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宗教政黨在以色列社會和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不僅猶太教在以色列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中起到突出作用，而且以色列宗教勢力、宗教政黨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和伊休夫建設中舉足輕重，同時，以色列的多黨政治環境也為宗教政黨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平臺。

關 鍵 詞：以色列 政黨 宗教 猶太教

按照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先驅西奧多·赫茨爾的最初設想，依據《獨立宣言》的基本思想，在巴勒斯坦建立的猶太國家是一個世俗的現代民主國家。但是從以色列建國60年多來的歷史發展看，猶太教實際上處于國教地位，以色列宗教政黨對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滲透和干預超出了通常人們對現代民主國家的理解。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既有歷史文化的厚重影響，又是現實政治發展的邏輯結果和必需。

首先，猶太教在以色列的民族認同、國家認同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猶太教是猶太人的宗教，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統一神教，由于對猶太教唯一真神上帝的信奉和對教律的嚴格遵守，猶太人群得以成為一個民族，得以歷經殘酷的擄掠、驅逐、迫害、屠殺而頑強地作為一個民族存活下來，猶太教是猶太民族的聚合劑，是流散猶太人聯系的紐帶。猶太教對于猶太人來講，不僅僅是一種宗教信仰，更是一種生活方式，經過三千多年的發展和不斷適應新的生存環境的營建，它已內化成猶太民族的一種行為習慣、一種文化傳統。在當今以色列，大多數猶太人贊同在公共生活中體現某些具有宗教色彩的文化內容并支持宗教與國家的某些關系的存在，大多數猶太公民認為宗教是國家生活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它不必被局限在私人生活范圍內。面對多數猶太公民對宗教的這樣一種情感氛圍，考慮到民族團結、國家認同的需要，應該說以色列統治精英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最初建設世俗以色列國的設想。

其次，以色列宗教勢力、宗教政黨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和伊休夫建設中所起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這是其在以色列國家享有重要地位的政治資本。最早設想解決歐洲猶太人悲慘命運的唯一方法是回歸巴勒斯坦圣地的人是猶太拉比茲維·希爾施·卡里舍爾。在巴勒斯坦建立的第一所農業學校--米克維以色列農業學校也是由卡里舍爾倡議建立的。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中，猶太宗教勢力分世界精神中心和世界以色列正教運動兩大派系，世界精神中心系統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支持和參與及正教系統在建國前由“反猶太復國主義”向“非猶太復國主義”的轉變不僅使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獲得了精神力量，而且也奠定了以色列國家宗教合法性的基礎。另外精神中心工人黨和正教工人黨積極投身巴勒斯坦農業勞動的實踐及所創建的宗教基布茲運動為日后宗教政黨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經濟和社會基礎。

第三，以色列的多黨政治環境為宗教政黨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平臺。建國以來，以色列政壇上黨派分化組合的現象非常頻繁，但宗教政黨由于綱領和選民比較固定，導致其力量比較穩定，自然成為左右翼政黨組閣談判的首選目標。宗教政黨在這個過程中，常常提出很高的要價敲詐勒索組閣大黨，故其在以色列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發揮的影響遠遠大于它自身的實際力量。

此外，宗教政黨實力地位和影響的由弱變強與對阿拉伯國家的政策及阿以關系的變化密切相關。1967年“六·五”戰爭后，對被占阿拉伯領土的處置問題成為引發國內分歧的焦點，形成持強硬立場的“鷹派”和持溫和立場的“鴿派”之間激烈的爭論和對峙，并且整個國家出現了一個明顯右傾、激進化的政治環境。宗教政黨根深蒂固的“應許地”觀念成為永久占領被占領土的合法依據，適應了右翼激進環境的需要，多數宗教黨黨員也成為“鷹派”陣營的衛士。對阿政策強硬派利庫德集團的執政黨地位的開啟，阿以關系的復雜性，阿以和平進程的艱難曲折，不時形成的以色列民眾安全危機是宗教政黨地位、影響提高和擴大的重要政治環境。

在成功移植西方民主制的以色列現代社會中，宗教政黨很難與大黨相競爭、抗衡；在以色列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和議會民主制框架下，宗教政黨成為大黨不變的聯合或依賴對象；在充滿變動、變化的以色列社會、政治舞臺和政黨體制中，綱領、選民相對穩定的宗教政黨的角色地位經歷了由弱變強，由虛變實，由最初的防御到最后的攻勢地位的變化。

在1948年至1977年，以色列政壇由工黨主導，宗教政黨的地位是虛弱的，力量是防御性的。盡管如此，宗教政黨（主要是國家宗教黨及前身，正教黨只參加了第一屆、第二屆和第三屆政府）卻是工黨不變的聯合對象，兩者之間構建了“歷史的聯合”。兩者的聯合基本是工黨主動選擇的結果，因為聯合宗教政黨所付出的代價只是涉及宗教事務，可避免在政治、經濟、外交等重大問題上作出讓步。另外工黨尋求與宗教黨的聯合首要考慮的是民族團結，考慮的是避免文化的沖突，考慮的是宗教傳統在社會整合過程中的凝聚功能。總之，建國前工黨和宗教政黨所達成的“現狀協議”在工黨主導的近三十年的時間內基本上沒有遇到嚴峻的挑戰，宗教政黨也向主導政黨提出挑戰，但主要是圍繞宗教問題，目的是為了維護宗教利益。1977年至1996年是工黨和利庫德競爭對峙時期，宗教政黨起到了“四兩撥千斤”的平衡作用，實力地位得到了極大的加強。兩大政黨中的任何一方要想構建排斥對方的小型聯合政府，在議會中占有12至18個議席的宗教政黨是不可或缺的聯合對象，后者是否參加成為聯合政府組建和延存的決定因素。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宗教政黨極盡討價還價之所能，從執政黨那里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好處，最終使其影響和地位得到了實質性的加強。相伴而生的是，宗教政黨越來越不滿足于維持“現狀”，開始就國內外重大問題提出各種激進的、極端的主張。1996年至今以色列政黨政治呈現出大黨不大、小黨不小和“極化多元主義”的格局，聯合政府構建的難度進一步加強了，宗教政黨成為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在前一階段積聚了實力的宗教政黨不再滿足于政治敲詐來獲取更多的利益，不再滿足于維持現狀，而是就許多宗教分歧問題發起攻勢，提原則問題，企圖把正統宗教信條強加到大多數人身上，這使宗教與世俗之間的關系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緊張程度。

宗教政黨對以色列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影響是雙重的，其對公民自由權的行使有著某種程度的制約作用，對政府執政效能的發揮也具有一定的阻滯影響，這是其對以色列社會和政治生活產生的主要的負面影響。宗教政黨發揮的積極正面作用不僅表現在維護優秀猶太傳統道德和價值觀上，而且作為多黨政治生活中一以貫之發展下來的力量，作為絕大多數聯合政府的重要組成部份，對大黨專權起到了一定的制約作用，對以民眾政治參與為核心內容的政治民主化進程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沙斯黨、國家宗教黨和托拉猶太教聯盟三大宗教黨派及前身從各自相對固定的選民群體中獲取支持并通過政治活動代表和維護該群體的利益，這些選民群體則通過選舉支持他們認為最能代表和維護自身利益的政黨來表達利益訴求，這是以色列民主政治機制正常運行的真實反映。沙斯黨是當今以色列政治舞臺上最大的宗教政黨，它的崛起是東方猶太人（塞法拉迪人）民主意識覺醒的邏輯結果。以色列是中東地區最民主的國家，但在宗教與民主的關系上，以色列與周邊的伊斯蘭國家有著某種程度的相似之處，即兩者之間存在著互動關系。正如南開大學中東史專家哈全安教授所言，現代宗教的“核心內容在于借助回歸傳統的宗教形式而倡導平等和民主的政治原則，進而構成擴大民眾政治參與和挑戰世俗集權政治的意識形態”。以色列的沙斯黨雖然挑戰的不是世俗集權政治，卻是對以色列建國以來長期存在的阿什肯納茲人政治、經濟、社會主導地位的一種挑戰，是族群不平等、族群裂痕的一種政治反映。沙斯黨運動代表塞法拉迪社會貧弱群體提出了要求政治、經濟、社會平等的政治訴求，調動了該群體廣泛、主動政治參與的積極性，本質上講促進了以色列政治民主的深入發展。

總之，宗教政黨的獨特歷史地位既是猶太民族獨特的歷史文化和以色列經濟社會環境的真實反映，也是以色列政治民主化進程的一個具體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