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1949－1962年間民主德國居民外流問題的研究及新檔案的啟示

從1949年10月民主德國建國到1961年8月修建柏林墻，大約有270萬人出于各種目的，通過各種方式離開民主德國。導致大量居民出走的原因究竟何在？面對大量居民出走，民主德國的態度和對策是什么？這些對策與民主德國5、60年代的整個內政外交政策的關系又如何？這些問題頗值得研究者加以深入探索。

由于各種原因，學術界對于這個現象的研究寥寥無幾。自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之后，出現了大量解密檔案和運用解密檔案進行研究的著作和論文。這些論著和檔案披露了大量歷史細節，解釋了許多原有的疑問。特別是來自前民主德國和前蘇聯黨政外交機關的一些文獻，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信息。

60－80年代對于民主德國居民外流問題的研究

在兩德統一之前，民主德國官方的觀點是，外流的居民是受到了西方敵對勢力引誘，或者被西柏林破壞分子所“販賣”，才離開民主德國的。當時主持修筑柏林墻的昂納克在回憶錄中所持的就是這種看法。這種觀點也反映在民主德國學者的研究中。60年代，出現了不少反映德國分裂的民主德國文學作品，比如C·沃爾夫的《分裂的天空》（1963）。但是這些作品的基本取向也和官方的意見一致，歌頌人們在兩大社會制度的對立中，毅然選擇社會主義，舍棄了資本主義。

蘇聯方面對這一問題的正面研究很鮮見。在5、60年代蘇聯出版的幾本世界現代史著作中，對于民主德國建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以及與蘇聯的關系有完整的正面敘述，對于居民外流，卻只有寥寥數語。修筑柏林墻之后，蘇聯各報刊就發表了與民主德國觀點一致的社論。在比較長的時間里，這些社論所代表的意見，也就是蘇聯學界的基本判斷了。當事人的回憶錄或者避重就輕，或者忽略不談。舉例來說，葛羅米柯曾參加了多次民主德國與蘇聯高層的會晤，但是這些在其回憶錄《永志不忘》中基本沒有反映。相對來說，赫魯曉夫的回憶錄及其續集中對修筑柏林墻前后有比較詳細的記錄，但是其記述中有很多含糊的地方。5、60年代，中國政府一直支持民主德國在自衛問題上的立場，中國方面在修筑柏林墻之后發表了支持民主德國自衛措施的聲明。長期以來迄今為止，這一問題在學術上基本上還是一個空白點。

民主德國居民的大規模外流，早在50年代就引起了聯邦德國官方的注意。當時聯邦德國設有難民部，負責收容來自東歐的德裔移民，并向外公布統計數據。50年代中期，在東歐國家大量驅逐境內德意志族的風潮過后，大量來自民主德國的移民引起了難民部的注意。1963年，聯邦德國難民部公布，從1949年10月到1961年8月，共有269萬公民逃離民主德國。在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里，這個數字是關于居民外流問題唯一確切的材料。

7、80年代，國際局勢整體趨于緩和，西方與東方之間的交往頻繁。大量研究柏林危機的專著開始出版。其中不少著作涉及到了相對比較微觀的層面，以柏林墻危機為解剖的重點，利用公開的材料，對于民主德國居民外流的一些細節，做了分析，如卡杜達爾的《肯尼迪與柏林墻危機》。另一方面，西方的歷史學家也開始撰寫民主德國史，這些著作有整體性的回顧，如施蒂勒的《民主德國內幕》，也有擷取某一個側面，如布魯斯的《民主德國內部的不滿和反抗》，這些著作對于了解民主德國內部的狀況有一定參考價值。與此同時，民主德國的“經濟奇跡”也引起了西方學術界的關注，社會學學者對民主德國的社會基本制度、人民生活水平和歷史沿革作了介紹，不少還深入到研究的層次，利用社會學方法，對民主德國社會做了量化分析，80年代，G·E·愛德華對這些調查數據加以整理，撰寫了《民主德國的社會和社會制度》一書，對民主德國的方方面面進行了細致的分析。一些來自民主德國的同類型著作也在西方國家出版，如民主德國官方研究機構發表的《民主德國人民的生活·社會主義社會的生活方式》一書。

歸納來說，60－80年代的這些官方觀點和學術著作中，大致有以下幾種基本意見和判斷：一是外因說，這種觀點首先肯定了民主德國在5、60年代的社會主義建設成績，這樣一來，為了解釋居民外流這一反常現象，也就只能強調外部敵人的作用，把推動居民外流看作是帝國主義、西德軍國主義復仇主義欲圖推翻民主德國陰謀的一部分，把出走的民主德國居民視作社會主義覺悟不高，受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毒害的一部分人。東方陣營的基本觀點和學者的研究出發點一般是這樣一套思路。

與此對應的，西方的一些學者則主要關注民主德國的內部原因。他們指出，5、60年代東歐國家社會主義基本上依循的是斯大林模式，在社會主義化的過程中，民主德國領導人又推行了比較急進的路線，強制集體化、工業化和壓制知識分子這些問題在民主德國暴露得也就比較多。在出走的民主德國居民中，知識分子和技術工人占了相當的比例。西方的這部分學者認為，正是這些內部壓力，把大量的居民，特別是知識分子和技術工人推出了民主德國。從而，居民外流就成了民主德國的“減壓閥”。

80年代，隨著社會學介入這個問題領域，出現了第三種意見，也即用統計數據對以上兩種觀點進行修正和補充。在這些數據之上，學者雖然沒有作出明確結論，實際上對于這個問題領域的探索是有參考價值的。

客觀地說，60－80年代的研究，其實很難定性為專題研究。確切一點說，居民外流問題只是一個共同的問題領域，在這個領域中，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會偶然地觸及到一些共同問題，但未見得能從偶然地交叉中產生出進一步的成果。在這樣的背景下，對于居民外流問題的研究就顯得頗為零亂。研究觸及了許多重要的問題，但都沒有深入下去。首先，對于這些外流居民的定性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難民”一詞又似乎不足以揭示推動居民外流的趨勢性因素；其次，對于外流居民的數量、結構，也缺乏連續的系統的記錄，僅憑聯邦德國難民部的數據是不能說明深層問題的；第三，對于居民外流所造成的影響，由于缺乏上述的兩種材料作為參照，難以深入揭示一些趨勢性的問題，也就只能停頓在表面。

應該說，在材料不足，許多細節含糊不清的客觀條件下，現有的研究要再向前推進已經非常吃力，很難再有進一步的擴展和深入了。在80年代中后期，有關民主德國的著作也日漸減少，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客觀的局限很難打破，一再重復舊話題也毫無意義。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復雜的。從表面看，材料披露不夠，東西方學者缺乏交流是導致研究無法深入的重要原因。但是向深處追究，可以發現其中冷戰的影響最為突出。由于兩大陣營的存在，使得材料披露和研究不能正常進行。特別是屬于東方陣營的國家，對于自身內部的一些問題和政策，更是三緘其口。消息的披露，材料的公布，往往服從宣傳教育、對敵斗爭的需要，材料的真實性存在不少疑問。兩種對抗性意識形態的存在，極大程度上扭曲了人們對于特定問題的看法。東方陣營夸大了帝國主義的影響和作用，西方學者把問題歸結為社會主義的內外矛盾，其實都帶有意識形態的痕跡。在兩大陣營彼此敵視的大環境下，學者之間的交流也是不可能的。

新解密檔案的啟示

冷戰結束以后，隨著整個蘇聯－東歐體系的解體和劇烈的政治變動，大量檔案文獻公諸于世。其中來自前蘇聯及民主德國高層的相當一部分檔案文獻，填補了很多居民外流問題中原先的空白。

在現已公開的前蘇聯檔案中，反映1949－1962年蘇聯與民主德國交往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兩部分文獻中。一是俄羅斯外交部檔案（AVPRF，或稱MID），50年代初蘇聯駐民主德國的軍事管制委員會，以及后來的蘇聯駐民主德國大使館呈送外交部的報告多數保存在這部分文獻中，其中包括烏布利希與赫魯曉夫會晤的記錄。在1952－1953年和1958－1961年的外交部檔案中，有關民主德國國內的政治經濟情況，特別是大量居民外流的報告非常集中。

另一部分是保存在俄羅斯當代文獻保管中心（TsKhSD）的檔案。這部分文獻中存有大量的蘇聯駐民主德國使館官員同民主德國統一社會黨領導干部會面的詳細記載，蘇聯使館的官員對于民主德國政治經濟情況的匯報也保存在其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是，50年代中期開始，直到修建柏林墻，蘇聯使館的一秘與民主德國內務部的官員每月一次定期進行會面，中心的議題就是人口流失問題，這部分檔案現都藏于當代文獻保管中心。

在前民主德國方面，可資利用的文獻比較龐雜。80年代中期，有一套名為“海恩施塔特檔案”的文獻面世。海恩施塔特是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委員，曾任統一社會黨黨報《新德意志》的總編，1953年下臺。他參加了多數統一社會黨早期的最高決策，所以這部分檔案有一定的權威性。

在民主德國解體之后，大批檔案解密。其中涉及居民外流的檔案集中在三部文獻中。

一是聯邦檔案的“前民主德國黨和群眾組織”基金項目（SAPMO-Barch）所收藏的文獻。這部分檔案保存了有關統一社會黨高層的一些領導人的筆錄，手記等等，各級統一社會黨的黨組織，以及各種群眾組織的干部向統一社會黨所呈送的報告。民主德國的群眾組織擴展得非常充分，幾乎可以說是無孔不入，因而從這些渠道反饋到統一社會黨中央的信息，能夠從一個比較微觀的層面反映當時民主德國基層社會的動向。

有關統一社會黨中央決策的另一部分檔案保存在“工人運動歷史研究所黨中央文獻”（IfGA，ZPA）中。這部分檔案比較側重高層領導人的活動，包括了50年代中后期和整個柏林危機中烏布利希與赫魯曉夫的通信，以及烏布利希所發表的重要講話。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應了當時的統一社會黨對于內外政策的真實想法。

第三部分檔案是前民主德國國家安全總局（Stasi）的檔案。前民主德國是一個社會監控無所不在的國家，民主德國國家安全總局的功能非常龐大，從對外進行情報活動、反間諜到處分通敵變節分子，對內部持不同政見者進行監視無所不包，民主德國的邊防警察實際上是受國家安全總局管轄的。這部分檔案包括對于外逃案例的審理報告和阻止居民外流的詳細行動計劃。

除了這些成系統的檔案之外，還有許多國外研究機構發布的檔案。從1992年開始，設在美國的冷戰國際史項目就通過其《公報》和網站（http://cwihp.si.edu），不間斷地發布來自前蘇聯和東方陣營國家的檔案。2001年6月，在冷戰國際史項目參與主辦的紀念修建柏林墻40周年“墻起墻塌——柏林墻的教訓”會議上，發布了以年代順序整理的有關修建柏林墻的一組檔案。最近出版的《1953年東德起義》一書中，對大量50年代早期的檔案進行了進行注解、整理，輯錄成主題相對集中的一套檔案資料。

這些檔案文獻披露了一些相當重要的細節。比如說，長期以來，研究者手頭就缺乏一份連續性的統計數據，以及對于外流居民成分和結構的剖析。1953年5月18日，瓦西里·崔可夫、保爾·尤金和伊萬·伊里謝夫向馬林科夫呈送了題為“民主德國的形勢正在惡化”的報告（藏于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APRF），其中包括了一份從1949年到1953年上半年全部出走居民的分季度數量統計，對于這些居民的身份，也做了分類，這是一份具有相當大價值的材料。

對于導致居民外流的原因，學術界歷來沒有定論。在1952－1953年，以及1958－1962年兩次居民出走高潮中，蘇聯方面對導致居民出走的深層原因做了具體分析。據這些分析報告指出，民主德國的對內政策存在各種弊病，強行推進集體化政策，導致國民經濟的工農業結構失調，對知識分子處置不當，導致國內政治社會空氣緊張，推動了居民大量外流。民主德國方面的有關材料則顯示，統一社會黨所推行的各種群眾運動，收效都不大；缺乏群眾支持，政權軟弱無力；國內經濟建設又遲遲沒有大的成績，對大量居民出走毫無辦法。

從已解密的檔案看，民主德國和蘇聯在外交領域內的一致性只是表面的，在諸多領域內，雙方的齒齬和矛盾經常發生。這一點在處理居民外流問題上表現得相當突出。在已解密的檔案中，有一份1953年3月18日莫洛托夫給管制委員會的指令，命令其立即召見統一社會黨領導人，責令他們不得采取封鎖邊界的行動。根據檔案記錄，1960年初，民主德國有關安全部門已經在準備封閉邊界了，民主德國領導人對此高度保密，蘇聯方面幾乎一無所知。2001年6月的會議上有學者披露，在柏林危機期間，正是在民主德國領導人的勸說和活動下，蘇聯才最終同意修建柏林墻。

解密檔案還顯示，東方陣營內部的關系相當復雜。民主德國居民的大批出走，也影響到了整個華約組織的國際形象，對于華約組織的經濟利益也有負面的作用。民主德國領導人正是利用了這一點，把華約組織作為壓服蘇聯的杠桿。當時，多數華約組織國家支持民主德國的強硬立場，但是又擔心隨后而來的西方經濟制裁。烏布利希在歷次華約組織政治協商委員會的講話中，反復強調了阻止居民外流對于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作用，反復要求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給予其經濟援助，并許諾一旦民主德國經濟恢復正常，將承擔起更大的經濟責任。

一些西方學者通過利用新解密的檔案，發布了許多“冷戰史新研究”的成果。冷戰國際史項目以工作論文的形式發表了一批具有相當價值的研究成果。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以下5篇論文：

諾曼·M·奈馬克：《“無所不知，言無不盡”：1945－1949年東德警察國家的建立》（工作論文編號：10）；詹姆斯·利希特：《貝利亞掌權時期蘇聯的對德政策》（工作論文編號：3）；克里斯廷·奧斯特曼：《美國、1953年東德起義和遏阻政策的局限》（工作論文編號：11）；伏拉迪斯拉夫·祖波克：《赫魯曉夫和柏林危機（1958－1962）》（工作論文編號：6）；霍普·M·哈莉森：《烏布利希和混凝土“玫瑰”：有關蘇聯－東德互動關系和1958－1961年柏林危機的檔案新證據》（工作論文編號：5）。這些研究成果前后連接在一起，構成了運用檔案材料對民主德國早期歷史較為完整的記錄。

困難和問題仍然存在

以往的研究主要的矛盾在于材料不足，在材料問題解決的前提下，問題的重心就轉移到如何利用檔案材料上。

首先是如何獲得檔案材料。在經過一段檔案開放和使用上的混亂階段之后，從1993年起，俄聯邦和聯邦德國都加強了對于檔案的管理。一些秘密工作部門，如前蘇聯克格勃和前民主德國國安部的檔案，本來就難以獲得，現在則更加困難。在已經解密的檔案中，這些工作部門的檔案所占的比例就比較小，而許多具有重要價值的細節是保存在這些檔案中的。而且，獲取檔案并不單單是指研究者得到檔案，由于語言差異，國內對于原始檔案閱讀的也存在困難。現在能夠得到的檔案多數經過了國外學者翻譯，尚有大量的原文檔案國內難得一見。這些都是檔案獲取上的困難和現實問題。

其次是如何使用檔案資料。檔案資料能夠說明一些相當重要的問題，但是并不能說明問題的全部。由于居民出走問題的性質特殊，民主德國方面的檔案往往用語含糊，比如說“越界工作者”（Grenzgangers），指的實際上是在西柏林工作的東柏林居民；所謂的“從共和國‘飛’走”（Republikflucht），實際上就是大規模的人口流失。對這些檔案的使用，首先就有一個分析的過程。由于檔案的特殊性質，很多問題還不盡然能從檔案中得到答案，需要把已有的材料和這些檔案互相比對，互相參照，才能得出一個完整全面的觀點。

第三，由于國內的研究長期以來落后于國外，在國內學術界就有一些特殊的國情，材料的獲取和使用存在的困難就更大一些，對于蘇聯－東歐體系內部的探索，不僅材料上沒有到位，思維上也沒有到位，相當多的研究還停留在總結蘇東巨變經驗教訓的層面上。而對于研究者來說，首先要借助的正是國內的成果，來作為研究的起步階段，這種矛盾恐怕是需要在進一步的學術建設中逐步探索才能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