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經濟轉軌時期道德滑坡的經濟詮釋與文化反思

當今中國，正處于一個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重要歷史時期。剛剛跨入市場的社會主義中國，在沖破若干傳統束縛，“摸著石頭”走過第一段不平坦的河道后，又面對著新的困惑：在長期封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生產力的低下與道德的穩定同存；在開放的市場經濟中，勃勃的經濟活力卻與道德滑坡共生。伴隨經濟的較快發展，非道德行為和現象日益增多已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一是拜金主義滋長。一切行為均基于貨幣的衡量，一切向錢看，“非利勿視、非利勿聽、非利勿為”，最終釀造出一種滋生厚顏無恥且不擇手段的逐利行為的致富思維。二是躲避崇高流行。在不少人那里，媚俗成為一種時尚，他們躲避崇高就如同躲避瘟疫，精神生活平庸化，喪失了對美好信念和理想的起碼追求，而以無信仰為榮。三是看客心態蔓延。少惹是非、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為許多人的生活信條，處世冷漠、見死不救的現象屢見不鮮。面對殘害群眾的暴力，逃避者有之，沉默者有之，旁觀者有之，身強力壯的男人們也多如沉默的羔羊。四是不吃虧箴言傳流。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不貪污白不貪污、不受賄白不受賄、不坑人白不坑人、不騙人白不騙人等等不吃虧箴言，為相當多的逐利者所津津樂道和奉行。五是假冒偽劣泛濫。受不勞而獲、少勞多獲這種“精明”意識的驅使，假冒偽劣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六是腐敗行為衍生。一些人在權錢交易中陷入了越來越深的腐敗的泥沼。等等。

探究這種令人憂慮的道德危機的由來，經濟轉軌時期道德——利益關聯松動的經濟學詮釋，為越來越多的經濟工作者耳熟能詳。這種詮釋便是，相對于傳統社會道德行為的高回報（即傳統社會實行“德——位”掛鉤原則，把道德作為獲取權位的必備條件，通過位置權利這一中介，實現道德與利益的高度結合），經濟轉軌時期，由于在傳統社會實行的位置權利競爭規則仍然有效的情況下，又引進了市場競爭規則，那些在過去受單一位置權利競爭規則限制無法登上社會高位、獲取相應利益的人，借助市場競爭手段便可能進入社會上層，獲取相應利益。這樣，在聯結社會高位和高利的通道上，除道德以外便增加了一條新的通道，從而大大弱化了道德的獲“位”與獲“利”功能，使道德回報大大下降。

在上述經濟學詮釋中，道德滑坡似乎成為市場化的必然。于是在相當一段時期內，道德滑坡的單一經濟學詮釋，把人們導入了“要經濟增長，還是要道德穩定”的兩難選擇的困境。以致使人們忽略了這樣一個常理：當人人都在瘋狂追逐個人私利而不考慮他人利益時，則人人的利益都會受到損害。正如人人都爭擠一輛公共汽車而拒不排隊，則人人都可能付出被擠傷的代價；人人都盲目搶購商品以求手中貨幣保值，則人人都可能受到貨幣更加貶值之害；人人都想通過制造、兜售假冒偽劣商品達到少做事甚至不做事而多撈錢的目的，則人人都可能因假冒偽劣商品泛濫而付出慘重的經濟代價；人人都怕惹是非，明哲保身，則人人都將受到強盜更加橫行的傷害。嚴峻的現實很快作出了深刻的演繹：道德滑坡不僅不可能換來經濟的真正的繁榮，相反當經濟在市場化初期因“個人主義的游戲規則”把空泛的“集體”傳導給實實在在的個人，激活了個體活性而獲得短暫增長之后，很快便受到道德滑坡的嚴重制約。這種演繹在我們周圍是如此明顯，以至并不需要多么敏銳的心靈就能感受到。而其深刻意蘊的揭示，顯然有待我們突破以往單一的經濟學詮釋，進行多學科、深層次的探究。對于這種探究，日本等東亞國家經濟振興的文化效應，確能給我們以一定的啟示。

在近代歷史上，中國和日本鎖閉的門戶幾乎是在同一時刻為西方列強的炮艦撞開的。然而門戶洞開之后的一個半世紀里，當中國還在現代化的路途中摸索行進之時，日本已乘勢一舉躋身于世界強國之林。日本當代史學家森島通夫在其所著的《日本為什么“成功”》一書中，從日本民族精神這一視角考察了日本成功的奧秘，得出了一個頗有創見的結論：日本的成功在某種意義上說可以歸之為高揚本國的文化傳統——日本的儒教精神。從實踐來看，日本富有特色的企業管理的成功，便是一個突出的例證。日本在管理工作中，不僅吸收國外的先進管理經驗，而且吸納本國傳統文化與中國儒家文化。許多企業家把儒家思想如以人為本、任人唯賢、貴在人和、敬天愛人等，作為企業的經營信條。被稱為日本實業界一代霸主的著名企業家澀澤榮一，在其《論語加算盤》的著作中，總結自己成功的經營之道，就是一手拿算盤，一手拿孔子的《論語》。既講精打細算的賺錢之術，也講儒家的忠恕之道，二者相互補充，大大促進了事業發展。[1]繼日本之后香港、臺灣、新加坡、韓國的崛起，從文化的角度來考察，一個共同的特點仍然是善于把當代西方科學管理與東方文化相結合，從而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經營思想和管理模式。

處于經濟轉軌時期的當今中國，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進程中，許多陳腐的觀點、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條條框框受到沖擊后，出現了一切向錢看、不擇手段賺錢、不正當競爭、權錢交易、貪污腐敗、損人利已、虛假廣告、偽劣商品等等，所有這些是不是發展市場經濟難以避免的現象？發展市場經濟是不是一定要以犧牲道德為代價？上述東亞國家經濟振興的文化效應，無疑作出了最好的回答。中國經濟體制的轉軌、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僅不能以道德淪喪為代價，相反必須以道德完善為前提，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需求。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呼喚著優秀的傳統文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族的思維方式在基本破除了古代的唯倫理（道德）思維，匡正了“五四”以后、改革開放以前的唯政治思維（“左”就是唯政治思維的典型表現）之后，一種假市場經濟建設之名，蔑視文化，蔑視人們正當的精神追求，企圖物化一切的唯經濟（金錢）思維逐步發展起來，并進一步蔓延，造成道德滑坡，嚴重削弱了我國經濟發展曾一度具有的強勁勢頭。上述對道德滑坡突破單一經濟學詮釋的文化探究，顯然提出了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文化缺位的補償需求。

作為一個民族，它的成長要靠民族文化的滋養，這是為中外幾千年的文明發展史所明證的。盡管英、法、德、美、日諸國在推行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方面是共同的，但是這些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具體進程和方式，都盡可能地保持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都以本民族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作為強有力的精神杠桿，在最大限度上實現了民族文化的自我認同。中國作為一個文化根基異常深厚、哲學慧根十分發達的泱泱古國，其歷史上民族文化認同心理較之其他民族更不遜色。自強不息的剛健精神，崇尚氣節的愛國精神，不畏強暴的抗爭精神，經世致用的求實精神，“民貴君輕”的民本精神，物物相依的集體精神，人定勝天的能動精神，“知行合一”的實踐精神，生生不息的變革精神，潔身自好的廉潔精神以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抱負，“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某為孺子牛”的浩然正氣，兼容寬厚、世界大同的豁達胸懷，砥礪品學、上下求索的民族求知風尚等等，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這些寶貴精神財富，千百年來鑄就了中民族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勵著無數中華兒女為民族的振興創功立業。正是以這些優秀傳統文化為底蘊引入馬克思主義精髓，才使誕生于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在中華大地生根、開花、結果，產生出一個世界巨人毛澤東，創造出一個社會主義新中國。今天的中國，是歷史上中國的一個發展，正處在重要的轉折關頭，要實現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同樣需要以民族文化傳統為依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呼喚著優秀的傳統文化。

第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性及主體“道德人”的塑造，呼喚著優秀的傳統文化。

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場經濟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性。它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以公有制企業為市場主體，實行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從而對現代市場經濟的運行提出了更高的目標，這便是兼顧效率與公正，實行合理的利益原則。

效率與公正，孰先孰后？是經濟學家和政治、倫理學家一度論戰不休的問題。經濟學家主張強調效率而暫時犧牲公正（或稱較低層次的公正），認為只有拉開利益分配中的差距，才有可能激發經濟活力與競爭意識。政治學家、倫理學家則更主張公正，擔心過于強調效率，會犧牲社會公德。走向市場經濟的中國，最終選擇了前者——只有將發展強大的生產力，創造和積累社會財富放在首位，社會主義的中國才能在世界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2]不可否認，這種選擇曾一度促進了經濟的高速度增長。而不可回避的是，這種選擇由于一度忽視了對公正的兼顧，當功利目的成為人們行為的主要動因時，道德滑坡便成為阻礙經濟再上新臺階的嚴重制約。顯然，處理好效率與公正的關系，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正的原則，擺正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關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得根本發展的重要保證。而能否正確處理好這些關系，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道德人”的塑造緊密相關。

就一般市場經濟而言，作為“經濟人”，以其經濟行為受自身利益驅動、遵循“少投入、多產出”的效率原則、充滿競爭和風險意識、遵守國家法規等特征，便具備了市場主體的基本條件。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兼顧效率與公正的特殊性需求，決定了追求單一經濟利益目標的“經濟人”已不具備成為市場經濟主體的條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必須是兼有追求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目標的“道德人”。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道德人”的塑造，除了賦予其追求經濟實利的經濟職能外，顯然還需要解決人生的終極意義、恒久的價值關懷和道德上的安身立命之本。這就呼喚著對愛國、敬業、重義、求實、民本等等中國幾千年積淀的優秀文化傳統的弘揚。具體在當前的經濟活動中，便是呼喚著四個方面的精神轉變：一是把貪欲財富的物質沖動、單純謀利的經濟動機，轉變為一種社會責任感和社會成就感，使全民族的經濟行為有一個更高尚的動機；二是把庸俗化的重商主義轉變為一種實業精神；三是把以鄰為壑、損人利己的觀念，轉變為一種互利互惠觀念；四是把安逸、享樂意識，轉變為一種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價值和生活意義的意識。

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求利行為的規范，呼喚著優秀的傳統文化。

以市場為配置資源的基本手段的市場經濟，其最大的特點，是以最小的投入追求最大的產出。它的外在標志就是對利益的追逐，離開了利益這個杠桿，市場經濟的秩序便難以建立。而在市場經濟關系中，人們要阻止商品經濟觀念——商品等價交換觀念的泛化，是相當困難的。如果沒有足夠強大的“約束機制”來約束利益主體的求利行為，權力進入市場勢必生成腐敗，肉體進入市場便會出現“人類最古老的職業”賣淫，最終導致經濟乃至社會秩序的混亂。顯然，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客觀上提出了對規范利益主體求利行為的迫切需求。

縱觀我國經濟轉軌時期求利者的求利行為，大致分為三類。一類是“白色”求利行為。即在國家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各項政策指引下，依靠科技、信息優勢，發揮經營管理才能，以誠實勞動、合法經營獲取經濟利益。二類是“灰色”求利行為。即不通過從事直接或間接創造社會財富的勞動，而依靠某種特殊機巧獲取經濟實利。一如經濟活動中的回扣；二如妙股；三如食利，即獲取巨額存款利息；四如利用價格雙軌制形成的國家計劃價與市場調節價的落差獲利。三類是“黑色”求利行為。即非法獲利。一如偷稅漏稅，二如放高利貸，三如生產偽劣產品，四如非法經營，五如貪污、受賄、搶劫、聚賭、走私、詐騙等等。[3]

“白灰黑”三色行為，勾勒了我國經濟轉軌時期求利者求利過程中行為選擇取向的大致景象。其中“白色”行為理所當然是社會提倡的“規范行為”，它的普遍化，必將促進經濟的發展。“黑色行為毫無疑問是一種非規范行為，其中最嚴重的已成為犯罪行為，長期來為國家明文規定的法律、法規、典章、制度所約束。而作為經濟轉軌時期一種特殊現象的“灰色”求利行為，它既不違反國家法律，不是懲治對象，又不像白色行為那樣需要付出艱辛的勞動，而是“輕輕松松”地靠某種特殊形式在經濟領域“走鋼絲”、“打擦邊球”獲利。這種在計劃體制下被視為異端的行為，在經濟轉軌時期由于市場體制為經濟行為與求利方式拓展了前所未有的廣闊領域而獲得“合法”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灰色行為的出現，在社會生活中已經產生了部分“灰色效應”（如經濟活動中的“回扣”很多已經表現為赤裸裸的賄賂），成為“投機取巧”、“善于鉆營”的代名詞。同時由于它不受國家法律約束，更成為道德淪喪、社會失衡的重要病源。如何將其規范為一種只是對白色行為創新而不向黑色行為演進的狀態，顯然是經濟轉軌時期利益主體求利行為得以規范的關鍵，它有待于法律之外的一種理性約束的作用，這便是存在于人們內心深處的道德、時尚、習慣等內在約束機制的作用。而這種內在約束機制的建立，離開了義、德、仁、信等中國幾千年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厚底蘊，無異于空中造樓。

不僅如此，以中國幾千年優秀傳統文化為根基構建完善的“內在約束”，還是確保那些寫在紙面上的、明文規定的法律、法規、典章、制度等“外在約束”對“黑色”求利行為發生充分約束作用的需要。因為法律等“外在約束”，不過是道德等“內在約束”的外在表現，如果沒有“內在約束”作內核，“外在約束”的建立便失去了根據。最明了不過的例子是，交易雙方之所以要把交易用合同固定下來，是因為雙方都有“講信用”的內在需要。這是其一。其二，“外在約束”的效果有賴于“內在約束”的維護。人們常常抱怨盡管今天的各種法規不少，可有的人就是不遵守，或大打折扣地“遵守”。這很大程度上就是緣于“內在約束”的缺位。問題的關鍵在于，即使制定了一整套無可挑剔的外在約束規則，如果人們的“內在約束”根本就不存在，或與之相左，外在約束規則也多半只能流于形式，或遭冷遇，或被扭曲執行。

可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市場主體求利行為的規范，從多個角度都體現出對繼承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客觀需要。

第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持續發展，呼喚著優秀的傳統文化。

持續發展，是現代經濟社會追求的目標。處于經濟轉軌時期的社會主義中國，走持續發展之路，毫無疑問是大力發展生產力，充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的根本。因此，貫穿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代經濟精神，除了要有經濟行為合理的高尚動機，腳踏實地的務實精神和經濟交往中的至高信譽外，還必須有可持續發展的環境意識。這正好謀合了儒家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宇宙理論和倫理觀念。

天人合一，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主張順應而不是違背自然規律。“唯天地，萬物父母”；“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四時有明法”，“萬物有成理”。當然，現代文明的推進，不可避免地要突破天人之際的原始平衡，這是市場經濟的需要，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由此導向人與自然的相互對抗。人類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反復證明，單純以人類為中心，無視自然規律，把征服、改造、攫取作為對待自然的一貫行為準則，必然導致生態惡化、能源短缺，最終威脅人類的生存。因此，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時，必須把人類當作宇宙整體中的一員，使人與自然的關系始終保持適當的和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儒家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傳統觀念，應該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持續發展的宇宙倫理基礎，并可以轉化為一種實用的行為準則。在這一準則指導下，變只把自然當成勞動對象、資源對象的意識為人與環境統一的可持續發展意識，勢必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持續發展。

三、加速文化網絡的“內生化”進程，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以上分析充分表明，繼承祖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需求。從這種意義出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值得指出的是，它不是一種簡單的捏合關系。如果把文化因素孤立化、抽象化的話，那么，經濟的發展可以歸因于文化因素，而經濟的不發展也同樣可以歸罪于文化因素。這主要因為，文化作為一種觀念系統，必然有隱于其內并統攝其構架的相對穩定的基本精神，這便是傳統的良莠并存，而且二者往往交織在一起，涇渭難分。如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基本精神之一的崇德尚義，在中華民族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對于人們道德的自覺形成，不斷超越物欲的羈絆，提高精神境界，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在今天，它所提倡的取予有度、生財有道、用財有制以及各種職業都必須嚴守其職業道德的思想，對于市場經濟的發展，仍然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然而，這種崇德尚義的文化傳統，在經濟生活的運動過程中也有其嚴重的缺陷。它強調經濟的道德價值而輕視其功利價值，使經濟的運行始終服從于倫理的要求而失去競爭的活力。

正是這種文化范疇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確切地說，正是傳統文化優長與缺憾相互摻雜、雖易解而難分的構架，使得構織于傳統文化網絡中的優秀成分，即優秀的傳統文化，或曰傳統文化的精華，不可能游離于文化網絡本體而單獨對經濟發生促動作用。而且作為一種從“農業——宗法”社會的土壤里生長出來的倫理型文化，其對現代經濟的促動成分，更在網絡的深層，是一種靠近“根底”的東西，很難把它簡單地拿到現實層面上來。相反與小農意識緊密相連的傳統文化中的落后成分，卻往往無可遏制地升騰到現實層面對現代經濟產生著強大的制約。最典型的如孔子的“有家有國者，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貧而患不均”，墨家的“兼相愛”、“交相利”等這些與小農意識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平均主義思想和安定和平意識，由于導致了人們開拓精神與競爭意識的缺乏，以及對競爭所產生的“不均”或“不安”的恐懼，從而形成一種巨大的慣性與惰性，成為市場化改革進程中處于文化深層的阻力。

至此不難得出結論，構織于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中國傳統文化網絡中的優秀成分即優秀傳統文化，要對市場經濟的發展產生促進作用，顯然需要有一個從“根底”上升到現實層面上來的過程，這便是文化網絡的“內生化”過程。具體而言，就是立足于打破傳統文化的小農經濟約束，以市場經濟為根本出發點和歸宿去觸及和更新傳統文化網絡的作用機制，重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文化新網絡，并使市場經濟的制度體系本身也成為文化新網絡的內在組成部分。在這一“內生化”過程中，傳統文化網絡對市場經濟制度體系便產生出雙重效應。[4]一方面，已經喪失了時代意義的、阻礙市場經濟發展的諸要素，將逐漸被剝離、淡化，直至被淘汰出文化網絡的作用機制；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和合理內核，逐步從“根底”上升到現實層面，與現代市場經濟的合理文化成分發生互動作用，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僅如此，在這一“內生化”過程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也將促進新時代社會主義文化新網絡的構建。一方面，加速對與小農經濟緊密聯系的傳統文化中的落后成分的淘汰；另一方面，實現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正是這種“內生化”過程的不斷演進，最終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高層位結合，從而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高度發展。

值得指出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以及制度變遷的特殊性，決定了上述“內生化”是一個漫長而漸進的過程，且有賴于政府所創造的有效的正式制度的保障。加速這一“內生化”進程，充分實現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促進作用，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注： [1]參考張今聲、張悅《儒家文化與現代科學管理》，《社會科學輯刊》1996年第4期。 [2][3]參考周良沱《“白灰黑”：求利行為與犯罪控制》，《新時期公安工作理論與實踐論文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 [4]參考藺子榮、王益民《中國傳統文化與東方倫理型市場經濟》，《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