月1日-24日）為止，該時期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兩個司令部"和在政治上分別依附于"兩個司令部"的兩大對立的社會派別的矛盾。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是毛澤東決定發動一場新的政治運動即后來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作為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標志，是準確的。由此開始，社會矛盾和政治斗爭的焦點開始由"前17年" （新中國成立至1966年文革開始前）歷次政治運動中的中共政權與"資產階級和地富反壞右"的矛盾和對他們進

2008-08-06

“文化大革命”起因研究綜述

“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場浩大的席卷全國的政治運動和社會動亂，已經過去二十七年了。二十七年來，一直有學者在不斷地反思和探求這一民族災難的根源。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社會主義中國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條件下，為什么會發生“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在1981年6月27日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對“文革”的起源作了簡要的回答，是研究“文革”的指導性文件。但這樣一場史無前例的運動的發生若從歷史學研究的角度看，《決議》的結論就顯得過于原則化、簡單化了。因此，學者們并沒有囿于《決議》的定論，而是從政治、經濟、文化和心理等各個角度進行了積極的探討。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對“文革”起源的研究一直是“文革”史研究中的熱點和重點，從整個學術研究情況來看，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從1978到1985年，可視為第一階段。這一階段由于當時處于“文革”剛結束的特殊時期，所以主要是從政治上對“文革”進行總體反思，給“文革”予以定位，《決議》的發表為學術研究指明了方向，并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這一階段的學術

2008-08-06

神學倫理學的當代意義——奧斯維辛和文化大革命所引出的真正問題

在二十世紀人類的記憶中，"奧斯維辛"（Auschwitz）和"文化大革命"也許是最深刻地凝結了一切苦難的經驗。從而后人無論就何種意義進行追溯和表達，這兩個已經符號化的事件都會相互在精神的進路上，使人的存在、創造、理性、信念和價值遭到根本的質詢。對于當代人而言，無法面對這一質詢的任何思考，都不再具有人文學的性質。"文化大革命"與"奧斯維辛"之間固然存在著種種不同，但是它們至少在兩個維度上使東、西方不同的生存經驗得以溝通：其一是集體無意識的幻想、狂熱及其合力的無可遏制；其二是人類既有價值、秩序和規范的脆弱。正是因此，當代中國人所面臨的文化問題才與西方人日益相似。這兩個事件之間的可溝通的部分，成為東、西方在同一起點上進行思想對話的基礎。對"奧斯維辛"的反思，實際上已經融入西方人文學研究的各個方面。從朋霍非爾（Dietrich Bonhoeffer）、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弗羅姆（Erick Fromm）、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保羅·利科（Paul Ricoeur）、阿蘭

2003-04-24

神學倫理學的當代意義——"奧斯維辛"和"文化大革命"所引出

2003-04-24

文化大革命與中國農村政治的民主化

一、序言日月如梭，轉瞬已經是文革三十周年了。這場發生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國家的社會革命在這三十年中幾經滄桑。自從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給文革下了結論，文革便成了“十年浩劫”，“十年動亂”。國內對文革的評價一面倒且不說，海外學術界對文革的評價也多是一百八十度大轉彎⑴。許多曾對文革持肯定態度的學者，公開否定自己。有的甚至不惜作賤自己，且看下面二段文字：“十五年、二十年后的今天回顧往昔這段離奇怪誕的戀愛鬧劇，我們，包括我自己，應該如何反省呢？這場鬧劇純粹是天真無知與自我多情的結果，是傲慢與偏見的結果，一無是處，應該受到貴遣責與自責。我們在學術上太不嚴謹，太不成熟，太不誠實。”⑵“學術界對毛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態度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特別是我們這些過去曾把它們理想化了的人。當然這種變化不僅限于我們這些人。實際上沒有人再把毛思想當作一回事，大多數人認為文革是人類的一場災難，甚至是歷史的罪惡，近乎于希特勒的大屠殺和斯大林的恐怖統治。”⑶這種轉變的根據是什么呢？對有些人來說十一屆六中全會后出版的各種“傷痕”文學起了很大的作用。形形色色的回

2006-01-18

論“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政治社會化

［摘要］“文化大革命”時期，以政治權力對社會的全方位控制為前提，專制政治體制、大眾傳媒與社會輿論、特定的政治符號、學校教育、家庭等政治社會化途徑充當了放大上層政治文化、扭曲大眾政治文化的作用。關鍵詞：文化大革命政治社會化政治文化既定的政治文化（注1）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發生并持續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為“文革”提供了相應的政治主體、社會政治氛圍等等一系列必要條件。既定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對“文革”的支持與推動作用是以政治社會化為前提的。“文革”前的消極政治文化借助于政治實踐、大眾傳媒、政治符號、學校等教育機構、家庭等政治社會化（注2）［1］途徑，以空前的廣度和深度迅速地強化、固置于人們的內心和政治意識結構之中，塑造出了“文化革命”期間的畸形政治文化。一、專制政治體制及其運行“文革”把此前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之弊端發展到極至，形成了專制政治體制。這種體制下的政治實踐通過其政

2003-04-23

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社會性別與勞動

【內容提要】本文主旨是通過對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中國婦女參與社會勞動的描述，分析國家動員和行政干預如何影響了女性新的勞動角色的形成。在這一歷史階段，在國家政策的干預下，逐漸形成了以城市女性為一級蓄水池、農民為二級蓄水池的勞動計劃調節模式，只是與市場經濟下的工業后備軍制相比，這種蓄水池機制具有更鮮明的強制性特征。伴隨與此的，是中國勞動分工的“去性別化”，即形成女性不斷擴大其職業領域、與男性勞動相融匯混合的特點。“文化大革命”時期(1968-1976年)是本文分析的重點。在這一時期，強有力的政治動員使這一“去性別化”特點達到頂峰。大慶的“男工女耕”和“鐵姑娘”是這一時期推行的兩種典型的性別分工模式。本文將分析這兩個典型對女性勞動的影響。對被動員的中國婦女來說，新的勞動角色對她們既有正面的意義，也有負面的影響。【摘要題】婦女史【關鍵詞】勞動性別分工/蓄水池機制/動員模式文化大革命【正文】本文所用的資料主要來自以下幾個部分：(1)相關統計資料；(2)20世紀60、70年代被稱為黨的喉舌、代表那一時期主流意識形態的《人民日報》、

2008-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