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以來官場小說的繁榮，可能源于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權力的異化導致的官僚腐敗，它真實地存在于我們生活中，文學有義務對此做出必要的反映；一是商業文化的驅使，商業文化可以消費一切，當官場腐敗以文學的形式出現在文化市場的時候，事實上，它也就作為一種可供展示的奇觀被消費。這兩方面的原因導致了兩種不同的“官場小說”：一種是以文化批判為目標訴求的，它在揭示權力腐敗的同時，進一步揭示了滋生這種現象的文化土壤；一種是以“正劇”或“鬧劇”的形式搭乘了商業霸權主義的快車，在展示、觀賞官場腐敗并以“政治正確”面貌出現的同時，實現了市場價值的目標訴求。它們在印刷媒介完成了本文之后，又可以改編成其他形式在大眾傳媒中流播，進一步證實它的市場價值。但這種“官場小說”的非文學性特征十分明顯，故不在本文論述的范圍之內。

“官場小說”是權力支配下的政治文化的一種表意形式。所謂“政治文化”就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這個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歷史和現在社會、經濟、政治活動的進程所形成。人們在過去的經歷中形成的態度類型對未來的政治行為有著重要的強制作用。政治文化影響各個擔任政治角色者的行為、他們的政治要求內容和對法律的反映。”（阿爾蒙·鮑威爾：《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29頁，曹沛林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根據不同政治學家對政治文化的解釋，有人把它概括如下三個特征：1、它專門指向一個民族的群體政治心態，或該民族在政治方面的群體主觀取向；2、它強調民族的歷史和現實的社會運動對群體政治心態形式的影響；3、它注重群體政治心態對于群體政治行為的制約作用。（高毅：《法蘭西風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7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政治文化不是社會整體文化，但作為社會總體文化包容下的一部分，卻可以把它看作是社會群體對政治的一種情感和態度的簡約表達。既然政治文化規約了民族群體的政治心態和主觀取向，權力擁有者作為民族群體的一部分，也必然要受到政治文化的規約。

因此，如果把官場腐敗僅僅歸結于商業主義或市場意識形態霸權的建立是不夠的。事實上，它背后最具支配性的因素是權力意志和權力崇拜。在傳統文化那里，雖然“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但“學而優則仕”才是真正的目的。入朝作官“兼善天下”不僅是讀書人的價值目標，而且也是他們的人生最高目標。要兼善天下就要擁有權力，權力意志和兼善天下是相伴相隨的。對于更多的不能兼善天下和入朝作官的人來說，權力崇拜或者說是權力畏懼，就是一種沒有被言說的文化心理，這種政治文化是一個事物的兩面，它們之間的關系越是緊張，表達出的問題就越是嚴重。1999年，作家李佩甫發表了長篇小說《羊的門》，這是一部充滿了內在文學力量的作品，是包括對中原文化在內的傳統中國文化重構后，對當下中國社會和世道人心深切關注和透視的作品，它是鄉土中國政治文化的生動畫圖。呼家堡獨特的生活形式和一體化性質的秩序，使呼家堡成了當下中國社會政治生活的一塊“飛地”，它既實現了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文明轉化的過程，使農民過上了均等富庶的生活又嚴格地區別于具有支配性和引導性的紅塵滾滾的都市文明。它是一片“凈土”，是尚未遭到現代文明污染的“世外桃源”。從消滅剝削、不平等的物質形式來說，那里已經完成了解放的政治；但從權力與資源分配的差異性來說，從參與機會與民主狀況來說，又沒有從傳統和習俗的僵化生活中解脫出來。它是現代的，又是傳統的；它的井然有序是文明的，而那里只有一個頭腦，表明了它又是前現代的。呼家堡就是這樣一個復雜、奇特的不明之物，它是傳統和社會生活遭遇了現代性之后，所產生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生活場景。但它的非寓言性顯然又表達了作者對當下中國社會生活的某種理解和視察。

呼家堡的主人呼天成，是一個神秘的、神通廣大和無所不能的人物，是一個大隱于野又呼風喚雨式的人物。在社會生活結構中，他的公開和合法性身份是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的負責人，但他的作用又很像舊式中國的“鄉紳”，他是呼家堡聯系外部社會和地方統治的橋梁，但他又不是一個“鄉紳”，呼家堡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是呼家堡的“主”，是合法化的當家人，是這塊土地不能缺少的脊梁和靈魂，他所建立起來的權威為呼家堡的民眾深深折服，他對秩序和理性的尊崇，使他個人的統治也絕對不容挑戰和懷疑。呼家堡的生活方式是呼天成締造的，在締造呼家堡生活方式的同時，呼天成也完成了個人性的塑造。這個復雜的、既有中國傳統、又有現代文明特征的中原農民形象，是小說取得的最大成就。

當我們面對呼天成的時候，我們不僅經歷了巨大的心靈震憾，同時我們發現過去一直相持不下爭論的宏大命題，比如傳統文化、農民文化、現代文化等等，竟是那樣的蒼白。或者說，簡單地弘揚一種文化或簡單地批判一種文化是沒有意義的，在當代社會生活中，任何一種文化都處在重構的過程中，我們才會具體地感到某種文化的變化和全部復雜性。因此，如果僅僅面對諸如“傳統文化”、“農民文化”這些概念時，我們不知道究竟是應該弘揚它還是批判它。事實上，呼天成就是多種文化交互影響、特別是政治文化影響的產物，因此他是一個矛盾的復雜體。傳統文化在民間有隱形的流傳，它不是系統的理論，它是在生活方式和人們的心理結構中得以表達的，其中的實用理性、隨機應變等文化品格在民間如影隨形，呼天成的性格基調就是由這種文化品格培育出來的。它的土壤就是中原文化中盲從、愚味、依附、從勢以及對私有利益的倚重。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原文也就是中國農民文化。呼天成的王朝統治正是建立在這樣的文化基礎上的。它的經典場景就是一“賊”字對幾百口人的震懾：

一個“賊”字使他們的面部全部顫動起來，一個“賊”字使他們的眼睛里全都蒙上了一層畏懼。一個“賊”字使他們的頭像大麥一樣一個個勾下去了。一個“賊”字就使他們互相偷眼望去，相互之間也突然產生了防范。那一層一層、看上去很堅硬的人臉在一剎那間碎了，碎成了一種很散很無力的東西……

這個場景啟示了呼天成，他對書上說的“人民”有了新的理解，也啟發了他統治呼家堡的策略，通過向孫布袋“借臉”、開“斗私”大會讓婦女“舉手”等政治行為，呼家堡民眾的尊嚴感、自主性、自信心就完全被剝奪了，呼天成不容挑戰的權威也就在這個過程中建立起來。值得注意的是，呼天成不是我們在一些作品中常見的腐敗的村干部，也不是橫行鄉里的惡霸，而恰恰是一個修身克己、以身作則的形象。他不僅在一個欲望無邊的時代，將激情逐出了“私化”的領域，以自我閹割和超凡的毅力克制了他對秀丫的占有，而且即便是他的親娘，也不能改變他“地下新村”的統一安排，一個命定的數字就是他親娘的歸宿。究竟是什么塑造了呼天成的“金剛不壞之身”？或者說我們究竟應該如何評價呼天成‘公’的觀念、集體信仰和他的道德形象以及民眾對他的信任亦或恐懼？ 青年作家王躍文因《國畫》而暴得大名，《國畫》一時洛陽紙貴。陌生的王躍文被議論得紛紛揚揚。他對官場生活的熟悉，對不同層次官員心理的準確把握，以及在細微處表現人物和體現題材特征的處理上，都顯示了作家所具有的文學才能和想象力。因此王躍文也被認為是這一題材小說創作在當下的代表性人物。其實官場小說并非自王躍文始。晚清小說自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出版后，陳平原曾統計說，以官場為表達對象并于書名中點明官場 的就有19種之多。可見晚清小說譴責之風的盛行。但晚清小說多寫官僚的貪婪、昏庸、殘暴和偽善，以激進的言辭“窮追猛打”，既解了作家的心頭之恨，又在讀者那里獲得了奇觀滿足的閱讀效果。但王躍文的小說不同，在世俗欲望日漸膨脹并在官場過之不及的現實生活中，在權力爭奪與情欲宣泄高潮迭起的丑惡出演中，在卑微沮喪躊躇滿志惴惴不安小心謹慎頤指氣使的官場眾生相中，作家不是一個冷眼旁觀或興致盎然的看客，也不是一個投其所好獻媚市場的無聊寫手。在王躍文的官場小說寫作中，既有對官場權力斗爭的無情揭示與批判，也有對人性異化的深切悲憫與同情；調侃中深懷憂患，議論處多有悲涼。事實上，王躍文的“官場小說”不止《國畫》及其續篇《梅次的故事》。他還寫過諸如《無頭無尾的故事》、《很想瀟灑》、《棕紅色皮鞋》、《天氣不好》、《頭發的故事》、《也算愛情》、《花花》等中短篇小說。

《也算愛情》中的女工作隊長吳丹心，是一個塑造得相當成功的文學形象。在欲望受到普遍壓抑的時代，吳丹心以她的權力獲得了性的滿足。在人的本能欲望不具有合法性的時代，吳丹心釋放欲望的要求也許不必作道德化的批判。但值得注意的是，當她懷疑自己的性伙伴李解放同一農村姑娘有關系時，她妒火中燒地有這樣一段話：

“今后反正不準你同那女的在一起。看她長得狐眉狐眼的。”

“我不會和她怎么樣的。我不可能找一個農民做老婆呀？”李解放說。

吳丹心說：“你對農民怎么這么沒有感情？”

李解放莫名其妙，說：“我弄不懂你的意思了。你是要我同她有感情，還是不同她有感情？”

吳丹心說：“兩碼事，同她是一碼事，同農民是一碼事。”

這段對話不僅揭示了吳丹心作為官場女人的占有欲，同時也從一個方面解釋了性與政治的關系。在吳丹心看來，農村女青年臘梅只是個“性”的爭奪者，她只是一個具體的與“性”有關的女人；而農民這個詞是具有政治意義的抽象的符號。因此，在吳丹心那里，“農民”這個符號并沒有具體的所指。從占有這個意義上來說，吳丹心對政治和性的理解是完全一樣的。她都要占有。

王躍文的這些小所敘述的對象，大多是中下層官員，他們還沒有處于權力中心。因作者多在日常生活中表現了這些人物的心態和行為方式。作品對人物的刻畫特別注重細節和語言，使人在閱讀中產生這些人物在官場中行為舉止的聯想，為小說營造了特有的氣氛和場景。

閻真的長篇小說《滄浪之水》，是一篇可以從許多角度進行解讀的“官場小說”，比如知識分子與文化傳統的關系、特權階層對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及心理結構的支配性影響、在商品社會人的欲望與價值的關系、他者的影響或平民的心理恐慌等等。但在我看來，這部小說最值得重視或談論的，是它對市場經濟條件下世道人心的透視和關注，是它對人在外力擠壓下潛在欲望被調動后的惡性噴涌，是人與在對話中的被左右與強迫認同，并因此反映出的當下社會承認的政治與尊嚴的危機。

小說的主人公池大為，從一個清高的舊式知識分子演變為一個現代官僚，其故事并沒有超出于連式的奮斗模型，于連渴望的上流社會與池大為心向往之的權力中心，人物在心理結構上并沒有本質區別。不同的是，池大為的向往并不像于連一樣出于原初的謀劃。池大為雖然出身低微，但淳樸的文化血緣和獨善其身的自我設定，是他希望固守的“中式”的精神園林。這一情懷從本質上說不僅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與現代知識分子對社會公共事物的參與熱情相去甚遠，而且這種試圖保持內心幽靜的士大夫式的心態，本身是否健康是值得討論的，因為它仍然是一種對舊文化的依附關系。如果說這是池大為個人的選擇，社會應該給予應有的尊重，但是，池大為堅持的困難并不僅來自他自己，而是來自他與“他者”的對話過程。

現代文化研究表明，每個人的自我界定以及生活方式，不是來自個人的愿望獨立完成的，而是通過和其他人“對話”實現的。在“對話”的過程中，那些給予我們健康語言和影響的人，被稱為“意義的他者”，他們的愛和關切影響并深刻地造就了我們。池大為的父親就是一個這樣的“他者”。但是，池大為畢業后的七年，仍然是一個普通科員，這時，不僅池大為的內心產生了嚴重的失衡和堅持的困難，更重要的是他和妻子董柳、廳長馬垂章、退休科員晏之鶴以及潛在的對話者兒子池一波已經經歷的漫長的對話過程。這些不同的社會、家庭關系再造了池大為。特別是經過“現代隱士”晏之鶴的人生懺悔和對他的點撥，池大為迅速時來運轉，他不僅在短時間里連升三級，而且也連續搬了兩次家換了兩次房子。這時的池大為因社會、家庭評價的變化，才真正獲得了自我確認和“尊嚴感”。這一確認是在社會、家庭“承認”的前提下產生的，其“尊嚴感”同樣來源于這里。

于是，小說提出的問題就不僅僅限于作為符號的池大為的心路歷程和生存觀念的改變，事實上，它的尖銳性和嚴峻性，在于概括了已經被我們感知卻無從體驗的社會普遍存在的生活政治，也就是“承認的政治”。加拿大學者查爾斯·泰勒在他的研究中指出：一個群體或個人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認或只得到扭曲的承認，就會遭受傷害或歪曲，就會成為一種壓迫形式，它能夠把人囚禁在虛假的、被扭曲和被貶損的存在方式之中。而握曲的承認不僅為對象造成可怕的創傷，并且會使受害者背負著致命的自我仇恨。拒絕“承認”的現象在任何社會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在池大為的環境里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存在。被拒絕者如前期池大為，他人為他設計的那種低劣和卑賤的形象，曾被他自己內在化，在他與妻子董柳的耳熟能詳的日常生活中，在他與不學無術淺薄低能的丁小槐丁處長、專橫跋扈的馬廳長的關系中，甚至在與下一代孩子的關系中，這種“卑賤”的形象進一步得到了證實。不被承認就沒有尊嚴可言。池大為的“覺醒”就是在這種關系中因尊嚴的喪失被喚起的。現代生活似乎具有了平等的尊嚴，具有了可以分享社會平等關注的可能。就象泰勒舉出的例證好樣，每個人都可以被稱為先生、小姐，而不是只有部分人被稱為老爺、太太。但是這種虛假的平等從來也沒有深入生活內部，更沒有成為日常生活支配性的文明。尤其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等級的劃分或根據社會身份獲得的尊嚴感，幾乎是未作宣告、但又是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觀念或未寫出的條文。

現代文明的誕生也是等級社會衰敗的開始。現代文明所強調和追求的是赫爾德所稱的“本真性”理想，或者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種獨特的作為人的存在方式，每個人都有他或她自己的尺度。自己內心發出的召喚要求自己按照這種方式生活，而不是模仿別人的生活：如果我不這樣做我的生活就會失去意義。這種生活實現了真正屬于“我”的潛能，這種實現，也就是個人尊嚴的實現。但是，在池大為面對的環境中，他的“本真性”理想不啻為天方夜談。如果他要保有自己的“士大夫”情懷和生活方式，若干年后他就是“師爺”晏之鶴，這不僅妻子不答應，他自己最終也不會選擇這條道路。如果是這樣，他就不可能改變自己低劣或卑賤的形象，他就不可能獲得尊嚴，不可能從“賤民”階層被分離出來。

于是，“承認的政治”就這樣在日常生活中彌漫開來。它是特權階級制造的，也是平民階級渴望并強化的。在池大為的生活中，馬垂章和董柳是這兩個階級的典型，然后池大為重新成為下一代艷羨的對象或某種“尺度”。讀過小說之后，我內心充滿了恐慌感，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一個人將怎樣被“承認”，一個人尊嚴的危機怎樣才能得到緩解？在政治文化的支配下，權力的誘惑與利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普通人對權力的理解和向往，是官場總是問題的基礎；獲得了權力的人對權力利益的兌換，是這個基礎的邏輯后果。“官場小說”在不同的層面揭示了官場的問題，這不僅是一個現實和文學現象，它同時也是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它值得我們重視和分析，后者可能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