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青年農民工 心理障礙 調適對策

論文摘要：“80后”農民工數量已超過1億，在我國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中正承擔著重要角色，但受城鄉二元體制等因素制約，他們又面臨強烈的心理矛盾與沖突。政府、社會和個人必須合力解決青年農民工的群體心理障礙，才有利于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隨著我國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大量農民工向城市轉移，越來越多的青春臉龐出現在農民工群體中，農民工的格局已經發生根本變化，“80后”農民工正逐漸成為這一隊伍的主體。農民工不僅是一個收入低下、生活貧困的群體，而且是一個面臨強烈心理矛盾與心理沖突的群體，有些心理問題已經成為社會穩定與和諧的制約因素，應引起政府和社會的關注。 一、“80后”農民工概況 根據年齡劃分，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已經形成了兩代農民工。第一代農民工生于上世紀50、60年代，他們于80年代或90年代初進入城市；第二代農民工生于上世紀80年代，于90年代末或新世紀初進入城市，生于上世紀70年代的農民，則屬于其中的過渡一代?！?0后”農民工特指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農民工，也被稱為新生代農民工或青年農民工。據2006年國務院政策研究所發布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的數據顯示，我國農民工總數大約2億人，其中16—30歲的占61％。據悉，迄今為止，“80后”農民工已超過1億人。 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80后”農民工有著明顯的群體特征：年齡普遍較小，多在28歲以下，是伴隨中國改革開放成長的一代；受學校教育的程度高，多為初中以上，雖然他們的素質相比第一代農民工有了較大提高，但在受教育程度與勞動技能方面與城市人口的差距依然很大；基本沒有務農經歷，難以忍受農村的破舊、貧窮和慢節奏的生活，對家鄉的鄉土認同在減弱，甚至持批評態度，對農村的一些習慣和傳統開始出現不認可；具有更多的融入城市的沖動，正逐漸習慣于城市的繁華和快節奏的生活方式，部分人開始試著去認同流入地社會，如參加當地社會組織的一些集體活動，與當地人建立經常性的交往關系，甚至加入當地的一些社會組織等，想在城市安家立業，但自己的根仍在農村，矛盾心理異常突出；更重視自身價值的發揮，有較強的職業生涯規劃意識，與其父輩們主要為尋求生計而出門打工不同，他們打工不僅僅是為了賺錢，更是為了鍛煉自己、尋找更好的個人發展機會，希望追求更完美的人生；有較強的維權意識，更注重工作環境、自身權益乃至個體感受，不能忍受身份歧視，也不再像父輩一樣甘于艱苦廉價的勞動，而更在乎所在城市能否給予他們平等的人格待遇；對政治、文化等生活的需求有更多更高的要求，但總體來看，他們在政治上的參與意識還比較低，很多農民工在進城后沒有參加過選舉，沒有參加工會組織等。面對城市化、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受體制和自身素質的約束，“80后”農民工生存和發展的機會與挑戰并存，理想與現實交織碰撞，在心理上往往處于尷尬的境地，極易出現心理問題，這些都阻礙了他們在城市的進一步發展和人格的完善。 二、“80后”農民工常見的心理障礙 作為農民工的主體，“80后”農民工承擔著城市最臟、最苦、最累、最險的工作，為城市的繁榮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其心理狀況主流是好的：吃苦耐勞，遵紀守法，積極進取。但是由于生活、工作的巨大壓力，精神生活的嚴重缺失，惡劣的工作、生活條件，在城市社會地位的低下等等原因，使部分農民工的心理出現一些問題。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 1.自卑與壓抑。由于農民工的戶籍在農村，傳統的城市管理制度在戶籍、教育、社會保障、人事、醫療制度等方面只承認城市居民，而將農民工排斥在外。由于人為造成的先天身份的差別，農民工只能處于“二等公民”的尷尬境地。城市居民由于先天具有的城里人身份，不須通過后天努力就可獲得許多社會公共資源，在社會生活方面能夠享受到諸多特權，在社會競爭方面占據著明顯的優勢，無論在現實利益和心理感受上都有一種高高在上的優越感。這種因先天身份差別而導致的不平等深深地刺激了“80后”農民工的自尊心，加重了自卑感，很容易使他們產生自卑心理。與生活上的貧困相比，更難以忍受的是農民工不被城市接受，不能與城里人正常交往與合作，不能像城里人一樣感受到平等與尊嚴。在日常生活中，農民工還要忍受因家庭分居、婚戀情感、文化活動匱乏及生活條件限制等，經常處于性壓抑和整體精神壓抑的心理狀態，這很容易產生農民工與城里人的心理對抗。 2.封閉與孤獨。“80后”農民工進城的同時也是一個重新社會化的過程。他們雖然在空間上走近了城市，但由于受現行戶籍制度和其他制度性的排斥，同時也受其自身的文化心理、價值觀、行為方式變化滯后的影響，使得農民工無論在城市工作多久，都注定是游離于城市邊緣的“匆匆過客”。城市的生活并未提供給青年農民工良好的轉換環境，空間上的隔離、生活方式的差異以及部分城市居民的冷淡、歧視與疏遠，不僅無助于青年農民工打破舊的角色意識，融入到新的城市生活中去，反而加劇了他們的心理不適應，在精神上不能很好地真正融入城市，而總是處于封閉與孤獨狀態，只能囿于自己的社會交往圈和文化習俗之中。2007年8月，浙江省永康市總工會先后對五金、包裝、工藝品、電子、金屬等五個行業、20家不同規模企業的外地民工展開了為期幾個月的心理健康調查，結果顯示，因受孤獨難以適應環境等因素的困擾，60％以上的外來民工，尤其是"80后”農民工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感到寂寞孤獨”的為80％。很多農民工進城已經十多年了，卻幾乎沒有城里人朋友。加之基本上沒有文化娛樂生活，長年累月重復“干活——吃飯——睡覺”的單調生活，很多農民工將在街上溜達、看臨街電視、打撲克作為業余生活的主要內容。 3.不滿與怨恨。與農民工相比，城市居民享受著更多國家社會保障和福利，大多可以較輕松地生活。而“80后”農民工不僅沒有社會保障，而且從事著城市里高強度、高風險、低收入的勞動。更有甚者，農民工還被老板克扣和拖欠工資，這使得農民工在生活上只能維持很低的水平。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和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反差，容易使農民工產生強烈的被剝奪心理。在自身利益長期被忽略以致損害的情況下，容易引發他們對現實社會的嚴重不滿。在日常生活中，他們還會經常受到個別城市居民的不公正對待。有的居民以自己城市人的身份歧視農民工，將農民工視為“外來人”，將他們看作是低人一等的“二等公民”，甚至故意在公共場所欺負、捉弄農民工；有些城市居民對為他們提供服務的農民工缺乏信任、理解和尊重，甚至故意刁難，丟了東西就認定是農民工所為，直接傷害了農民工的自尊心；有些城市執法人員在執法和城市管理過程中對進城農民與城市居民持雙重標準，對農民工動輒罰款、毀壞東西甚至任意打罵；有些商場、酒店、浴池等公共場所以衣冠不整、有礙店容或影響其他人消費等種種借口拒絕農民工進入。大多數“80后”農民工坦言，他們心里最難受的就是城里人看不起自己，個別城市人還以對農民工進行刁難和人格侮辱為樂，這很容易產生農民工與城里人的對立，他們中的個別人則可能在人格受損時以破壞城市公共設施、偷竊、群毆等極端方式來發泄自己的怨恨情緒。 4.仇視與報復。我國農村與城市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大城市繁榮與富庶是來自偏遠鄉村的青年農民工無法想象的。在農村的時候，這種差距他們還沒有親身體驗到，但是一旦進入到城市，這種差距就立即顯現在他們面前。而二元制社會結構所構筑的用工與戶籍制度壁壘，也把他們通過自己的努力超越這種差距的希望打破。城市中繁華富裕與他們低下的社會地位和微薄的收入形成強烈的對比，社會保障的缺失、合法維權的困難、政治與社會事務參與途徑的狹窄、城市居民的冷漠歧視與優越感更強化了他們的反城市甚至反社會心態。這種心態不是針對某個具體的城市居民的，而是針對所有的城市居民的。這種情緒的極端反應就是敵視和仇恨城市的情緒，以往的道德束縛、法制束縛已經不起作用，因而采取極端的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報復城市居民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