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媒介地理學是以人類同媒介、地理的相互關系及其互動規律為研究對象的，具有自主和獨立條件的新興學科。媒介地理學關注和重視特定地域產生的特定媒介形態，及其相同媒介形態中呈現出的不同地理樣本，認同和理解生活在不同地理環境下人的不同傳播特點，以及不同區域受眾對媒介內容會有不同的地理“看”法。面對復雜的媒介地理現象和問題，媒介地理學需要建立一個跨學科的、綜合性的和有梯度的、有層次的分析框架，同時要重視理論性和實用性的分析研究。這樣才能分別為媒介地理學、媒介學、地理學，進而為建設和諧社會做出自己的貢獻。

［關鍵詞］新興學科；媒介地理學；傳播生態學；傳播人種學；地方媒介

Abstract: geography of media is a new-rising subject with independent condition and studies the mutual relation and regulation of human， media and geography. Geography of media focused on the specific media status produced in specific region， different geographic sample appeared in same media status， considering and understanding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 of human beings living in different geographic environment and different geography viewpoint from receivers in different region to media content. Facing complex media geographic phenomena and issues， geography of media need to build up a cross-subject， comprehensive and leveled analysis frame. The subject also should focus on the analysis research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fter all， the subject could contribute to geography of media， media and geography; furthermore， make contribution to construct a harmony society.

Key Words: New-rising Subject， Geography of Media， Ecology of Communication， Ethnology of Communication， Local Media

任何一門新興學科的誕生都既是一種偶然，也是一種必然；既是最新知識的強力切入，也是傳統學科的分化整合。媒介地理學（Geography of Media，又譯傳媒地理學）是從媒介學與地理學的交叉邊緣地帶劃分出來的一塊小小的學術領地，也是傳播學、媒介學、地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文化學、社會學等眾多學科的知識攪拌、混合而建成的一座理論大廈。它既秉承了媒介學、地理學這兩門學科的優良傳統和遺傳基因，又吸收許多相關學科的活性因子和知識營養。

著名哲學家康德寫道：“如果想要把一種知識建立成為科學，那就必須首先能夠準確地規定出沒有任何一種別的科學與之有共同之處的、它所特有的不同之點；否則各種科學之間的界線就分不清楚，各種科學的任何一種就不能徹底地按其性質來對待了。”[1] 的確，就像一個國家只有在確定了一定的地域之后才開始存在那樣，媒介地理學也只有在明確了自己的研究對象和領域之后，才可以從本質上將自己同其它科學區分開來，并進而建設和完善自己的理論體系。

一、媒介學與地理學互動、融合的結晶

雖然“媒介地理學”的概念在在國外直到1985年才在一本明顯、直接與媒介地理學研究有關的論文集出現(Burgess and Gold， 1985) [2]，1992年我在《電腦與網絡：媒介地理學的顛覆者》一文中曾四次講到“媒介地理學” [3]，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和最新辭書中還查找不到這一條目，相關的專門研究非常稀少 [4]，但是實際上，從人類發明媒介的那一刻起，媒介就與地理產生了密不可分的學術聯系和媒介地理現象。

首先，特定的地域生態產生特定的媒介形態。人類的生存和傳播活動，都要受到一定的地理環境的影響。生活在森林中的原始人類能夠就地取材，在樹葉、樹皮上寫字，后來則在木片或竹簡上刻字；生活在河網湖區的祖先們則學會了通過葦葉寫意傳情；而生活在廣闊沙漠上的人們要將一則信息傳送到遠方就只有通過“泥版書”；還有我國商代的甲骨文，周代的“青銅器銘文”，春秋戰國時期的璽印、貨布、陶器等文字，以及相傳的秦以前的“古文”；約公元前3000年在古埃及出現另一種原始、古老的圖書──紙草書卷，約公元前8世紀中東地區的帕加馬人發明的“羊皮書卷”等，也都是在特定地理環境中產生的特定的符號和媒介形態。

其次，相同的媒介形態卻能反映出不同的地理樣本。傳播是人性的外化，也是環境的折射。中國的《尚書·禹貢》、《管子·地員》、《山海經》等著作，裴秀《禹貢地域圖》、酈道元《水經注》、玄奘《大唐西域記》、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羅洪先《廣輿圖》、徐霞客的游記、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等著作，都是平面媒介對不同地理形勢的描述和反映。地理學家則在電視發明的初期便利用它記載人群形象與地理外貌。他們認為各個民族的文化和性格、各個區域的地理形勢能夠真實地反映在電影之中，正是電影地理學提供了意義的地圖，才讓我們得以在當代世界里順利航行。在現代大眾傳播的社會里，傳播者依然認為媒介地理形勢以及它的認同格外重要，并試圖讓每一個文本透過這些因素而生產某種類型的受眾。

第三，不同地理環境中的人具有不同的傳播特點。人類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的，因此人類的物質和精神形態包括傳播和文化等活動，都存在著明顯的地域差異。長期生活在熱帶的人群，具有暗黑色的皮膚，能保護皮膚免受日光的灼傷；卷曲的頭發，能防止頭部被曬得過熱；寬鼻、厚唇、大嘴巴，便于散熱；他們用來描述炎熱狀態的詞匯特別豐富。長期生活在寒帶的人群，身材魁梧，具有高窄的鼻子，使冷空氣較慢地進入氣管和肺部；膚色淺白，以防凍傷；據說愛斯基摩人用來描寫雪花形變的詞匯有近二十種。同樣，傳播作為人類的活動，也是人性和生活的建筑材料。其實當我們說“字如其人”、“文如其人”、“傳如其人”時，也等于在說“傳如其地”。音樂地理學告訴我們，漁歌、牧歌、秧歌、山歌等，就既是唱歌人面貌和人格的本質反映，也是其自身所處的地理環境的真實寫照。

第四，不同區域的受眾對媒介內容會有不同地理“看”法。最近，美國密歇根大學研究人員對２５名歐洲裔學生和２７名華裔學生的眼睛活動進行仔細觀察后發現，這些學生在看指定圖片時，目光會停留在不同區域，并且停留的時間也不同。研究顯示，西方人注重主體，是個人主義；東方人注意背景，更多的關注別人。比如叢林中有只美洲豹，歐洲裔學生的目光會長時間停留在豹子身上；華裔學生則更習慣于花時間觀察圖片背景和整體，并且會在背景和主體之間來回移動目光。研究小組組長理查·尼斯比特就此得出結論：“他們‘看’世界的方法確實不同。”這項研究甚至顯示一個真理：某些地域的人更善于做某些事，另外一些地方的人則善于做其他事。[5] 這也是傳播人種學(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提供給媒介地理學的一個有力證據。

二、媒介地理學的研究對象與分析框架

如果說媒介地理學是媒介學與地理學互動、融合的結晶，那么它的研究對象和分析框架也應該在對“人、媒介、地理”這個互動、融合地帶的掃描、分析中確立。

人是媒介學與地理學研究的核心與主體。事實上，各種社會科學家研究的最后目標都是人，不過他們是從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人罷了。體質人類學家是從人類的身體特征去研究人；文化人類學家是從人類生活方式去研究人；心理學家是從人類的思想(即頭腦)去研究人；社會學家是從人類的群居生活中去研究人；經濟學家是從人類的交換行為中去研究人；政治學家是從人類的權力關系中去研究人；歷史學家是從人類的“記憶”中去研究人；法律學家是從人類社會中的強制性的規范上去研究人。[6] 同樣，媒介地理學就是從人類、媒介與環境的關系中去研究人，研究人如何在特定的環境中發明媒介、使用媒介和活化媒介，如何自覺不自覺地通過媒介呈現地理、審視地理或突破地理。

任何一門社會科學都以人類社會的某一特定現象或實踐活動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媒介學與地理學都是研究人與媒介運作和地理環境關系的學科。媒介地理學就是以人類與媒介、地理的相互關系及其互動規律為研究對象，它既研究人與自然和媒介的相互關系，也研究人之間和媒介之間的空間關系。它同一般的媒介學相比，它側重把媒介現象尤其是傳播活動現象放到特定的地理環境中進行考察和分析，并探索其本質和規律。同一般的地理學相比，它將地理形貌和地理信息的媒介再現、轉換以及它對媒介工作者和受眾的影響、制約等作為分析、研究的重點，對地球表面自然現象的研究不是它的任務。因此，不論是在媒介學者還是在地理學者的眼里，媒介地理學都是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和分支學科。

媒介地理學的研究對象不僅可以從它的學科定義上得到解釋，還可以進一步從它的分析框架得到說明。我認為，媒介地理學的分析框架，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論述：

首先，媒介地理學需要建立一個跨學科的、綜合性的分析框架。媒介地理學面對的現象和問題十分復雜，需要的知識和方法日益豐富，通常它需要動用和吸納傳播學、媒介學、地理學、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文化學、社會學等眾多學科的知識和方法，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不同視野對媒介地理學研究中遇到的現象和問題進行微觀和宏觀地分析研究。

其次，媒介地理學需要建立一個有梯度的、有層次的分析框架。這個分析框架就是：媒介地理理論、媒介地理歷史、媒介地理應用。媒介地理理論著重研究各類媒介地理現象在統一性的基礎上所遵循的總體規律，通過判斷和推理的邏輯程序建立與客觀對象相一致的概念和范疇體系。其研究內容主要包括空間結構論、人地關系論和區位論等。媒介地理歷史研究在人類史上媒介的發明、創造、演變和發展的進程和地理因素、地理作用及其互動的本質和規律。媒介地理應用研究如何通過媒介地理學的理論、原則和方法解決實際的社會、經濟、文化、傳播和媒介問題，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建立專門的學科，如報刊地理學、影視地理學、網絡地理學、出版地理學、音樂地理學等。實際上，地理學的不少分支學科就是為了應用而發展起來的。

第三，媒介地理學需要建立一個有理論性和實用性的分析框架。一般來講，當前中國最迫切需要解決的與媒介地理學研究有關的理論性和實用性的論題主要有：（1）媒介產業的地理形勢研究。經濟全球化、傳播全球化、媒介產業全球化已是無可爭論的經濟地理現實，那么中國媒介如何正確認識全球媒介地理形勢，并結合中國媒介地理環境的實際，采取科學對策，急需理論和實踐做出回答。 [7]（2）大眾傳媒的生態環境研究。媒介生態也是媒介地理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其生態系統包括信息生產生態、信息傳播生態、媒介分布生態、信息接受生態等。[8] 當前媒介運作中出現的信息爆炸、信息污染、媒介暴力、媒介色情、文化沙漠等，都是需要認真加以解決的現實問題。（3）大眾媒介的傳播環境研究。環境是人類進行傳播活動的“場所”和“容器”，它決定傳播的內容和形式，也對傳播活動起著維護和保證的作用。可以進入我們研究視野的有硬環境和軟環境、地理環境和物理環境、媒介環境和社會環境等 [9]。（4）媒介傳播的“地形圖”研究。借助于強大的經濟實力和傳播優勢，充斥著西方的風俗和價值的文本、圖像和聲音正在全球飛速擴張，不斷加深的文化差異和信息鴻溝正把人類帶入一個充滿沖突、不平等和分裂的時期，一些地區的極端分子甚至試圖打造出具有很強攻擊性的文化模式。文化侵略、信息屏障、媒介歧視、信息盆地等現實問題，正在使“媒介地形圖”變得支離破碎。（5）媒介源地的本土性和地方性研究。的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是，媒介對本土性和地方性的過度堅持，有時也會成為先進文化的反對派和落后文化的保衛者。（6）各類媒介與地理環境的互動研究。報紙、雜志、圖書等平面媒介和廣播、電影、電視、網絡等電子媒介，不僅是特定地理環境中的產物，也是同地理環境互動互助、共進共演的社會環境的一部分，均有其各不相同的互動形態、特點和規律值得探討。

三、媒介地理學的研究意義

媒介地理學屬于典型的事后追認型的學科，它的產生與發展同大眾媒介的興起以及信息社會的來臨基本同步，現已成為一個符合自主、獨立條件的學科：（１）它有自己明確的研究對象和體系，能夠對它所遇到的相關現象和問題做出詳盡、明確和清晰的解釋；（２）它的研究范疇極其廣闊，研究內容十分豐富，可以容納大量的研究人才，滿足專業化的要求；（３）它富有生命力和吸引力，能夠創造出具有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成果，并能吸引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和知識等資源。（４）它的理論性、實用性和綜合性、跨學科的特點，可以釋放出巨大能量，產生出巨大影響，吸引萬眾矚目。因此，對媒介地理學進行系統、全面地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首先，研究媒介地理學有利于豐富和充實媒介學和地理學的理論體系。作為介于媒介學和地理學之間的一門新興邊緣學科，媒介地理學既可以通過對地理因素及其影響力的研究和探討為媒介學研究做出自己的貢獻，也可以通過對媒介因素及其功能和作用的分析和研究為地理學研究注入新鮮的養料。

其次，有利于建立、發展與完善媒介地理學自身的理論體系。媒介地理學畢竟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一片未開墾的土地。因而，對于有志于從事媒介地理學研究的中國學者來說，引進媒介地理學，只是一種手段，一種策略，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由引進到借鑒、由借鑒到超越的質的飛躍，從而建立起科學的符合中國國情、結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的媒介地理學。

第三，有利于分析和解決全球化背景下的信息傳播與文化交流中媒介地理因素引起的各種現象和問題。決策是行動的先導，理論是決策的依據。沒有正確的科學的理論，不僅無法分析和解決大眾傳播中因媒介或地理因素產生的各種問題，也無法使實踐活動始終沿著正確的清晰的道路前進，甚至有可能導致盲目的錯誤的媒介實踐，對社會產生巨大的破壞作用。媒介地理學在本質上不是實證的、解釋性的學問，而是建立在對研究對象充分了解的基礎上的實踐性、管理性和對策性的科學。當下，全球媒介地理的形勢是十分嚴峻的，發達國家憑借其雄厚的經濟、技術、人力優勢著力構筑“傳播高地”，而好多發展中國家則處于“信息盆地”之中；同時，知識者與勞動者之間的“知識鴻溝”也正日益擴大。因此，研究媒介地理學無疑有助于全面、客觀地認識和了解全球媒介發展的地理格局和生態狀況，有助于深刻理解和科學把握當下媒介生存的地理成因以及媒介未來的發展機遇和基本趨勢，有助于利用地理因素保持和增強本國媒介的生命力和影響力，有助于通過挖掘媒介潛力促進全體媒介生態系統的平衡與循環，從而為建設和打造和諧社會做出貢獻。

注釋：

[1] 康德：《未來形而上學導論》，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17頁。

[2] Johnston， R. J.， Derek Gregory， Geraldine Pratt， and Michael Watts (eds.). (2000).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 4th ed.). Oxford: Blackwell. pp. 493-494.

[3] 邵培仁：《電腦與網絡：媒介地理學的顛覆者》，《浙江廣播電視專科學校學報》2002年第2期。

[4] Nigel Thrift， geography of media， http://cache.baidu.com/，2005-8-16.

[5] 王小萌：《東西方人“看”法不同》，《錢江晚報》2005年8月24日第8版；《看世界，東西方眼光迥異》，《參考消息》2005年8月24日第7版。

[6] 魏鏞：《社會科學的性質及發展趨勢》，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6-18頁。

[7] 邵培仁：《論媒介產業全球化與中國對策》，《新聞通訊》2001年第11期。

[8] 邵培仁：《論傳播生態規律與媒介生存策略》，《新聞界》2001年第3期；邵培仁：《論媒介生態的五大觀念》，《新聞大學》2001年第4期。

[9] 詳見邵培仁《傳播學》（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第九章 傳播環境”，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4-2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