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本文研究了通過工會組織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必要性、經濟社會效益以及當前工會維權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和應對措施，筆者認為，應該建立相關制度，使工會組織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

關鍵詞:農民工 工會 維權

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最新調查報告，截至2004年全國農民外出流動就業人數1.2億，其中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約1億，占城鎮就業人員近40%。但由于傳統二元經濟體制的弊病，農民工作為勞動力市場重要參與者的合法權益往往得不到保障，主要表現在:一些行業仍存在比較嚴重的克扣和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多數農民工經常加班加點工作，其工資卻不能正常足額領取;農民工的勞動環境和工作條件比較惡劣;農民工工資增長緩慢，工資水平普遍偏低。上述這些不僅直接損害了勞動者的生存權益，而且惡化了經濟環境，威脅社會穩定，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極大隱患。

通過工會組織維護農民工權益的必要性

2006年1月12日《中國青年報》報道，今年全國將發展工會會員1000萬人以上，其中將幫助600萬農民工加入工會組織。這意味著工會組織在進城農民工維護其合法權益的過程中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農民工的合法勞動權益保護問題已經日益引起黨中央、國務院和各級黨委、政府的高度關注。勞動保障部門在國務院的統一部署下，按照職責分工，通過建立一系列保障制度并實施相應的維權措施，為解決農民工工資和勞動保護方面的問題發揮了作用。200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專門提出要用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建設領域拖欠工程款和農民工工資的問題。但由于勞動保障法制不健全、現行法律法規對違法行為處罰力度不夠和執法力量不足、執法效果不好等原因，由政府出面替農民工維權，其收效并不理想。由于以下兩方面原因，目前農民工自發維權的收效也非常有限:

第一，目前勞動力市場總體狀況仍然是供給大于需求的買方市場，這使得農民工在與用人單位的談判中處于弱勢地位;第二，農民工進入城鎮企業后的組織程度較低，缺乏集體談判能力，而且農民工也缺乏法律常識和維權意識。

因此，一方面，政府應該不斷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加大執法力度，為農民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提供良好的外部制度環境;另一方面，進城農民工自身也應當在現行的法律制度框架內，積極探索新的組織形式，變分散化維權為集體化維權，依靠組織化的力量改善其在勞資關系中的“弱勢”地位。

而工會作為工人自愿結合的組織，能夠起到聚合單個、零散的工人，形成組織化的力量，打破強弱懸殊的博弈格局，提升農民工自我維權能力的作用。據介紹，目前全國1.2億農民工中，進入工會的比率僅為13.8%，因此農民工加入工會將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通過工會組織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也將是進城農民工維權的一種重要形式。

通過工會組織維護農民工權益的經濟社會效益

如果工會組織制度設計合理，就能夠成為農民工維權的強有力代表，帶來顯著的經濟社會效益。

工會在提供公共產品時能夠達到規模經濟

把工會作為一個獨立的整體來看，它向其會員提供的各種服務、為會員爭取的各項權益，可以看作是這個組織內部的純公共產品。公共產品消費的非排他性決定了這個組織的成員越多，純公共產品的供給效率就越高， 工會此時也實現了規模經濟效益。工會內部的公共產品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是工會組織出面與企業主等其他組織進行談判，從而為工人爭取正當權益，主要包括工資報酬、勞動環境、醫療保障、養老保險以及農民工的國民待遇、子女的受教育權、城市居住權等;第二類是工會自身為農民工提供的服務，包括教育培訓、法律援助、信息咨詢以及娛樂設施等。所以， 工會不僅在農民工權益遭受損害時被動地維護權益，而且還可主動地為農民工爭取權益。

工會組織能夠有效分擔維權成本

個體農民工可以把巨大的維權成本轉移到工會組織，而工會組織則把這部分成本平均分攤到工會所有的會員身上，每個人分擔的部分肯定小于個體農民工分別談判應支付的成本。而通過組織維權，更能保證維權的效果。所以，用很小的成本支出獲得巨大受益，對于農民工來說，通過工會組織維權是一個經濟的選擇。

工會能夠暢通國家和農民工之間的溝通渠道

工會作為國家和農民工群體的溝通渠道，一方面，把農民工的意愿和利益需求上傳給國家，為政府決策和更有針對性的政策出臺提供信息援助;另一方面，把國家對農民工的政策趨向下達給農民工，讓他們明確自己的權利和義務，提升他們的維權意識，規范他們的維權方式。工會組織的上傳下達，可以避免國家制度供給的偏差，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證國家的政策法規在實際維護農民工的權益實踐中發揮作用，增進國家制度供給的效率。

當前工會維權中存在的問題與應對措施

雖然工會組織能夠在農民工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但現有工會組織制度的缺陷與農民工就業的特點卻限制了這一作用的發揮。

工會維權中存在的問題

現有工會組織作為我國一項正式制度安排，仍然保留著計劃經濟時期的烙印，由于其在國家制度網絡中的從屬地位、與企事業單位的隸屬關系和工作的行政化傾向，使得其并沒有發揮作用。而且長期以來，我國工會的機構設置、工作的全部重心幾乎都在國營企業和行政事業單位。但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私有經濟迅猛發展，農民工在私營部門的合法權益受侵害的問題已直接影響到國家和社會的穩定。

農民工就業流動性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工會維權作用的發揮。例如，很多農民工今天在沈陽打工并入會，明天就可能去北京，如果在北京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往往是北京工會不管，而沈陽工會又管不著。在目前缺乏區域合作的情況下，這將大大削弱農民工加入工會的積極性。

此外，即使在現有工會組織體系之外組建單獨的“農民工工會”，其經費來源也是制約其發展的重要因素。我國《工會法》規定工會的經費來源，一是工會會員繳納的會費;二是建立工會組織的企業、事業單位、機關按每月全部職工工資總額的2%向工會撥繳的經費;三是工會所屬的企業、事業單位上繳的收入;四是人民政府的補助。而農民工工會缺乏實體依托，會費收入微薄，直接影響其發展壯大。

工會維權的應對措施

轉變工作重心 對現有工會組織必須進行工作重心的轉變和職能的重新定位，強化工會為工人維權的目標。有計劃、有步驟地實現工會從各企事業單位的剝離，由各級工會組織重新選擇自己的工會領導，堅決避免原體制中工會領導由各單位領導兼任的現象。

加強跨區域合作 加強輸出地和輸入地的跨區域合作，入會主要由輸出地負責，而發生在工作中的維權由輸入地的工會出面，中間的銜接就是工會會員證，農民工在當地加入工會，然后接轉到工作地工會。此外，條件允許的話可以采用先進的計算機網絡系統進行動態管理。工人的入會、轉會以及其他信息都要錄入計算機，轉會的工人只要憑著居民身份證到轉入地的工會網絡系統中調出信息后，該地工會就應該重新發放工會會員證。

積極探索工會經費來源的新途徑 一個可行的辦法就是選擇條件好、值得信賴的企業，把工會的牌子掛到企業中，并派駐專職工作人員。這樣一方面有利于收集用工信息、方便解決勞資糾紛;另一方面會費的來源有了支撐，工會也能做大做強。

采取多種形式組建工會 應當根據農民工自身的特點和行業特點采取多種形式組建工會。例如在農民工比較集中、其合法權益受侵犯問題突出的建筑行業，可以以建筑公司或建筑工地為單位，以農民工為主體組建工會，在此基礎上可進一步形成地區或城市的行業工會。在農民工比較分散和流動性大的行業，如服務業、環衛業、修補業、家庭保姆等，可以社區、里弄、街道為單位組建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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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富潤.對工會改革中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的探索和反思.工會理論與實踐，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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