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中國社會以改革開放為起點進入社會變革期，而且這一變革仍在持續。這一變革正在影響 監 獄行刑，而且還將影響下去。其中，開放與知識經濟發展對監獄行刑的影響尤其引人注目。 本文認為，中國社會的開放與知識經濟發展將促使監獄行刑社會化。 「摘 要 題」監獄法學研究

「關 鍵 詞」開放/發展知識經濟/行刑社會化

「正 文」 中國社會以改革開放為起點進入社會變革期，而且這一變革仍在持續。改革使中國社會發 生 了很大的變化，從政治、經濟到文化教育，都有表現。中國社會這一變化正在影響監獄 行刑，而且還將影響下去。中國社會的變遷對監獄行刑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中，開放與知 識經濟發展對監獄行刑的影響尤其引人注目，中國社會的開放與知識經濟發展將促使監獄行 刑社會化。在此本文專門談一下這個問題。

一、開放與監獄行刑社會化的選擇

改革開放是新中國政治決策中最濃重的一筆，是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大特征，它給中國帶來 了非常大的變化，它對中國社會的狀態與發展有著重大而持久的影響：改革前重國家、輕社 會的模式已經改變；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開始形成；社會結構由總體性社會向分化性社會轉 變；社會整合由行政性整合向契約性整合轉變；國家與組織（單位）的關系由總體生存模式向 獨立生存模式轉變；原有的城鄉各種身份系列為一種以職業身份為標準的身份系列所取代； 全國一盤棋的區域格局被打破，地方社區開始成為利益主體。（注：孫立平等。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J].中國社會科學，1994（2）。）改革開放給監獄行刑也帶來 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一）開放對監獄行刑的影響 1.開放對獄政管理的影響 由于監獄行刑的目的在于改造罪犯，而只有外在壓力沒有罪犯內在的改造動力不能達到罪 犯改造的目的。 因此，改造罪犯必須調動罪犯的改造積極性，使罪犯由“要我改造”變為“ 我要改造”。為調動罪犯改造積極性，我國的罪犯管理在堅持他律性管理前提下，突出自律 性管理。他律性管理表現為通過強制方式，迫使罪犯逐步放棄并改變思想，從而促使其養成 好 的習慣，改變犯罪思想，重新做人。自律性管理表現為通過激勵罪犯改造動機，從而促使罪 犯改惡從善。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用以激勵罪犯改造的手段主要是表揚、物質獎勵、記功、 減刑或者假釋。然而，隨著改革開放傳統的罪犯激勵手段系統顯得力不從心，激勵效果開始 下降，不再能夠有力地激勵罪犯改造了。雖然減刑、假釋仍保持著強有力的激勵效果，甚至 激勵力度更大，但由于表揚、物質獎勵、記功激勵力度下降，整個監獄的獎勵手段系統功 效下降。監獄的激勵手段系統功效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因為罪犯的需要結構發生了變化，追求 自由的需要，包括盡早離開監獄和擴大監獄內活動空間的需要，成了罪犯的最突出的需要。 湖北省監獄管理局曾組織過一次對6000名罪犯的問卷調查。為保證調查反映情況的真實性， 他們采取了兩條措施：一是調查對象合理分布。對從事工業生產和從事農業生產的，刑期長 和刑期短的，來自城鎮和來自農村的，按押犯比例抽樣調查。二是答卷不記名。問卷調查設 計了十項內容：爭取減刑、干部公正、家庭、時事政治、身體健康、百分考核、改善生活、 子女、電視電影、三課學習。調查的結果是： 有55.55%的罪犯把爭取減刑列為第一關注目標 .（注：劉聲祥。從罪犯最關心的問題引出的思考[J].中國監獄學刊，1996（6）。）這就是說，罪犯追求的自由需要在罪犯的需要結構中更加突出。改革開放前，雖然罪犯 追求自由的需要在罪犯需要結構中很突出，但遠不能與現在相提并論。改革開放前，很多罪 犯是希望獄內生活好一點、影視多一點、勞動輕松一點，并且這種需要在罪犯需要結構中 占重要地位。罪犯追求自由需要的突出，在罪犯需要結構中的升位，是市場經濟社會個人自 由價值升位在獄內的反映。在市場經濟社會，個人的獨立與自由是市場交換的基礎，個人自 由具有空前的價值。這一點對罪犯也適用。 2.開放對教育改造的影響 改革開放使教育改造受到了越來越嚴峻的挑戰。教育改造工作中不僅存在人員相對不足， 經費相對欠缺，而且還存在效能下降問題。一方面是人員的增加，經費的增長，另一方面是 效能下降。 教育改造效能下降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因素。從客觀方面說，改革開放后教育改造工作 存在越來越嚴重的“知”“行”不統一問題。這是導致教育改造效能不能提高的重要原因。 監獄行刑的目的是為了改造罪犯，是為了讓罪犯重新回歸社會，因此，教育改造的一個重要 工作目標就是使罪犯掌握盡可能多的社會發展方面的信息，以努力使罪犯的社會化速度與社 會的發展一致。由于監獄執行的刑罰是自由刑，教育改造所推進的罪犯“社會化”只能是“ 知”上的社會化，而不是“知”與“行”相統一意義上的社會化——真正的社會化，因此， 監獄推動的罪犯“社會化”存在著“知”、“行”相悖的天然缺陷。監獄推動的“社會化” ，距離罪犯實際的社會化水平越遠，這種“知”、“行”不統一的矛盾越深。教育改造的“ 知”、“行”不統一不僅使教育改造實際效能低下，而且可能誤導罪犯。 （二）對策選擇 在市場經濟社會下如何提高激勵罪犯改造手段的效能，如何解決教育改造的“知”與“行 ”的不統一？有的認為應當強化激勵力度；有的認為應當強化對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有的 認為應當促進行刑社會化。筆者同意后種主張。實施行刑社會化措施，將激勵罪犯改造的因 素引向社會，能夠提高激勵罪犯改造手段的效能。實施行刑社會化措施，可以促進教育改造 中的“知”與“行”相協調。監獄的開放程度要與社會的開放程度相適應，這是中外監獄歷 史發展的一般規律。（注：王平。監獄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及其啟示[J].法律科學1997（5）。） 促進行刑社會化的措施有很多。在西方，行刑社會化的措施主要有設置開放監獄、廣泛適 用建立在累進處遇基礎上的假釋制、用公共服務代替監禁刑等。（注：謝望原、翟中東。對我國行刑社會化的思考[J].法學評論，2000（1）。）那么，如何推進我國的行 刑社會化？ 從歷史上看，我國是報復刑很發達的國家，報復刑觀念至今仍有廣大的市場，報應刑理念 還需培養。這就是說，在我國，刑罰必須保持一定厲度，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行刑社會化措 施。結合我國的分級處遇實踐，我認為，我國可以設置開放性處遇級別，即在現行分級處遇 級基礎上設置開放性處遇級，監獄允許經嚴格把關進入開放性處遇級別的罪犯參加監獄組織 的在社會上進行的勞務承包等，待條件成熟，可以推行允許進入開放性處遇級別的罪 犯白日 在社會上勞動，晚間返回監獄報到的制度。 開放性處遇級別具有以下功能： 1.設置開放性處遇級別可以提高分級處遇激勵力度 對罪犯實施“三分”，實施分級處遇，是改革開放后監獄系統實施的重要改革措施之一。 幾年來的經驗證明，這種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分級處遇的實施大大激發了罪犯的改造積極 性，應當加以完善與發展。然而，目前分級處遇的不足之處也是明顯的。分級處遇管理中突 出的問題是處遇差別拉不開。根據司法部監獄管理局1991年提出的《對罪犯實施分押、分管 、分教的試行意見》，處遇設置的構架是：寬管罪犯在監活動范圍可以適當放寬，外出勞動 可以不實行武裝看押；通信會見次數可以適當增多，時間可以適當延長；管理可以適當放寬 ；會見的設施、條件可以好一些，有條件的單位可以批準配偶來監同居。對嚴管罪犯，要嚴 格限制其監內活動范圍，嚴禁單獨活動；通信、會見只限于直系親屬，嚴格控制次數、嚴格 檢查、嚴格監聽。《意見》以罪犯活動范圍、通信、會見等處遇差別要素，將罪犯處遇分為 寬管、普通和嚴管三個處遇級。雖然實施分管后，不同級別的罪犯處遇不同，但是處遇 差別不明顯。雖然寬管罪犯在監內活動范圍可以適當放寬，但監獄空間有限，如果再考慮分 類管束后分管單位需要實施封閉性管理，以及監獄重要設施需要專用空間，寬管罪犯的最大程度的活動范圍也不會與普管級罪犯活動范圍拉開理想距離。雖然監獄對嚴管罪犯要嚴格限 制監內活動范圍，但監獄應當保證罪犯的基本權利。罪犯活動范圍是處遇差別要素中的核心 要素 ，受制于該要素，通信、會見、管理、文體活動等處遇差別要素的發揮狀況也不盡人意 ，處遇效價大大降低，根據弗倫姆的激勵理論，處遇效價的降低直接導致處遇激勵力的低效 .分級處遇工作要有突破，必須將處遇差別拉開。設置開放性處遇級別將罪犯活動范圍由監 內引向監外，從而大大提高了監獄對罪犯活動范圍的調控能力，并由此牽動罪犯通信、會見 、管理、勞動報酬等處遇要素調控能力的提高。監獄對分級處遇要素調控能力的提高，為監 獄加大處遇差提供了前提。處遇差的提高則可以提高分級處遇的激勵力度。 2.設置開放性處遇級能夠幫助罪犯適應市場經濟的社會生活 將罪犯隔離于社會，實行嚴格管理，有利于罪犯惡習矯正與思想改造，但是也有如下弊端 ：封閉式管理隔斷了罪犯與社會的有機聯系，不利于罪犯與社會的同步發展。封閉化管理往 往使被管理者的觀念、生活、技能發展滯后于社會發展，加劇被管理者與社會的沖突，并且 封閉化管理可能制造具有監獄人格的人，即對一切都抱疑忌、仇視的陰暗心理，或在生活中 處處表現卑微、順從、近乎喪失判斷是非能力，對周圍發生的一切均以權威者的號令為準 .封閉管理所產生的弊端在市場經濟的社會環境下顯得尤為突出。市場經濟社會是一個平等自由、公平競爭的社會，社會成員能否在社會上生存、站住腳跟并不斷發展，主要決定于社 會成員個人是否有競爭力。個人競爭力決定于社會成員是否與社會發展同步，接受新觀念、 掌握新知識和新技能，如果社會成員接受新觀念，掌握新知識和新技能，就可能成為競爭的 勝利者；如果社會成員滯后于社會發展，不能掌握新知識和新技能，只能是競爭的失敗者， 被社會淘汰，面臨就業艱難、生活無著的境地。 促進罪犯適應社會，緩解或消除罪犯社會化滯后，是市場經濟社會對監獄工作的時代性要 求。 監獄設置開放性處遇級別后，罪犯只要積極接受改造，就可以獲得開放性處遇。獲得開放 性處遇的罪犯沒有獲得完全自由，但可以直接參與社會生活。獲得開放性處遇的罪犯基本可 以全方位接收社會發展信息，同時可以掌握更符合社會需要的知識和技能。雖然監獄企業為 罪犯學習勞動技能提供了一定條件，但限于監獄企業生產專業范圍、企業的總體技術水平， 罪犯所學知識和技能的水平仍然有限。罪犯直接服務于技術更新相對較快、更符合社會現實 需要的企業，可以促進罪犯掌握更先進、更實用的技能。這樣可以縮短罪犯社會化與社會發 展的距離，促進罪犯盡早適應社會生活。 此外，設置開放性處遇級有利于 提高監獄行刑的經濟水平。 總之，在現行處遇級中設置開放性處遇級，既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刑罰的厲度，又可以實 現行刑社會化。

二、發展知識經濟與監獄行刑社會化的選擇 所謂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的高級經濟發展階段與經濟形態。它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 知識成為經濟發展中最重要的資本。這是知識經濟最主要的一個特征。 第二，知識創新是經 濟不斷發展進步的動力源泉。 第三，知識密集型的軟產品成為市場的主導產品。第四，知識 經濟是高效型經濟。知識經濟對監獄行刑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對罪犯教育和獄政管理方面。 （一）發展知識經濟對罪犯教育的影響及相應對策 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市場對成熟的技能人員的需要日益增強，教育成為經濟 發展的基礎。由于教育成為經濟發展的基礎，各國都很重視教育。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1997 年的一次公開講話中強調指出：我們邁入21世紀的知識經濟，需要一種新的經濟戰略，而實 現教育領先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為重要。他還說：“經濟教育是知識經濟的成功之母。”（注：楊時旺等。發展知識經濟的國際經驗及我們的對策[J].管理世界1998（6）。）歐 盟1997年提出，教育是各成員國“立國之本”，因此他們強調人才開發，提倡“終身教育” 、“終身培訓”，提出通才教育與專才教育并重，正規教育與職業教育并重。經合組織國家 教育經費占政府支出的1 2%，在培訓方面的投入占GDP比重據估計高于2.5%.發展知識經濟， 必須強化教育，這是發展知識經濟的規律。我國現在越來越重視教育了。***同志在一次 接見兩院院士會議上指出：“迎接未來科學技術的挑戰最重要的是要堅持創新，勇于創新。 ”“我國要跟上世界科技進步的步伐，必須千方百計地加快知識創新，而創新的關鍵在人才 .必須有一批又一批優秀年輕人才脫穎而出，必須大量培養年輕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注：楊時旺等。發展知識經濟的國際經驗及我們的對策[J].管理世界1998（6）。）強 化教育，一方面指強化正規教育，改革我國現有的教學方式，使我國原有的應試教育轉向素 質教育，推行終身教育與終身培訓，另一方面，指提高國民整體素質。教育立國是培養高、 精、尖人才與提高國民整體素質的統一。不提高國民整體素質不可能形成孕育出一個培養高 、精、尖人才的環境；不提高國民整體素質，不可能充分發揮高、精、尖人才的作用，使高 、精、尖人才有用武之地。就提高國民整體素質與發展知識經濟的直接關系講，可以說，不 提高國民整體素質會影響知識經濟的發展與推進，因此，發展知識經濟，強化教育，必須重 視提高國民整體素質。 從一般意義上說，罪犯教育是改造罪犯的手段，但是從發展知識經濟的角度出發，罪犯教 育不僅具有改造罪犯的意義，而且還有促進我國知識經濟發展的意義。罪犯是我國的公民， 是 我國人口的一部分。雖然他們違法犯罪被判刑入獄，但他們仍有生存權、健康權，仍然是我 國公民 的組成部分。提高國民整體素質包括提高罪犯的素質，提高罪犯素質有利于我國知識 經濟的推進；反之，則會影響我國知識經濟的推進，成為我國知識經濟發展的阻力。因此， 在 發展知識經濟時代開展罪犯教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然而，在發展知識經濟時代，罪犯 教育的難度越來越大。罪犯教育受到挑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人類知識更新速度加快。據專家 估計，在現代社會中，一個大學畢業生所掌握的知識，五年后有一半陳舊，十年之后基本過 時，學校的“一次性” 教育已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注：鮑宗豪。論知識經濟時代教育與社會的發展[J].社會科學，1998（10）。）這意味著：監獄教育的新知識含 量必須加大，監獄教育必須注重更新內容。由于知識經濟的發展，社會中各就業崗位的知識 含量都得到提高，任何人都要找到工作，找到自己能勝任適應的工作崗位，必須具有不低于該崗位要求的工作能力，否則不可能獲得該工作崗位。不可能找到工作。為了保證罪犯出獄 后 順利回歸社會，使他們掌握社會需要的技能，監獄必須加大監獄教育的新知識含量，否則， 罪犯就可能因沒有掌握生存的技能而被迫犯罪，重新鋃鐺入獄。由于知識更新速度加快，為 保持監獄教育內容應有的新知識含量，監獄教育必須更新內容。然而，要使監獄教育能隨社 會發展不斷增加新的知識，使監獄教育不斷更新內容，無疑加大了增加罪犯教育的難度。可 見，在發展知識經濟時期，罪犯教育重要而艱巨。為適應知識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監獄必 須加大罪犯教育的力度，要使監獄教育面向社會，具體說： 第一，基礎教育（包括小學、中學）規范化，要將監獄教育計劃列入國民教育計劃范圍內。 第二，學歷教育上檔次。不僅允許罪犯參加高等教育專科、本科的考試，而且允許罪犯參 加研究生水平的考試，要使更多的罪犯接受高等教育，要結合設置開放處遇制度，允許符合 條件的罪犯參加監外教育。 第三，罪犯職業技術教育要與社會職業技術教育接軌。 第四，要在推行相對的行政協調型的罪犯勞動組織模式前提下，建立監獄系統內的高、新 技術產品生產單位，借鑒國外的罪犯技能綜合訓練形式，允許罪犯轉獄接受技能培訓。（注：翟中東。市場經濟中合理的罪犯勞動組織制度的探術——模式上的比較與分析[J].犯罪 與改造研究，2001（3）。） 第五，推廣運用電化教育設施，充分利用電視、廣播、報紙等媒介工具向罪犯傳播社會信 息 .為了保證上述措施落實，首先，我們應當使社會各界對罪犯教育的意義有個全面的認識。 在發展知識經濟時期，加強罪犯教育不僅是一種刑事政策，而且是一種社會政策。罪犯教育 軟弱，不僅不利于罪犯回歸社會，可能導致罪犯重新犯罪，而且會拖國家推進知識經濟發展 的后腿。對罪犯進行教育本身就是發展知識經濟的具體表現，是落實科教興國的體現。其次 ，要加大罪犯教育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監獄要重視從事罪犯教育工作的干警的隊伍建 設，不僅應保證罪犯教育工作對干警數量上的需要，而且要保證工作對干警質量上的需要。 國家應考慮罪犯教育對發展知識經濟的意義，予以物力、財力投入。再次，要加強監獄 文化教育與職業技術教育同社會的合作關系，以保證罪犯文化教育與職業技術教育的社會性 .最后，要明確組織罪犯勞動的模式，即相對的行政協調型模式的改造性與技術培訓性，以 保證罪犯能受到應有的技能培訓。 （二）發展知識經濟對獄政管理的影響及相應對策 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通過對交通工具、生產工藝等方面的考察指出，社會的發展呈加速度 狀態，越到后來，速度越快。事實上，農業社會發展了千余年才被工業社會替代，然而工業 社會才發展百余年就面臨被后工業社會所代替問題。社會發展節奏明顯加快。社會發展節奏 加快，意味終身社會化對我們每個社會成員開始變得重要起來。所謂終身社會化，指社會成 員需要不斷學習新知識、掌握新技能、接受新觀念，以使自己跟得上社會的發展，與社會發 展同步。在傳統社會，由于社會發展速度緩慢，社會成員只需進行一次社會化就可以使他在 社會中得以生存，即使將他隔離于社會一段時間，對他適應社會、對他的生存影響也不大。 而在現代社會，由于社會發展速度加快，一次性的社會化已不能使社會成員適應社會，社會 成員需要不斷地進行社會化。終身社會化成為人生存之必要。將一個人隔離于社會，中止該 社會成員的社會化，在相當程度上意味著他不能跟上社會發展，使他喪失學習新的生活技能 的機會，意味著社會對他的淘汰。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社會發展日益加快。計算機網絡技 術、通訊技術的普通應用，信息產業的飛速發展，促進了全球經濟一體化，加劇了世界各國 的經濟競爭，促進了技術更新換代，加速了產、學、研一體化，促進了發明、創造、革新的 應用，從而帶動人們觀念的更新，帶動了社會發展。社會發展速度的加快，意味著終身社會 化對每個社會成員變得越來越重要，終身社會化的凸現表明： 第一，社會中每一個成員都需 與社會保持密切聯系，不斷更新觀念、不斷學習新技能、不斷樹立新的生活目標，隔絕于社 會，在相當程度上意味著被社會淘汰； 第二，國家應努力促進社會成員終身社會化。 監禁刑是一種剝奪罪犯自由，將罪犯隔離于社會的刑罰。監禁刑的執行是實現社會正義的 需要，國家通過監獄執行刑罰，懲罰罪犯，向社會昭示違法犯罪的后果。監禁刑的執行同時 是改造罪犯的需要，使犯罪者改惡從善不再危害社會。但是，監禁刑的執行勢必影響罪犯的 社會化。罪犯被判處徒刑，隔離于社會，使罪犯喪失社會化的基本條件和環境，使罪犯社會 化的速度遲滯于社會正常成員，質量劣于社會其他成員。罪犯社會化的不足，勢必影響其重 新 回歸社會后對社會的適應。罪犯社會化的不足在一定意義上講意味著罪犯可能被社會淘汰。 顯然，監禁刑的執行與促進社會成員終身社會化的社會發展要求與趨勢存在著矛盾。保持監 禁刑原有全面封閉的管理方式，與社會發展對社會成員終身社會化的迫切要求，無疑是加 劇兩者的矛盾。因此，要緩解兩者的矛盾，使罪犯在可能的范圍內最大程度地接受社會化， 又實現刑罰的正義，只能增加監獄的開放度。這就是說，在發展知識經濟時期，獄政管理應 當 開放化。 增加監獄的開放度，目前可以考慮采納以下措施，即我們前述的增設開放性處遇級別。隨 著我國監獄制度的不斷發展，我國將來可以考慮設置開放監獄、開放監區或開放分監區。世界上最早的開放監獄是瑞士人凱勒黑爾斯在伯爾尼建立的。開放監獄一改封閉監獄那種戒備 森嚴、對罪犯時時限制的做法，而給予罪犯較多的自由。由于開放監獄有利于罪犯回歸社會 ，受到各國歡迎。現在開放監獄已成為世界上一類重要的監獄。為促進罪犯社會化，增加外 界信息向獄內的輻射度，我國將來可以考慮設立開放監獄。鑒于我國監獄規模較大，普遍設 置開放監獄不經濟，我們認為，我國監獄可以考慮設置開放監區或分監區。

三、結束語 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迅速發生著變化。這些變化正使傳統的以監禁為基本特征的監獄制度 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監獄管理罪犯的難度越來越大；罪犯越來越難適應社會。監獄的改造 效能開始 下降，而且這種現象日益突出。監獄基本行刑政策面臨一個選擇：維持現行政策， 繼續保持監獄的封閉管理，還是調整現行政策，逐步推行行刑社會化政策？ 我們陷入如下的困惑中：繼續現行政策保持了刑罰對罪犯懲罰的絕對厲度，但犧牲了監獄 的改造效能，而調整現行政策推行行刑社會化政策雖然可以提高監獄的行刑效能，但可能降 低刑罰的懲罰厲度。 在現代行刑理論與實踐中，監獄不再是專事懲罰不問犯罪人前途與未來的機構，監獄的事 業是與促進罪犯改造與回歸社會密切相關的，是以促進罪犯改造與回歸社會的效果為評價其 工作良劣的依據。監獄改造效能的下降意味監獄必須進行自我調整，以提高改造效能，否則 會為社會所不接受，而監獄提高效能的途徑只能是促進行刑社會化。盡管監獄因實施行刑社 會化措施可能降低刑罰厲度，但是，維持刑罰厲度的要求只能影響行刑社會化程度，以避免 行刑社會化政策的濫用，卻不能阻止行刑社會化政策的實施。從歷史的高度看，刑罰總是從重刑向輕刑方向發展，實施行刑社會化措施在實質上降低了刑罰的厲度，因而，推行行刑 社會化措施與維持刑罰厲度之間不僅存在對立關系，而且存在統一關系。我們的結論是：在 二 十一世紀，國家應當將行刑社會化作為監獄行刑的重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