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隨著改革的深入，傳統城鄉之間的封閉狀態逐漸破除，在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的改革語境下，農民工受城市影響力的牽引而大量涌入城市，并成為當前社會轉型期的特殊社會群體。作為“邊緣化”的農民工，其在“融城”過程中的心理必然由相對平衡狀態走向失衡狀態。文章通過對前期學界相關研究成果的梳理，嘗試以社會心理學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雙視角”，并結合長沙、株州、湘潭三地的訪談調查記錄文本的分析，通過對鄉土世界、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和實踐世界這四大向度的概述和“參照群體”理論的相關闡釋，對農民工“融城”的心理障礙予以分析，并從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視角尋求農民工“融城”心理障礙的消解之法和可能路徑。

[關鍵詞] 農民工；心理障礙；思想政治教育

※括號內容依次為訪談對象的姓名（或代號），性別（F表示女，M表示男），年齡，訪談時所在城市（CS表示長沙，ZZ表示株州，XT表示湘潭）

一、研究回顧與本文起點

作為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中產生的特殊群體，農民工的實際生存狀態備受社會各界關注。對農民工“融城”的各方面思考，學界在理論層次和經驗層次等方面的研究已比較豐富，比如：對農民工的階層特性與社會地位的研究（李強，2004；朱力，2003）；對農民工生存狀況的研究（李培林，1996；李長江，2004）；對農民工的情緒、社會心理研究（李強，1995/2005）；對農民工城市主體關系的互動研究（李強，1995；朱力，2001；潘澤泉，2004）和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農民工視角變化研究（李培林，1996；周曉虹，1998；江立華，2003/2004）等等。

上述有關農民工“融城”的研究大體概述了當前主要的研究視角。當然，我們嘗試歸類的視角其彼此之間的界限也具有模糊性，各自研究的側重點也不同，但總體而言，每個角度的研究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補充、相互融合的。當前看來，農民工在“融城”過程中日益突顯的心理障礙問題呈增量趨勢，在“融城”的大背景下關注農民工的心理障礙并尋求消解之法，對于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事實上，學界對農民工“融城”過程中的心理障礙研究也零星有所涉及，但從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維度，并結合理論層面予以說明，提出實踐性的分析路徑還不多見。因此，全文嘗試從社會心理學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雙維度對農民工“融城”的心理障礙予以合理的釋讀，并以長沙、株州、湘潭三地的訪談調查記錄為分析樣本，在力求理論合理闡釋的基礎上，描繪出農民工“融城”的心理障礙表征，并以此探究出問題的解決路徑。

二、研究對象與概念界定

當前看來，全國農民工總數約在2.1億人左右，占我國農村人口的63%以上，并且每年以600萬800萬的規模迅速增長。預計未來10年從農村轉移出來的人口（包括勞動力及家屬）將在1.5億人以上。[1]農民工進城務工經商，跨地區流動就業，在所有的大中城市，在建筑、紡織、制造、第三產業等許多領域，都活躍著他們的身影。這一群體的出現及其在工業和城市社區中的作用和行為方式，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經濟轉型與社會變遷，并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存在。[2]本文的研究依托筆者近兩年（20052007）利用寒暑假時間在長沙、株州、湘潭三地所做的跟蹤訪談記錄文本為分析樣本，通過對15個個案詳細的文本記錄和話語分析，透視農民工“融城”過程中的心理障礙。實際上，“借助于語言結構的分析和更加寬泛的社會背景，并通過對其做出分析，可以揭示話語表達中的社會意義。”[3]

本文界定的“融城”過程中的農民工具體是指脫離土地、背井離鄉，進城就業務工的農民群體。心理障礙主要側重于農民工面對城市強大的輻射力以及與農村截然不同的經濟關系與利益體系而產生的意識形態沖擊、心理壁壘等。思想政治教育，全文主要將其歸為政治教育、思想教育、以及道德教育，使得“融城”農民工群體形成一定的思想觀念、政治素養和道德規范，從而指導具體的實踐活動。

三、樣本分析與理論闡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境域正面臨結構轉型與體制轉軌的“雙模式”變遷，即由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結構轉型以及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體制轉軌[4]，對廣大農民工群體而言，生活在不斷變化的轉型期，并從鄉土走向城市、從封閉走向開放，這個演進的過程對其生活方式、社會心理等方面產生強烈的沖擊。通過深入訪談及對其生活的觀察，我們總結得出：農民工“融城”過程中的心理實踐軌跡可以描述為鄉土世界、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和實踐世界這四大向度，并且，從鄉土世界走向城市世界其心理演化的路徑趨向類似于從想象世界走向實踐世界的過程。為了更方便于比較研究，全文主要從宏觀轉向和微觀轉向的兩大層面來做一步的說明和闡釋。通過對調查文本的分析，我們進一步得出：鄉土世界中的農民工心理處于相對平衡的狀態、城市世界中的農民工心理處在失衡狀態；想象世界中的農民工心理處在相對平衡狀態、實踐世界中的農民工心理則處在失衡狀態。事實上，從鄉土世界走向城市世界的過程，農民工其獲取的利益和期望值呈減量趨勢，其心理狀態也由平衡走向失衡，而對于想象世界和實踐世界，生活場景和指向空間的位移，這必然會導致農民工“融城”的心理由平衡狀態轉向失衡狀態。（見圖1）

通過訪談研究發現，農民工“融城”過程中的實踐形態和心理轉換邏輯被上述四個世界所型塑。鄉土世界是他們生長之農村社會。進城之前的想象世界主要源于他們的夢想，以及他們聽到、看到打工歸來的親朋和鄰居或受媒體影響后形成的對未來的憧憬，是一個虛擬的主觀世界。進城后的想象世界是一個實踐中的、不斷調適的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就是他們打工所在的城市，是他們生活于其中的客觀世界，是他們獲得現代性、完成城市化的場所。實踐世界是他們生活的實際具體空間，根據他們所處的不同時空條件而變化。對于“融城”過程中的農民工來說，實踐世界是處于城市世界之中的。[5]

這里我們嘗試引入“參照群體”理論予以進一步說明。美國學者希曼（HerbertHyman）提出“參照群體”這一概念，指出：“一個人沒有加入但又按照其價值規范來評價與指導自己的行為的群體。”[6]隨后這一概念演化為負非所屬參照群體、正非所屬參照群體、負所屬參照群體、正所屬參照群體四大類參照群體。所謂負非所屬參照群體是指我們并不屬于它，并且希望回避的群體；所謂負所屬參照群體是指我們屬于它，但不愿意承認，希望擺脫的群體；所謂正所屬參照群體是指我們屬于它，并且主觀上認同的群體；所謂正非所屬參照群體是指我們不屬于它，但是渴望加入或者渴望模仿其成員的群體。這種對于參照群體概念的延伸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細化了主體對于參照群體的主觀感受。[7]事實上，農民工在“融城”過程中，其潛意識之中就將自我定位、消費方式、消費態度、轉為城里人的意愿以及城市心理定位等方面還沒有將城市居民視為其參照群體。

“總感覺自己不是城里人，即使賺再多錢，這個陌生的城市也不是生我養我的地方，‘金窩銀窩，還是不如自己的狗窩’”。（XB，F，32，CS）※“我在長沙呆了好幾年了，總感覺他們城里人消費很大方，好象個個都像大款，大把大把的用著鈔票，而我們農村來的，總會盤算著花好每一分錢，我們干的大多是體力活，錢來得不易。”（HBX，M，41，CS）“在湘潭打工也有好多年了，總感覺城里人相互猜疑，互不信任，我們鄉下來的更是難以走進他們的圈子，說實話，不是為了多攢幾個錢供小孩讀書，我還真不想到城里來打工，更沒有想過把家將來搬過來。”（LYZ，F，29，XT）“面對城里人，我們鄉下人總有心理隔閡，不管是穿著、吃飯住行，還是語言交流，城里人鄉下人一眼就可以看出。”（WXB，M，27，ZZ）

從以上訪談文本記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大部分民工并沒有將城市居民作為他們的參照群體。他們正處于一個過渡階段。農村人群體對他們來說正在經歷一個由所屬參照群體向非所屬參照群體的轉變。由此，從鄉土世界走向城市世界，其過渡之中的心理落差和心理失衡就會表現出來，這也不難理解從想象世界走向實踐世界的真實反差效應。農民工“融城”過程中的心理調適和心理引導在過渡轉型期尤為關鍵，如果引導得法，這些沖擊可以成為“融城”的催化劑，加速融合的過程，減少融合的摩擦性沖突；如果不能及時得到疏導，則有可能沖擊農民工已有或固有的思維，并由此產生強硬的心理壁壘，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筆者通過整理分析得出：從鄉土世界走向城市世界的過程，也是農民工從想象世界走向實踐世界的過程，這其中自然會存在心理障礙，具體心理表征可概述為以下幾大方面：

（1）雙軌體制下的城鄉雙重尷尬。土地是農民天生的就業保障和生存希望，他們對于土地有深厚感情，不愿意背井離鄉。但是，隨著城鄉差距的進一步擴大，一些農民群體開始向往城市較好的發展機遇，特別是隨著現代農業技術層面上的結構性調整，這些更促推著這部分人可以擺脫土地的束縛，去城市尋求致富的途徑。計劃經濟時代的城鄉二元結構、雙軌演進下的制度規范無法在身份認定、權利擁有和福利給予等方面讓農民工與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農民工一方面希望在城市謀求發展，但城市又有內生的歧視性待遇；另一方面又割舍不斷與農村的聯系。“我們鄉下人到城里務工，一沒有文憑，二沒有一技之長，想攢點錢，又受到城里人歧視，我們總是很矛盾，不知道是接著干下去，還是直接返鄉回家。”（PBB，F，36，XT）“有時城里沒有搞到錢，家里的農活也荒廢了，結果會是兩頭空。”（CSS，M，32，ZZ）

（2）市場經濟思維的沖擊與不適。農民工進城務工，首要目的是致富，面對市場經濟占據下的話語權和分配權，“利”與“義”的地位開始出現偏差。市場達爾文主義衍生的畸形的“利義觀”，極容易蠱惑剛踏入城市的農民工。當面對利益沖突和現實差距時，農民工常常出現矛盾的心理，對傳統道德法則的背離會導致行為和思維的人格分裂。“有時打點零工，氣也受了，錢也拿得少，總感覺這個世界不公平，為什么城里人和鄉下人會有這么大的差別？”（FXM，M，21，CS）“我有幾個老鄉，到城里找工有一段時間了，身上帶的錢也花得差不多了，為了生存，有的甚至干起了小偷小摸的犯法行徑。”（STH，F，46，ZZ）“只要能搞到錢，什么都想去試一下，這是被逼出來的。”（QBX，M，23，XT） （3）自信與自卑的雙重矛盾心理。農民工經過城市先進文明的洗禮，不論是個人素質、生活方式還是價值觀念都超前于仍然生活在農村的駐守農民，這時農民工容易萌發一定程度的自滿。然而身處都市，現行制度不論是在戶籍、教育、社會保障、醫療等方面都只承認城市居民，城市在許多公共資源享有上并不將農民工容納在內。由于先天身份的人為劃分，農民工在政治上得不到城市人的待遇，對公民所應具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意識淡薄；經濟上，不但工資上與城市人相差甚遠，亦無法獲得城市居民享有的福利待遇。農民工在城市工作中，更多的是被自卑心理所籠罩。“我在城里干了好幾年，過年回老家，鄉里鄰居都羨慕的跑到我家問這問那，感覺我就是城里來的貴人。可是，一想起在外務工的經歷，心里又不是滋味。”（PJW，M，45，CS）“我在城里呆不慣，總感覺低人一等。”（HMK，F，24，XT）

（4）擇業盲目與悲觀的情緒。為了獲得生存，農民工首先要在城市里謀取一份職業，而先天素質所限和制度設置上的諸多壁壘使農民工往往不能正確估計自己的能力，經常出現盲目擇業的狀況。而過于注重城市人對于自己的評價，過于希望得到城市人的接納和認可，在遭遇求職不順的時候，農民工過度的敏感心理被最大化的暴露出來。特別是遇到挫折和困難時往往不能理智處理，容易表現為半途而廢或者悲觀厭世的不正常情緒。“我小學都沒畢業，來株州找事做都已經兩個月了，到現在還沒有找到。實在不行，就回去算了，自己帶的錢也不夠了。”（FXW，M，18，ZZ）“這是我干的第五份活，沒有文憑，也沒有什么特長，太臟太累的活，我一個女孩子還真不想干。”（CSX，F，22，XT）

（5）孤獨壓抑心理的無處排放。由于現行的戶籍制度，農民工實際上成為“城市邊緣人”，不能與城市人平等共存，迫使敏感的農民工群體不自覺的回避與城市人的交往，形成自我隔離的狀態。農民工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雖然在空間上接近了城市，但在精神上卻沒有真正的融入城市，農民工群體總是一個孤獨的群體。面對現實的遭遇，甚至那些來自城市人的偏見，這些都極其容易引起農民工的強烈心理反映。[8]這種壓抑的心理如果長期得不到釋放，則容易導致農民工的反抗行為，產生所謂的“族群對立”，影響社會的安定與團結。“我每天干完活，就是睡覺，跟他們城里人找不到共同語言，即使搭上話，也沒有什么好說的。”（YRQ，M，35，CS）“他們城里人總是瞧不起我，以為有錢就了不起，我干的活是他們不愿干的，要不是家里還欠些債務，我早回去了，在這里呆著就是郁悶。”（GKL，M，41，ZZ）

四、路徑構思與策略選擇

農民工“融城”過程中的心理障礙與心理不適，主要歸因可做以下兩方面解釋：首先，二元體制雙軌演進下的現實制度體系與城市、農村勞動力需求之間的矛盾。現有的城市制度體系沒有代表農民工的利益訴求，缺乏對于農民工群體的政策支持。而城市現有的制度體系不足，主要表現在城市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社會福利制度和教育與就業培訓制度。其中，戶籍制度作為首要城鄉壁壘，是城市化和農民工社會化的主要制約因素。二元社會和戶籍制度使農民工既不是農民也不為城市所接納，身份的邊緣化使得農民工在心理上普遍感到迷茫和困惑。“從目前狀況看，戶籍制度已發展成為一種“社會屏蔽”，它有效的使農民工被屏蔽在城市的所有公共資源以外。”[9]更具體層面的表現是：第一，農民工在本來就不占有競爭優勢的就業上更加處于弱勢地位；第二，農民不能被納入到城市社會保障的范圍之內。其次，傳統與現代話語觀念的沖突。農民工深受我國傳統農村社會影響，重視血緣、地緣關系，信守平均主義和經濟上的狹義的功利主義[10]，而農民思維在遇到城市資源分配體系時，以前封閉的精神世界受到極大的刺激。由于自身因素的受限，在面對許多城市較好機崾敝荒芟勰健Ｔ誥蒙鮮杖胛⒈。徽紊銜蔥緯捎辛Φ淖櫓死春次雷約旱娜ㄒ媯瘓襠閑棖筘遜Γ睦硌掛植謊宰悅鰲６鞘泄逃械姆裾吆凸嬲輪貧仍諉娑耘┟窆な保淶髡虻乃俁裙庠誑凸凵銑晌縭有緣奶蹩睿蒼諞歡ǔ潭壬仙撕α伺┟窆さ母星欏/DIV>

城市農民工作為中國社會轉型期形成的特殊社會群體，是伴隨著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而出現的。當前看來，農民工“融城”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和壓力，在尋求解決問題的路徑時，對農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關注還明顯不夠，甚至屬于空白狀態，由此，加強農民工“融城”過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迫在眉睫。通過對農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開展，能有力保障農民工這一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提高農民整體素質，促進城鄉經濟發展，從而推進新農村建設的現代化進程。審視當前農民工“融城”的發展趨勢，我們認為應尋求以下路徑構思和相關策略選擇：

（1）明確農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三大原則。消解農民工“融城”過程中的心理障礙應突出三大平等的原則。首先，政治平等。確保農民工在組織中享有參與政治和發表言論的正當權利，切實通過有效途徑維護和保障農民工這一弱勢群體的利益。其次，經濟平等。對農民工在城市務工實行同工同酬制，實行按勞分配制和多勞多得的原則。最后，機會平等。應加強和完善農民工崗前培訓、技能培訓機制，保障農民工享有平等的機會參與競爭。

（2）把握農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內涵。對農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全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環節，一方面應該具備諸如全民普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等宏觀教育內容；另一方面也要針對農民工的特殊性進行特殊的微觀教育，譬如公民道德指南、城市道德規范、市民日常行為規范等微觀方面的教育。此外，還應對農民工進行心理健康教育，增強其自身調適能力，使其克服懶惰、仇富、自暴自棄等不健康心理障礙，用積極向上的心態應對社會變革和身份遷移。

（3）探究農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方法。加強農民工“融城”過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工作的實效性，除了明確工作指導原則、把握工作內容之外，還應積極探求有效合理的解決方法。依據當前農民工思想、生活的特點，我們認為應尋求以下幾種方法：

其一，典型引導。典型引導是指運用典型的事或人作為示范，將被引導者的思想行為引導到正確的方向上去。樹立榜樣，發揮榜樣的示范作用，是最基本、最有效的教育途徑和方法之一。農民工的先進典型就生活在農民工隊伍之中，最貼近農民工的生活和實際的需要，易于激發其模仿、從眾的心理活動特點。通過典型引導法，可以激起農民工的思想和情感的共鳴，引導其學習、對照和效仿，并內化為自己的感情和行為。

其二，情感教育。情感教育是使用真摯的感情來感化教育對象，以達到教育的目的。人是感情動物，常需要交流。農民工的工作不固定、遠離家庭、身邊缺乏朋友，始終沉浸在壓抑和苦悶的情緒中。當面對挫折和失敗時，極容易出現不正常的宣泄手段，因此特別需要獲得情感的寬慰和理解。要做好農民工的情感教育，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須樹立民主觀、平等觀，充分尊重農民工、了解農民工、理解農民工，關心他們的生活、工作和困難。

其三，心理咨詢。轉型期農民工“融城”會面臨許多心理問題，如心理失衡、心理恐懼、心理焦慮等，這些心理問題直接影響他們的情緒和行為，成為“融城”過程中的主要心理障礙。由此，應將思想政治教育與心理咨詢有效的結合起來，并將心理咨詢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范圍之內，以提高思政工作的實效性，適應新形勢的發展需要。應在城市專門機構或工會、廣播、電臺等開設心理咨詢平臺，為農民工隨時提供心理咨詢服務。

其四，營造環境。人的思想是從獲取信息到內化逐漸反省的過程，這一過程當中思想的形成和演變離不開環境的作用。環境的影響，有積極效應，也有消極效應。我們應努力創設對城市農民工有積極促進作用的良性環境，消除惡性環境對他們的腐蝕和影響。農民工“融城”后流動頻繁，對他們造成影響的是直接接觸的社會環境，因此，應加大力度整治社會環境，樹立新風尚，尤其是在城市農民工聚集的地區，應加大人力、財力的投入，創建文明的社區和和諧的社會環境。此外，還應加強對城市居民的教育，消除他們對城市農民工的誤解、偏見和歧視，真正意義上建構一種友善、平等、包容、和諧的社會環境。

[1]鄭功成、黃黎若蓮：《中國農民工問題：理論判斷與政策思路》[J]，《農業經濟導刊》，2007年第1期。

[2]鄭功成等著：《中國農民工問題與社會保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4頁。

[3][英]費爾克拉夫：《話語與社會變遷》[M]，殷曉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頁。

[4]何楓、倪明勝：《中國轉型期的社會風險分析及其規避“泰坦尼克定律”的解釋框架》[J]，《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

[5]符平：《青年農民工的城市適應：實踐社會學的研究發現》[J]，《社會》，2006年第2期。

[6]朱力：《社會學原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頁。

[7]徐銘：《城市化背景下農民工心理失衡的危機》[J]，《江蘇社會科學》，2006年S2期。

[8]康來云：《農民工心理與情緒問題調查及其調適對策》[J]，《求實》，2004年第7期。

[9][10]吳寶善：《農民工的心理特征與思想政治教育》[J]，《經濟與社會發展》，200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