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史學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首先在美國興起，繼而在西方迅速發展的歷史學新領域，是許多學科知識不斷積累、相互結合的產物，其中地理學對環境史學的影響很大。對此，無論環境史學家還是地理學家都是直言不諱的。根據美國當代著名環境史學家唐納德·沃斯特的看法，環境史學家從地理學家那里獲得了洞察力。沃斯特還列舉了多位地理學家的名字，如卡爾·索爾、H．C．達比和呂西安·費弗爾，以及近來較為活躍的如唐納德·麥尼格和邁克爾·威廉斯等①。威廉斯本人在“環境史學與歷史地理學的聯系”一文中，也分析了索爾、達比等許多地理學家對環境史學的貢獻②。

--------------------------

①DonM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of the eaa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story，p．306．

②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0．1(1994)，pp．3--21．

地理學在東西方都是古老的學問，無論《禹貢》還是《奧德賽》，都反映了人類先民的地理意識。地理學又是復雜的：從橫向上看，這一學科存在著文化區域的差異①；從縱向上看，該學科從近代以來發生了巨大變化，產生了眾多的分支學科。其中的人文地理學(Human Geography)②由于其以人類與環境的關系為研究對象，因而與環境史學的聯系十分緊密。人文地理學一直處于發展變化之中③，依筆者的專業和目前的學識很難全面地把握它，因此擬選取某一方面來具體認識它與環境史學的聯系。在選擇過程中，我們的目光集中在了法國人文地理學大師阿·德芒戎的思想上。這么做的考慮，是出于德芒戎對20世紀史學或歷史學家的不容置疑的影響。這從法國年鑒派大師費爾南．布羅代爾創作的《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一書中可窺見一般。布羅代爾在開列需要感激的名單時，第一個提到的就是他在巴黎大學時的老師阿爾貝·德芒戎，我們從布羅代爾對地中海周圍山區的描寫中，很容易找到德芒戎筆下的“利穆贊地區的山地”④的影子。鑒于地理學對于環境史學的貢獻以及環境史學同年鑒學派

----------------------

① 德國地理學家、近代地理學區域學派創始人赫特納(1859—1941)在論述西方地理學史時指出：“若是我們也把中國的地理學，我們的文化區域以外最重要的地理學，牽連在一起，這對于理解現在的科學，至少是現在的地理學，恐怕沒有多大的幫助”。[德]阿爾夫雷德·赫特納著：《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王蘭生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6頁。

② Hum01 Geography在中國還被翻譯為“人生地理學”或“人類地理學”，盡管譯法各異，但都涉及“人”。而“人文地理學”法語詞為Gé0graphie humaine，德語詞為Geographie des Menschen，其中也都有“人”。

③ 關于人文地理學的發展變化，參見王恩涌等編著：《人文地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④ [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學問題》，葛以德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25--248頁。

的學術傳承關系①，我們認為，在沃斯特和威廉斯所開列的地理學家名單中加上阿爾貝．德芒戎，應該是恰當的。②

一、定義問題

人文地理學是當前西方學界基本區分的地理學兩大類別之一，另一類是自然地理學。《大英百科全書》2002年版則將地理學分為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和區域地理學三支，其中人文地理學包括了人口地理學、經濟地理學、文化和社會地理學、城市地理學、政治地理學、醫藥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等，因為“人文地理學的一個中心問題就是解釋人類的分布及其特點，這屬于人口地理學的范疇。但是不對以下問題予以重視，就不能理解人類的分布：人類如何滿足自己的需要和如何謀生，屬經濟地理學范疇；人類的文化、社會價值觀、勞動工具等，屬社會和文化地理學范疇；人們在城市和大都會的聚居，屬城市地理學范疇；人們的政治機構，屬政治地理學范疇；人們的健康和威脅他們的疾病，屬醫藥地理學范疇；當前的分布方式如何演進而成，屬歷史地理學范疇。”③

------------------------

① 有學者認為環境史的學術淵源之一是法國的年鑒學派，參見Char Miller & Hal Rothman，Out of the Woods：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tory，Pitts— brgh：University 0f Pittsburgh Press 1997，Introduction，p．X Ⅱ．

② 不知何故，沃斯特和威廉斯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沒有提到德芒戎。

③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2002， v0L. 19．p．882．

面對人文地理學的如此繁雜而又密切聯系的分支領域，我們怎樣才能認識和把握它呢?對于人文地理學問題，阿．德芒戎于20世紀初所做的論述，被視為是“指明了正確的道路”①。從德芒戎的論述中我們了解到，雖然西方人很早就看到了地表上人類習俗的差異，但是直到18世紀以前，“對那些被我們現在歸人人文地理學名下的事實，即地球表面上人類生活方式和聚居方式的研究，只是一種單純的描述……實際上它們只是一堆未經整理、未加解釋的，也就是沒有科學性的雜亂無章的知識。科學人文地理學的發展，主要起始于18世紀進行的發現航行和殖民活動所導致的我們對地球知識的增長：主要由科學家或具有科學好奇心的探險家進行的航行。”②對于人文地理學的定義，德芒戎強調不能泛泛地認為人文地理學是研究人類和自然環境的關系的，因為“它包括不了整個關于人類與自然環境關系的研究內容……這些關系中有許多肯定不是人文地理學者所能研究的，它們屬于別的研究部門。”③于是，他將人文地理學界定為“研究人類集團和地理環境的關系的科學”④。他之所以用“人類集團”和“地理環境”概念取代“人類”和“自然環境”概念，是因為他認為，首先，人文地理學研究的不是自然人，而是社會人。“我們不再把人類作為個體來考慮。通過對個體的研究，人類學和醫學可以取得科學的成果；而人文地理學就不能。人文地理學所研究的，是作為集體和集團的人：是作為社會的人的作用。”第二，“地理環境這個詞組比自然環境的含義更廣；它不僅包括可以表現出來的自然的影響，還包括一個有助

-------------------------

① 見“阿爾貝·德芒戎”，載[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學問題》，第10頁。

②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3--4頁。

③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5頁。

④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7頁。

于形成地理環境，即整個環境的人類自身的影響。”①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定義以及他所運用的定義邏輯對于我們如何界定環境史學富有啟發意義。

環境史學自誕生至今，對于它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是研究和闡釋人類社會歷史的一種新的史學理念和視角，在學術界尚存歧義②。近30年來，在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環境史研究成果源源不斷，其作者都在按各自的理解具體地研究和詮釋環境史，因而關于環境史的定義是見仁見智③。在美國，雖經多次討論，學者們基本上認定環境史就是研究人類與環境的互動關系史，但是對于“人類”、“環境”等具體內涵的認識有一個逐漸明晰和豐富的過程，對此，大家的理解還是不太一致的。

-------------------------

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6--7頁。

② 譬如沃斯特傾向于認為“環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學科，而是對歷史及其核心問題的廣泛的、新的再想像”，見包茂宏：《唐納德·沃斯特和美國的環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4期，第103頁；包茂宏在介紹20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環境史的發展時認為又誕生了眾多的次分支學科，見包茂宏：《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載《中國學術》2002年第4期。

③ 邁克爾·威廉斯在“環境史學與歷史地理學的聯系”一文的第一部分介紹了納什(Roderick Nash)、比爾斯基(L.J．Bilsky)、泰特(Thad Tate)、沃斯特等人關于環境史的定義，參見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environ— 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信／Historical GeograpAr，20．1(1994)，pp．4-9；此外，包茂宏在“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一文中還進一步介紹了貝利、克羅農和麥茜特等人有關環境史的定義，參見包茂宏：《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4期。而麥茜特推崇的是沃斯特、克羅農、克羅斯比以及她本人關于環境史的解釋，見http：／／www． cnr．berkeley．edu／departments／espm／env-hist／studvguide／chapl．htm．

20世紀80年代末沃斯特提出環境史研究的農業生態史模式，認為環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類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強調環境史學日益擺脫了初期的道德訴求和政治信仰，主要目標是為了加深我們對歷史上人類與自然關系的理解，即在時間長河中人類如何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反過來，人類又如何影響自然環境，并產生了什么結果。在沃斯特心目中，這個自然僅指非人類世界。這一世界在原初意義上并不是我們人類所創造的，因此，它不包括社會環境(the social environment，只是人類之間相互作用的舞臺)和人工環境(the built environment，無處不在，成了“第二自然”，這完全是一種文化的表現)①。應該說，沃斯特關于環境史研究中的“自然”的界定是清晰的，它特指自然環境——非人類世界。沃斯特的有關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20世紀90年代初以前的美國環境史研究。但即使在那個時候，尤其是到了90年代，關于環境史的理論還是有著不同的聲音和爭論，其中最突出的，是喬爾·塔爾等人認為環境史研究應該包括城市或人工環境，并提出人工環境通過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作用而成為地球環境史的一個組成部分的論斷②。當然，沃斯特本人的這方面的思想也在發展變化③。

筆者認為。上述爭論的關鍵在于如何認識影響著非人類世界的人類，以及人類到底怎樣并在哪里影響著自然環境等問題。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辨析“人類”概念的內涵和外延。

-------------------------------

① 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pp．290--291；pp．292--293．

② Christine M．Rosen & J0el A．Tarr，“thc Importance of Urban Perspec— tive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Journal of Urban History，(may 1994)，p．307．

③ 見包茂宏：《唐納德·沃斯特和美國的環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4期，第102—103頁。

對于歷史研究中的人類概念的認識，我們應該回到馬克思主義的原點上來。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指出：“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①。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是馬克思主義考察人類歷史開始點的總體假說。馬克思提出從人類社會整體出發的假說后，具體考察歷史的出發點是“現實的人”。“現實的人”生活在一定的具體社會環境之中，現實的人和現實的社會環境的統一構成了“人類社會”②。環境史學中的“人類”，也只能是結合著現實的社會環境，并進行對象性實踐活動的現實的人。其內涵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社會組織程度的人的群體或集團，可以簡稱為“文化人”、“文明人”或“社會人”；其外延是由人類的生活活動、生產活動和社會活動等各類實踐活動構成的環境，包括由人所建造的房屋、道路、城市和各種設施組成的人工環境，以及由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組成的社會環境。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是人類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人類社會是整個自然界中的人類子系統。與此相對應的，是由地球上的大氣圈、水圈、土壤一巖石圈和生物圈所構成的自然子系統，即環境史學中所運用的“自然”概念。

-------------------------

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9頁。

② 參見蔣大椿：《當代中國史學思潮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發展》，《歷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3頁。

至此，我們可以借用德芒我的定義邏輯來對環境史學進行界定。環境史學包括不了人類子系統和自然子系統各自內部或相互關系的全部內容，其中有許多方面肯定不是環境史學所能研究的。譬如，自然子系統具有自己的結構和功能，并按照一定的規律進行演化。關于這方面的研究可能屬于地理學、地質學、生態學等學科的范疇。環境史學則是研究由人的實踐活動聯結的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互動過程的歷史學新領域。

這樣來辨析，就可以明了環境史研究是否包括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問題了。作為環境史學中“互動”一方的“自然環境”不包括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但是互動的另一方——“人類社會”囊括了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人類正是通過連續不斷的實踐活動，在利用與改造自然環境的過程中創造著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或者在創造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的過程中實現了對自然環境的利用與改造，并使原生的自然環境逐漸地改變了模樣①。

————————

① 原生的自然環境又被稱為原生環境或第一環境；被人類活動所改變了的原生環境，如被綠化的山野、被污染的大氣和水體、被破壞的森林等又有第二環境、次生環境和“人工-自然環境”等稱謂。

二、研究對象問題

長期以來，不同學科的學者都有興趣于人類與環境之關系的研究，各自對這一“關系”的具體把握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環境史學與人文地理學在這一問題上同樣如此。

這里仍以德芒戎的思想為例。德芒戎從他的人文地理學定義出發，對人類社會和地理環境的關系這一抽象問題進行了具體闡釋，由此構想了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確定了其范圍和界限。他認為，從這種關系中產生的問題包括四大組，即：1)人類社會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2)人類社會對利用自然資源的方法所作的不斷演進，即文明類型的演化；3)隨著自然條件及被開發利用的資源而變化的人類分布；4)人類從最簡單到最復雜的集群或定居的方式①。德芒戎強調，這些就是人文地理學專有的內容；人文地理學的全部研究工作和著述都不出這一廣闊的領域。不過，從他之后的學科發展來看，不僅人文地理學本身研究的問題隨時代發展在進一步拓寬，而且他界定的內容也并非只為人文地理學所專有。譬如，20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的環境史學同樣致力于對人地關系的思考與研究。

在抽象意義上，環境史學是“關于自然在人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歷史，是關于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各種關系的歷史”②。而如前所述，環境史學家對于相互關聯的“人類”與“環境”涵義的認識是逐漸明晰和不斷豐富的。從目前歐美環境史學家關于環境史研究對象和內容的種種規定來看，我們認為沃斯特關于環境史的三層次分析模式比較典型：

第一，對自然本身的理解，因為在各個歷史時期自然是充滿生機并發揮作用的；這包括自然的有機體和無機體，當然少不了人類有機體，因為人類是自然的食物鏈中的一環，他時而是子宮，時而是胃，時而是吃客，時而又被吃，時而是微生物的寄主，時而又是一種寄生物。

---------------------------

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8頁。

②Mart A．Stewart，“Em4ronmental History：Profile 0f a Developing Field”，The History Teacher，v01．31，no．3(May 1998)，p．351．

第二，引入社會經濟領域，因為它與環境是相互作用的。這兒我們關注的是工具和勞動、從勞動過程中產生的社會關系以及人們所設計的從自然資源中獲取產品的各種方式。一個被組織起來在大海捕魚的村社與一個在高山牧場養羊的村社，其制度、性別角色和季節周期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決策的權力，無論是環境方面還是其他方面，在一個社會內幾乎不可能完全平等地分配，因此對權力結構的探尋是該分析層次的組成部分。

第三，獨特的人類經歷的象征一一純粹的精神或思想層面，其中，感知、倫理、法律、神話和其他意識結構成為個人或組織與自然對話的組成部分。人們不停地描繪他們周圍的世界，界定資源是什么，判斷哪些行為會導致環境的退化，應該被禁止，并且對他們生活的目的做出選擇。①

這三個層面即三組問題，是沃斯特構建的環境史研究綱要，他自己認為“這個模式仍然是好的、有活力的”②。筆者大體上贊同沃斯特的研究架構，因為其他學者提出的分類大都是這一基本框架內的局部調整。因此，我們可以在這一框架的基礎上比較和認識環境史學和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問題。

------------------------

①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mn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0f Ean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aory，p．293．

② 包茂宏：《唐納德．沃斯特和美國的環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4期，第103頁。

就沃斯特的環境史綱要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對象來看，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交叉域。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研究對象，可歸結為人類在利用自然資源基礎上的生活、生產、居住和遷徙等問題。這些問題同樣為環境史學所看重，沃斯特的第二個層面與之聯系最為緊密，而這一層面正是目前環境史研究的重點所在。已出版的關于歷史上各個國家和地區的行為對環境影響的著述大都屬于這一層次①。由此我們可以領會二者間的關聯和環境史的學術淵源。然而，環境史學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之間又有著顯見的不同。這突出表現在它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路向和研究目的上。

------------------------

① 譬如：唐納德·沃斯特著：《塵暴：19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Eli— nor c．K．Melville，Plague of Sheep：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quest ofMexic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英]克萊夫·龐廷著：《綠色世界史一一環境與偉大文明的衰落》。

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研究涉及的問題止于人類對環境的利用、利用方式與地域的變化等。這些問題所折射的有關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的觀念，基本上是一種單向的認識，即局限于人類在不同的時空中對自然環境的作用。德芒戎的思想是一種“可能論”(possibilism)的論點，這種論點是他的老師、法國人文地理學的奠基人維達爾·白蘭士于20世紀初提出來的。“可能論”認為，自然環境為人類的生存提供一定范圍的可能性，人類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來利用這種可能性，因此人在與環境的關系中是一種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力量。“可能論”雖然是一種與“環境決定論”相對立的人地關系觀，但它與決定論卻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認為，人類處于一方而環境處于另一方，兩者不相容；二者的目的是要確定一方對另一方的作用或影響。可能論與決定論的這一共同之點被稱為“人類與環境之間關系的亞里斯多德學派的觀點”①。這類論點的提出和持續，與直到20世紀初的科學發展的大背景密切相關。“當時發展中的科學方法還是以探索簡單的、單線的因果關系為標志，即A引起B，B引起C，如此類推，而尚未認識到形成當今科學的復雜的相互作用和反饋過程。”②這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文地理學家在探求人文現象的地理分布規律及原因時，做出的大都是與線性科學相一致的簡單的、直向的解釋——要么強調環境對人的決定性作用，要么側重人對環境的改造與適應能力③。

---------------------------

① 唐納德·L·哈迪斯蒂著：《生態人類學》，郭凡、鄒和譯，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頁。

② 唐納德·L·哈迪斯蒂著：《生態人類學》，第2頁。

③ 當然，人地關系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有關這一問題的思想、理論在人文地理學領域是不斷豐富發展的。繼環境決定論和可能論之后，又出現了“適應論”、“生態論”、“和諧論”等。參見王恩涌等編著：《人文地理學》，第40--42頁。

環境史學恰恰要從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止步的地方起步。它從研究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改造與利用開始，通過一個個具體的事例來探討人類如何受到了自然環境的影響；反過來，人類又如何影響了自然環境，并產生了什么樣的結果等問題，以此來再現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歷史。環境史研究使得歷史學對人地關系的認識超越了固有的抽象的歷史觀層面，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達到了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新認識。一方面，環境史學不同于政治史、經濟史、社會文化史等史學模式，而重新界定了環境因素在歷史解釋中的地位，認為“環境”是歷史中的一個活躍要素，而不只是人類活動的前提或工具；其他生物、大自然發展進程等都與人一樣具有創造歷史的能力。環境史非常明確地將自然要素納入歷史寫作的范疇，從而拓寬了歷史研究領域，豐富了歷史思考。這正如海外中國環境史研究專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論述人與疾病雙向互動的關系時所指出的，“對這種社會與自然間因果回饋循環之發現和闡明，正是環境史相對于其他歷史分支最重要的特征”。①

另一方面，環境史學反對將人與自然割裂的機械自然觀，強調世間萬物的有機聯系，證明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始終不斷地發生的是相互的作用，兩者之間的分野是不明確的，要理解一方就要了解另一方。這顯然是一種關于人地關系的雙向認識，因而有別于上述人類與環境之關系的亞里斯多德學派的觀點。當然，環境史學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這種雙向認識也是隨其研究的發展而逐步明晰的。歐美環境史學大體上經歷了一個從片面狹隘的污染或災難史到全面寬廣的環境史的轉變，其研究日趨成熟，標志就是認識不再片面，也不再受到政治動機的影響②。這反映了環境史家從對緊迫的環境問題的關切轉變到對人類與環境關系史的全面審視。

--------------------------

① 劉翠溶、伊懋可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上)，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年版，第10頁。

② 參見K．j．w．Oosthoek，“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forth．stir． aC．uk／～kJwol／essays．html．

以英國環境史為例，在1970--90年代初，空氣污染和水污染或城市化與工業污染等問題成為研究的焦點，彼得·布林布爾庫姆、比爾·拉金和勞倫斯·布里茲等人先后發表了諸多專題性成果①。及至90年代中后期，有關的研究從污染史拓展到環境史，其中戴爾·波特的《泰晤士河河堤：維多利亞時代倫敦的環境、技術與社會》是這方面的佳作。波特認為：“泰晤士河與倫敦的關系并非自然與人類文明之間的簡單對照。一千多年來這條河與這座大都市共同將自然的作用與人類創造的事業調和起來。人因為對食物和原料的需求而以他們的建筑物和周圍的鄉村發展了城市。人們通過堤岸、碼頭以及他們對清潔水的需求和廢棄物的排放而塑造了河流……泰晤士河河堤作為一項公共工程，展示了技術在以文化價值觀、社會組織和制度為一方，以自然環境為另一方之間的調節作用……當然，技術作為一種分界面，其本身受環境條件和使用技術的社會的態度與習慣的制約。它充滿了變數。泰晤士河河堤既

-------------------------

① 布林布爾庫姆的有關著述是空氣污染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中，《1850—1900年約克空氣污染》(Air Pollution in York，1850—1900)、《倫敦空氣污染》(Air Pollution in London)和《19世紀蘇格蘭的黑雨》(Nineteenth Cen— tury Black Scottish Showers)等文章，是將現代氣候研究與歷史檔案研究融合起來的佳作；而《大煙霧：中世紀以來倫敦空氣污染史》(Peter brimbleeombe， The Big Smoke：A History 0f Air Pollution in London Since Medieval Times，lon— 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7)一書影響了許多后繼的環境史家。比爾·拉金和勞倫斯·布里茲的著作則是關于英國河流污染的代表性成果：Bill Luckin，Pollution and Control：A Social Ifistory 0f the thames in the 19th Centu- ry，IOP Publishing Limited，1986；Lawrence Breeze，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Rwer Pollution，1865--1876，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1993．參見Matt Osbom，Sowing the Field of British 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british．htm．’

“是自然的也是社會的‘建構’，并且它還要因應意外的氣候、高潮、流沙和這一地區可資利用的原料的質量而作變更。”①波特的研究從一個具體的方面既展示了人類如何塑造了自然環境，又展示了自然要素在影響和改變人類文明中的作用。這是一種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雙向互動觀，它凸顯了環境史學的目標，即“認識人類如何受自然影響，又如何影響自然，以及影響的結果。”②

環境史學的這種雙向認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今有關人與自然關系研究的學科發展的態勢。20世紀中后期，不僅地理學本身在努力克服過去只重視研究“地”對“人”或“人”對“地”單向作用和影響的局限性，開始全面地研究人與環境的相互作用，而且誕生了數門以“人類一環境系統”為研究對象的新興交叉學科，如環境科學、人類生態學和地球系統科學等，它們一致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整體性并對其進行綜合研究③。環境史學從環境科學和生態學等學科汲取了大量的養料，其中生態學尤為重要。生態學研究生物與環境的相互關系，這些關系集中體現在環境對生物的生態作用、生物對環境的生態適應以及生物對環境的改造等方面④。環境史學受到了生態學的巨：大影響，較某些前輩學者而言，“環境

---------------------------

①Dale Porter，The Thames Embankment：Environment，Technology，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London，Akron，Ohio：University 0f Akron Press 1998，p．4； pp．8---9．

②T．C．Smout(cd．)，Scotland Since Prehistory：Natural change and Human Impact，Aberdeen：Scottish Cultural Press 1993，p．xiii

③ 參見陳靜生、蔡運龍、王學軍著：《人類一環境系統及其可持續性》，第6--32頁。

④ 1866年，德國動物學家E·海克爾首先把生態學定義為“研究有機體與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詳見周鴻編著：《人類生態學》，第1--2頁。

史學家更看重自然的作用，并將人類與自然的互動視為一條‘雙行線’(two-way street)”。①這一分析非常適合于就德芒戎的思想與環境史學關于人地關系的認識所作的對比。

與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不同相聯系，環境史學又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學的研究目的。

人文地理學作為地理學中研究地表人文現象空間分布與變化規律的學科，其目的是要“闡明各國、各地區人文現象的分布規律，著重說明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樣的人文活動，并探討其形成的原因，預測其發展的趨勢。例如，為什么當前世界上有的國家工業高度發達，有的國家工業依然處于極端落后的狀態。”②這顯然是對地表各種人文現象的空間分布與空間結構作客觀的描述與探討。德芒戎對法國農村聚落的類型、法國北部與美洲的聯系、北海的漁業和漁港、尼日爾河流域的土著殖民和整治工程等問題的研究即是如此。與之相比較，環境史學作為歷史學中研究人與自然關系史的新領域，除了要探尋人與自然關系的因果律外，更主要的，是為了比較和反思人類對自然的歷史認識和態度，尤其要檢討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對待自然的種種方式。環境史學要通過具體的實證研究，來探討人類文明發展的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不同人群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歷史，比較各個時期不同類型的文明中人們關于自然的思想、概念和價值觀方面所存在的差異，以此

------------------------

① Mark Cioc，Bjsrn-Ola Linnér，and Matt Osborn，“Environmental Histo— xy Writing in Northern Europe”，Environmental History，V01．5，No．3，July，2000，p．397．

② 辛潤田主編：《現代人文地理學》，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頁。

來認識人們對待他們周圍環境的不同態度及由此導致的不同結果。由于歷史上自然曾以各種各樣的災變對人類有悖于自然規律的開發活動予以了報復和懲罰，因而透過各種各樣的災害而揭示人類對自然的毀滅性開發和戕害所產生的消極影響，探尋人類合理地利用自然以使人類文明健康發展的途徑，必然是環境史學的主要任務。由此，環境史學持有鮮明的批判立場。它反對竭澤而漁式的發展觀，提倡網開三面式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并試圖通過對人類與自然關系史的反思和評析，來尋求人類與自然互惠共生之路。沃斯特的環境史綱的第三個層面突出地反映了這一訴求，《塵暴》一書則是他從文化批判的角度研究環境問題的典范。沃斯特認為，20世紀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發生的塵暴，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這種文化將人對自然的敬畏與謙恭蕩滌殆盡，并以人類對自然的極端狂妄與自負取而代之。它與北美大陸的土著印第安人的敬畏草原、感激自然并自我約束的環境倫理形成了鮮明的對比①，其結果是災難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沃斯特提醒第三世界國家不要迷信和盲從美國的生產和生活模式，以免重蹈美國的覆轍②。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國際背景之下，他的這一“盛世危言”是發人深省的。

-------------------------

① 參見高國榮：“對環境問題的文化批判——讀唐納德·沃斯特的《塵暴》”，《世界歷史》2003年第5期，第94--97頁。

② 沃斯特著：《塵暴：19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第316--334頁。

與沃斯特的作品一樣，歐美環境史學界的其他著作大都飽含著對近代科學革命以來的機械自然觀、科學與理性崇拜、現代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等內容的分析與思考。如麥茜特的《自然之死——婦女、生態和科學革命》，該書從性別的視角描述了人們關于自然概念的變化，并對這種變化進行了深刻的歷史反思。麥茜特將以往科學史中許多被忽視的問題突出出來，尤其是通過對科學革命及其背景的考察，發現在產生近代科學革命的16、17世紀之際，“一個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作為其中心的有機宇宙形象，讓位于一個機械的世界觀，這里，自然被重新建構成一個死寂和被動的、被人類支配和控制的世界。”①由此我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了人類怎樣將自然概念化，以及有機的自然觀如何轉變為機械的、死寂的自然觀的歷史過程，從而加深了對人類“合理地”支配自然并破壞生態環境的歷史根源的認識。像這樣的對現代文明及其對自然之態度的評判，正是環境史學有別于人文地理學的重要之處。

因此，從研究對象來看，環境史學與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既有聯系又有區別。聯系的基礎在于二者都在探討人與環境的關系，區別的原因則在于它們對這種關系的認識和研究目的的不同。從這種聯系與區別中，我們可以更好地界定環境史研究的對象與側重點，以把握不同時代學科發展變化的脈絡。今天，環境史學已表現出更全面地認識人與自然關系的發展變化，并合理地解釋有關問題的能力，但環境史不能自詡解釋了所有的問題并提供了最好的答案，也不應被視為“至今所有的編年史的邏輯發展的一個頂峰”。②因為歷史學研究的問題像任何其他學科一樣，也是變化的、不斷發展的，并需要多樣化的解釋。人類行為如此復雜，以至不能靠簡單的因果分析來解釋。同樣，對人類與環境的復雜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也不應采取簡單的、一對一聯系的取向。

-----------------------------

① 卡洛琳·麥茜特著：《自然之死一一婦女、生態和科學革命》，吳國盛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3頁。

② [美]詹姆斯·奧康納：《自然的理由一一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第112頁。 三、方法原則問題

關于人文地理學的方法原則，德芒戎是這樣規定的：

第一原則 不要認為人文地理學是一種粗暴的決定論，一種來自自然因素的命定論。人文地理學中的因果關系是非常復雜的。具有意志和主動性的人類自身，就是攪動自然秩序的一個原因……第二原則 人文地理學家應當依靠地域的基礎進行研究。凡是人類生活的地方，不論何處，他們的生活方式中，總是包含著他們與地域基礎之間的一種必然聯系。使人文地理學不同于社會學的，正是這種對地域聯系的考慮……第三原則 為了全面地說明問題，人文地理學不能局限于只考慮事物的現狀。它必須設想現象的發展，追溯過去，也就是求助于歷史……

德芒戎規定的人文地理學的方法原則對環境史研究同樣具有啟發。盡管如前所述，他的人文地理學思想在對人地關系的認識上是單向的，但他關于“人文地理學中的因果關系非常復雜”的提法依然值得我們注意，而他將人類看成是影響自然秩序的一個原因，由此而否定環境決定論，這種看法本身在今天尤其值得環境史學家所重視。由于人類與環境的相互作用已有千萬年之久，其中的因與果事實上乃是相互糾纏和滲透的。這里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認識人類自身在自然界的地位。沃斯特綱要的第一個層面“對自然本身的理解”即包括對人類有機體的理解。

人類是生態圈中頗為獨特的物種，一身兼具三重身份：是自然界的產物，是自然界的成分，又是自然界的改造者和創造者①。因此，人類既具有自然稟賦，又具有社會與文化屬性。人類的捕食、生殖、與其他生物爭奪生存資源以及對自然環境的依賴等基本生物功能，屬于自然秉性。就此而言，由于人在體力和許多器官的功能上沒有什么優勢可言，人甚至比許多其他生物更不能適應環境。但人有思想意識，有發明創造能力，并組成了一種社會和不斷完善這個社會，這是人的社會與文化屬性。人的這種屬性的形成從根本上改變了他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人類為了得到足夠的資源(食物、衣物、居所、能源和其他物質材料等)來維持生存，可以發明各種手段和方式從不同的生態系統中去獲取，這使得人類成為了惟一能夠威脅以至于摧毀自己生存所依賴的環境的生物，而且是惟一的進入了陸地所有生態系統，并通過技術的使用來支配它們的生物②，因此，人類必然會對自然生態系統產生全面的干預和極其深刻的影響。

------------------------------

① 參見陳靜生、蔡運龍、王學軍著：《人類-環境系統及其可持續發展》，第49--54頁。

② [英]克萊夫·龐廷著：《綠色世界史——環境與偉大文明的衰落》，第20頁。

即使如此，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人類的所作所為仍不得不受自然環境的制約和影響。這是因為大自然有著自己的節律和功能，人類的作為必須符合自然的規律，否則將會受到大自然無情的懲罰。人類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最終要歸結到一點，即地球能否承擔和接受人類的發展速度，或人地關系是否統一這個問題。一方面，地球上的資源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另一方面，人類將從自然索取的物質消耗以后，又會將廢棄物歸還自然。人類與自然之關系的本質即在于相互之間進行的這種物質、能量乃至信息的交換。由于人類社會在不斷發展，不同時期人類的技術水平、組織規模和文化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人類與環境之間的交換關系在不同的時期也有著很大的不同，總的來說經歷了人類從誕生之初的完全依賴自然并敬畏自然，到利用、改造、破壞與藐視自然，再到今天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同時強調保護與親近自然等階段。這一歷史進程表明：人類與環境的關系是既對立又統一，并在對立統一中前進和發展的。今天，人類社會的問題已成為如何遏制人自身種種的超越了各類生態系統能力的需求，以緩解乃至消除由此而造成的種種壓力的問題。由此我們必須加強對人與自然關系中因人而起的不和諧及其消極后果的認識與研究。

由于人與環境的互動以及由此引起的問題總是發生在一定的地域空間之上，并往往會超越領土、領空的界限，如跨境的水體污染、沙塵暴、酸雨等，這樣，德芒戎提出的人文地理學研究應當依靠的地域基礎，也是環境史研究應當依靠的基礎。

德芒戎特別強調人文地理學不要忘掉人和土地的關系，不能離開人所居住的土地去研究人。他說到：“為了清楚地看到一般現象的全貌，最好從特殊的、局部的現象開始去觀察這個區域內包含的特殊植物、居民……，去明確某種由一片土地和一群人類的結合而產生的有活力的東西。這樣，我們就不得不回到對世界認識的起點，回到我們的物質存在的直接基礎上。人們常常要在對組成一個區域面貌的各個特征進行分析以后，才能更好地理解把人類和環境結合在一起的那些關系。”①德芒戎的上述思想和認識方法也可以為環境史學所遵循。環境史研究同樣要回到“對世界認識的起點”上來，這即是要加強對自然環境的原貌的認識。因為自然環境在不斷地變化，今天我們眼前的山川大地和氣候條件遠非其原貌。只有深入地了解自然環境的原貌，我們才能找到衡量其變化的基準或坐標，弄清其變化的幅度。這也符合馬克思主義關于歷史記載的出發點的觀點。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②當然，自然基礎或自然環境的初始狀態是相對的，其時間斷限在不同國家和地區是有別的，這由文明出現的早晚而決定。即使在同一國家，由于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其不同地區的初始狀態，有的早就被破壞了，有的在不久以前尚可以見到。③這樣，在具體研究中必然要求根據具體情況而選取不同的地域單位。明確地說，環境史學除了繼續運用傳統的國別研究單位外，還要加強區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這是一種方法原則。

----------------------------

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11頁。

② 在馬克思、恩格斯筆下，自然基礎包括地質條件、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以及其他條件，見：《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4頁。

③ 此處得益于中國文物研究所的景愛先生的指教，謹致謝意。

至于如何確定所研究區域的范圍，則要視研究的問題而定。區域研究的目的不是為了以小見大，化整為零，而是為了獲得對一個區域的人、自然及其相互關系的全面了解和認識。這就要求對某一區域的環境問題進行綜合性的研究，將涉及到的自然、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諸因素作為一個整體來分析，尤其要注意聯系社會文化環境來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因為它們往往是通過人類社會的物質文化、社會文化和精神文化來體現相互作用的。這樣，突破學科界限，將自然和人文社會科學各相關學科的知識體系、理論方法和研究手段融人具體的研究過程，是環境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由此我們看到，環境史研究具有跨學科性質；環境史學家尤其需要運用生態學、生物學、林學和地理學等自然科學的知識來理解自然界在過去所發生的事情。但反過來，作為地理學家的德芒戎則強調入文地理學必須“求助于歷史”。他說道：“人類在時間中發展，為了理解這種發展，歷史的證明和自然規律的認識對我們同樣是必要的。”①這一思想從一個方面說明了歷史研究在一切學科研究中的基礎地位。這也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在環境史研究中應如何處理歷史學與其他需要借鑒的學科的關系。環境史學的跨學科性質并不意味著歷史學的學科特征的泯滅，因為其本質上仍然是通過對有關問題的史料的發掘、整理和解釋來再現人與自然的關系史，并理解其現；伏。環境史學家也不必成為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他們要做的只是跨越學科邊界，熟知其他學科(特別是自然科學)的術語、理論和方法，以更好地

------------------------------

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13頁。

理解歷史上的環境問題。①不僅如此，由于環境變遷具有長時段的、深層次的社會歷史根源，這一變遷本身及其對人類社會歷史的影響并不是計算機模型或實驗室的實驗可以完全地模擬或實驗出來的，因而就愈發需要深入有關的歷史變遷之中去梳理、歸納和認識，從而為現在和未來提供有意義的啟示。此外，如前所述，環境史學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學乃至其他研究自然與人類關系之學科的目的，因而不要充當自然科學或別的什么學科的婢女。環境史研究者不要東施效顰，而要清楚自己與自然科學家的不同。這樣，環境史學應是以歷史學為基礎和主體的跨學科研究。環境史學家要做的是在固守歷史學陣地的前提下，盡可能地拓寬知識結構，擴大史料收集的范圍，并提高處理各類資料的能力。

今天，人類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遠離了自然，卻又越來越劇烈地干預了自然。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至少是地球表層的生態系統，已經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原生自然，而是愈來愈深刻地融人了人類活動的意蘊。同時，自然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彌散于諸如技術體系、經濟結構、政治制度、文化意識、宗教信仰以及風俗習慣等各種人類事象之中，成為社會分化和文明演進不容忽視的動力之源。”②因此，在人類文明高度發達的現時代，我們認識和研究自然環境在什么程度上并以什么方式參與了人類社會的演進歷程，人類社會又在什么程度上并怎樣干預和影響了自然環境，以探索人類文明發展的新途徑，為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相處而貢獻史學的智慧，是非常必要的。國際史學界已表現出對環境史研究的濃厚興趣。從中國環境史學的發展來說，筆者認為，我們應擯棄中國世界史學界對國外研究成果進行宏觀中文話語處理的一貫做法，弘揚并改造中國學術界歷來重視災害史研究的傳統，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就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開展精細深入的理論建設和問題研究。我們既要研究他國以及世界性的問題，更需要研究中國自身的問題，并在研究過程中建立自己的分析模式和理論框架，實現學術創新，以對國際環境史學和中國史學的發展做出貢獻。

-------------------------

① 參見K．J．w．Oosthoek，“Envimlanental History’’，http：／／forth．stir． ac．uK／～kjwol／essays．htnd．

② 夏明方、梅雪芹：《生態與人叢書·總序》，第2頁，見唐納德·沃斯特著：《塵暴：19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