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府行政模式（medel of 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on）是政府行政理念、行政職能、行政目標和行為方式的總稱；它與一定的環境背景相適應，并隨著環境背景的變化而轉換。全球化（Gobalization）是對世紀政府公共行政面對的新環境，WTO的加入使這種新環境對中國政府公共行政的挑戰更加嚴峻。全球化和WTO的加入必將促進中國公共行政的新發展和政府行政模式的轉換。因此，如何在認識中國當前政府公共行政的問題與特征的基礎上，具體分析這種新環境對政府公共行政的挑戰與沖擊，并探尋政府行政模式轉換的途徑，成為了當代中國政治學、公共行政學應當研究的重大現實問題。

全球化是全世界共同面臨的一種發展趨勢，它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關系、社會矛盾以及解決矛盾與實現利益方式等各種因素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過程與結果，具有超越國界和意識形態的普遍性。WTO是經濟全球化趨勢發展的集中體現，也是全球化系統中的一部分。然而，這種發展趨勢在不均衡發展的條件下，對于正在邁向市場化進程中的中國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因為，一方面這種發展趨勢迫使中國必須融入到全球經濟中去，否則，中國就不會有發展，甚至會被淘汰；另一方面，當前經濟市場化的市場和全球一體化的經濟，都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與經濟。無疑地，全球化和WTO的加入成為了中國當代政府公共行政環境變遷的一個日益顯著的特征。中國政府如何采取對策。轉換行政模式才能既順應政府管理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的發展潮流，又維護本國的利益和具有中國管理的特點，這是社會發展為當代中國政治學、公共行政學進行應用研究提出的前沿性問題。

一、中國當前政府公共行政的問題與特征分析

認識和分析我國當前政府公共行政中存在的問題是轉換行政模式的基礎性工作。因此，就得由此入手來進行本項研究。在政府公共行政方面，我國長期奉行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管理體制必須對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都實行高度集中管理的指導思想，使許多本來應該通過市場與社會中介組織來管理的事務，也都通過設立政府機構來管理。把太多的社會功能加在政府肩上，大大擴充了政府的職權范圍。公共行政活動充分體現了政府干預的直接與廣泛性。管理手段的單一性、行政命令的強制性和企業主體的附屬性的總特征。實行對社會高度集中的管理與控制成為了行政活動的目標。“指令體系成為了唯一與法律等同的東西”。其結果政府權力日益強化、機構愈加臃腫龐大，導致了政府對公共物品供給的壟斷、政府過度干預的低效率、財政赤字和社會主義民主發展進程的延緩。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建國初期以來、特別是90年代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盡管我國對因國內環境變遷而帶來的一系列政府管理問題進行了多次富有成效的改革，但諸多問題仍未取得根本性的解決，政府管理難以有效地適應全球化與WTO的要求。概括起來，當前我國政府公共行政存在的問題及其特征主要表現為如下方面：

第一，就我國政府公共行政的整體理念而言，現代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服務行政（Service Administration）和法治行政（Administration of the Rule of Law）理念尚未真正轉變和形成。與建國時期的政府職能和根本任務相適應、與傳統政治學和我國獨有的“行政管理學”相適應，我國強調與信守政府作為國家的伴生物是一種凌駕于人民大眾和社會之上的力量，“國家的本質特征是和人民大眾分離的公共權力”。這種力量應當用以緩和沖突、保持“秩序”。這種觀念一直延續到現在，由此形成的政府公共行政理念是：公共行政是直接維護政治統治的工具，忽視了公共行政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的服務性作用；“行政管理”主體與被管理對象（社會公眾）之間的關系是不對等的關系，忽視了社會公眾對行政活動的參與以及社會公眾需求對政府行政行為的導向性作用；“行政管理”的功能是對社會進行管治，忽視了社會和社會公眾對“行政管理”主體及其行為的制約與監督，忽視了“行政管理”過程中公共責任機制的建設與發展；隨之而來便是忽視了行政權的制約性、行政活動領域的有限性以及行政行為的依法性。表現出整個“行政管理”日益凌駕于人民大眾和社會之上的明顯特征。

我國雖然也強調政府職能的轉變，但由于歷次政府行政改革只注重了有形的機構裁減與人員合并，而忽視了服務行政、法治行政理念的轉變與形成，終究使職能轉變難以進行或流于形式。服務行政就是要使政府公共行政從更多地強調“特殊集團”的意志到更多地強調社會公眾的意志；從公共行政活動以政府自身的規則為導向到以社會公眾的需求為依歸；從強調公共行政對直接維護政治統治的工具性作用到強調對經濟、科技文化和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以及提供公共服務的服務性作用；從強調公共行政活動對上級負責到強調對社會公眾負責，建立和發展廣泛的社會公共責任機制。服務行政謀求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時，更謀求提高服務質量和社會公眾的滿意程度，發展公共責任機制。

法治行政就是要堅持法律最高和政府權力應受法律約束。客觀上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一種法治經濟，它在我國的確立和深入發展產生了對法治的極大需求，成為了全社會推動法治建設的內在動力。然而，法治只是社會政治上層建筑中的一部分，而且與上層建筑的其它部分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當法律最高和國家公共權力應受法律約束的理念沒有形成。上層建筑的其它部分沒有隨著法治建設的進程予以調整和改革的條件下，我國傳統的“法治”觀念不能創造更大的可預測性和政治的透明度、不能降低個人受專斷的官方決定左右的變數、也不能做到加強司法和遏制權力腐敗。

因為我國傳統意義上“一切斷手法”、“一切軌于法”的“法治”是建立在國家行政權高于立法權和司法權的體制基礎之上。這種“法治”是作為國家行政機關管治社會的工具與手段而存在和起作用；它既無法形成對政府行政權力行使的限制與制約，也無法表現出它的最高權威性。在這種“法治”觀念支配下，法只是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沒有有效地被社會公眾所掌握。這突出地表現為在政府行政權力運行的實際過程中，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木究的現象普遍存在；法不能有效地為社會公眾用來維護與實現自身的合法權，更無法有效地用來制約政府權力的行使；政府對社會公眾賦予義務、剝奪權利以及對社會公眾申辯的駁回，往往缺乏必要的和充分的理由與說明。因此，越強調“法治”和依法辦事，就越導致了行政權力對市場與社會的干預和對社會公眾合法權利的侵害，就越導致了權力的商品化。

市場化和民主政治的發展使政府公共行政的法治原則成為了法律最高的同一語。“法治意味著法律的統治”。這種法治應充分符合并反映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與要求，應充分體現社會公眾的利益與意志；社會秩序應由這種法治來加以規定和維持。同時，法應為社會公眾所掌握，為他們用來捍衛與實現自己的合法權利和制約政府權力而起作用。因此，樹立當代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法治行政理念是我國行政發展的當務之急。

第二，就我國政府公共行政的具體環節而言，在行政立法方面，“法律的至高地位和至上權威尚未得到社會普遍認同的歷史條件下，立法所追求的主要是法律的工具性價值。”這種“工具性”的立法指導思想導致了我國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立法”的出現。本質上說，社會主義法是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和意志的體現，但這種本質規定性并不能證明現實中的法就是人民根本利益和意志的體現。法是由國家機關制定或認可的，行政立法者借助立法來反映和確定其自身的特定利益、甚至維護其自身的權力和壟斷地位的“經濟人”特性使其不惜抵觸憲法和法律，并呈現出主要不是從“全局利益”出發考慮問題，而是作為本部門、本地區代言人出現的立法特征。

現實中還有的地方政府和部門，把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計劃”翻版為行政法規，行政手段以行政立法的形式出現，并在公共行政改革和加強政府法制建設的旗號中用這種“計劃”式行政法規去干預市場主體的經營活動，從而造成了市場經濟的扭曲發展和一定程度的國家法制的不統一；導致了政府行政權力及其干預領域的不斷擴張。政府行政立法還通常以收費、辦證照等為內容，亂收費、亂罰款，在市場準入方面大做文章，造成了市場主體的沉重負擔。這種“計劃”式的行政法規對市場經濟的大量干預，并沒有充分體現政府行政機關維護市場主體和社會公眾基本權利的意識和觀念，甚至出現了政府行政機關以“泛化”①的行政法規任意干預市場經濟活動的不當規制和規制泛濫等問題，形成了授權對象超越授權范圍進行立法的大量事實。這是當前我國政府公共行政中應當引起高度重視的一個新動向。

在行政執行方面，總的來說，我國政府公共行政的執行問題重于立法問題，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和執法不公的現象普遍存在。一方面，行政執行過程中執法不公的問題嚴重，一些政府行政部門、政府經濟管理部門和壟斷性行業，在利益的驅動下，利用職權或行業壟斷地位助長權力進入市場和權力商品化，進而產生了以尋租（rent－seeking）為典型特征的“權錢交易”。另一方面，行政執行手段不力的問題突出、執行手段疲軟。法律在賦予政府執行權力的同時，卻沒有規定強度相應的執行手段，執行往往都是根據地方政府或各部門的要求采取措施。這就會導致不采取措施就不能有效實現行政執行權；采取措施又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甚至還容易受地方利益、部門利益和執行人員利益的驅動，濫用行政權。

在行政處罰方面，處罰的目的與手段之間不協調，以罰代刑放縱了違法者；處罰與違法行為所造成的后果不相適應，處罰軟弱無力使違法者有利可圖。同時，該得到有效規制的行政處罰權卻沒有得到規制，濫用職權的現象嚴重。沒有處罰設定權的行政機關亂設處罰、且自罰自收；①有處罰設定權的政府機關超越其職權界限增加處罰種類，改變處罰適用范圍，處罰不依程序。這已成為了社會的一大弊端。

在政府行政組織內部的相互關系方面，政府與企業、市場。社會公眾之間關系的制度還沒有建立與形成；政府行政組織內部在機構設置、層級劃分。分工協作。溝通方式、職能范圍等方面，存在著部門職能重疊、政出多門、長官意志。事權分散。扯皮推倭、相互制約、辦事效率低下的現象；有直接或間接隸屬關系的上下級行政機關之間、有授權關系的行政機關之間、一般權限部門和專門權限部門之間職權逾越或侵權的現象嚴重。

在政府人力資源管理方面，以客觀、公平、公正和能力競爭為特征的人才選拔錄用機制、績效管理與評估機制、晉升機制、獎懲機制和公共責任機制尚未形成，公共服務意識和職業道德觀念不強，缺乏公共倫理（public ethics）和健全的權、責、利機制，長官意志嚴重。由此發展到政府中的工作人員只對權力執掌者和上級主管負責人負責、下級的晉升與獎勵通過滿足上級的利益與欲望而獲得實現的地步。普通公務員由升遷無望發展到漸漸喪失開拓精神和消極頹廢，結果在政府行政組織內部缺乏了開拓進取的動力，缺乏了生機與活力。

在行政監督方面，國家權力機關和社會公眾對政府行政機關監督的機制與渠道不暢通，導致監督職能弱化；沒有把已有的各種形式的監督與追究領導責任直接聯系起來，導致監督不力，導致實踐中職務越大、地位越高，就越沒有追究責任的狀況，也導致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違法亂紀的情形時有發生。

總之，中國當前政府公共行政在很大程度上仍處于傳統公共行政階段，公共行政活動以效率和效益為導向與目標，公共行政的改革與發展也完全是作為尋求提高效率的途徑。不言而喻，效率目標和解決各種利益沖突的民主目標在實際運作上的矛盾沖突和無法達到的統一，使得公共行政在把效率作為核心價值目標來追求的同時，忽視了公共行政應當重視與承擔的社會公平、社會責任和服務質量；在強調政府與社會公眾之間關系的不對等性和公共行政直接維護政治統治的工具性作用時，忽視了政府應置于社會公眾監督之下的機制與渠道建設，也忽視了公共行政的服務性功能。因此，在全球化背景和加入了WTO的條件下，政府公共行政所存在的這些問題無疑地會使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二、全球化對政府公共行政的挑戰與沖擊

20世紀末期，“全球化”這個詞匯成為了一個用途廣泛的流行語（Catchword）而出現在社會科學、各種公共場合與學術討論中。它通常用來描繪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民族國家不能再用本國的解決方法來解決現在不斷增加的全球性社會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具有了全球性的尺度（global dimension）。這些全球性社會問題中最根本的就是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問題。概括地說，全球性問題的形成和越來越突出是全球化產生的基礎；全球化就是采取一定的方式去面對與解決全球性問題。

就具體含義而言，全球化首先是指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活動等各種因素相互連接、相互影響的動態過程。這表明的是各民族國家、政府和人民面對與解決人類生存與發展問題的方式。正如英國政治學家約翰·貝里斯（JohnBayhs）和史蒂夫·史密斯（SieveSmi山）所說“全球化就是世界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效果越來越相互連接、相互影響的過程”。步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強調全世界聯系的增強是這個過程的根本特征。伊恩·克拉克（Ian Clark）認為全球化是國際聯系的產品（the produc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全球化還指各種因素相互聯系、相互作用過程的結果。威廉（William Twining）認為全球化過程就是要在全球建立和鞏固一個統一的世界經濟（a unified world economy）、社會生態體系（a single ecological system）和一個復雜的通信網絡（a complex network of communication）。弗共克J．利科納（Frank J．Lechner）和約翰·博利（John BOli）認為，全球化正在使這個世界變成一個單一的地方，在那里，不同機構、組織的功能成為了一個系統中的一部分；距離遠近不同的人們共同生活在一個星球上；不斷增加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把許多國家帶入了全球性的資本市場體系。全球化就是連續不斷地把世界社會的各種因素都集中在一起的過程。

正是各種因素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全球化過程形成了一種面對和解決全球性社會問題的新關系。這種新關系要減少民族國家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生存與發展問題的左右變數，使本土性在全球化的邏輯框架內運行。在這個意義上，全球化過程無疑地意味著民族國家都要根據這種新關系進行改革，使本國公共行政的理念、政府職能和運作方式適應全球化所形成的新關系。然而，當今世界各民族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并不是處于同一水平線。在不均衡發展的條件下，這種新關系的形成過程必定會表現出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的沖突。同時，在超越國家為中心來思考和處理問題的思維范式以及強有力的國際協調機制尚未形成的條件下，還會出現各國為了謀求自我利益而在經濟利益和權力平衡關系方面進行爭奪而發生沖突，這表現為經濟大國以其本國的制度體系與價值體系為標準去演化弱小國家。所以，在全球化過程中，如何趨利避害、做出改革與選擇將是各民族國家的根本任務，轉換行政模式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

全球化對政府公共行政的挑戰與沖擊主要是由于已有的行政模式對全球化趨勢的不適應性所引起的。全球化對政府公共行政的挑戰與沖擊主要表現為：

（一）全球化使政府公共行政的功能國際化。全球化作為21世紀影響人類社會發展最深遠的現象之一，帶來了公共行政的巨大變化。隨著全球化的發展，WTO組織中的各種事務也變得日益復雜。對發達國家來說，已經很難準確地區分各種利益與各種關系；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各種利益和管理能力的差異，使問題變得越來越大。一方面，資金、信息、技術和人口等各種資源都可以跨國界地自由流動，使國與國之間的政策相互影響；另一方面，像世貿、歐盟等跨國性組織對其成員國的事務也產生了更加重要影響，不僅可以透過資源的跨國性調配來獲得最大效益，而且還可以直接影響成員國的政策。因此，全球化和WTO組織所具有的超越國界和意識形態的普遍性，在相當程度上對各國政府公共行政的主權（Sovereignty）界限產生了挑戰與沖擊，形成并代之以有效的國際合作機制，從而極大地推動了公共行政功能和政府管理的國際化。

全球化對公共行政功能和政府管理國際化的推動，具體表現為：1．促使共同政策與行為方式的形成。全球化促使各國在環境保護、全球性公共安全、人權、技術開發與保護等全球性問題上形成了一系列的共同政策和國際慣例。這些政策和慣例已滲透到國際政治、經濟、軍事、科技、貿易、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對人類的思維方式、發展模式、生活與消費方式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各國不得不根據本國的情況和國家政策的需要進行相應的調整、設立相應的具有協調功能的國際管理機構與制度，以適應公共行政功能國際化和政府管理國際化的需要、實施國際性的政策協調與合作。行為方式的趨同促使了電子商務（E-commerce）、電子事務（E－business）、電子政務（E－government）和政府在線服務（government services online）的大量運用。2．促使和加強國際技術的合作。科學技術和WTO等國際組織的發展加速了資本的全球流動，形成了新的國際分工。計算機網絡技術、信息技術的運用不僅為政府管理國際化和在線服務提供了技術保證，促進了信息交流的速度與精確度；而且技術本身的高附加值日漸成為財富的主要來源而構成了促使各國合作的內在動力。3．加速世界經濟一體化（Integration）的進程。市場化的發展使市場經濟體制在世界范圍內得以普及、使大公司的跨國經營成為可能，并逐漸形成了一體化的資本市場、世界性的金融體系和國際貿易網絡。世界一體化的市場機制也推動了各國政府公共行政功能與國際社會接軌。

（二）全球化使政府公共行政向服務行政的方向發展。隨著公共行政功能和政府管理國際化的加強，促使了公共行政所隱含的政府公共部門的基本運行方式、政府公共部門與市場和社會公眾之間關系基本定位的變化。政府公共部門與社會公眾之間的關系由治理者與被治理者之間的關系變為了公共服務的提供者與消費者、顧客之間的關系。社會公眾成為了政府服務的對象，是公共服務的消費者和顧客。這不僅使顧客、消費者、社會公眾與他們作為社會的主人、所有者具有了同一的意義，而且，“權力是對公共服務供給的直接控制”，使根據社會公眾的需要提供公共服務成為了政府公共行政的應有之義。這種變化對我國來說甚至將是革命性的變化。

公共服務職能使政府成為了公共服務供給者的角色（role as a Public service Provide），而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機構和與社會相脫離的“力量”。這樣，政府公共部門不僅需要重新界定職能和實現其部分職能的市場化；即使對于那些必須由政府承擔的職能和負責提供的公共服務，政府也必須強調社會公眾至上，以效率、服務質量、公共責任和社會公眾的滿意程度為公共行政績效的評價指標，以較低的成本來提供最有效的服務。政府公共行政不再是管治行政（Governance Administration，而是服務行政（Service Administration）。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普遍開展的“新公共管理運動”（New Public Management Movement）就是政府公共行政向服務行政發展的典型實例。這場改革運動在內容上強調政府行政活動必須改變公共服務網絡結構（structure of public service networks）、建造高績效體系（high－performance systems）、關注顧客服務（Customers Service ）使政府在線服務的發展像電子商務一樣不可阻擋，并越來越多地向發展中國家蔓延開來。在其所產生的影響上，它成了一股全球性的強大力量，改變了英、美等許多西方國家的政府行政架構、管理理念和服務范式。1993年9月克林頓簽署的段立顧客服務標準）（Setting Customer Service Standards）第12862號行政命令（ExecutiveOrder），責令聯邦政府部門制定顧客服務標準。這個行政命令有6條是要求政府部門為顧客提供選擇公共服務的資源和選擇服務供給的手段，其目的就是要使政府為美國人民提供能夠得到的最高質量的服務。這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公共行政的改革與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三）全球化使政府公共行政在同一時期的性質趨向共同、目標趨向多元。全球化使政府公共行政在同一時期的性質趨向共同（tend to common）、目標趨向多元（pluralism）。一方面，國家的存在決定了人類社會所有的公共行政活動都具有執行國家意志、緩和沖突、維護國家政治統治秩序的性質，從而在行為方式上也都表現出職能、程序、要素與過程。這是表明政治與行政不可分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就有學者對“政治——行政二分法”（the politics－administration dichotomy）的觀點進行了批評。另一方面，由于各個國家具體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社會意識形態的不同，各個國家一定時期、一定歷史條件下社會所面臨和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的不同，又使各個國家公共行政活動的性質在同一個時期呈現出差異。然而，全球化所具有的超越國界和意識形態的普遍性正在逐漸縮小這種差異，使各民族國家公共行政活動的性質在同一時期趨于共同：增進、維護與實現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務與公共產品；即使是執行國家意志。維護國家政治統治秩序的行政活動也開始逐漸“軟化”（softening）。政治統治巧妙地涉入到社會公眾的普通生活，從“搖籃到墳墓”都被納入到國家、政府的制度安排之中。政府行使公共權力以維持基本的社會秩序、保障社會的公平與公正和實現公共利益。

與此相反，在同一時期內政府公共行政的目標卻趨向多元化。服務對象的多元性和服務范圍的廣泛性決定了政府公共行政目標的多元性。全球化條件下的服務行政不僅要以社會公眾的需要為其行為導向、照顧與采納社會各方面的利益與意見。為此，各國政府都走向在線服務、構筑數字化政府。而且，社會公眾對公共行政活動所供給的政策、規則、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評價也是按照他們的意志和利益標準來進行。如果公共行政活動不能與社會公眾的要求保持必要的一致，就會導致社會公眾對政府公共部門的不信任。正是基于這種發展趨勢，成本與效率觀念、績效管理、顧客至上、在政府公共部門與管理中引進競爭與市場機制等措施與方法為當今世界各國普遍采用。公共行政的目標也由單一地追求行政效率發展到全方位追求社會公平、提高效率和服務質量、加強公共責任和提高社會公眾的滿足度。

三、轉換政府公共行政模式已適應全球化的發展要求

政府行政模式是政府行政理念、行政職能、行政目標和行為方式的總稱。全球化的發展為各民族國家改革公共行政、轉換政府行政模式提供了新的動力與誘因，構成了改革與轉換行政模式的強大背景。只有這樣，才能融入世界發展的潮流。就中國而言，根據當前政府公共行政中存在的問題以及全球化的挑戰，改革公共行政和轉換政府行政模式應具體；做到：

第一，轉換政府公共行政的管理理念。全球化所要求的政府管理理念包括社會導向（Community-Driven）、任務導向（Mission－Drive）、結果導向（Results－Oriental）、顧客導向（Customer-Driven）和市場導向（Market－Oriented）。這些“導向”是要將顧客的需求作為政府公共部門存在、發展的前提和政府改革、組織設計方案應遵循的目標，體現的是服務型管理。

這種管理理念下的公共行政改革包括：一是改革我國的政府機構。裁減不必要的機構，合并功能重疊的機構；對于那些本質上不屬于政府功能的社區性、社團性活動轉移給社會上的個人、團體和社會中介組織；加強與發展協調性機構。通過機構的分化與組合，改變我國政府機構高高在上的官僚機構性質而成為公共服務的供給者；實現各級政府之間、各政府機構之間的合理分工與適度分權。二是建立健全政府公共部門之間、政府公共部門與社會公眾之間信息交流的機制與渠道，建立和完善政府管理信息系統（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of Government）。運用信息技術使我國行政組織的金字塔結構改變成扁平式、無中心式的網絡結構。信息技術的使用將使政府公共部門的各種行為更為透明。三是建立和發展公共責任機制，強調政府公共行政對社會公眾負責、對結果負責和對績效負責。事實上，只要政府對社會公眾負責，社會公眾也就會義無返顧地去履行他們的基本義務。政府責任是公共責任機制的重要部分。建設責任政府是建立和發展公共責任機制、遏制政府腐敗不可缺少的。我國的情況也不例外。

第二，重新界定政府職能。在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政府公共行政面對的全球性問題、公共事務與社會公眾都具有廣泛性、多變性和復雜性的特征，這使得越來越多的問題成為了公共行政的對象；國際聯系的進一步加強使超越國界和主權的國際合作成為必要。這勢必導致政府職能的泛化，使政府公共行政干預與涉獵的范圍擴大。因為只有通過政府公共行政行為，才有可能制定出長期的、綜合性的實施計劃，確保政策的持續性和有效性。現實中許多國際經濟的談判與合作也都是以政府間的談判與合作表現出來的。經濟全球化過程也是國際經濟政治化的過程，全球性問題只有通過政治機構之間的合作才能解決。這都會使得政府公共行政活動超越國界而廣泛參與國家間、政府間的聯系與合作。

另一方面，全球化發展的結果使提供公共服務成為了政府最重要、最廣泛的職能和最根本的任務，政府的職責主要表現為確定公共服務供給的質量和價格標準，保證供給者無法利用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會謀取不正當的利益、保障社會公平。同時，面對全球性問題，單獨國內行動和決策所能解決的政策問題減少，通過政府間集體決策和政策協調來解決的政策問題增多。這又勢必導致政府職能的弱化。有人正是據此提出了全球化削弱了國家主權的觀點。

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國重新界定政府職能就應包括泛化和弱化這兩個不可或缺的方面；不能只突出一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現階段我國政府職能泛化的領域重點是加強國際經濟、技術的合作與聯系，保護和捍衛我國公民、企業在他國的合法權利，以及提供公共服務等方面。我國政府職能的弱化主要應采取：取消阻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發展的那些政府權力；把本來屬于企業的生產經營管理權毫無保留地還給企業；對各級政府進行合理分權，把過分集中于上級政府的權力下放給下級政府；發揮社會中介組織和社會團體的作用；建立和強化政府宏觀調控的權力。管理監督國有資產的權力和社會公共服務的權力。

第三，轉換服務范式，構筑數字化政府。全球化意味著全球信息溝通網絡的形成與世界聯系的加強，這導致了公共行政對信息技術（IT）的戰略使用和運用信息技術來實現公共行政的目標。我國在信息化發展方面還很滯后。因此，在實現政府管理模式由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的過程中，應當把模式轉換與運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有機的結合起來；方便社會公眾和有利于傳遞公共服務的指導思想應當運用信息技術的手段和方式表現出來。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構筑數字化政府、走向在線服務，包括運用信息與通訊技術、特別是因特網技術來管理公共事務和傳遞公共服務；擴大信息技術在政府公共行政中的應用與服務，把工業時代形成的集中管理、分層結構的“大政府”通過因特網信息技術再造為新型的組織形式與管理體系。

數字化政府（digital government）是數字時代信息技術和政府服務范式的革命，其核心是政府通過網絡去處理屬于其管轄范圍內的公共事務和傳遞公共服務。社會公眾通過因特網能迅速了解政府機構的組成、職能、辦事規程、各項政策法規和政府服務項目等信息，在網上表達自己的意志和提出對公共服務的要求、實現權利和履行義務；同時，政府通過因特網公布服務信息。直接獲得社會公眾對服務種類與服務質量的要求與反饋信息。管理公共事務和傳遞公共服務。這有利于社會公眾更完全地了解政府和政府更完全地了解社會公眾、有利于提高政府收集與處理信息的能力和辦事效率。有利于政務公開與透明。

第四，綜合運用先進的管理方法。為了適應全球化發展要求，我國政府管理應由過去單一的方式管理到綜合運用政治的、法律的、經濟的和管理的手段與方法。主要包括編制戰略計劃和進行戰略管理、加強領導與管理、推進政府公共部門發展、傾聽顧客聲音、提高服務質量、在線服務、項目評估。這對于我國協調市場與政府的角色，平衡效率與公平。責任、民主等互有沖突的價值，建設與國際慣例接軌的管理體制都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