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建國以來，“三農”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發展。追根溯源，中國的三農問題實際上是由于片面追求現代化所產生的問題，因此只能通過全面和諧地發展現代化來解決。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就是要根據新的時代要求，明確“三農”問題在整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定位，突出農民的主體意識和主體地位，切切實實地讓農民能夠當家作主，成為適應現代化發展方向和水平的現代人。

【關鍵詞】“三農”問題 人的現代化 社會生產力 社會發展模式 社會組織化程度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

議》，明確了今后5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奮斗目標和行動綱領，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其實，這一重大歷史任務從20世紀初期就已經開始了，關于中國農村改造的設想與實踐，不同的組織者根據自己的理念倡導或實踐了對中國農村的改造。在三十年代，梁漱溟等愛國知識分子的“鄉村建設運動”試驗，著重利用傳統文化從改造農民精神上建設農村，到九十年代，林毅夫等經濟學家則主張憑借國家的宏觀調控從解決中國內需不足的困境出發，實施開發農村消費能力的“新農村運動”。然而，中國的農村問題并未因這些熱心的知識分子的改造實驗和演繹嚴密的理論而有所改變。

一、“三農”問題在轉型社會下的困境及誤區

早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農村就陷于“貧困陷阱”之中，城鄉收入差異巨大，農民收入始終在生存線水平上徘徊。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由農民自發創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釋放了農村被壓抑的生產力，以此為核心的農村經濟改革大幅度提高了農民的收入，解決了農村的溫飽問題。但到了80年代后期，城鄉收入差距開始拉大，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村的發展失去活力，陷入“溫飽陷阱”之中，而至今仍未找到打破這種收入水平低位徘徊的有效力量。舊有農村政策的臨界點已經達到，要解決三農困境就必須引入新的政策理念和工作思路。那么，我們應該怎樣科學全面地理解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內涵？搞清這些問題可以說是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一個切實可行、開拓創新的突破口。

自黨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以來，全國各地各部門都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煥發出了巨大的熱情，紛紛提出了自己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思路。但是，我們要看到，中國以城市為中心的改革，很容易形成的決策思路就是將城市的發展作為決策背景，從城市的角度審視整個社會改革發展的過程。

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建設以人為本、和諧發展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如何將解決農村問題的視野從城市一極放到全國一盤棋的整體局面中來，這是新農村建設首先要考慮的出發點。實踐證明，農村的發展應該是個系統工程，它所涵蓋的內容遠遠超過了諸如啟動內需這樣的經濟范疇，而應擴展為統籌物質文明、生態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一項全面的社會改造工程。而社會是由一個個具有豐富情感的、個體的人組成的復雜的系統。社會進步，社會發展的終極目的是人的發展，是人的現代化。因此，新農村建設必須以此為基點去著力考量方方面面的問題。作為一個正在努力步入工業化、信息化的農業大國，中國傳統農業在國家的經濟格局中還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農村人口仍占全國人口的大多數，因而發展農村，建設農村，追根究底就是要使廣大的農村人口享受更高的文明成果，也就是和全國人民一道享受現代化建設所帶來的輝煌成就。顯然，這種現代化的最核心之處就是要求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同時要始終明確農民的主體地位，并隨著社會文明的高度進步去不斷激發和喚醒農民的主體意識，使整個社會呈現出經濟富庶、政治開明、社會寬容、文化繁榮、精神高尚的和諧共生局面?？梢姡诮ㄔO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過程中，要自始自終以農民為主體。只有確立了農民的主體地位，從農民的利益出發去考量政策，才能將這場“新農村建設運動”落到實處，否則很容易在落實中走樣，蛻變為地方政府追求政績的形象工程。今天我們談論新農村建設的“新”內涵，就應該是站在社會全面進步，城鄉和諧發展的高度上。在此，筆者只從三個方面來剖析一下怎樣把握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基本內涵及其特征：

1.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新”

生產力就好比一臺驅動社會不斷前進的永動機，也是衡量一個社會達到何等現代化程度的標尺，離開了這個標尺奢談現代化，必將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這里所謂的“新”是與我國農村傳統的“生產力水平相對而言的。我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悠久歷史的傳統農業大國，曾經創造出舉世聞名的偉大成就。然而，在世界進入工業文明后，我國的大多數農村地區仍然停留在農耕時代，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首要的是必須努力發展農村生產力，提高其現代化水平，從而為新農村建設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下面不妨從生產力的幾個基本要素來進行初步分析。

生產力的第一個重要因素——生產工具，在中國農村中必須首先更新。就在不遠的過去，農村生產力的主要表現形式——生產工具，還主要是鋤頭、鐮刀、耕牛等，這些生產工具所具有的科技含量和展現的技術工藝水平與數百年前并無本質區別。即或是在改革開放進行了30年的今天，在許多農村地區，人們仍然能夠看到傳承了數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生產工具還在發揮重要的作用。顯然，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盡快提高農業生產中生產工具的科技含量和技術工藝水平是當務之急。

生產力的第二個重要因素——勞動對象，在中國農村中也必須更新。中國農村傳統種養殖業中延續了幾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一些落后的東西仍然存在。在一些偏遠農村，人們勞動對象與自己先輩們所面對的沒有多大區別。新中國建立以來，盡管農林牧副漁各方面都獲得發展，但農業產業結構單一和勞動力就業結構狹窄的缺陷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農業依然薄弱，農村依然落后，農民依然貧窮。當然，通過發展現代農業，積極推進農業技術進步能一定程度上解決農業發展過程中一些問題，比如袁隆平教授的超級雜交稻技術對于解決中國十幾億人的吃飯問題就是一例。但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全面活躍農村經濟，就生產力的勞動對象來講，還必須大力改革農業產業結構，促進非農產業的發展，走城鄉統籌、小城鎮工業化的道路。

生產力的第三個重要因素，也是生產力諸要素中最為重要的要素即生產者——人。生產力的“新”，不僅僅是拓展一個勞動對象或是改進生產工具及耕作方法，最重要的是通過現代化的生產方式，推動人的現代化，因為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現代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方式必須是由具備現代意識，掌握了現代科學技術和管理的人來創造、使用和經營。離開了“新”人來談論“新農村”是沒有意義的。如果生產力發展了，人們的物質生活富裕了，但思想意識、行為習慣、生活習俗仍然沒有任何改觀，則物質現代化很有可能帶來一些讓人意想不到的結果。比如有些地方農業經濟發展了，物質生活改善了，隨之而來的卻是一些人不能正確地使用獲得的財富，嫖娼賣淫，賭博吸毒等腐朽的東西殘渣浮起，人們在追求糜爛的生活方式中沉淪、墮落。如此發展下去，物質文明的進步伴隨的卻是精神文明的退步，最終物質文明的進步還是要被葬送掉，新農村建設的可持續發展就根本無從談起。

2.社會發展模式調整的“新”

我國過去幾十年的建設發展模式由于受到前蘇聯的影響，犧牲農村發展城市的痕跡是非常明顯的。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除去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普遍推行給廣大農民多少帶來一些實惠和利益外，此后許多領域的改革都是以犧牲農民的利益為代價的。城鄉差距日益拉大，農民增收富裕的步伐沉重，農村現代化的進程明顯落后于城市。即使是那些已經脫離土地進了城的農民，“農民工”的身份也使他們在為城市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卻無法充分享受到國家經濟文化發展的成果。 但從國家整體發展戰略來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加速推進現代化，必須妥善處理工農城鄉關系。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全面進步。農村人口眾多是我國的國情，只有發展好農村經濟，建設好農民的家園，讓農民過上寬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體人民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才能不斷擴大內需和促進國民經濟可持續健康地發展。

要解決這些問題，不是光靠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改革能夠做到的，必須對現行社會運行方式進行全方位深刻的變革。以成渝兩地為代表的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成立，就是站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進行的又一輪深化改革的重大舉措。這不僅是只要求全社會關注農民工，而且是要采取切實措施改變社會的運行方式，為這些農民工充分融入城市，享受現代文明的成果創造出更好的條件，并通過他們來進一步推動農村現代文明的建設和發展。

3.社會組織化程度提高的“新”

以往經驗教訓告訴我們，任何不以農民為主體的改革和運動，最終都會因為缺乏農民的積極回應而失敗，最后的結果就像梁漱溟所總結的那樣，是“我們運動而鄉民不動”⑸。然而，自從1984年人民公社解體以后，農民一直就是以分散農戶的形式從事生產和生活，從社會組織的角度講還處于基本無序的狀態。

在中國社會，“農民”一詞不單單意味一種職業，也潛在地代表著一種較低社會層次。在改革開放的30年間，隨著社會分層的變化，城鄉分立的社會結構使“城里人”與“鄉下人”之間的對立與矛盾不斷加劇。農民工在城市里被歧視，荒蕪的農村在整個社會中被邊緣化，閑散的農民成為貧窮落后的代名詞。在這種社會環境下的農民對于未來的前景是可想而知的，對于通過自身努力改變生存狀況的可行性是懷疑的，因而在政府推動的農村改革中將會是被動的⑹。主體意識的缺乏淡化、生存環境的孤立無助導致農民群體成為中國目前人數最多的弱勢群體。中國農村、農民的這種組織化程度過低，不僅僅是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大不利因素，而且也是農村政治、社會、文化進步的主要障礙。分散的農民獲得有效的生產、科技和市場信息有限；沒有太多為自己爭取表達群體利益的話語權；缺乏按照自己的需要尋求公共服務的意識而只能被動接受政府的安排。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為農村發展設計的宏偉藍圖、為農民提供的公共服務、為農業發展提供的各項政策優惠，都難以引起農民的回應，達到預期的效果。

其實，中國農村廣泛存在的民間組織是可以充分合理地利用起來的，這些組織與農民有著天然的聯系，比政府有著明顯的信息優勢和組織優勢，政府所要做的就是一方面承認其合法地位、給予適當的資金支持；另一方面，不放棄自己的監督職能，對于這些民間組織的活動內容進行合理的引導，并對效果進行適時的評估。只要放權讓利于農民，調動起他們主人翁意識和激發起他們潛在創造力，農村所蘊藏的巨大能量就會迸發出來；同樣，只要讓他們自己組織起來，形成代表其群體利益的民間組織，其巨大的人力資源優勢就會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當他們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爭取到自己應有的地位和權利時，城鄉社會的良性互動與健康發展也就推動起來，整個國家盡快步入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也自然為期不遠了。

總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內涵是極其豐富的，并不僅限于上述所說的一些方面。它應該是一個立體的，多維的，層次豐富的綜合體。站在時代的高度，前瞻性地探索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內涵對于搞好新農村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如果僅僅停留于膚淺的理解，并滿足于表層的體現，無論對于國家還是民族都是有害的。

［1］《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于2005年10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

［2］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

［3］林毅夫.關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幾點思考.華商管理網.2006-11-7.

［4］孟維華.英國金融時報讀者文章.中國農村建設的第三條道路.

［5］武堅.對于新農村運動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