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落后國家發達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現代化道路主體力量

論文摘要：現實社會主義是作為落后國家走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一條新道路而崛起的，與馬克思設想的發展程序不同。發達國家通過對落后國家的掠奪，不僅在其國內培植了一個工人貴族階層，而且從整體上緩解了本國的階級矛盾，使得發達國家工業無產階級在成為最大社會群體時并沒有形成推翻資產階級的足夠力量;也正是發達國家把它們自身的矛盾和痛苦轉嫁到落后國家，阻塞了這些國家通向現代化的道路，而且使其處于毫無出路的處境，從而形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的主體力量，產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落后國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還必須找到一條建設社會主義的現實道路，才能真正完成對資本主義的超越。

一、兩種發展程序

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首次全面制定歷史唯物主義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指出: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實際前提，這種高度發展的生產力是與世界市場相聯系的全面的全球生產。“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同義語—引者)只有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時發生的行動，在經驗上才是可能的，而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系的世界交往為前提的。在1848年革命前夕所寫的《共產主義原理》中，恩格斯指出:在英美法德這些文明國家里，“共產主義革命發展得較快或較慢，要看這個國家是否有較發達的工業，較多的財富和比較大量的生產力” 1874-1875年初，馬克思在巴枯寧的《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的批語中寫道:“徹底的社會革命是同經濟發展的一定歷史條件聯系著的;這些條件是社會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業無產階級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在人民群眾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會革命才有可能。1875年，恩格斯在為批駁俄國民粹派思想家特卡喬夫而寫的《論俄國的社會問題》中也說，要實現社會主義變革，就不但需要有能實現這個變革的無產階級，而且還需要有使社會生產力發展到能夠徹底消滅階級差別的資產階級;只有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發展到甚至對于我們現代條件來說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產提高到這樣的水平;但是生產力只有在資產階級手中才達到了這樣的發展程度。“因此，誰竟然斷言在一雖然沒有無產階級然而也沒有資產階級的國家里更容易進行這種革命，那就只不過證明，他還需要學一學關于社會主義的初步知識。當19世紀70年代末俄國出現革命形勢以后，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對之寄予希望，認為俄國革命將使歐洲的反動支柱—沙皇專制制度崩潰，從而推動西方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但是他們不認為俄國可以首先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因為當時的俄國是在“文明國家”行列之外的。

如果按照這個設想，社會主義將是建立在發達國家業己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基礎之上，無疑這對社會主義的發展是十分有利的。但是，現實社會主義的產生，在發展程序上與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不同:不是先實現工業化、現代化，再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而是先建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政權，在此基礎上開展工業化和現代化。換言之，社會主義不是作為西方“現代工業無產階級的勝利”而興起，而是作為落后國家走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一條新道路而崛起的。列寧把它概括為一句名言:“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 “電氣化”是第二次現代化浪潮的主要標志，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代名詞。在《論我國革命》中，列寧對這種發展程序上的不同作了這樣的解釋:“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按列寧的解釋，馬克思的設想揭示了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而俄國發展程序上表現的不同，則是世界歷史發展中出現的“特殊”。

但是在列寧去世以后，社會主義革命在相對落后國家的勝利是“一般”，而在發達國家的勝利(如東德、捷克)則是“特殊”。這不僅是馬克思，也是列寧始料未及的。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曾說:“一直到現在，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水平比較高的，只有東德和捷克;其他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水平都比較低。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高的國家，革命都沒有革起來。毛澤東對此給出的解釋是:生產關系的革命先于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革命和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首先“奪取政權，然后解決所有制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這個“一般，是毛澤東根據世界社會主義歷史進程提供的經驗事實作出的概括，并沒有停留在馬克思和列寧的觀點上來解釋現實，但何以社會主義革命在相對落后國家的勝利成為“一般”，還需要作出回答。

二、現代化道路的另一種選擇

毛澤東曾這樣描述中國人如何把目光轉向馬克思和社會主義:“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于是，中國人把目光轉向了馬克思，轉向了十月革命。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都經歷了類似的歷程。

社會主義革命之所以大都發生于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首先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道路在這些落后國家大都流產，是因為作為世界歷史性存在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了發達國家和落后國家的兩極分化:一方面是發達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另一方面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貧困、落后和不發達。如果不是從世界的整體聯系中，而是從單個國家的角度孤立地看發達與不發達，那就很容易把這兩種狀態看作僅僅是一國發展過程中的兩個階段。發展中國家要從不發達狀態變為發達狀態，就應當向西方學習，走西方式的發展道路。早在19世紀歐洲工業化時期，這種把“現代化”等同于“西化”的觀點就頗為流行。20世紀30年代，帕森斯等人建立的結構功能論采取了“傳統性一現代性”的兩分法。50-60年代在西方(特別是美國)出現的“經典現代化理論”把這種分析推向極致，“它首先從西方社會的一般形象中獲得‘現代性’的屬性，然后又把對這些屬性的獲得設想為現代化的標準。……現代化理論家試圖把歷史上產生于西方社會的特殊價值觀和制度普遍化。他們樂觀地認為，只要照搬西方國家的經驗，一切問題都會解決。但是，發展中國家無論怎樣向西方學習，大多未能獲得成功。

20世紀60-70年代興起的“依附論”就是作為對經典現代化理論的批判而出現的。依附論學者保羅·巴蘭提出:“為什么落后國家沒有沿著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所常見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前進，以及為什么它們一直沒有進展或進展很慢?”對此，他認為，不發達國家的不發達問題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一種狀況。不發達國家的經濟剩余一大部分被掠走，轉移到發達國家，從而造成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差距。依附論學派的主要學者弗蘭克也認為:西方發達國家的發達，是以其他地區的不發達為代價的。發達與不發達的關系是掠奪與被掠奪的關系。這兩種狀態不僅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的不同階段，而且是資本主義發展造成的兩個相互關聯的結果。他說:“不發達并不是由于孤立于世界歷史主流之外的那些地區中古老體制的存在和缺乏資本的原因所造成的。恰恰相反，不論過去或現在，造成不發達狀態的正是造成經濟發達(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的同一個歷史進程。”他在1998年出版的《白銀資本》中指出:“我們不僅在世界經濟史方面需要這種全球視野，而且也是為了我們能夠在全球整體的范圍內給從屬和參與世界經濟的部門、地區、國家以及任何片斷和進程定位，因為它們都不過是這個全球整體的組成部分。”盡管依附論學者的觀點未必都精當，但他們從經常被人們忽視的世界整體聯系出發來探討發展問題，是值得肯定的，這也正是馬克思的方法。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指出，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從一開始就是同掠奪非西方國家的財富聯系在一起的。“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礦井，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志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這些田園詩式的過程是原始積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來的是歐洲各國以地球為戰場而進行的商業戰爭。隨著資本主義的全球性擴展，人類社會出現了突破各民族獨立發展的歷史而向“世界歷史”轉變這一被今天稱為“全球化”的大趨勢。西方資產階級由于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交通便利、商品的低廉價格，把一切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在這個過程中，非西方社會的廣大落后地區自然經濟解體，并被納入到新的國際分工體系之中，從而造就了一個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各國的發展不可能再孤立地進行，特別是前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更是受到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強烈影響。由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自由資本主義的時代，他們認為，西方在掠奪非西方社會的同時，也為一些非西方社會不自覺地創造了達到西歐水平的條件，即“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l850年，他們在談到中國時，對中國受到外來現代性挑戰而走上西方式發展道路的前景作了樂觀的預言:“世界上最古老最鞏固的帝國八年來被英國資產者的印花布帶到了一場必將對文明產生極其重要結果的社會變革的前夕。當我們歐洲的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在亞洲逃難，到達萬里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的時候，他們說不定就會看見上面寫著: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馬克思在談到印度時指出，雖然英國殖民者在印度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受極卑鄙的利益所驅使”，它充分地暴露了資產階級文明的偽善和野蠻本性，但它還是在這里播下了新的社會因素，從而有可能完成“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的使命。

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預言雖然沒有變成現實，但從世界的整體聯系來看，我們也沒有根據斷言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中國、印度等國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可能走上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估計是錯誤的。只是由于種種原因，這些國家面對來自西方的現代性挑戰，沒有及時作出有力的反應，失去了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走向現代化的歷史機遇。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列強為了擴張勢力，爭奪殖民地和世界市場，打了兩次世界大戰，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發動的戰爭更是不計其數。處于這種環境下的非西方國家想要通過資本主義道路走向現代化更是難上加難了。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不僅掠奪這些國家，而且把它們自身的矛盾、痛苦、災難和戰爭的嚴重后果轉嫁到這些國家的頭上，從而阻塞了這些國家通向現代化的道路。正是這些國家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流產及其帶來的巨大痛苦，推動他們走向社會主義，從而發生了現代化道路的突破，產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

三、革命和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民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認為，現代化工業的發展將使西方工業無產階級成為最大的社會群體，并成為推翻舊制度、建立新社會的主體力量。然而，當工業無產階級成為最大社會群體時，并未形成推翻日社會的足夠力量，到了今天已不再是最大的社會群體。相反，在一些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卻形成了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主體力量。

對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作過這樣的分析:“這里(指英國—引者)沒有工人政黨，有的只是保守黨和自由激進黨，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們共享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權和英國的殖民地壟斷權。 “只有當工人感到英國的世界壟斷地位被打破時，一個真正普遍的工人運動才會在這里興起(如果不發生什么不可預料的情況的話)。參與世界市場的統治，過去是而且現在依然是英國工人在政治上消極無為的經濟基礎。”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當英國工業失去世界壟斷地位以后，英國工人階級將趨向革命化。“真相是這樣的:當英國工業壟斷地位還保存著的時候，英國工人階級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過這一壟斷地位的利益。……隨著英國工業壟斷的破產，英國工人階級就要失掉這種特權地位，整個英國工人階級，連享有特權和占據領導地位的少數在內，將跟其他各國工人處于同一水平上。而這就是社會主義將重新在英國出現的原因。但后來的情況表明，英國失去工業壟斷地位的結果是:各發達國家的工業無產階級的革命化都遇到了阻礙。其原因就在于廣大殖民地的存在。發達國家對殖民地的掠奪所獲得的巨額財富，有助于緩和國內的階級矛盾。列寧看到了這一點，指出:“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革命工人運動受到阻礙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資本家擁有殖民地，獲得金融資本的超額利潤等等，因此能夠在國內培植一個比較廣泛、比較穩定而人數不多的工人貴族階層。列寧認為，無產階級要為推翻資產階級做好準備工作就必須同工人貴族階層作斗爭。這個斗爭并沒有取得成功。現在來看，發達國家的殖民掠奪不僅在其國內培植了一個工人貴族階層，而且從整體上緩解了本國的階級矛盾，從而使得發達國家工業無產階級在成為最大社會群體時并沒有形成推翻資產階級的足夠力量。 波蘭歷史學教授安德采伊·維爾布蘭在解釋 "20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到目前為止主要是在經濟不發達的、有著強大的封建殘余的農業結構的國家中獲得勝利”的原因時認為:第一，“迄今的經驗似乎表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斗爭本身并不足以動員廣大群眾用足夠的力量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盡管這種革命的思想體系認為革命的根源在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沖突。”第二，上述經濟不發達國家“社會結構的一個特征是農村人口大大過剩”，“廉價的，沒有受過教育的勞動力大量過剩，對于鞏固農村落后的封建關系和拖延農村地區的現代化和工業的增長起了根本的作用。貧困和落后導致國家結構的虛弱，并月_有助于保持住過時的政治結構。滋養俄國、中國和其他國家類似的革命的因素在于社會構造本身，大大地超出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斗爭的范圍，盡管19世紀中期在主要的歐洲國家表現出來的關于這一沖突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這種革命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指路明星，而且工人運動也為它們提供了組織、宣傳工作和領導精英。這個解釋的主要缺陷，就是沒有從世界的整體聯系中來分析主體力量的狀況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實際進程。社會主義革命在經濟相對落后國家發生，雖然不是資本主義矛盾的直接產物，但卻是它的間接產物。正是由于發達國家對落后國家的掠奪和矛盾、痛苦的轉嫁，緩和了發達國家國內的階級矛盾，并把后者置于毫無出路的處境，從而在那些工農力量空前增強的國家，造就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主體力量，促成了這些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產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因此，在資本主義動亂的年代，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發生在發達國家而發生在相對落后的國家恰恰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不過，維爾布蘭在分析經濟相對落后國家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內原因時，著重考察農民問題則是有見地的。

人們在考察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社會力量時，往往把視線凝聚于城市的社會集團，新興的資產階級和產業工人。其實，在現代社會誕生之初，盡管先進的思想來源于城市，但人口的大多數卻在農村，農民對現代化道路的影響，比人們預料的要強烈得多。歷史進入20世紀以后，革命重心從西方轉向東方。東方國家大多是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農民在革命和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更加突出。美國學者米格代爾說:"20世紀是農民革命的世紀”， 20世紀的農民革命在兩個方面引起人們的關注:一是得農民者得天下。亨廷頓在綜述19-20世紀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時指出:“西方以及非西方社會內的每次重大革命，在相當大程度上是農民革命。在法國、俄國和中國，情況都是如此。在這三個國家內，農民多少是自發起來推翻舊的農村政治和社會結構，奪取土地，在鄉村建立新的政治和社會體制。沒有農民的這種行動，這三個國家的革命不可能稱之為革命。”二是農村變動與現代化走向的關聯。新馬克思主義學者巴林頓·摩爾在論及現代化的三條不同道路時認為，在兩大文明形態起承轉合的歷史關節點上，分崩離析的傳統社會所遺留下來的大量階級因子，會對未來歷史的造型發生強烈影響。如果說，封建貴族與上層資產階級的聯姻，是西方民主道路蛻化為法西斯道路的轉換點，那么，共產黨人集合起千百萬對舊制度切齒盈憤的農民群眾，向反動統治秩序發動摧枯拉朽的攻勢，則促成了社會主義的勃興。

對于農村變革與現代化未來走向的關聯，列寧在俄國民主革命時期就作過分析，指出俄國農村變革有兩條道路:一條是普魯士式的道路;另一條是美國式的道路。在前一種情況下，農奴制地主經濟緩慢地轉化為資產階級容克式的經濟。這無論對農民，還是對發展資本主義的要求來看都是最不利的。在后一種情況下，用暴力摧毀舊的土地占有制，沒收地主的全部土地平分給農民，這就意味著資本主義最迅速的發展，同時對農民也是最有利的。

“這兩種不同趨向雖然都停留在資產階段制度范圍以內，但是它們所決定的資產階級制度的形式、發展的速度以及進步影響的范圍是完全不同的。”列寧主張走后一條道路，使俄國資本主義在自由農民變為農場主的情況下獲得迅速發展。列寧寫道:“我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恰恰在于，革命要保證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通過農民對地主的徹底勝利呢，還是通過地主對農民的勝利。俄國并沒有出現走美國式道路的前景，而是通過農民對地主的徹底勝利，走上了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走上這條道路的決定性力量是工農聯盟。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就是關于工農聯盟的學說，如同季諾維也夫所說:“理解列寧主義在農民問題上提出的新觀點尤為重要。列寧主義關于農民是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可能同盟軍的作用的觀點是列寧主義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列寧‘發現了’農民是工人階級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軍。十月革命后，列寧聯系俄國未來的發展，又先后提出了兩條同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相連的農村變革的道路。第一條道路是在十月革命前后逐步形成的:先把地主土地分給農民，再通過集體農莊走向社會主義。第二條道路是在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后逐步形成的:通過合作社走向社會主義。

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興起與農民的關系尤其密切。與西歐的無產階級政黨和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不同(十月革命前，俄國農村中的主要政治力量不是布爾什維克，而是社會革命黨)，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前己成為農村中的重要力量。中國共產黨依靠農民的力量，通過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奪取了政權，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起步創造了基本的前提。

四、探尋實現現代化的現實道路跨越與不可超越

社會主義革命在經濟文化落后的俄國和中國等國取得勝利，打破了資本主義現代化類型獨居的世界格局，開辟了一條走向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道路。然而，落后國家在跨越了資本主義充分發展階段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如果不找到一條建設社會主義的現實道路，就不能真正完成對資本主義的超越。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面臨的最大課題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同本國國情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探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現實道路。

馬克思恩格斯在探討落后國家的非資本主義前途的可能性時，與民粹派的一個重要區別是，他們不僅把這種可能性同大工業和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直接聯系在一起，而且是同落后國家必須吸收和利用“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聯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說，落后國家雖然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但必須以吸取資本主義所創造的一切積極成果為前提。在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后，社會主義本身成為世界歷史的產物，也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因此，社會主義不僅不應當破壞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發展，而且應當自覺地駕馭和進一步發展這種全球的全面生產、全面的依存關系。這就是說，開放的世界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前提，而社會主義只有開放才能存在。但正是在這一點上，社會主義國家在實踐中都不同程度地走了彎路，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總結社會主義發展的經驗教訓，鄧小平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共產黨正是從世界的整體聯系出發，深刻地總結了中國近代的歷史經驗和新的實踐經驗，透徹地分析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提出了全球化時代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理論。

落后國家建立的社會主義，在歷史起點上不同于在發達資本主義基礎上建立的社會主義，因而所處的歷史階段、面臨的主要任務等方面都必然不同。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忽視了這個不同，把經濟落后的條件下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看作是一個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很短暫的階段，犯了急于求成和超階段冒進的錯誤，結果欲速而不達。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時期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這一理論認為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可以越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階段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但不可以越過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相反，必須用相當長的時間去實現原本應該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完成的工業化和經濟社會化、市場化和現代化，及其相應的民主法制建設和科學文化建設任務。這一理論，既在起點上將我國的社會主義與脫胎于發達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區別開來，又把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同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剝離開來，從而使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真正置于現實的基礎之上，并由此出發在實踐上開創了一條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