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導論

教育考試制度，即人才的培養與選拔制度，其重要意義不下于當今中國任何一個社會問題。市場上諸多討論書籍及各類育兒經盡可證明公眾對其關心。值此教育改革工作進行之際，我僅以錢穆先生從歷史角度對中國的教育考試制度的一些分析，展開一些思考，以備關心教育問題者鑒。

二，中國的教育考試制度的歷史(注1)

(1)漢代

據《詩》《書》記載，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時起，中國已經學校出現。在當時，學校作為一種輔政機構，主要職能是“行禮樂，宣教化”。中央設立的稱作“辟雍”，地方儲侯設立的為“泮官”。及至春秋，這種官立教育體制因政治原因逐漸衰微，教育職能下放，主要以社會教育為主。秦代統一時又將教育權收歸中央，設立博士一職，在參議政事的同時吸納弟子傳播學說，后經秦始皇焚書坑儒，博士多遭罷黜。漢武帝建立太學，設五經博士講學，學生是地方郡國選送的十八歲以上青年。這些人經畢業考試后分為兩等，甲科出身為郎，入宮當侍衛；乙科出身吏，回地方充任吏職。因為在當時，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選舉，推薦入中央任職，入選者又多為太學生的補吏出身。故而在漢武帝之后，朝中為官之人多是讀書出身。后來因為此類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薦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試。這樣一來，自漢代起，中國便形成了一套完備的“教育-實習-選舉-考試”的人才培養選拔制度。

(2)唐代

兩漢之后，中國歷三國兩晉南北朝600年離亂，于隋唐重歸統一。此時，中央政府已廢除漢代的地方舉薦制度及由陳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們自己報名參加禮部的考試，合格者即為進士，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科舉制。清代人徐靈胎曾經說過：“讀書人，最不濟，爛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騙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氣”。但在唐代，進士們在通過了禮部的考試之后，仍要經由吏部考察其儀表口試乃至行政公文，通過者方可分發任用，正是王國維所說“所與之官與其所治之事相合”。(注2)徐靈胎所指斥的科舉制弊病并非是同該項制度與生俱來的，而實際產生應在宋代，下文自有論述。

唐朝在恢復了漢代公立教育制度的同時開始實行了科舉制，但是因為學校教育在入學，畢業方面均比較容易，因社會上只重進士，對太學生并不看重，由而而產生的后果既是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漢代并無太大發展。但由于當時門閥的形成和禪門思想的活躍，門弟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為當時人才培養中的兩個重要方面。唐初時，進士多為門第子弟，身負家學淵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從政之后輕車熟路。晚唐時門第衰落，應考的窮苦書生除文選詩賦外，大都不通政治傳統，國家又缺乏相應的教育，遂當時有“進士輕薄”一語流傳，此弊至宋時猶甚。到于當時的寺院教育，則有揚州王播飯鐘的故事。雖然故事中王播是受盡寺僧冷遇，但應知當時禪門思想之活躍對人才的培養實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直至宋代，仍有人說：“儒門澹泊，豪杰多為方外收盡。”

(3)宋代

宋代的教育考試制度可大致概括為“重目的，輕方法”。宋朝開國后，為克服五代時人不悅學之風重禮科舉，一但中了進士即給予高官。這項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靈胎所指責之惡果“以官爵勵人才者”，“事益不治”。(注3)

盡管宋政府在科舉制上投入較大，但在一些具體操作上一直為人詬病，除上文所說的一條之外，還有它把考試內容由風花雪月改為經義之學，本意是好的，入朝為官之人總不能成天吟詩作對，誰料得不償失，考較詩詞尚可見一些人之真性情真學問，考經義唯有死記硬背生搬硬套耳。連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嘆說：“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料變秀才為學究。”

在人才的培養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機制。宋初各地設立各大書院多為私人創建，后雖逐漸轉為公立，但由于理學興起，當時教育仍以私人講學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國傳統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壓卻仍在社會上得以維持，書院之功不可沒。

(4)明代

明代政府大力發展官辦教育，在一次大規模的統計中，全國各級從事教育工作的教官總數達四千余人，大大超過前代水平(北宋元豐年間僅為此數百分之一二)。但因為當時的教育過份依賴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比較黑暗的時期，故明代官辦教育很難說令人滿意，對人才的培養及教育之功效實在有限。

科舉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較大改動。其時由于報考人數增多，政府便將考試拉長為“縣、鄉、會”三試，以便淘汰掉大多數應考人。應考者必須經過秀才舉人進士這三級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賺得一個好出身。有了這個好出身，則幾年之內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舉考試考出來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績方可升職，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來的，下層的秀才舉人是沒有機會升入上層的。把官員的提升選拔過程由考試加實習簡化為單一的考試，這是明朝在歷史上一個退步。

(5)清代

清代是滿族入主中原，為維持其統治，科舉考試漸漸轉化為一項愚民政策，其作用乃是給漢人中聰明才智之士一點希望，一點奔頭，使之不去造反而專心備考，顧炎武曾指出科舉八股之害堪比焚書坑儒，龔自珍也曾抨擊歷代考試制度是皇帝私心玩弄權術。此種觀點流行一時，逐漸演變成為現在我們對科舉制度的基本看法。但應看到當時的時代背景乃是異族統治，漢人知識分子心有不服也不敢明說，只有如龔顧等人一般，將歷代考試制度一起批判了。及至滿清末年，革命風潮涌動，方有鄒容在《革命軍》一書中開列出一長串清單說明滿漢二族在官員任命上的不公，直斥部族政權下的考試制度。

由于清代的統治者加強了思想文化控制，固當時的教育制度亦乏善可陳。當時公立學校名存實亡，書院尚有，及至清末廢除科舉，多改為新式學堂，名之不存。盡管在清末的書院中也曾出現過康有為、章炳麟、吳稚暉等人，但就普遍情況而言，其時書院的主要貢獻卻非是培養人才而是變作刻書藏書了。《紅樓夢》一書的流傳，清代之書院實有大功。

(6)小結

縱觀中國整個教育考試制度的歷史，不難發現，在早期中國就已出現一套較為完備的人才培養與選拔制度，但經過一次次戰亂，制度不斷被破壞又不斷被重建。由于時間的推移和歷史的發展，早期適用的制度到后來已有許多不適應當時情況的弊端逐漸顯現，如“進士輕薄”。但是后人在重建制度時并未考慮到這些弊端，或者說為了一已之利看到了弊端但卻不去嘗試改革。等到這些弊端逐漸擴大，造成學術敗壞，人才枯竭等惡果時才來匆匆打一個補丁。但由于補于制度未經實踐操作，往往加重了惡果。

三，三個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現代人在批判中國現行高考制度時往往列出的一條罪狀是“壟斷了通向大學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聰明才智之士因分數低而進不了大學深造，其罪堪比科舉。”

但就我所知，在唐朝，還有一種“公卷通榜”的亦可選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謂“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與“通榜”兩個內容。”公卷是指考生將平日詩文送至中央大儒處，經其傳閱評判，在評審圈中打響知名度。有人可能會聯想起今年高考時江蘇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盡相同。唐時“公卷”乃是出于考前，未考之時已有一定客觀地位，不必再經過考試，一經推薦即可任用，比如李白當官就不是考的。打個比方，我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們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為“公卷”。至于通榜，則是按照實際的輿論來排定選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場上一日之發揮。這里有個有名的故事，說是主考杜黃裳請考生袁樞擬榜，袁自列第一，無人不服，傳成佳話。 (2)八股文

八股文被人罵得很久了，仿佛一打它出生就是個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壞東西，在此要做一個小小的翻案。

唐時科舉考的主要是古詩，因為“詩無達怙”，考官面對眾多水平不一的詩文難判優劣，故而改考律詩，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于列出一個客觀標準方便評判，這個制度好像沒看誰有過批判。

宋時考經義，不幸大道理人人會唱，也是難分高下，有關部門漸漸定出一定格式，這就成了八股了。

前幾年有人批判過現行的應度作文，說這是“新八股”，現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賽作文改出來，我們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別先鋒特別現代的作品。但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為害的真正根源產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寫了一個與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筆再好也逃不脫殘酷的評判。由此可知，對八股的批判，我們不應滿足于平仄條框的突破，真正該做的是放寬主導思想對人的限制，認真執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藝“雙百方針”。

(3)明清兩代的進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選拔上采用一中進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針，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

這些中了進士的人在京期間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數年閑賦期間檢古書，搜古董，拜師訪友。有時放往外地出任閑差，又可一識當地風土民情。此兩代杰出之士的學問大都如此養成。如清代曾國藩，中進士不過三十余歲，卻已有遠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為之操心，安心讀書便是。

與之類似的是我國現在的大學教育，多數人在進大學之前還是除高中幾門課之外沒有任何學問基礎的，一經大學中數年修習，出校時已具一定的學問根基----這根基自然不僅是老師教的，其中大半要來自大學里的自學。這種情況在前幾年表現得尤為明顯，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學生缺乏，一入大學門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讀書。現如今大學生分配不易，眾學生兼職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藝者甚多而治學者少”(注4)。北大清華之類名校學術風氣較其余學校為優，師資基礎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學生不必為前程過于擔憂，可專心治學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無論如何應看到，明清兩代的這項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國現行的大學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學拒之門外，失掉文憑同時失掉深造機會的人來喊冤。因為高考大制度上的這項小制度為中國培養了大量人才，人們對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寬容。現在，這項小制度也漸漸失掉了它的魔力，我們還不應該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嗎？

四，中國教育考試制度的現狀研究

自由主義者們一直是把教育做為一個自由的特例來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觀點，教育的目的在于讓一個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當初被迫做的事情實際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注5)。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經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話來說：“上了大學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學過的東西大多是無用的和錯誤的。(注6)”。當然，并非社會學意義上的例證并不具備多少說服力，但應該看到我們的教育自始至終是一種非自由的強制（余杰在《說還是不說》的序言里引用了一個洋人的話來說明這點），其強制力的來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會等等。待到按它們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時間考上大學，有人就發現自己被強行欺騙了。我曾經想過不被它欺騙，有朋友建議我不經過高考而去北大做一個旁聽生，但因為這種欺騙帶有其強制性，我最終放棄了這個建議。旁聽固然可以培養人才，但從整個社會來講，人才的培養和選拔乃是一套相關制度，選拔制度沒有改觀，再多的人才培養出來對國家也沒有用處。很多談論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談其一不談其二，割裂了學制與高考，這也正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

一項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時間之后，諸多弊端便會顯現，如歷史上的科舉制，八股文，在創始之初皆不算壞，用上幾百年，后人看見弊端，為維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補，結果往往是條框越來越多，束縛越來越緊，結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紀是人類社會發展最快的一個世紀，故而這個世紀內的制度與現實相適的時間也變得更短。中國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幾十年，弊端已經出現了，并且在日益擴大。何清漣把轉型時期的經濟問題難以解決歸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注7)，但我們在教育方面的問題又豈只一個重理輕文？

魯迅曾經感嘆說中國的改革太難，即使是搬張桌子改個爐子幾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來，中國自己是不肯動的。現在包括何清漣所說的問題在內的諸多由教育考試制度引出的問題已經出現，改變是否已經出現？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樣如此。當年中國的第一所私立大學中國公學就是在陳天華蹈海之后建立起來的(注8)。出現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會觸及舊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當年的百日維新“使全體文官失色，(因為)他們熟讀四書五經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場發跡”，“幾百年來中國。。。。。。倚賴一個以文字見長的官僚機構。。。。。。若不宣告此類組織遲早必須更改，就無需說及改革(注9)”，其中有廢除八股文，“僅此一項就使全國知識分子恨入骨髓，因為在這個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們再不會其它的東西了，廢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們全部埋葬(注10)”。

中國現階段實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廢除舊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憑空構建烏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為中國有自己的國情，有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學生群體，這都是現實，從來只有以制度適應現實，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現實來適應新鮮制度的？ 現在我能聽到很多關于教改的建議，有的搬來牛津哈佛，想一夜之間趕英超美，此種“西餐叉子吃人肉”(李敖語)，不顧國情的想法上文已有評述，在此筆者還想評一下關于“教育產業化”的問題。據說這一提法產生于前幾年中國努力擴大內需之時，在經濟學上有巨大意義。2000年8月，厲以寧先生在廣東的一次講演上對該提法大加贊賞，批判了一下計劃經濟的老腦筋，同時為教育產業化勾劃了一副“收益-再投入-回報”以至發行債券，校辦企業上市這樣一幅藍圖。在此我只問一句，若是教育企業破產，股票摘牌怎么辦？老師怎么辦？學生怎么辦？下崗乎？

我們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這么多年，已經出現問題了，有人拿出了補丁，包括現在實行的“3加X”什么什么的，在我看來，少有適用的，這個問題值得有關方面重視，我的一個想法是逐步開放大學門檻擴招的同時要多開出第二第三條入學之路，如果作為開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學習。社會上重文憑的風氣應該改變，卻不在一時所為，根本仍在教育考試制度。毛主席當年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花不是溫良恭謙讓，但是我們在教育制度方面現在根本沒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請客吃飯繡花溫良恭謙讓，一個制度與一個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沒有！

問題大概是看出來了，提出了一個修補邊角的藥方，也不知正確與否。根本醫治中國目前教育考試制度問題的藥方不是沒有，只是不需我一個高中生來開。只希望中國的有識之士能在認清了形勢后，盡快找到它，這正是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

注釋：

1，本節及下節中歷史評論部分根據三聯版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及《國史新論》三書中相關章節縮寫而成

2、3、4，出自王國維《教育小言十則》《教育小言十三則》

5，《當代西方自由主義理論》P15

6，孔慶東《47樓207》P302

7，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P374

8，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二十五章

陳翊林《最近三十年中國教育史》第十章

9，黃仁宇《中國大歷史》P262

10，柏楊《中國人史綱》P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