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抗日戰爭時期是毛澤東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思想的成熟階段。在對理論教育內容的評價、理論教育的必要性、理論教育的重點對象和理論教育的基本方法等，毛澤東進行了多方面的展開和系統的總結。抗戰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思想成為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論文關鍵詞：毛澤東；抗日；馬克思主義；教育

以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等為標志，毛澤東開啟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在中國具體實踐和思想建構的歷程。在土地革命時期就已初步形成的毛澤東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思想，經過抗日戰爭時期得到了多方面的展開和系統的總結而達到成熟，成為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專注于抗日戰爭這一特定歷史時期做一論述。

一、關于理論教育內容的評價

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即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教育、研究、宣傳、普及和自學“五位一體”式的教育實踐活動，理論教育的內容決定著理論教育活動的開展，決定著理論教育活動的深度和廣度，也決定著理論教育活動的意義。

在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總結概括出馬克思主義理論具有“旗幟作用”、“指南作用”、“精神支柱作用”、“預見作用”、“工具作用”、“武器作用”和“科學作用”等，從而給予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很高的評價。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再次指出：“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這種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區別于任何別的思想體系和任何別的社會制度的，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回顧歷史，毛澤東談到：“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斗犧牲，前赴后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和組織者”。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也證明，中國共產黨從它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的黨，這是因為這個主義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最正確最革命的科學思想的結晶。“中國自有科學的共產主義以來，人們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國革命也改變了面目”。

更深一層意義在于，已經和正在指導中國革命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的馬克思主義，不是一般的馬克思主義，而必須是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反映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實踐斗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時候，就成為中國人民百仗百勝的武器。“因為只有這種理論，才是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指南針。”

二、關于理論教育的必要性

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偉大政治斗爭和完成政治任務的中心環節。抗日戰爭從根本意義上說是人民的戰爭，通過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使廣大人民群眾深刻認識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團結起來為實現自己的利益而奮斗，這才是抗日戰爭勝利之本。毛澤東指出，中共七大的路線“就是要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建立起一個信心，即革命一定要勝利。首先要使先鋒隊覺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但這還不夠，還必須使全國廣大人民群眾覺悟，甘心情愿和我們一起奮斗，去爭取勝利”。在抗戰即將勝利前夕，毛澤東強調指出：“除了我們的覺悟，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覺悟問題以外，還有一個人民群眾的覺悟問題。中國人民中有這樣一部分人還不覺悟，就是說明我們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還做得很不夠。人民的覺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腦子中的錯誤思想，需要我們做很多切切實實的工作。

在紅軍時期，毛澤東曾批評了“單純軍事”的觀點即認為軍事政治二者是對立的、紅軍的存在就是為了單純打仗等。在抗戰期間，毛澤東指出：“戰爭一刻也離不了政治。抗日軍人中，如有輕視政治的傾向，把戰爭孤立起來，變為戰爭絕對主義者，那是錯誤的，應加糾正。”要取得抗戰的勝利，必須進行政治動員。“這一著實在是頭等重要，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同時，要取得抗戰的勝利，還少不了文化的軍隊。“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這個文化的軍隊就是人民大眾，就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占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大眾。

從黨員隊伍的現狀來看，黨員人數已由1937年以前的幾萬人，發展到抗戰時期的120多萬，其中大多數是農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他們有很可愛的革命積極性，并且愿意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訓練，但他們是帶了他們原來的不符合或不大符合于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入黨的。這種情形，就是在1937年以前入黨的黨員中也是存在著的。毛澤東稱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矛盾，也是一個絕大的困難。因此，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決定：全黨必須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教育，并著重聯系中國革命的實踐，以達到進一步地養成正確的黨風，徹底地克服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宗派主義和山頭主義等傾向的目的。毛澤東強調：“我們的理論水平是比較過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國革命運動的豐富內容來說，理論戰線就非常之不相稱，二者比較起來，理論方面就顯得非常之落后。”為此，必須進行一個普遍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斗爭，使黨內思想完全統一到馬克思主義上來，以便更好地掌握將來的發展。毛澤東在比較我軍和日軍后還特別指出：“日本軍隊的長處，不但在其武器，還在其官兵的教養——其組織性，其因過去沒有打過敗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對天皇和對鬼神的迷信，其驕慢自尊，其對中國人的輕視等等特點；這是日本軍閥多年的武斷教育和日本的民族習慣造成的。”

三、關于理論教育的重點對象

干部隊伍的建設，與黨的事業興衰成敗關系緊密。“政治路線確定以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毛澤東歷來注重干部隊伍的建設，強調干部教育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在一個四億五千萬人的中國里面，進行歷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領導者是一個狹隘的小團體是不行的，黨內僅有一些委瑣不識大體、沒有遠見、沒有領導能力的領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因此，必須“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要把這作為黨的戰斗任務。

黨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實踐一再表明，黨員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的思想理論水平如何，直接關系到黨的事業的成敗。在中國革命過程中，黨在思想、政治和軍事路線上出現的錯誤，都直接源于高級干部的思想認識問題，許多同志不懂得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對中國革命持教條主義態度，這不能不引起黨中央的高度重視。毛澤東指出犯思想病最頑固的就是高級干部中的人，只要將他們的思想打通，全黨的思想認識問題就好解決了。據此，黨中央首先緊緊抓住高級干部這一關鍵環節，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他們，并以此推動全黨的理論武裝。毛澤東強調指出：“一般地說，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特殊地說，干部應當著重地研究這些，中央委員和高級干部尤其應當加緊研究。。。。。。。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兩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并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 進入抗戰時期，我們黨已經成為一個全國性的大黨，黨的武裝力量在同日寇的斗爭中重新壯大和進一步堅強起來了，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影響也更加擴大了，大批的新黨員形成了許多的新組織。但是這些新組織還不能說是廣大群眾性的，還不是思想、政治和組織上都鞏固的，還不是布爾什維克化的。同時，還產生了老黨員要提高水平、老組織要進一步鞏固的問題。現在和過去相比，黨所處的環境復雜得多，黨所負的任務也艱巨得多。復雜性表現在國際、國內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都存在著三種不同的力量，如國際有日本帝國主義、前蘇聯社會主義以及英美帝國主義；國內有漢奸親日派、人民大眾以及國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也有左中右三翼的政治集團。這些不同的政治力量，反映了不同的階級利害關系，其斗爭極其復雜。艱巨性表現在一方面要抗擊日本侵略者，另一方面要自衛求生，還要進行根據地建設。為此，毛澤東指出：“我們的任務，是領導一個幾萬萬人口的大民族，進行空前的偉大的斗爭。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對于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并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

將黨員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作為重點教育對象，是因為需要通過他們再去教育廣大人民群眾。從此意義上，黨員干部人人都應該是一個教育者。毛澤東指出：“除了直接為群眾所需要的提高以外，還有一種間接為群眾所需要的提高，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眾中的先進分子，他們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眾所受的多些；為干部，也完全是為群眾，因為只有經過干部才能去教育群眾、指導群眾。”1942年的整風經驗也證明，每一單位的整風，必須在整風過程中形成一個以該單位的首要負責人為核心的少數積極分子的領導骨干，并使這一領導骨干和參加學習的廣大群眾密切結合，才能使整風完成任務。只有領導骨干的積極性，而無廣大群眾的積極性相結合，便將成為少數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而無有力的領導骨干去恰當地組織群眾的積極性，則群眾積極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確的方向和提到高級的程度。

作為黨員干部，不僅要帶頭學習馬克思主義，而且要積極向廣大人民群眾宣傳馬克思主義，并且與各種錯誤言行作堅決的斗爭。毛澤東批評了一些黨員干部，他指出：“我們要反對主觀主義，就要宣傳唯物主義，就要宣傳辯證法。但是我們黨內還有許多同志，他們并不注重宣傳唯物主義，也不注重宣傳辯證法。有些同志聽憑別人宣傳主觀主義，也安之若素。這些同志自以為相信馬克思主義，但是他們卻不努力宣傳唯物主義，聽了或看了主觀主義的東西也不想一想，也不發議論。這種態度不是共產黨員的態度。

四、關于理論教育的基本方法

毛澤東將任務比作過河，不解決橋和船即方法的問題，任務也就是瞎說一通。在提出的各種理論教育方法中，理論與實際的統一是最基本的方法。“理論和實踐這樣密切地結合，是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之一”。不僅口頭上講結合，而且行動上講結合，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上尤其應該如此。

毛澤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系形象地比作箭和靶的關系。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有些同志表現為“無的放矢”，亂放一通，毛澤東認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嚴格地遵守的一個原則。教條主義者不遵守這個原則，他們不了解諸種革命情況的區別，因而也不了解應當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種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將本來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壞”。教條主義是我們黨內兩種主觀主義的一種，并且是當時更為危險的一種。“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對于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開玩笑，在中國革命隊伍中是沒有他們的位置的”為了爭取新的勝利，毛澤東向全黨發出了放下包袱和開動機器的號召。他說：“所謂放下包袱，就是說，我們精神上的許多負擔應該加以解除。所謂開動機器，就是說，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有些人背上雖然沒有包袱，有聯系群眾的長處，但是不善于思索，不愿用腦筋多想苦想，結果仍然做不成事業。再有一些人則因為自己背上有了包袱，就不肯使用腦筋，他們的聰明被包袱壓縮了。如果我們既放下了包袱，又開動了機器，既是輕裝，又會思索，那我們就會勝利。”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么，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

針對黨內存在的理論與實踐相脫離的現象，毛澤東提出了尖銳批評，認為這樣的人就是古董鑒賞家，幾乎和革命不發生關系。“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并不實行，那么，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毛澤東指出：“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應用。”許多同志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似乎并不是為了革命實踐的需要，所以雖然讀了，但是消化不了，變成了單純地學理論。針對教育實踐出現的問題，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學的是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他們學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直接違反馬克思主義的。就在許多學生中造成了一種反常的心理，對中國問題反而無興趣，對黨的指示反而不重視，他們一心向往的，就是從先生那里學來的據說是萬古不變的教條。”

在教條主義統治時期，與之相伴生的經驗主義也是主觀主義的一種。二者出發點不同，但都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分割開來。庸俗的事務主義者“他們尊重經驗而看輕理論，因而不能通觀客觀過程的全體，缺乏明確的方針，沒有遠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見。這種人如果指導革命，就會引導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而只有調查研究才是理論與實際統一的基礎和前提。要了解情況，最重要的是向社會作調查，力求掌握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實際(不是錯覺)的材料。

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具有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最基本的知識。因此，毛澤東說：“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懂得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部，也還沒有懂得中國的全部。運動在發展中，又有新的東西在前頭，新東西是層出不窮的。研究這個運動的全面及其發展，是我們要時刻注意的大課題。如果有人拒絕對于這些作認真的過細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對于“狹隘經驗論”的譏諷，毛澤東表示“至今不悔”。不但不悔，他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他說：“我現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的必要，這是和我自己對于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依然還只是一知半解這種事實相關聯的，并非說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