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日關系中相當經久、廣泛和深刻的緊張構成了中國對外關系中很少數特別令人擔憂、也特別催人思索的方面或問題之一。不僅如此，尤其具有憂患意味的是，這緊張的最突出、也最具深遠危險性的特征，在于中日兩國各自很大部分國民之間（甚或略為夸張地說是中日兩個民族之間）近年迅速增長著的互厭和敵意，亦即一位中國作者最近一篇重要文章的副標題所說，是"中日民間之憂"。1 在此不需以某種報道文學似的生動的方式，加上比較冷靜的思考，列舉、警示和談論某些其實我們大多數人總的來說都相當熟悉、但往往遠不那么勇敢地予以正視和深思的種種現象，而是只需從并非罕見的有關民意測驗資料中，舉出其公正性無可懷疑的單單一項調查，以印證事態發展的嚴重性。中國社會科學院某單位和日本《朝日新聞》合作，于2002年8月末到9月中旬分別在中日兩國進行了被稱為全國范圍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1）50%的中國回應者和45%的日本回應者認為中日關系狀況不好，而持相反看法的中日回應者則分別占22%和41%；與1997年進行的前一次同樣的測驗相比，認為中日關系狀況不好的中日回應者分別增加了21%和5%；（2）80%的中國回應者將"歷史認識"列為影響中日關系的頭號負面因素，而在40%的日本回應者那里，這樣的因素是"缺乏互相理解"和"政治制度不同"。總之，情況如報道這次民意測驗的《朝日新聞》所說，"大多數日本人和中國人覺得他們兩國間的關系不好"，因而同先前一些年里的情況相比，"中日關系正在惡化"。2

由于近年中國公眾的對日情緒和輿論氛圍，加上有關的媒體報道和研究工作中的重大缺陷，一般中國人對于日本公眾一段時間以來的對華情緒和對華看法，連同其日本國內政治影響，幾乎完全缺乏了解。就此，讀一下英國《經濟學家》雜志2001年初的一篇專題文章肯定是有益的。其中寫道："這些日子里……盡管有（中日兩國）官方的要人放心的表示，（中日）關系卻不好，而且愈益更糟。為此，日本人怪罪中國在貿易和對外政策方面的咄咄逼人。然而，相當大一部分原因可以在日本國內找到。在那里，同中國'交往'（'engaging'）

的老政策正受到新一代張揚（assertive）的政客、學者和報人的持續抨擊。甚至外務省官員也已開始予以注意。官方的對華政策已突然開始強硬起來。"在日本各界和公眾中間，"對華鷹派有一群豎耳聆聽他們講話的聽眾……日本病態的經濟和高失業率在煽著沙文主義的火焰。"此外，中國的對日譴責和要求、中國公眾中相當流行的厭日反日輿論、兩國間的貿易摩擦和領土爭端、來自中國的非法移民、部分旅日中國人的刑事犯罪和黑社會活動等，在該文看來都有助于日本"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者"在一定的公眾同情和呼應基礎上，"要求實行一種更為張揚的對華政策"，而石原慎太郎之流右翼鷹派"正在得到愈益增長的贊同，尤其在比較年輕的日本人中間"。3 此類狀況的原因如該文所述，相當復雜，日本自身國內的經濟、政治、心理原因總的來說很可能是首要的。然而無可諱言，中國從民間到政府的某些對日基本態勢和行為也躋身于原因之列，無論它們有多大部分有怎樣的確實正義的理由，而中國可做的首先是優化自己的有關戰略和態勢，從而為中國自己至關緊要的利益促進大幅度改善中日關系。

二

日本鄰近中國，有1億以上人口，經濟實力和技術水平處于世界最前列，并且因此具有成為軍事大強國的很大一部分客觀條件。因此，完全可以認為中日兩國多數人民之間近年迅速增長著的互厭和敵意不受制止地發展下去，對中國的中長期未來相當危險。講穿了，這危險之一就在于惡性發展下去，反華排外、極端民族主義和政治/軍事擴張主義的極右勢力就有可能有朝一日控制日本政治和對外政策方向。中國領導人多次十分正確地強調要"高瞻遠矚"地對待中日關系，很大部分意義大概就在于此。鑒于這樣的危險，也鑒于中國在東亞的外部總體安全環境比較嚴峻，大力嘗試中日接近、盡可能避免或緩解中日之間的"安全兩難"就其本身來說至關重要。中國經不起在一個往往敵對的美國、敵對的臺灣以及可能敵對的印度之外，還面對一個敵對的日本。從全局觀念出發，具有根本意義的戰略集中原則要求大力爭取改善中日關系、實現中日接近，以便中國能夠主要在中長期安全意義上盡可能集中應對美國實在和潛在的對華防范、壓力與威脅，連同集中致力于臺灣問題上的阻獨促統重任。

近兩三年來，尤其是"9·11"事件以來，美國的巨大力量優勢和在世界政治中的霸權態勢達到了可稱史無前例的地步，它對中國真正崛起的戒備，它阻滯中國具備強國的軍事力量和國際政治影響的傾向，也發展到了可稱前所未有的程度，盡管美國行政當局的對華意圖、態勢和政策行為可以發生顯著的局部良性變化，也盡管中美兩國之間長遠來看也有真正的希望爭取形成總的和平協調與協作前景。與此同時，雖然近年來的一項基本方針--以對美關系為重中之重，盡可能（甚至不時在相當程度上忍辱負重）維持中美良性關系--出于中國國家利益的必需，并且總的來說產生了對中國至關緊要的有利效果，但是單憑這一基本方針，顯然不足以真正實質性地大幅度改善（至少在當前共和黨行政當局執政期間）美國的對華基本觀念、基本政策和戰略態勢以及中國的中長期外部安全環境。不僅如此，中國已經可以相當強烈地感覺到，這一方針有兩項代價：第一，對美外交的回旋余地必不可免地受到頗大限制，并且因而在多項重大的國際問題（一定意義上乃至某些國內問題）上的回旋余地也受到不利的制約；而且，由于國際政治軍事形勢的局部緊張化和美俄兩國的顯著接近，這種受限情勢在某些方面進一步加劇；第二，在具體實施中被不少中國公眾往往不正確地看作未免一味"示弱""示軟"的對美態勢有損于國家對外政策所需的、比較廣泛的國內公眾支持，而在中國"大眾政治"隨改革和社會發展愈趨形成的情況下，這種公眾支持愈益重要。在所有這些情況下，至關重要的戰略靈活性原則要求中國局部調整自己的大國外交構局，有力地緩解某些重要方面的對美被動境地，顯著增強對美外交杠桿，營造一種大有助于促使美國政府乃至美國輿論朝良性方向多反思、多改善對華態勢的國際氛圍壓力。就此目的而言，中日接近是一項（在能夠比較明確預計的時期里甚至很可能是唯一的一項）可以有很大分量的外交舉措。

然而與此同時，必須認識到日本是美國在東亞的首要盟國，并且缺乏外交獨立傳統；不可設想在可明確預見的時期內，日美間現有和可能出現的矛盾會發展到實質性地動搖日美軍事/政治同盟的地步。不僅如此，有許多原因使日本會對中國的外部困難感到慶幸，也有許多原因決定它會對中國的力量增進和中日間的"權勢轉移"（power transition）懷抱疑懼：所有這些將使日本不愿接受、并且警惕任何在戰略上明顯地圖謀中日協作制衡美國的"外交革命"。這近似于1890年后的奧地利幾乎全無可能成為法國或俄國制衡德國的伙伴。

可是與此同時，還有若干重大因素很可能使日本像中國一樣，可以變得認真地、甚或比較強烈地企盼中日接近。它們包括：與中國相鄰的地理位置和由此而來對于中日敵對的擔憂；在經濟長期衰退中特別突出的對華貿易和投資需求；在因為中國經濟勃然興起而改變了的東亞經濟格局中維持日本影響的需要，而這分明只有通過與中國的協調和協作才能做到；在東亞國際政治、特別是東北亞區域安全方面與中國協調和協作的同樣大的重要性，它們對于日本維持足夠的安全感和實現區域政治大國抱負顯然必不可少；二戰后日本國內準和平主義的"貿易國"政治文化4 雖受一定侵蝕、卻仍然占有的主流地位；日本對于美國的一種可有或必有的擔憂，即東亞穩定與日本自身安全將由于美國（一個過分霸權主義、單邊主義甚至黷武主義的美國）可能不時太具威脅性和太莽撞的對華態勢而遭到損害；5日本關于自身一種基本處境的必有愿望，那就是改變它雖然位于東亞、卻與各主要鄰國（首先是巨大和愈益重要的中國）長期保持心理和情感上嚴重疏離的那種很不自在的狀況。只要中日關系有大幅度進展，只要實現了中日接近，中國對美外交和戰略地位的顯著改善幾乎是其必然或"自動"的副產品。中日接近可以是一種雖然在程度上打了折扣、但仍不失其原來意義的"外交革命"。

如上所述，在通過中日接近顯著改善安全處境以及外交地位方面，中國有非常重大的利益。而且，中國對于中日關系大為改善的實際需求應當認為超過日本在這方面的需求。然而另一方面，中日關系由于歷史、民族心理和東亞國際政治構造等方面原因，原本就多有困難，而近年來與兩國政府政策和公眾輿論（或許尤其是與中國公眾輿論）相關，相當顯著地趨于惡化。利益大，但困難也大，這就需要中國政府本著真正創新性的國策思維和很大的戰略決心，主動地以看似重大的代價（或者說依靠對日態度、態勢和政策行為的主動的大調整）來謀求中日接近，何況現行的某些對日態勢和政策的基本無效更突出了這么做的必要。從對日關系考慮，而且更重要的是從改善中國全局性的安全環境和外交地位考慮，至少非常值得嘗試最著名的戰略理論思想家之一利德爾?哈特提倡的"間接路線"戰略（the strategy of "indirect approach"），6 或者說迂回戰略。

三

中國為謀求中日接近主要需要做什么？主要需要做下列五大方面的事情：

第一，在一段較長時期內，大致滿足于日本政府就日本歷史上對華侵略罪行目前已達到的公開反省和致歉程度，除非日本政府方面就此出現非常嚴重的倒退；也就是說，將中日"歷史問題"爭端大致撇出一個較長時期內的對日外交要事議程，也相應地撇出官方和準官方宣傳。為此，對于這一加劇中日敵意和阻礙中日接近的最大問題，需要懷抱一種對于它最終能夠得到解決的歷史信心和耐心，需要具備從中國總體環境和總體利益出發的大戰略全局觀念，連同戰略分寸和輕重緩急次序意識。也就是說，必須念念不忘前面已經強調過的戰略集中原則：集中應對美國，集中致力于臺灣問題上的阻獨促統，為此爭取調動一切可能調動的積極因素，繞開或緩解一切可以予以如此處理的牽制和障礙。

第二，從平衡戰略需求與經濟需要、協調中長期實惠與中短期利益的原則出發，依靠積極和強有力的政府政策促進和調控，在可行限度內爭取較大幅度地增加日本對華進口和對華投資，以達到足以使日本政府、財界和公眾深切感到大有助于日本緩解經濟長期衰退的地步。為此，中國或許應該適當地相對減少美國和歐盟國家在中國對外貿易和外國在華投資中所占的比例。與其同時，從爭取中日接近的戰略需要出發，在中日貿易摩擦中采取比較能夠適當地忍讓的態度和策略。中國政府還應當由最高領導人出面，以足夠的力度和頻度，感謝日本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提供的大量對華經援。

第三，對日本的軍事力量擴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采取內心適當警惕、外表足夠大度的政策；改變幾乎動輒就日本走"軍事大國道路"的可能性（往往是被一定程度地夸大了的可能性）公開表示擔憂的做法。我們的戰略基點，是不受"中國威脅論"的干擾，在國家大戰略的主導下，以對臺軍事斗爭準備為壓倒性的首要任務，"少說多干"和只爭朝夕地加速中國軍事力量的全面現當代化。在日本軍事力量乃至整個日本問題上，我們說話要有分寸，過頭話有弊無益，做事要講求實效，無效的事堅決不做。還要積極地以各種方式盡可能構建中日兩國間、乃至中國與美日軍事同盟間的一定軍事互信氣氛和機制，對此既不懷抱幻想，也不無所希望和無所作為。與此相關，在堅決大力加強中國軍事力量的全面改善和建設的同時，反復向日本政府、政界精英和公眾輿論說明中國軍事現代化建設絕無擴張主義意圖，說明只要臺灣不獨立就不對臺動武。

第四，在有關東亞地區國際安全、政治合作、經濟穩定與繁榮的重大多邊問題上，以實際行動歡迎、甚而主動邀請日本以大國身份參與。中國應當使日本政府和公眾得出一個比較明確和經久的結論：中國將日本當作大國看待--既是今日的世界和區域經濟大國，也是明日的東亞政治大國，并且本著大國協調與合作而非大國權勢爭斗的根本原則，處理中日在東亞國際政治和經濟中的關系。就此，在近期內特別重要的是兩件事：第一，在朝鮮半島問題上大大加強雙邊和多邊框架內同日本的協商與合作，以促進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和非核武器化，以防止各大國就朝鮮半島進行權勢競爭和爭斗的悲劇性歷史在任何程度上重演；第二，在與東南亞形成自由貿易關系和經濟較高程度整合的過程中，采取盡可能與日本協調而非競爭的基本政策，防止一位日本政論家最近所說的"東京和北京之間就與東南亞經濟一體化爭奪領導權的斗爭"。7 這兩個問題同上面第三點合起來，都屬于中日戰略性關系問題，它們應當是急需開始和逐步深入的中日政府首腦級戰略會談和部門性系統磋商的基本內容。

第五，在聯合國安理會體制改革問題上，從政策聲明和實際態度兩方面"一視同仁"地看待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愿望，即不對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提出中國未對其他同類要求者（如印度、埃及等）提出的特殊條件。或者更進一步，擇時積極支持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四

非常重要的是，對于中國，中日接近可謂一場代價并不高昂的"外交革命"。如果冷靜、求實和創新性地思考，就可以認識到所有上述五大方面的作為并不代表中國付出真正大的實際代價，更談不上損傷中國的根本利益，或放棄中國在維護自身安全、謀求自身強盛的根本問題上的根本立場。在為實現中日接近需要做的五方面事情當中，一部分相當于本著講求實際的思維方式，正視和暫時接受中國在一段時期里無力改變的現狀，以便繞過國家大戰略要求繞過的前進障礙，另一部分相當于謀求中日兩國間的"雙贏"，從而促進實現中國重大的國家利益，還有一部分相當于"損失預防"，即有些事情可以很肯定地預料你終究根本擋不住，如果試圖阻擋，就會遲早成為失敗者，并且不必要地得罪日本民心；相反，你如果予以歡迎甚或推進，便可以由此獲得"正資產"，在現今或未來享有或依以施加有利的政治和心理影響。

另一方面，上述幾點由于同中國迄今為止的對日態度、態勢和政策很不相同，并且遠超出日本政府和公眾（乃至所有其他國家和世界輿論）關于中國的可能有的預期，因而確實代表了一種"外交革命"。雖然它并非外交史上嚴格傳統方式的、同盟組合戲劇性變動意義上的"外交革命"，但這并不減損它的如前所述的重大價值，并不抹煞它很可能同傳統意味的"外交革命"有多少類似的功效，那就是爭取在果敢重要方面重新構局，以便（夸張地說）"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同先前相比，中國共產黨第三代領導人在外交方面的最大和最突出成就，是基于鄧小平開拓的新的外交總方針和有關實踐，持之以恒和多有創造性地大力經營睦鄰性質的周邊外交，使得對于中國的安全與和平建設而言，除了與臺灣問題和美國戰略密切相關的西太平洋環線外，中國周邊地緣政治環境總的來說達到了中國現代史上迄今為止的最佳狀態，并且相應地留下了一項非常重要、非常輝煌的當今中國外交傳統或系統經驗。但是，出于種種客觀的以及主觀的原因，目前遠非良好的中日關系代表著這方面尚存的一個最大遺憾。十六大以后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領導班子不僅需要繼承其前任近乎全方位的睦鄰外交，還必須與時俱進，有所創新。很明顯，就此而言最重要、甚至近乎有全局意義的是大力謀求中日接近。在今后領導中國期間，他們應有的最大外交任務之一就在于此。

本文所用的"外交革命"（"diplomatic revolution"）一詞，系國際外交史學界通用的專門用語，它源自與18世紀奧地利繼承戰爭直接相關的強國間陣線組合的急劇變動，特別是其中從敵對到友好合作的急劇變化。延伸開來，可以用"外交革命"指國際大格局背景下原先對立的兩國間根本或接近根本、并且具有戲劇性的關系變更，或曰戲劇性的"接近"（rapprochement）。例如，1972年尼克松訪華就是中美兩國在這個意義上的"外交革命"，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大致也是如此。

注釋：

1 馬立誠："對日關系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6期。

2 "Polls: China-Japan Relations Worsening，" Asahi Shimbun， Sep. 28， 2002.

3 "Japan Starts Picking on China，" The Economist， Feb. 8， 2001. 近來，在中日關系正常化30周年之際，《日本時報》就此發表社論，其中頗為不安地談論了"中日民間之憂"："在（中日）兩國，較年輕一代的興起已抽走了推動發展'日中友好'的勁頭。結果，反日和反華情緒增長。在日本，這樣的情緒已助長了民粹主義勢力。"這篇社論進一步不安地展望說："（中日）兩國間的心理方程（psychological equation）已隨中國信心的提升和日本信心的下降發生逆轉。在這個意義上，日中兩國人民正站在一個可能危險的關頭，在此關頭情緒沖突如果失控，將導致雙邊關系一落千丈。""Japan and China Need New Framework，" Editorial，Japan Times， Sept. 30， 2002.

4 對"貿易國"（Trading State）的界定，見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1985). 這是一部有較廣泛理論思想影響的名著。關于"貿易國"政治文化在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史上的基本表現形態，參見時殷弘："和平擴張?軍事征服?商業福利--20世紀日本的選擇和命運"，《日本學刊》2000年第2期。

5 這有如對于"瓷器店里的公牛"的擔憂，那是任何同瓷器店有利益關系的人都會有的。

6 B. H. Liddell Hart， Strategy， 2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1967).

7 Keizo Nabeshim ， "Strengthen Sino-Japanese Ties，" Japan Times， Sep. 25，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