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節主要從“世界體系論”的視角討論了民主的“世界潮流”及其“中國化”的問題，本節則側重從“中國中心觀”來考察政治民主化是如何在特定情境下發生畸變的。

民主核心話語的傾斜

筆者曾指出，清末民初中國思想運動的精髓可以仿照現在流行的句式概括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便是進化論，兩個基本點便是圍繞嚴復《群己權界論》書名中點明的“群”與“己”所展開的理論探討。89或者用梁啟超的話來說，就是對“國權與民權”的關懷。90梁啟超在五四運動后說，這一運動體現了國民在兩個方面的自覺：“第一，覺得凡不是中國人都沒有權來管中國的事。第二，覺得凡是中國人都有權來管中國的事。第一種是民族建國的精神，第二種是民主的精神。”91國權要爭獨立自主，民權（人權）要爭自由平等，這是廣義民主思想體系中的兩大核心話語。

梁啟超在總結從公車上書到五四運動的政治運動時指出：“對外問題易發動，對內問題難發動。”92 因為“一、外交問題較簡單，容易把多數人的感情燒起來。……二、外交問題的運動，和國內專權的人沒有什么直接接觸，危險程度較小，多數人樂得附和。” 但是，“內政上局面不轉變，爭外交絕無結果。外交主張，是要政府去辦的，國民不能努力建設一個像樣的政府，而拿許多話嘵嘵向人，在自己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在人家看來，完全是一種戲論。”93“必以政治修明政府可用為前提，然后對外乃有可言。我國始終缺此前提，故對外運動，無論若何熱誠若何激烈，皆以失敗終了。”94梁啟超呼吁：“以后我們若不打算做國民運動便罷，若還打算做，決然應該把方向轉變，從外交移到內政方面。”95然而，此后一再發生的國民運動如五卅運動、一二九運動，仍舊是易于發動的對外運動，真正如梁啟超所設想的——對內而非對外，對事而非對人，針對根本全局問題而非枝葉局部問題，建設將來而非補救既往，旨在爭取作為其他政治運動前提的言論集會出版自由的國民運動，遲至六七十年以后才得以發生。

究竟是對內的國民運動抑或對外的國民運動，主要還是取決于刺激其發生的時局、困境與國民情感，而不是少數鼓吹者和發動者的主觀意愿。階級矛盾與階級斗爭，是對內的國民運動的動因；民族矛盾與國家間沖突，是對外的國民運動的動因。英國革命期間的主要矛盾是社會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因而國民運動主要表現在爭取社會平等與政治權利上；法國革命遭遇到歐洲各國王室的聯合圍剿，因而表現出較多的民族主義色彩，并且愈來愈趨向于激烈。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后尤其是1895至1945年間，民族矛盾壓倒了階級矛盾，因而對外的國民運動屢屢發生，對內的國民運動難得一見，也就沒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時勢使然也。

李澤厚在《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分析何以“救亡壓倒啟蒙”時說：“五四運動提出科學與民主，正是補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課，又是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啟蒙篇。然而，由于中國近代始終處于強鄰四逼外侮日深的救亡形勢下，反帝任務異常突出，由愛國而革命的這條道路又為后來好幾代人反復不斷地走，又特別是在長期處在軍事斗爭和戰爭形勢下，封建意識和小生產意識始終未認真清算，鄒容呼喚的資產階級民主觀念也始終處于次要地位。”“所有這些，都表明救亡的局勢、國家的利益、人民的饑餓痛苦，壓倒了一切，壓倒了知識者或知識群對自由平等民主民權和各種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壓倒了對個體尊嚴、個人權利的注釋和尊重。”96晚年孫中山說：“歐洲當時是為個人爭自由，到了今天……萬不可再用到個人身上去，要用到國家身上去。個人不可太自由，國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將行動自由，便是強盛國家。再這樣做去，便要大家犧牲自己”。97毛澤東在1936年會見斯諾時談到了他理解的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對于一個被剝奪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務不是立刻實現社會主義，而是爭取獨立。如果我們被剝奪了一個實踐共產主義的國家，共產主義就無從談起”。98他們贊成以個人自由與社會平等作為犧牲，都是為了優先實現民族獨立的目標。

李慎之不贊成“抗戰壓倒啟蒙”、“救亡壓倒啟蒙”的說法，他認為是“革命壓倒民主”。 “除了中國人不懂民主而外，民主在中國人中只能留在口頭上的又一個原因是，在中國的左派知識分子心目中還有一個比民主更高的價值，那就是革命，就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當時的左派所追求的實際上是兩重價值。第一重價值當然是民族主義，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實現民族獨立。第二重、也是更高的價值就是，經由社會主義革命而達到共產主義。照我們相信的毛澤東的理論，這兩者不但毫無矛盾，而且是完全一致的。那時我們的頭腦里有沒有民主這個價值?當然有，但是它已經完全被包括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價值里了，因此也可以說，實際上我們的認識里并無獨立的民主價值觀。”“我們這些‘進步青年’糊涂的地方就在于，居然認為美式的民主與蘇式的革命是可以互相包容而平行不悖的。”認為革命可以一舉解決國權與人權兩大課題，是當時中國“進步青年”的普遍信念。然而法國革命、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反復證明，革命可以達到民族獨立的目標，卻不能自然而然地實現自由民主的目標。因為革命的價值準則和制度安排與民主的價值準則和制度安排是不相容的。

以民主為最高價值，當然要問為什么言論、出版、遷徙、居住、結社(包括組黨)等自由沒有兌現?為什么沒有代議制，沒有反對黨?為什么沒有人身保護狀，沒有無罪推定論？……更重要的，要把政府看成是“必要的惡”，要設立一種機制，一方面能使政府有效地行使治權，一方面又要防止它濫用權力為害國民。以革命為最高價值，當然要發動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以求在中國實現純而又純的“共產主義”；不但要“解放”中國人民，而且要力爭為天下先，做全世界各國各民族的“榜樣”。你追求的要是民主，你就只能擁護、只能效忠于允許人民批評、反對以至彈劾、罷免的政府。你追求的要是革命，你就得把一切交付給領導你沖鋒陷陣的組織及其領袖，不該問的不問，不該說的不說，一切服從命令聽指揮。對革命黨來說，其所作所為都是一個目的：Ends justify means（只要目的高尚，不論采取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足以解釋一切。然而，目的本來是沒有的，因為烏托邦反正是不能實現的。結果運動就是一切!李慎之嘆道：我們那一代人花了一生時間呼喊“民主與革命”，革命倒是席卷中國大地，而何謂“民主”，特別是作為制度的民主，我們這代人終其一生也未弄清其內涵。99

“中國中心觀”視角下的傳統與變局

林毓生認為，中國傳統思想是一元論的和主知主義的，有一種根深柢固的、為儒家各派所公認的“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思想模式。其基本信念即是：“文化改革為其他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礎”，“藉思想文化作為解決問題的途徑，是一種強調必須先進行思想和文化改革然后才能實現社會和政治改造的研究問題的基本設定。”此處“思想文化”主要指“世界觀”和“符號、信仰和價值體系”，即所謂的“人文知識”。雖然清末民初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內容是反傳統的，但他們的思想模式卻仍深受強調政治—文化是一元整體的傳統文化影響，對思想變革的優先性深信不移。100從林毓生的觀點中很容易得出一種推論：中國的民主化在五四以后走了彎路，主要責任在于“思想文化”、“傳統思想”和知識分子的選擇。但是，這種推論是有嚴重缺陷的，帶有某種“思想一元論”的色彩。中國傳統文化最顯著的一個特征，即是其多元性與多變性，因此，把中國傳統文化概括為儒教文化，與基督教文化和伊斯蘭教文化相提并論，本身就是很勉強的。中國自宋朝以來，形成了兩個重要的傳統，其一，是科舉出身的士大夫階層主持朝政，并以文官統馭武官；其二，中央集權力量壓倒了地方割據力量，皇權專制主義得以鞏固。但是到了晚清，主要由于內部因素的演化，上述的傳統發生斷裂，文士與文官的勢力以及中央集權的力量大大地削弱了。因此，對于中國民主化進程發生現實影響的，與其說是長期以來的傳統，不如說是晚近出現的變局。

余英時指出：從思想史的角度說，常常將“宋明理學”劃入同一階段，似乎宋代和明代的“士”應該是一脈相承，屬于同一類型了。但是深一層分析，我們便發現，這兩個不同朝代下的“士風”竟截然相異。同是理學家，朱熹和陸九淵都一心一意向往著王安石的“得君行道”，在皇帝面前也侃侃而談，傲然以政治主體自居，充分體現了“以天下為己任”的氣概。對照之下，王守仁除了正德元年（1506）《乞宥言官去權奸》一疏，因而放逐龍場之外，其余奏疏多關具體事務，極少涉及朝政。更可注意的是同年他第一次和王艮會面，后者迫不及待地要談怎樣致君于堯、舜的問題，他立刻以“思不出其位”為理由，阻止了政治討論。通過這一對照，我們才清楚認識到，宋代從王安石、二程到朱熹、陸九淵等人所念茲在茲的“得君行道”，在明代王守仁及其門人那里，竟消失不見了。這個“變異”或“斷裂”還不夠使人驚異嗎？然而問題還遠不止此。十六世紀以后，雖仍有不少的“士”關懷著合理秩序的重建，但是他們的實踐方向已從朝廷轉移到社會。東林講友之一陳龍正所標舉的“上士貞其身，移風易俗”可以代表他們集體活動的主要趨向。這當然和當時的歷史條件有密切的關系。第一是政治的環境。宋代承五代武人跋扈之后，重文輕武，以爭取“士”階層的支持，因此采取了對“士”特別優容的政策。陳寅恪所謂“六朝及天水（趙宋）一代思想最為自由”，便指此而言。明代則繼蒙古統治而起，“士”已落到“九儒、十丐”的地位。而朱元璋又遇“士”至酷，以至有士人“斷指不仕”的情況。宋代“士”的政治主體意識自然不可能繼續發揮，“得君行道”更是無從談起。第二是社會的變遷。十六世紀以后市場經濟的新發展和商人地位的上升是“士”的轉向的另一重要背景。明代的“士”恰好在同一時期展開了開拓社會和文化空間的活動決不是偶然的。商人的財富為這些活動提供了經濟基礎。宋、明兩代的“士”不容混為一談，這是十分明顯的歷史事實。不但他們的活動取向不同，思想也有極大的分歧。這里引出一個很重要問題：“傳統”一詞本身便涵蘊著連續不斷的意思。然則所謂“斷裂”，相對于“士”的傳統而言，究竟居于何種地位呢？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這里所謂“斷裂”都是指“傳統”內部的“斷裂”，因此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101

在晚清出現的“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中，傳統出現了全面性的斷裂。“士農工商”的傳統“四民”結構發生動搖，特別是“士”與“商”的位置發生了極大變化。薛福成、鄭觀應等人鼓吹“以商立國”，陸潤庠、張謇等以“狀元”的身份帶頭棄仕從商，導致所謂“紳商”或“士商”階層的出現。顧名思義，他們是從原來的人文知識精英兼政治精英（紳士階層）轉化為經濟或商業精英。102取消科舉考試后，人文知識分子與仕途脫離了關系。五四運動以后平民主義盛行，隨著人文知識分子的思想激進化，他們又逐漸與企業界與學界的主流（以胡適為代表）劃清了界限，成為所謂的“文化人”。“文化人”是一種社會邊緣人，他們是自由職業者，以“文化”為謀生的途徑，一旦脫離了文化市場，就成了依附在別人的“皮”上才能生存的“毛”。這就是上海“文化人”到延安以后的命運。“文化人”思想與論說的主要對象是其他“文化人”和學生等社會邊緣群體，對于社會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影響相當有限。因此，不能簡單地認為是人文知識分子的選擇決定了中國民主化的命運。王世杰之類的知識精英在國民黨里左右不了“黃埔系”，1946年否定政協協議，就是前者不敵后者的結果。知識分子干部在共產黨里一直是行伍出身的“老干部”“教育”、“改造”和“限制使用”的對象，延安整風就是一場將前者頭腦中的“自由”、“民主”理念徹底掃蕩的運動。在19世紀中期以后中國內戰和外戰連綿不斷的情況下，“槍桿子”始終比“筆桿子”更有發言權。

雷海宗認為，中國自東漢以后便是“無兵的文化”。梁漱溟解釋說：“所謂無兵者，不是沒有兵，是指在此社會中無其確當安排之謂。”東漢以后的募兵制和世兵制將“兵民”從“四民”中分離出來，成為“四方不逞之民、失職獷悍之徒，無賴奸猾之人，游手無籍之輩，負罪亡命之人”聚集的群體，所謂“收拾一切強悍無賴游手之徒，養之以為官兵”。宋代當兵要刺字，稱“招刺”，“黥首涅手”，“使之判然不得與齊民齒”，可見兵的社會地位之低下。明代軍民分離的格局更加明朗。軍籍屬于都督府，民籍屬于戶部，謫發罪人在軍士中占相當大的比例，“名為軍士，實則工徒”。清代的八旗、綠營都是食“皇糧”的職業兵民，二者雖然地位懸殊，但都處在“四民”社會之外，在鄙視兵民的社會氣氛下，八旗兵的遭遇并不比綠營兵強多少，特別是在1796—1805年的白蓮教起義造成清朝中央軍事力量“不可逆轉地下降”之后。科舉雖有武科，但作用與文科不能比擬，其“冷暖之判，不啻天淵”。文進士、文狀元入閣拜相者大有人在，武進士、武狀元一般不過是充當皇帝的侍衛。在“以文制武”的體制下，武官不僅不能享有與同品級文官相同的職權與尊榮，還要受品級低下文員的節制。“武臣雖位至提鎮（提督、總兵，品級與總督、巡撫同——筆者注），曾不敵一州縣，文臣之踞其上承其下者，往往視之為無足輕重，武臣亦自安于委瑣鄙劣，而莫之振拔”。103

陳登原說：“太平天國一役，自為近世武人抬頭之開端”。根據陳志讓在《軍紳政權》中的說法，中國在1860—1895年是紳—軍政權，在1895—1949年軍—紳政權。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由“儒生領山農”組建的湘淮軍逐漸成為清朝軍事力量的主力，從軍行伍的士紳以軍功而爬上高位，軍人化的士紳成為“同治中興”的核心力量。“四五十年中，布衣躋節鎮，綰虎節，以殊勛為督撫提鎮司道，國有慶，拜賜恒在諸侯群牧上，生擁位號，死而受謚者凡數百人。”湘淮軍從“山農”中招募鄉勇，也打破了“四民”與“兵民”的傳統界限。清廷興辦海軍和新軍后，“知識技術型”軍官逐漸取代了湘淮軍中的“士人型”軍官。從1870年代起，出現了第一批新式兵學人才。到20世紀初，全國軍事學堂共有七八十所，1910年全國各類軍校的在校生超過7000人。此外，自1902年至1908年，清廷向日本派遣的陸軍留學生不下千人，若加上自費留學軍事者和到其他國家學軍事的學生，人數就更多了。在1905年廢除科舉制后，不考學堂而入伍當兵者“如水之就下”。“惟讀書固可致其顯貴，究不如從戎來得捷徑。如是，以無用之秀才、貢稟諸生，今日入營，不出三月，而升調之令獲矣。厚其祿而寵其身，較之于六年小學、六年中學，然后始獲得一教職員清職，自不啻萬萬倍耳。”“法律、工業、文學都不足糊口，倒是一旦成為將校，就為立身的捷徑，因此，連有數之有錢人政治家的子弟，也志愿為軍人”。104從民國初年到1949年，中央政權和大部分地方政權都掌握在黎元洪、馮國璋、段祺瑞、蔣介石、閻錫山、張學良、劉湘、李宗仁、陳誠等“知識技術型”軍官手中。

時人云：“民國成立，軍焰熏天”，“軍界一呼，政界俱倒”。為什么軍人在民國政治舞臺上能夠發揮前所未有的作用呢？袁世凱認為：“亂世以兵為先，無論何種德望、學識，一至彼時，均不足為資格，惟有兵權乃為資格。”105梁啟超也說：“今國勢杌隉，不可終日，中智以下，咸憂崩離。然歷徵我國史乘，大抵際陽九否極之運，然后有非常之才出而拯之，其樞機則在一二人而已。今后之中國其所以起其衰而措諸安者，舍瑰偉絕特之軍人莫屬也。”106亨廷頓指出，在一些后發展國家，軍事近代化的領先地位，使軍隊成為官僚體制中“最現代化和最有內聚力的典型”。軍隊在引進近代化的武器裝備、軍事制度和軍事理論的同時，不可避免地要接受近代文明的價值觀念，從而“形成了使其疏遠于現存秩序的概念，如效率、誠實和民族主義，他們干預政治，想使社會與軍隊并肩前進，他們是中產階級的先鋒隊，目標是在政治領域中先行突破”。107從某種意義上說，“知識技術型”軍官是推動中國“西化”和現代化的中堅力量。與其說是人文知識分子決定20世紀中國政治的走向，不如說是“知識技術型”軍官在這方面發揮了更大的作用。當“知識技術型”軍官主要向日本人學習現代軍事時，他們就推動中國政治實行“日本模式”；當“知識技術型”軍官在俄國人出錢出人開辦的黃埔軍校接受軍事教育時，他們就贊成“聯俄聯共”；當“知識技術型”軍官在德國軍事顧問指導下采用德國軍事裝備時，他們中的一些人就開始倒向法西斯主義。

陳志讓指出：事實證明，新式軍人在社會政治領導角色的爭奪中，較之士紳和知識分子階層更有競爭實力。“紳士們的鉤心斗角，腐敗的傳統作風，使所謂的‘行政經驗’、‘資望’、‘能力’等等理由變成了荒唐的神話。紳士們的地位很快就一落千丈。”108新式知識分子則還沒有成熟到能夠主宰社會秩序的重建。唯一能夠填補空隙并且攫取權利的一群人是新式軍人即“知識技術型”軍官。民國初年見諸報端的700多名將級軍官中，許多人年齡都在30歲以下，25歲的上校級軍官也十分普遍。軍人吃香，當兵有奔頭，社會流動的“武化”之風推動了整個社會系統的“軍事化”。109軍事組織原則和軍事用語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軍人集團在“工農商學兵”的新社會結構中處于中樞位置，致使政治系統的輸入與輸出功能受制于軍事權威和軍人社群的影響。顯然，社會軍事化會嚴重干擾乃至取代了政治民主化的進程。

“以文制武”傳統政治規則逐漸失去約束力的同時，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權威也隨之削弱。自湘淮軍取代八旗綠營成為國家主要軍事力量后，其統兵將帥兼任地方督撫，“兵餉合一”、“軍政合一”、“用人權與軍政財權合一”，威權劇增，成尾大不掉之勢。兩江總督一缺“必于湘軍宿將中選之，蓋非如此不足安其心，且恐有他變”。劉坤一督兩江“前后殆十年，竟若一日公不死，無復有可以代之者”。110到“庚子之變”時，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擁兵自重，宣布東南自保，公然與慈禧掌控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禮。晚清地方主義的發展獲得廣泛支持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出于漢人對滿族權貴專政的不滿和反抗心理，其二是地方督撫在近代化改革方面遠遠走在中央政府的前頭。

進入民國以后，地方主義惡性發展為軍閥擅權和內戰頻仍，從而失去了它曾經一度擁有的合法性。外國勢力干預是軍閥混戰的誘因。日本政府、軍部和浪人大力支持孫中山、張作霖抗衡中央政府，并用“西原借款”支撐皖系與直系的戰爭。德國為了阻止中國對德宣戰，資助孫中山運動海軍，南下廣州成立與北京政府分庭抗禮的“護法軍政府”。蘇聯更是一手操辦了廣州國民政府的成立。內戰削弱了中國抵御外來侵略的實力，破壞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的安居樂業。對于普通中國人來說，和平、統一就成為比自由、民主更為迫切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到1947年以后不少作為革命的現實對象和潛在對象的地主資本家都支持中共武力統一中國，更不用說知識分子和一般民眾了。

從世界歷史來看，統一的目標對于民主的目標很容易產生負面影響。在英國和法國，建立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先于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進程，因而前者沒有對后者產生不良的影響；在德國和日本，國家統一和建立中央集權政府是與憲政民主化同步的，出于前者的需要，兩國都建立了獨立于立憲政府的軍部，從而導致了軍國主義的惡性膨脹。在抗日戰爭結束后，由于國共兩黨都持“統一壓倒民主”的理念，造成了“槍桿子決定一切”的歷史悲劇。在一個時期里，世界大國之中只有海峽兩岸的中國還在實行“以武制文”，軍部凌駕于政府的體制。最近，臺灣當局正式實施“國防二法”，就是要徹底告別這種制度。而在大陸，對于這種體制的反思以及對于社會軍事化與政治民主化關系的探討，還遠沒有破題。

注釋:

1 《毛澤東選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277頁。 2 《毛澤東選集》（一卷本），593、596頁。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252-255、270頁。 4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460-462頁。 5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一卷，462頁。 6 轉引自安然：《論沃勒斯坦的現代化思想》，載“學術批評網”網站。 7 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173-174頁。 8 陳明明：《比較現代化·市民社會·新制度主義——關于20世紀80、90年代中國政治研究的幾個理論視角》，載“政治學文集網”網站。 9 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165頁。 10 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174-175頁。 11 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174頁。 12 弗里德引入了“原生國家”與“次生國家”的區別。在國家發展形成的地區，如果不存在任何國家形式，那么出現的國家就是原生國家或原初國家；如果該地區或毗鄰地區以前曾經存在過其他的國家形式，新出現的國家就被稱為是次生國家。參見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的構成》，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371頁。 13 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30-40；另參見孫歌：《亞洲論述與我們的兩難之境》，載北京：《讀書》，2000年第2期，52-59頁。 14 參見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162-169、180-186頁。 15 蔣廷黼：《中國近代史（外三種）》，長沙：岳麓書社，1987年版，17、28頁。 16 劉禾：《普遍性的歷史建構——〈萬國公法〉與十九世紀國際法的流通》，載《視界》，第1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7 轉引自羅志田：《清季保存國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觀念異同》，載“世紀中國”網站。 18 轉引自羅志田：《走向國學與史學的“賽先生”——五四前后中國人心目中的“科學”一例》，載北京：《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羅志田：《清季保存國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觀念異同》，載“世紀中國”網站。 20 轉引自羅志田：《從無用的“中學”到開放的“國學”：清季國粹學派關于學術與國家關系的思考》，載《中華文史論叢》，第65輯，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版。 21 轉引自羅志田：《古今與中外的時空互動∶新文化運動時期關于整理國故的思想論爭》，載北京：《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 22 轉引自羅志田：《西方學術分類與民初國學的學科定位》，載“世紀中國”網站。 23 任劍濤：《經典、經典的替代及其條件——從儒家經典與馬克思主義經典的關系切入》，載“世紀中國”網站。 24 《孫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209-210頁。 25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態與現代性問題》，載海口：《天涯》，1997年第6期。 26 王思睿：《現代化與人類文明主流——兼評汪暉的現代性批判》，載北京：《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2期。 27 轉引自郭紅云：《19世紀英、德兩國教育中的民族性之比較》，載武漢：《理工高教研究》，2002年第4期。 28 參見郭少棠：《權力與自由——德國現代化新論》，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32頁。 29 李宏圖：《西歐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研究——從啟蒙運動到拿破侖時代》，上海社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130-131頁。 30 參見薩爾沃·馬斯泰羅內：《歐洲政治思想史——從十五世紀到二十世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232-234頁；李宏圖：《西歐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研究——從啟蒙運動到拿破侖時代》，226-248頁。 31 轉引自李宏圖：《西歐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研究——從啟蒙運動到拿破侖時代》，209頁。 32 轉引自恩斯特·卡西爾：《國家的神話》，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293-296、304-305頁。 33 參見《奧托·馮·俾斯麥》，載“德國之窗”網站。 34 陳岱孫：《浪漫主義、國家主義和歷史主義》，載“中國經濟學教育科學網”網站。 35 轉引自朱庭光主編：《法西斯新論》，重慶出版社，1991年版，263頁。 36 參見楊建鄴：《愛因斯坦不原諒》，載2001年3月8日《南方周末》。 37 吳嘉勛等編：《梁啟超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89頁。 38 吳嘉勛等編：《梁啟超選集》，411頁。 39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黨派》，北京：檔案出版社，1994年版，250頁。 40 轉引自蕭公權等著：《社會主義──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0年版，125頁。 41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文集二十八，40-51、76頁。 42 梁啟超：《憲法之三大精神》，載《飲冰室合集》，文集二十九，95、100頁。 43 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I：西方國家世俗上層行為的變化》，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66頁。 44 《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352頁。 45 馮克利：《民主直通獨裁的心理機制》，載“思想的境界”網站。 46 曹衛東：《“保守主義革命”及其后果》，載“世紀中國”網站。 47 轉引自馮克利：《民主直通獨裁的心理機制》；戴維·比瑟姆：《馬克斯·韋伯與現代政治理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277頁；邁克爾·H.萊斯諾夫：《二十世紀的政治哲學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40頁。 48 劉小楓選編：《施米特與政治法學》，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版，編者前言，26-27頁。 49 轉引自顧肅：《當代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主要分歧》，載南京：《江蘇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 50 轉引自曹衛東：《“保守主義革命”及其后果》。 51 弗里德里希·沃特金斯：《西方政治傳統——現代自由主義發展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14頁。 52 轉引自朱庭光主編：《法西斯新論》，275頁。 53 薩爾沃·馬斯泰羅內：《歐洲政治思想史——從十五世紀到二十世紀》，517頁。 54 轉引自朱庭光主編：《法西斯新論》，276-277頁。 55 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序，2頁。 56 轉引自樊星：《當代民粹主義思潮的流變——〈當代思想史〉片斷》，載“學者莊園”網站。 57 同上。 58 以賽亞·伯林：《俄國思想家》，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252、263頁。 59 秦暉：《不要民粹主義，也不要精英主義》，載“問題與主義”網站。 60 秦暉：《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與當代中國“問題”》，載北京：《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5期。 61 秦暉、金雁：《論“警察民粹主義”——民粹主義新論之一》，載“世紀中國”網站。 62 參見薩爾沃·馬斯泰羅內：《歐洲民主史——從孟德斯鳩到凱爾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303-305頁。 63 薩爾沃·馬斯泰羅內：《歐洲民主史——從孟德斯鳩到凱爾森》，285-286頁。 64 馬宏：《在精英與大眾之間：五四時期拜民主義思潮評介》，載“思想的境界”網站。 65 顧昕：《從“平民主義”到“勞農專政”：——五四激進思潮中的民粹主義和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1919-1922 年）》，載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1999年第2期（總第65期）。 66 陳獨秀：《隨感錄》，載任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選》，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89-290頁。 67 毛澤東：《對〈論聯合政府〉的說明》，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75頁。 6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四卷，25-28頁。 69 于光遠：《從“新民主義社會論”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自序，3頁。 70 胡繩：《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價》，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 71 大野健一：《通向市場經濟的路徑選擇和政府的作用——90年代日本的主流發展觀》，載北京：《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9年第4期。 72 轉引自朱毓朝：《政治民主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從一個發展理論的悖論談起》，載“世紀中國”網站。 73 張蘊嶺主編：《亞洲現代化透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285、385、320頁。 74 參見尹保云：《試析韓國經濟發展中的政府與行政體制因素》，載羅榮渠等：《東亞現代化：新模式與新經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168頁。 75 參見王新生：《現代日本政治》，第五章 行政指導，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版，179-222頁。 76 張蘊嶺主編：《亞洲現代化透視》，287-289頁。 77 轉引自呂元禮：《亞洲價值觀：新加坡政治的詮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403頁。 78 劉軍寧：《儒教自由主義的趨向——東亞模式與中國大陸》，載“思想評論”網站。 79 參見張蘊嶺主編：《亞洲現代化透視》， 229、324頁。 80 轉引自呂元禮：《亞洲價值觀：新加坡政治的詮釋》，396頁。 81 參見董正華等：《透視東亞“奇跡”》，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343頁。 82 大野健一：《通向市場經濟的路徑選擇和政府的作用——90年代日本的主流發展觀》。 83 金楓：《評〈朱镕基跨世紀挑戰〉》，載《新世紀》網刊第22期（1998年4月）。 84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78頁。 85 參見王思睿等：《新威權主義與新左派的歷史根源?——評汪暉〈“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及批判〉》，載臺北：《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5期（2002年3月）。 86 康曉光：《再論“行政吸納政治”——90年代中國大陸政治發展與政治穩定研究》，載香港：《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2年8月號（總第5期）。 87 同上。 88 參見潘維：《民主迷信與中國政體改革的方向》，載海口：《天涯》，2001年第1期。 89 何家棟：《人權與族權的差異——什么是民族主義的真精神？》，載北京：《戰略與管理》，1998年第3期。 90 參見梁啟超：《憲法之三大精神》，載《飲冰室合集》，文集二十九，95-100頁。 91 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論概論》，載《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46—47頁。 92 梁啟超：《政治運動之意義及價值》，載《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15頁。 93 梁啟超：《外交與內政與》，載《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52-53頁。 94 梁啟超：《政治運動之意義及價值》，15頁。 95 梁啟超：《外交與內政與》，53頁。 96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年版，37、33頁。 97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3講；轉引自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33頁。 98 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版，374-375頁。 99 李慎之：《序：革命壓倒民主》，笑蜀編：《歷史的先聲——中共半個世紀前對人民的莊嚴承諾》，香港：博思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02年版，9-33頁。 100 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43-45頁。 101 余英時：《從傳統“士”到現代知識人——〈士與中國文化〉新版序言》，載“觀察”網站。 102 陶東風：《中心與邊緣的位移——中國知識精英結構的變遷》，載中國中央電視臺網站。 103 參見熊志勇：《從邊緣走向中心——晚清社會變遷中的軍人集團》，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導言13-14；11-17、25、32頁。 104 熊志勇：《從邊緣走向中心——晚清社會變遷中的軍人集團》，序言1、149、42、50、103、152頁。 105 熊志勇：《從邊緣走向中心——晚清社會變遷中的軍人集團》，222-225、94頁。 106 轉引自曾敏之：《解讀梁啟超一封信》，載“大公網”網站。 107 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版，185頁。 108 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北京：三聯書店，1980年版，20頁。 109 熊志勇：《從邊緣走向中心——晚清社會變遷中的軍人集團》，227-228頁。 110 轉引自熊志勇：《從邊緣走向中心——晚清社會變遷中的軍人集團》，1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