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工會法主體間的利益關系

錢葉芳

論文關鍵詞:工會法民法利益交換法人資格

論文摘要:工會法根植于民法，其對實質平等的追求不能否定民法的平等理念和對價原則。從民法的角度審視我國現行工會法的立法思想和制度安排，我們就會發(fā)現工會法律關系主體之間錯亂的對價關系，工會的法人資格也存在嚴重缺陷。

“人人認為，在當代社會，集結個體利益的基本方式是組織，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利益團體。利益團體被界定為一種自愿組織，它們?yōu)楦偁幑餐睦娑M成，并試圖影響公共決策。”[1]在西方國家，“工會是以維護和改善雇工的勞動條件、提高雇工的經濟地位為主要目的，由雇工自愿組織起來的團體或聯合團體”。[2]我國工會法第二條宣稱:“工會是職工自愿結合的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本條確定了工會的社團性質。盡管《中國工會章程》規(guī)定“中國工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是職工自愿結合的工人階級群眾組織，是重要的社會政治團體”，強調它的政治性，但誰也不能否認市場情境下中國工會的利益團體性，它以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為其基本職能。因此，在工會法上，中國工會有自己的利益訴求。一方面，工會作為會員群體利益表達的一個中介組織，承擔著向政府和雇主反映、表達會員利益的重要作用，是勞動者群體有組織地參與和影響企業(yè)和政府決策的途徑和方式。另一方面，在工會內部，會員對其組織同樣存在利益訴求的輸入。那么，這兩方面利益的實現在我國工會法上有切實地法制保障嗎?下面就此從民法對價原則的角度主要對工會與雇主，工會與會員之間的利益關系做一分析，兼對工會的法人資格略做探討。

一、對價原則與社會交換理論

民法是商品經濟的基本法，合同是商品交易的法律形式。在判定合同的效力上，英美合同法上有兩個基本原則，一為“對價”原則，二為“允諾禁反言”原則。“對價”是指當事人為了取得合同利益所付出的代價。按照英美法的規(guī)定，合同只有在有對價或約因時，才是法律上有效的合同，無對價或無約因的合同，是得不到法律保障的，即合同無“對價”無效。從法律關系看，“對價”是一種等價有償的允諾關系，“某人允諾是為了換取另外一個人對允諾的承諾”。在英國是“你給我什么我就給你什么”及許諾與許諾之間的交換。“允諾禁反言”適用于無償合同，又稱允諾后不得翻供或不得自食其言，是指根據誠信原則，允諾人所作的贈與的允諾或無償的允諾具有拘束力，而須加以強制執(zhí)行。在工會法上，相關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具有雙向和有償性。

在工會和會員之間，會員以付費的方式換取工會的維權服務。在工會和雇主之間，對價關系主要表現在勞資雙方的集體協商中。

民法上對價概念的社會學語言乃是社會交換。社會交換理論產生于上世紀50年代末的美國，是針對結構主義和人類學提出的一種社會學理論。該理論以個人為研究主體，認為“人與人之間所有的接觸都以給予和回報等值這一圖式為基礎”。用著名社會學家霍曼斯的話說“人的需要是通過他人滿足的”，一切社會行為都是一種交換。社會交換即行動者以自己所擁有的某種“資源”作為“代價”，從其他行動者那里換取某種“報酬”的社會互動過程。[3]其中，行動者一方所擁有、或能夠支配的“資源”和行動者另一方對換取這些“資源”所付的“報酬”即社會交換的內容。對于社會交換，布勞以散漫論述的形式提出了五項基本原則。[4]①理性原則(Rationality Principle)。由于交換是一種以期待回報和換取回報為目的的行動，因此參與交換過程的行動者與精于計算的“理性經濟人”模型有很大類似之處，他們按照“行動=價值×可能性”公式來從事各項行動。②互惠原則(Reciprocity Principle)。布勞假定為繼續(xù)得到收益而彼此互惠的需要是社會互動的“啟動機制”。它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旦發(fā)生社會交換，受惠一方就必須承擔和履行回報義務;一旦破壞和違反了互惠規(guī)范，交換過程也就自行中止，甚至會導致沖突。③公正原則(Justice Principle)。它對既定的交換關系中報酬與代價的比例所作的社會規(guī)定，直接制約著人們報酬期待的程度。④邊際效用原則(MarginalUtility Principle)。人們從事某一特定行為得到的報酬越多，則該行動的價值越小，并且他們越不可能從事此活動。⑤不均衡原則( Imbalance Principle)。在社會單位中，某些交換關系越是穩(wěn)定和均衡，其他交換關系就越可能變得不均衡和不穩(wěn)定。

工會與雇主，工會與會員之間的關系呈現出典型的社會交換的特征。首先，工會與雇主之間的搏弈本身就是一種社會交換關系。這種關系形成的動機、方式和過程均符合社會交換的模式。比如，在集體談判過程中，工會承諾在集體合同有效期內，不組織罷工，以換取雇主在其他條款上作出讓步的約定，這就是和平條款。各國法律多認可此種和平條款具有這樣一種效力，即工會承擔一種和平義務。假如工會在合同有效期內舉行罷工，不管是基于何種目的均構成對和平義務的違反，雇主有權依據合同請求法院禁止工會的違約罷工行為。"瑞典有關的法律對和平義務問題有明確的規(guī)定。另一方面，在聯邦德國，和平義務是出自集體合同的條款，稱為’和平公約’。澳大利亞和瑞士的情況也類似。"。[5]很明顯，集體協議雙方當事人之間的這種交換符合理、互惠與公平原則。再者，在工會與其會員之間亦有對價的權利義務關系。會員以自由進出為形式，以付費為代價來換取工會的集體服務。所以，在西方國家，工會活動經費主要來源于會員交納的會費。雇主不能向工會提供費用，只能提供最基本的辦公場所和辦公條件。

二、我國工會法上錯亂的對價關系

(一)工會與雇主之間的交換方式

我國工會法第四十二條規(guī)定:“工會經費的來源:(一)工會會員繳納的會費;(二)建立工會組織的企業(yè)、事業(yè)單位、機關按每月全部職工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二向工會撥繳的經費;(三)工會所屬的企業(yè)、事業(yè)單位上繳的收入;(四)人民政府的補助;(五)其他收入。第四十五條規(guī)定:“各級人民政府和企業(yè)、事業(yè)單位、機關應當為工會辦公和開展活動，提供必要的設施和活動場所等物質條件。”從表面上看，我們工會得到的眷顧實在太多。除了會費之外，政府要補貼;雇主不僅要提供必要的設施和活動場所，還要每月向工會撥繳經費。其中，單位行政撥交經費是全國工會(包括全國總工會、省市縣總工會、產業(yè)工會在內)系統(tǒng)的主要經費來源。這就是“老板工會”的民法學和社會學解釋。有學者稱不能將企業(yè)撥繳的工會經費看做是企業(yè)給工會的錢，“因為這部分錢是稅前列支，打入成本，而不是企業(yè)的利潤，所以并不是企業(yè)的錢。就性質而言，這部分錢是工資成本，是勞動者工資中的社會組織費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部分費用應該發(fā)給工人，再由工人交給工會。作為一種歷史沿襲下來的制度，我們直接由企業(yè)交給工會。這并沒有改變工會經費的性質，即這是工人自己的錢，不是企業(yè)的錢。”[6]但這種說法的矛盾之處在于:(1)既然企業(yè)行政撥繳的工會經費原本是勞動者工資的一部分，是不是工會會員無需另外再繳納會費? (2)稅前列支的款項打入成本，不是企業(yè)的利潤，那么如果企業(yè)不撥交工會經費，是不是意味著企業(yè)的利潤增加了?這兩個問題的答案無疑是肯定的。無論如何，這樣一種撥繳方式，實際上割斷了工人與工會的經濟聯系，并造成了雇主和工會雙方的心理定式，即工會就是靠企業(yè)養(yǎng)活。根據"你給我什么我就給你什么"的對價原則，雇主給工會活命錢，工會就得給雇主賣命。

聰明的雇主往往支持成立這樣的工會，因為這種工會即使組織起來進行工資談判也只是形式而已，而且還可以利用工會名義把這種談判和要求壓制下去。因此，我們工會法對工會經費來源的安排從立法本意上是為了工會的發(fā)展，但卻在實際上造成了工會獨立性的喪失。而且，私營企業(yè)工會經費的收繳之所以成為全國性的難題，答案也在這里，因為雇主們常常這么問，“你們工會就知道要錢，你們?yōu)槲覀冝k了什么事?”另外，外資企業(yè)拒絕在中國建立工會的理由也在這里。根據1982年《中華全國總工會關于工會財務管理體制和經費分成的暫行規(guī)定》，行政撥交工會經費中基層工會分成不少于60%，以福利形式返還職工。同樣是拿出錢來，是以公司福利名義給員工，還是借助工會給員工，企業(yè)主們自有選擇。

(二)工會與其成員及非成員之間權利義務的失衡

根據全總工財字[1996]58號文件規(guī)定:“企業(yè)工會會員交納會費的標準，目前仍應按照全國總工會工發(fā)[1978]101號通知規(guī)定執(zhí)行。即:會員每月按本人工資收入的0.5%計算交納會費，工資尾數不足10元部分以及各種獎金、津貼、稿費收入等，均不計算交納會費。”會員負有交納會費的義務，他們就必須享受相應的權利。我國工會法一直以來缺乏工會會員權利義務的明確規(guī)定，僅僅在中國工會章程中作了相關描述。很明顯，這些制度安排不能保障工會會員的合法權益。

首先，工會對會員的權利和會員對工會的權利處于不同的位階。按照工會法對工會經費來源的規(guī)定，工會有權要求會員承擔交納會費的義務，這是工會會員在工會組織內享受權利的物質基礎。但是，會員對工會的權利卻非法律上的權利，其所表示的不可侵犯、不可阻礙性沒有來自于國家的確認。權利是法學的核心范疇。美國著名法學家韋斯利·霍菲爾德(Wesley New Comb Hohfeld)在《司法推理中應用的基本法律概念》一書中說，“所有法律關系都可歸結為‘權利’和‘義務’;而且這些范疇足以用來分析即使是最復雜的法律利益問題。”[7]除了法律權利外，還存在很多法律權利之外的權利類型。“法律權利與法律外的權利的基本區(qū)別在于:法律權利是在被社會成員們確認的基礎上、進而由國家所確認的權利，法律外的權利則僅僅是被社會成員們確認的權利;法律權利是由國家強制力所保障的權利，法律外的權利則是得不到國家強制力保障的權利--這種權利一旦被侵犯則難以得到救濟，或者說，侵犯權利者難以受到懲罰。”[8]工會會員的權利僅僅是被工會組織確認的權利，沒有在工會法上得到國家的確認，無國家強制力作后盾，無訴權作救濟，在工會虛擬化的背景下，工會會員的權利也僅僅是個虛權。

其次，工會會員的會費交納義務和他們的應有權利呈不對稱狀態(tài)。黑格爾認為:“一個人負有多少義務，就享有多少權利;他享有多少權利，也就負有多少義務。”[9]中國工會章程(2003年9月26日中國工會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第三條給工會會員設定了以下權利:(1)選舉權、被選舉權和表決權。(2)批評工會的任何組織和任何工作人員，要求撤換或罷免工會工作人員，對工會工作進行監(jiān)督。(3)對國家和社會生活問題提出批評與建議，要求工會組織向有關方面如實反映。(4)在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時，要求工會給予保護。(5)享受工會舉辦的文化、教育、體育、旅游、療休養(yǎng)事業(yè)等的優(yōu)惠待遇;享受工會給予的各種獎勵。(6)在工會會議和工會報刊上，參加關于工會工作和職工關心問題的討論。那么工會會員交納會費加入工會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是希望享有選舉權、罷免權、批評建議權、福利權、討論權嗎?顯然不是。劉少奇同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關于工會問題的爭論中就曾指出:“普通的特別是政治上落后的工人，他們來加入工會并積極參加工會中的各種工作，出發(fā)點和目的是什么呢?他們既不是要建立共產黨與工人群眾之間的橋梁，也不是來參加共產主義的學校和建立工農民主政權的社會支柱，他們通常的出發(fā)點和目的很簡單，就是要使工會成為保護他們日常切身利益的組織”。[10]也就是說，要求工會保護權才是入會的理由和期待。但是，“要求工會保護權”是個泛的概念，其可操作的細化在章程里沒有蹤跡。比如，在工會會員受到企業(yè)、事業(yè)單位處分的時候，他們是否有權要求工會代表他們向單位行政提出意見;當企業(yè)、事業(yè)單位違反勞動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侵犯職工勞動權益的時候，他們是否有權要求工會代表他們與企業(yè)、事業(yè)單位交涉;當發(fā)生勞動爭議的時候，他們是否有權要求工會及時調解、仲裁，是否有權要求工會代表他們提起訴訟;在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的簽定中，他們是否有參與權和知情權;尤其是，當工會會員要求保護而工會不作為的時候，他們是否有權起訴工會等等。盡管在《工會法》及全國總工會《工會參與勞動爭議處理試行辦法》(1995年8月17日起施行)等相關文件對上述會員的某些應有權利有間接的涉及，但是不僅工會會員應有的要求保護權沒有上升為法定權利，而且在總工會章程中也沒有具體明確的列舉及其實現機制。由此觀之，工會會員的權利無疑缺乏存在的實際意義。換言之，我國工會會員負有交納會費的法定義務，卻沒有享受等值的權利。

最后，工會會員與非會員之間權利義務界限不甚清晰。工會法第四十二條規(guī)定，建立工會組織的企業(yè)、事業(yè)單位、機關按每月全部職工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二向工會撥繳的經費。這是不是意味著如果一個企業(yè)、事業(yè)單位或機關建立了工會組織，它的全部職工就是當然的會員?如果不是，一個問題就出來了:會員和非會員區(qū)別在哪里?如果非會員不能享受工會的福利，為什么要按全部職工工資總額的2%提交，而不是按單位中全體會員工資總額的某一比例?如果非會員也能享受到工會提供的服務，為什么他們沒有交納會費的義務?不僅如此，縱觀整部工會法，我們就可以發(fā)現工會維權和服務的對象是“職工”而非“會員”。在一個企事業(yè)單位，職工包括所有以工資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其中既有工會會員，也有非會員，工會維護的是哪部分職工的權利?上述問題工會立法中沒有明確的界定，而這個問題如果不討論清楚，“搭便車”現象就很嚴重。參不參加工會一個樣，交不交會費也沒什么區(qū)別。在實際操作中，國有部門工會會員的會費實際上由所在單位強行從工資中代扣，私營企業(yè)的會員基本不交會費，由所在企業(yè)撥繳的部分替代。理所當然，工會會員義務的履行沒有主動性，權利的行使也沒有積極性。

說到底，工會發(fā)揮作用的內在動力不在于有沒有獨立的組織體系，是不是獨立自主的開展工作，而在于其有沒有獨立的利益去追求以及所追求利益的來源。公共選擇理論認為，無論是在經濟市場上，還是在政治市場上，人都是“理性”的“經濟人”，他的目的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11]工會作為勞動力市場的一方主體，當然不例外。一方面，工會組織接受誰的資助自然就會維護誰的利益。另一方面，“把‘工會’的利益及其成員的利益等同起來是錯誤的。雖然在大部分時間里，多數工會與其成員的利益是有聯系的，而且聯系密切，但有許多事例表明，“工會頭頭常常利用合法手段或非法手段如濫用和私吞工會基金，犧牲工會會員的利益而為自己謀私利。這警告我們不要不自覺地把‘工會’的利益同‘工會會員’的利益等同起來，更不用說把工人整體的利益與工會的利益等同起來。”[12]如果說西方國家以其會員為衣食父母的工會頭頭尚且會干出損害其會員利益的勾當，那么，中國工會在維權上的迷茫而軟弱，實在是無可厚非。

三、從民法角度看工會的法人資格

工會法第十四條規(guī)定，“中華全國總工會、地方總工會、產業(yè)工會具有社會團體法人資格。基層工會組織具備民法通則規(guī)定的法人條件的，依法取得社會團體法人資格。”本條確認了工會的法人資格和獨立主體身份。作為一個獨立的民事主體，除了必須有自己獨立的實體權利和義務外，還應當有獨立的訴訟主體資格和獨立承擔責任的能力。縱觀工會法全文，三個問題非常清楚。其一，工會的法定權利和義務處于嚴重的形式化和邊緣化狀態(tài)。工會就其法律屬性來說，其基本權利無疑是代表弱勢勞工行使“勞動基本權”，即自由結社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現行勞動法和工會法沒有明確規(guī)定罷工權;團結權由于工會法第三條會員資格和第六條維護對象的規(guī)定而流于形式;第二十條第二款關于集體談判的規(guī)定也由于工會團結權的虛化而有名無實。細細看工會法第三章列舉的工會權利和義務，基本上都是由“勞動基本權”衍生或保障的邊緣性權利義務。如第二十八條“工會參加企業(yè)的勞動爭議調解工作”;第三十條“工會協助企業(yè)、事業(yè)單位、機關辦好職工集體福利事業(yè)，做好工資、勞動安全衛(wèi)生和社會保險工作。”等等。

其二，工會的實體權利沒有強勁的訴權保障。實體權利若無訴權做后盾就無法正常行使。工會法對工會訴權的明確規(guī)定極其有限，關于集體合同的是第二十條第四款“因履行集體合同發(fā)生爭議，經協商解決不成的，工會可以向勞動爭議仲裁機構提請仲裁，仲裁機構不予受理或者對仲裁裁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關于工會經費和財產的是第四十三條“企業(yè)、事業(yè)單位無正當理由拖延或者拒不撥繳工會經費，基層工會或者上級工會可以向當地人民法院申請支付令;拒不執(zhí)行支付令的，工會可以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zhí)行。”和第五十四條“侵占工會經費和財產拒不返還的，工會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返還，并賠償損失。”而當工會法所賦予工會的其他權利受侵犯時，工會只能行使對企業(yè)的要求權和對政府的請求處理權。

如第二十二條規(guī)定，“企業(yè)、事業(yè)單位違反勞動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有侵犯職工勞動權益情形，工會應當代表職工與企業(yè)、事業(yè)單位交涉，要求企業(yè)、事業(yè)單位采取措施予以改正;企業(yè)、事業(yè)單位應當予以研究處理，并向工會作出答復;企業(yè)、事業(yè)單位拒不改正的，工會可以請求當地人民政府依法作出處理。”如果當地人民政府不依法作出處理，工會怎么辦?提起行政訴訟嗎?如何操作?相關法律法規(guī)對此都沒有明確規(guī)定，實踐中也很少有工會代表職工請求政府處理，更不用說提起行政訴訟了。如果立法直接賦予工會代表職工訴訟權，工會就可以作為原告直接起訴，而且像第21條第3款“職工認為企業(yè)侵犯其勞動權益而申請勞動爭議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工會應當給予支持和幫助。”這樣空洞的規(guī)定就無存在的空間。

其三，工會獨立承擔的法律責任過于微弱。工會法是一部工會權利保障法，但是如果工會不行使自己的權利或濫用代表權侵犯會員或雇主的權益，作為獨立法人，工會應當獨立承當自己不當行為的法律責任。我國工會法一方面賦予工會不完整的權利使工會不能真正獨立發(fā)揮作用，另一方面又沒有對工會施加應有的責任而對其予以過度的保護。首先，工會組織對其會員不用承擔任何責任。工會法第五十五條規(guī)定，工會工作人員違反本法規(guī)定，損害職工或者工會權益的，由同級工會或者上級工會責令改正，或者予以處分;情節(jié)嚴重的，依照《中國工會章程》予以罷免;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從字面上看，這條規(guī)定設定的只是工會工作人員的個人責任，包括其中的賠償責任也是由侵權個人來承擔。其次，工會對用人單位不用承擔任何責任。在工會與用人單位之間的集體勞動關系中，我國工會法僅僅規(guī)定了用人單位不履行集體合同工會可以起訴，而工會不履行集體合同規(guī)定的義務則不承擔法律責任。無約束無責任，我國集體合同流于形式的現狀也就在所難免了。

陸季藩認為，“社會法乃民法原理轉變中之產物，在形態(tài)上，雖與民法立于反對地位，而其實質并不否定民法，不過與以限制耳。在其效用上，與民法互為表里，以達維持現代經濟組織之目的。”[13]很明顯，工會法的上述規(guī)定背離了民法的精神，工會的法人資格具有嚴重的缺陷。

結語

《工會法》2001年修改的歷史意義是不可否認的，但是它的施行和所產生的法律效益并不如人所愿。法律效益檢驗的是立法的預期目的合理性及其實現程度。立法上的失誤和疏漏產生有缺陷的法律規(guī)范，這樣的法律雖然得到實行，卻可能并無效益，甚至產生負效益。所以盡管修改過的工會法給人們帶來了驚喜，重新定位了工會的職能，規(guī)定了平等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并增加了法律責任一章等等，卻仍然不是一部合乎理性和科學性的良法，因為它首先就背離了作為其基石的民法精髓-平等與公平交易。立法的力量就應該總是傾向于維護平等;立法過程則是個利益博弈與利益分配的過程，如何平等地配置權利與義務是這個過程的核心環(huán)節(jié)，它決定著一部法律的正當性。由接受服務者付費，為付費者服務，這是市場的自然法則，也是工會能否正名清源的標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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