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地理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舞臺，它對人類的影響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本文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試圖探討地理環境與西夏經濟類型、經濟區域分布之間的關系，指出地理環境不僅決定了西夏的經濟類型，而且是影響西夏民族文化以及西夏社全面貌的主要因素。

【關 鍵 詞】地理環境/西夏/經濟類型

【 正 文】

學界已有數篇探討西夏地理環境或與之相關的文章，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舉。這些研究在史料的收集、對某些具體問題的論述方面有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但同時也存在著一些明顯的不足：糾纏于一些瑣碎的史料，缺乏對西夏自然環境特點的宏觀把握和準確定位；對自然環境與西夏經濟類型之間的必然關系還尚待說明；將地理環境單純地理解為自然環境，忽視了人的因素；割裂了西夏農業與牧業之間的聯系，對半農半牧的認識還有待于深入。帶著這些疑問，本文擬談三個問題。

一、西夏自然環境的特點

雖然西夏疆域的具體變化還有待于進一步的深入研究，但其基本國土無疑是由鄂爾多斯高原和阿拉善高原兩大塊組成，依據當代地理學界關于綜合自然地理區域的劃分，前者屬于干草原、荒漠草原區，后者則屬于溫帶荒漠區（注：中國科學院《中國自然地理》編輯委員會：《中國自然地理·總論》第357～261頁、第372～377頁，科學出版社，1985年。）。在鄂爾多斯高原干草原、荒漠草原區又可分為鄂爾多斯高原區、準格爾—和林格爾黃土丘陵區、河套平原區以及賀蘭山山地等地理單元，每個地理單元內呈現出略有差別的生態景觀。雖然干草原、荒漠草原景觀是鄂爾多斯地區總體的生態特點，但在其境內還有一些條件較好的小環境，即圍繞一個個湖泊所形成的大小不等的綠洲。從歷史時期到現在，鄂爾多斯高原分布有大量的湖泊（當地人稱之為海子）。《新唐書·地理志》載：“夏州北渡烏水，經賀麟澤、撥利干澤、過沙、次內橫劃、沃野泊、長澤、白城。百二十里至可朱渾水源。又經故陽城澤、橫劃北門、突紇利泊、彌鵝泊、榆祿渾泊，百余里至地禿澤……”（注：《新唐書》卷四十三《地理志七》第1147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75年。）其中出現的湖泊名稱有：賀麟澤、撥利干澤、沃野泊、長澤、陽城澤、突紇利泊、彌鵝泊、榆祿渾泊、地禿澤等等。對這些湖泊的考訂并非是本文的要旨所在，但從文獻的解讀中可以判斷出它們分布于鄂爾多斯高原。據1963年中國科學院考察隊調查，鄂爾多斯境內有大小湖泊600個，湖水面積540平方公里。20世紀80年代調查，鄂爾多斯約有湖泊820個，集水面積在一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68個，總集水面積334平方公里（注：《伊克昭盟志》第一冊第564～565頁，現代出版社，1994年。）。西夏時期鄂爾多斯有多少湖泊存在，我們無從知曉，但根據常理推測至少不應少于現在的湖泊數量。在這些湖泊周圍形成的灘地，約有一半為鹽堿灘，鮮有水草生長；一半則為草灘，實為綠洲，是放牧的好地方。此外，由于鄂爾多斯沙地或沙漠地區的地下水埋藏淺（一般為1～3米），在一些邊緣地帶往往有泉水涌出，且植被茂密，形成大大小小的綠洲，是放牧的理想場所。

阿拉善高原溫帶荒漠區又可分為阿拉善高原，馬鬃山地，河西走廊中、東段等地理單元。阿拉善高原北為國界，東為地區界，西面直低黑河西岸的馬鬃山地東端，南面則以龍首—合黎山鄰接河西走廊，是石羊河和黑河的下游地帶。石羊河下游過去注入白亭海，現在完全干涸，淪為一片鹽漬地，四周被騰格里沙漠以及戈壁所包圍，中間則為民勤綠洲；黑河下游介于巴丹吉林沙漠和馬鬃山之間，為居延海地區，是典型的綠洲。在騰格里沙漠中也有少量的綠洲，西夏時期有黨項部族分布于此。馬鬃山地處于新疆和內蒙古的交界地帶，屬于西夏國土的西緣邊界，基本上呈戈壁和山地荒漠景觀，是西夏境內環境最為惡劣的區域。河西走廊依仗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等河水灌溉而形成綠洲，環境狀況自不待言，只是在其東部和山前地段，呈現出荒漠景觀，低洼和水分條件較好的地方，有草甸、沼澤和鹽生植物生長。此外在河西走廊西段的安西—敦煌盆地、疏勒河下游，分布著戈壁、荒漠山地包圍著的綠洲（注：陳仲全、詹啟仁等編著：《甘肅綠洲》第6頁，中國林業出版社，1995年。）。

此外，宋夏緣邊地帶也是一塊重要的地理區域。從寧夏南部山地東北經隴東丘陵與橫山山脈相接，構成一道重要的軍事防御線。事實上，在西夏王朝打破中原政權的長城防御體系后（注：西夏打破了長城防御體系是宋乃平先生較先提出的觀點。參見宋乃平：《談一談西夏分立的政治地理背景》，《人文地理》1999年第2期。），這一“山川形勝”便充當了長城的角色。本區從東向西猶如梳齒排列著大大小小的河流：寧夏南部的清水河，隴東地區的馬蓮河，陜西北部的洛河、無定河、延河、榆溪河、禿尾河、屈野河等。河流階地和河灘地是本區極為重要的農業地貌類型，也是這一地區自然環境的主要特點。

概言之，我們可以依據自然景觀將西夏國土劃分為三大板塊：鄂爾多斯和阿拉善高原干草、荒漠區，河西走廊和宋夏緣邊的河流灌溉區，寧夏綠洲平原區。總體上看，西夏自然環境具有兩個明顯的特點。在空間上，大范圍脆弱環境之下點綴一些較優越的小環境。干草原、荒漠草原或溫帶荒漠區的面積占到西夏國土總面積的4/5強，但一些大大小小的綠洲、河谷階地則是發展畜牧或農業的理想場所，也成為西夏政權能在西北支撐近兩個世紀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時間上，自然環境狀況變化起伏較大。西夏國土處于農牧交錯地帶，不僅年降水量的分配極不均勻，而且年際降水的變化也很大。植被對氣候異常敏感，在降水充沛的年份，植被狀況良好；然而在干旱頻發的年份，無論河套還是河西絕非是文獻中所稱的“水草肥美”的景象。

二、西夏的經濟類型及其區劃

鄂爾多斯干草區和阿拉善高原荒漠區

文獻中鮮有西夏對這一區域地進行經營管理的記載，許多史實尚不清楚。自漢代在鄂爾多斯腹地設置了上郡的高望縣，西河郡的增山、大成、虎猛、美稷等縣以來，后代很少在這里進行行政建置。當然，這一方面與學界通說的環境狀況有關，另一方面恐怕是這一區域主要為牧人所居的結果。西夏時期仍然有部族在此放牧。史載：“繼遷攻宥州不勝，仍駐地斤澤，地斤善水草，便畜牧，生聚漸眾。”（注：《西夏書事》卷四。）地斤澤處于夏州之北，無疑是毛烏素沙地中的一個綠洲，但具體位置尚待考證。鄂爾多斯屬于平夏黨項的勢力范圍，史載：“夏之屬土，廣長幾千里，皆流沙。屬民皆雜虜；虜之多曰黨項。相聚為落于野，曰部落。其所業無農桑事，畜馬、牛、羊、橐駝。”（注：［唐］沈亞之：《夏平》第12頁，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8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這段學界甚為熟知的文字實際上是對鄂爾多斯地區部落生活狀況的最好說明：以部落為單位從事單純的畜牧業。我們對西夏時期阿拉善高原的狀況知道的就更少了，不清楚到底有多少部族分布在這里，他們的生存狀態怎樣。《新五代史》中曾記述當時有黨項部落散落在今騰格里沙漠中，并自封為“捻崖天子”（注：《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錄·于闐傳》第917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年。）。蒙古滅夏前夕，西夏將領阿沙敢不曾講：“現在蒙古人要來攻戰，要打的話，我們全阿剌篩（阿拉善）地區有很多帳房；有很多駱駝馱子的人們。要進犯阿刺篩，請來！”（注：謝再善編譯：《蒙古秘史》第261～262頁，中華書局，1957年。）據此推測阿拉善還是有不少黨項部族分布。阿拉善高原有許多綠洲，如位于騰格里沙漠西緣的鄧馬營湖，歷史時期水域面積較大，現在則退縮成為近200平方公里的沼澤地，但依然為甘肅省的畜牧基地。西夏時期在上述區域經營畜牧的規模有多大，就現有的資料還不能完全解決這個問題，但基本上依托綠洲進行畜牧是毋庸置疑的。實際上與鄂爾多斯的畜牧形式相一致。

西夏學界一般認定游牧經濟是西夏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很容易使人與歐亞草原的游牧經濟聯系在一起。嚴格意義上講，游牧一詞是具有特定含義的。《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游牧民與外部世界》）一書認為游牧經濟應具備五個條件：畜牧業在整個經濟活動中處于支配地位；一年四季放養牲畜而非圈養；季節性地根據草場狀況遷徙；全部人口或絕大部分人口投入到畜牧中；貫徹生存第一的原則，即生產滿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注：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15.）。因此，游牧經濟是指以全部人口的投入，長距離的以一定的路線在不同草場間季節性來回移動的一種經濟形式。最典型的游牧經濟發生在歐亞草原，直到現在，在土爾其部分尤爾克人依然過著四季遷徙的游牧生活，日本學者松原正毅就曾詳細地記錄了這種生活（注：［日］松原正毅：《游牧世界》中譯本，民族出版社，2002年。）。筆者認為，西夏在鄂爾多斯干草原區和阿拉善高原荒漠區的畜牧方式基本是固定的或是在小范圍內移動，與嚴格意義上的游牧完全不同，我們甚至不應將黨項稱為游牧民族，因為自然以及人文環境決定了這一點。

如前所述，呈零星分布的綠洲或水草較好的局部地區是西夏時期在上述地區畜牧的主要場所，鄂爾多斯干草原區和阿拉善高原荒漠區處于同緯度地區，不存在植被的季節差異性，因此沒有較長距離遷徙的可能（如從夏州地區遷到黑水城地區），也就是說西夏不具備游牧經濟的地理背景。文獻中所講的黨項部落的“逐水草”只是一種短距離的移動，因此不可將文獻中的“逐水草”一概而論地與游牧經濟等同起來。從現有的文獻中也可以看出黨項部落有了相對固定的活動區域。《冊府元龜》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條唐憲宗元和五年，鹽州奏：“渭北黨項拓拔公政等一十三府連狀稱管渭北押下帳幕放牧，今十五年，在鹽州界。今準敕割屬夏州，情愿依前在鹽州交百姓。”文獻所講有部落在鹽州附近放牧已有15個年頭，可見黨項部族的畜牧是基本固定的。由于部落是西夏社會最基層的組織，零零散散的小草場可以和部落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這樣每個部落就有了相對穩定的畜牧區域。

從黨項的民族屬性和人文背景來分析，其與北方系的游牧民族大相徑庭。著名漢學家謝和耐先生從經濟角度將中國民族分為四個系統：以游牧為特征的北方系統，經營山地牧業或農業的青藏高原系統，經營原始農業的華南系統，以農業或商業著稱的西域系統（還應將東北劃分為一個系統）。他將藏族人、羌族或唐古特人、嘉戎人、彝族人、納西族人或摩梭族人劃歸為青藏系列，并稱之為“山人”（注：［法］謝和耐著：《中國社會史》中譯本第15～16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十分到位的分析。黨項族無疑屬于青藏高原民族系統，謝和耐之所以稱之為“山人”，就是因為在特定的地理環境下他們從事的并非是嚴格意義上的游牧經濟，而是相對固定的畜牧或者農牧結合的經濟形式，這種形式與黨項內遷后的經濟狀況有著極大的相似性，二者必定有文化上的傳承關系。

河西走廊區和宋夏緣邊區

西漢時期設立河西四郡，農業經濟開始滲透，自此河西走廊成為一塊重要的農牧交錯的區域，并且根據畜牧民族與漢人的力量對比，農業和牧業兩種經濟方式彼此消長。西夏時期，河西走廊是黨項、吐蕃、回鶻分布的重要區域，畜牧業較為發達。“瓜、沙諸州素鮮耕稼，專以畜牧為生。”（注：《西夏書事》卷三十二。）但文獻的“素鮮耕稼”并非指沒有農業。宋人劉攽就曾有“豈知洮河宜種稻，此去涼州皆白麥。女桑被野水泉甘，吳兒力耕秦婦織”的詩句（注：［宋］劉攽：《彭城集》卷八《熙州行》第82頁，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35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河西走廊的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農業全仰仗幾條河流的灌溉，這樣便形成了呈塊狀分布的綠洲農業區。這與宋夏沿邊地區有著極大的相似性：均是農牧混雜的區域。史載：“國人賴以生者，河南膏腴之地，東則橫山，西則天都、馬街一帶，其余多不堪耕牧。”（注：《西夏書事》卷二十八。）前述這一帶的河谷地帶是重要的農耕區，文獻中不乏夏人與宋人搶奪大理河、無定河谷等地的記載，如乾順時，“常于夜間直至大理河東佳蘆境上侵耕曠地，晝則卻歸本界”（注：《西夏書事》卷三十。）。需要注意的是西夏在這里不僅經營灌溉農業，而且有山地農業。哲宗曾言：“應見今合立界至處，并須明立封堠，內外漢、蕃各對留草地十里，不令耕種，自擇安便處修建堡鋪。”（注：《西夏書事》卷二十八。）西夏文小型辭書《蕃漢合時掌中珠》中有“蕎麥”、“粟（谷子）”等旱地作物（注：黃振華等整理：《蕃漢合時掌中珠》第32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一些研究將宋夏交界處的丘陵山地定性為農耕區（注：韓茂莉：《西夏農業區域的形成及其發展》，《歷史地理》第十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從而抹殺了畜牧經濟在這一地區的角色。從上面的論述中可以看出河西走廊和宋夏緣邊地屬于典型的半農半牧區。

半農半牧的內涵究竟是什么呢？就上述區域的半農半牧而言，它一方面指農業和牧業在空間上交錯相間，農耕區呈塊狀分布，是顯現的；另一方面是指社會的基層生產單位同時從事著農業和牧業，是內斂的，這一點往往不為人們所重視。黑水城出土的一件元代的文書講：“兀汝一戶有地土五頃四百七十垅，現種二百六十垅，麥子二十二石。另養馬三匹，牛一只，羊七十只。”（注：李逸友：《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第20頁，科學出版社，1991年。）可見此戶人家既有一定數量的田土，又放養牲畜，實際上也是一種半農半牧的形式。西夏《天盛廿二年賣地文契》中言明以駱駝4匹換田產20畝也反映了這種狀況（注：黃振華：《西夏天盛廿二年賣地文契考釋》，見白濱編：《西夏史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部族是西夏最基層的生產單位之一，考諸史跡，可以發現一些部族兼營農牧的信息。《長編》載：“環慶路部署張凝領兵自白豹鎮入蕃界，焚族帳二百余，斬首五千級，降九百余人，毀芻糧八萬，獲牛羊、器甲二萬。”（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十一第1107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80年。）白豹鎮位于今陜西省吳旗縣境內，屬于宋夏沿邊的“膏腴”地帶，所以文獻中部族的大量儲糧極有可能是自家生產而非交換所得，“芻糧八萬”、“牛羊、器甲二萬”基本反映了分布在沿邊的部族兼營農業和畜牧，即為半農半牧的狀態。這種經濟方式影響至深，今天陜北、隴東、寧夏部分地區的農民依然兼營著農業和牧業，只是近年封山育林的政策出臺后，畜牧業由過去的放養轉變為圈養。

囿于資料限制，現在難以得出西夏時期河西走廊和宋夏沿邊地區的農牧比例，只能以半農半牧一呼概之。但農業的發展至少受到這一地區原有的農業基礎及開發程度、漢人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蕃人的漢化程度等三方面的制約。限于篇幅，本文不對此問題展開論述，只就第三點作一點說明。《長編》多有蕃部投靠宋朝，宋臣給田土的記載。如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詔河東轉運司，河西戎人歸附者徙內地，給以閑田”（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十三第1165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80年。），又“麟府路附契丹戎人言泥族、撥黃太尉率三百余帳內屬，撥黃本大族，居黃河北古豐州……詔府州賜茶采，給公田，依險居之，計口賦粟，且戒唐龍鎮無得侵擾”（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十六第1224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80年。），可見經過農耕業的浸染，一部分戎人可以習事農業，農業在整個經濟結構中的比例不斷提高。

寧夏平原

若從農業區劃的角度講，寧夏平原是西夏唯一的一塊農耕區。母親般的黃河孕育了這塊富饒美麗的綠洲，是為西夏最富庶的區域。頒行于仁宗天盛年間的西夏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的《春開渠事門》、《渠水門》、《橋道門》、《地水雜罪門》等律條實則是一部針對寧夏平原的《農田水利法》，條文甚為具細，可見西夏對寧夏平原實施著幾近于精耕細作式的經營。歷代中原王朝對寧夏平原的經營是存有“御邊防寇”的私心，不過將之作為抵御異族入侵的一個砝碼；西夏則不同，寧夏平原是其腹里之地，雖然史籍闕載，不能復原寧夏平原的景觀，但完全可以想見當時渠道縱橫、稻谷飄香的圖景。 三、人地關系的一些特征

德國地理學家李特爾曾講，土地影響著人類，而人類亦影響著土地。事實上，任何一對人地關系不過是人與地理環境之間作用與反作用的矛盾運動，只是雙方互為影響的程度有輕重之別。因此，我們應從兩個方面來探討地理環境與西夏經濟類型以及相關問題之間的關系。從西夏地理環境對人的影響的角度分析，它至少規定了以下內容。

第一，它規定了西夏的經濟類型以及經濟運作方式。農牧業活動的顯著特點是直接附著于土地之上，土地的狀況直接規定了以它為載體的經濟內容。從上述討論中可以看出西夏的農耕區、半農半牧區、畜牧區基本對應著寧夏平原、河流灌溉區和干草原、荒漠區，西夏各族民眾自覺不自覺地遵循著自然環境的內在規律。秦漢以降，歷代王朝對西北進行的農業開發集中在幾塊相對固定的區域，也難以擺脫地理環境的限制，這正是地理環境的“偉力”所在。當然，社會文化環境也是地理環境中的重要方面，它的作用不可輕視。西夏農牧區域的形成過程也是黨項等民族接受農耕文化浸染的過程。唐代前期黨項尚為“不知稼穡，土無五谷”（注：《舊唐書》卷一九八《黨項羌傳》第5291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75年。）的“山人”，但到北宋中期，一部分內遷黨項人與漢民已經別無二致了，北宋邊臣龐籍曾講：“且西羌之俗，歲時以耕稼為事，略與漢同。”（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三五第3222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85年。）這是寧夏平原、河西走廊以及宋夏沿邊地區農耕文化影響的結果。西夏農牧業的生產方式也深受地理環境的影響。荒漠、半荒漠地帶的小塊草場與西夏基層生產單位——部族天然地結合在一起，牧業區自然環境的統一性又決定了無須長距離地遷徙，雖然文獻載有“逐水草”之說，不過是一種相對固定的畜牧，決非嚴格的游牧生活。而宋夏緣邊、河西走廊的可耕可牧的土地上呈現的則是半農半牧的景象。

第二，地理環境規定了西夏民族文化的特色。地理環境對民族性格以及歷史文化的形成有著深遠的影響。明代王士性在《廣志繹》中講：“杭、嘉、湖平原水鄉，是為澤國之民；金、衢、嚴，處丘陵險阻，是為山谷之民；寧、紹、臺、溫連山大海，是為海濱之民。三民各自為俗。澤國之民，舟楫為居，百貨所聚，閭閻易于富貴，俗尚奢侈，縉紳氣勢大而眾庶小；山谷之民，石氣所鐘，猛烈鷙愎，輕犯刑法，喜習儉素，然豪民頗負氣，聚黨羽而傲縉紳；海濱之民，餐風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為生不甚窮，以不通商販不甚富，閭閻與縉紳相安，官民得貴賤之中，俗尚居奢儉之半。”（注：［明］王士性著、周振鶴編校：《廣志繹》卷四第32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可見先人早已認識到地理環境對地域文化的決定意義。人們常講的“一方水土一方人”也是這個道理。人是文化的濃縮，是文化最為集中的體現，不同的人群可以創造出不同的文化，在一定意義上文化就是“人化”，中國的地域文化尤其如此。可見地理環境在群體人格的塑造和地域文化的培植上功不可沒。黨項民族是中國歷史上一支由南及北并建立自己政權的民族，內遷的過程也是其“北方化”、“農業化”的過程，長城地帶鑄就了黨項族既具有北方騎馬民族擴張性的因子，又有農耕民族安于現狀的一面。因此，西夏文化在本質上是畜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混產兒。黨項統治者一只手高舉著儒家的大旗，聲稱“以儒治國”，另一只手卻始終不肯放棄對畜牧社會的留戀，“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使”（注：《宋史》卷四八五《夏國傳》第13993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77年。），反映的就是農牧交錯地理背景之下的文化模式。

當然，地理環境在創造著人，人也在創造著地理環境。總體上講，西夏時期，人適應著地理環境，遵循著地理環境的內在規律，人與自然之間能夠和諧相處。但在宋夏沿邊地區，一方面由于軍事的原因，農墾區的面積較前劇增（注：韓茂莉：《宋代陜西沿邊地帶兵屯與土地開墾》，《西北史地》1993年第3期。），另一方面則由于內遷黨項的逐漸“農業化”，導致了大規模的墾荒。譚其驤先生在《何以黃河在東漢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一文中指出：五代以后黃河泛濫的趨勢加重（注：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學術月刊》1962年第2期。）。黨項內遷后，上述兩方面的因素促使宋夏沿邊地區的農耕區面積不斷地擴大，這些墾區正好處于水土流失的嚴重地區，對五代以后黃河的泛濫成災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特定的地理環境應是研究西夏歷史的基本背景，固然這方面的研究還很薄弱。對地理環境的探討可以加深我們對一些歷史事實的認識和理解，如在西夏人口研究中，可以用土地的承載能力來檢驗所得的結果，不至于有100萬到900萬的懸殊。總之，在生產力較為低下的古代社會，人別無選擇地適應、遵循著地理環境的內在要求。因此，地理環境對人的影響成為人地關系中的主要方面，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尤其像西夏這樣地處自然環境相對脆弱的邊疆民族政權，更是難以擺脫地理環境在諸多方面的影響和制約，地理環境基本決定了它的經濟形式、文化模式以及社會面貌。當然，人地關系是一個常說常新、無法窮盡的話題，地理環境與西夏經濟、社會之間的關系探討是一個絕非一篇文章所就能說清楚的問題，許多問題還可以進一步地討論，如地理環境與西夏的社會面貌、社會性質之間的關系等等。總之，拙文只提供了一個大致的思路，拋磚引玉，以期引起學界對此問題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