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關于近年來的“過勞死”問題相關資料

據悉，從上海市第六糧油公司營業員唐英才猝死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復旦大學黨委副書記鐘家棟、著名數學家張廣厚、音樂家施光南，到2004年愛立信、麥當勞的兩位高層接連猝死，一時間關于工作壓力、關于office里不斷發生著的“過勞死”、由于勞動組織不合理所導致的工傷事故及勞動爭議中潛在的過勞起因意識一下成了一個熱門話題。

所謂“過勞死”即由于長時間過度勞累而造成的突然死亡。具體地說，在超越生理性的勞動過程中，用人單位強令勞動者超出正常工作時間、工作勞動強度，或者勞動者由于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而不得不加班、加點的工作，導致勞動者正常的勞動規律及生活規律遭到破壞，使得勞動者不能得到必要的休息而影響健康最終死亡的情形。

“過勞死”的共同特點是由于工作時間過長，勞動強度加重，以至于精疲力竭，突然引發身體潛藏的疾病急速惡化，救治不及而喪命。

根據資料顯示，截止二OO五年，“過勞死”現象起源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經濟繁榮時期，在我國，隨著工作、生活節奏的日益加快，近年來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據一個專項調查結果表明，肩負重任的知識分子平均壽命僅為58歲，低于全國平均壽命10歲左右。一份跟蹤了近l0年的“知識分子健康調查”反映，北京知識分子平均壽命從l0年前的58歲-59歲降至調查時期的53歲-54歲，比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北京市平均壽命75.85歲低了近20歲。而在上海地區，1994年調查的科技人員平均死亡年齡為67歲，較全市職業人群的平均壽命短3.26歲，其中15.6%發生在35歲-54歲早逝年齡段。近5年，在中國科學院各部門和北京大學去世的134位專家、教授，平均年齡僅為53.3歲。

據美國一項調查，在30歲-50歲的英年早逝者中，95.7%的人是死于過度疲勞或由于過度疲勞引起的致命疾病，關于“過勞死”產生的原因十分復雜，其中既有社會原因，也有傳統文化、心理背景原因，由病例研究發現，工時太長者、輪班工作者，或者工作時間不規律者，是3個發生“過勞死”的高危險群。

二、形成上述情況的原因

第一是以前中國勞動力市場仍是買方為主的市場，勞動者為求謀生，甚至以自身的生命健康為代價接受用人單位苛刻條件。相信人們所看得見的“唐英才”只有一個或幾個，而潛在的“唐英才”又不知有多少（以私營企業、外資企業中的勞動者居多）。

第二是由于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已成立了合同上的法律關系，當時的法律又不具備新的勞動合同法這樣的對勞工的保護力，猶如被捆縛了手腳，雖然身心難以承受，卻因合同生效，如選擇辭職，將會負擔一筆數額不小的違約金；如選擇訴訟，又恐合同貫徹的自愿原則將對己不利，結果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三、新勞動合同法的明顯保護

新勞動合同法明顯強化了對中國勞工的保護。最明顯的就是工作時間的保護和對違法企業違法成本的巨大提升。事實上，新勞動合同法對一直規矩的企業來說，成本提高不超過10%，而這同時是勞動者生活成本隨著物價上漲將近8%。那些跑掉的企業，不知道怎么想的。或者這些跑掉的企業站在韓國的城門樓上，說筆者站著說話不腰痛，掏錢他們掏。這種思想的背后，是長期的“中國勞動成本低”，“中國窮”等根深蒂固的思想在起作用。

“中國勞動成本低”，“中國窮”的背后潛臺詞是：不需要什么完善的福利和保險，給口飯吃就OK了。中國人多的是，窮所以導致大家只能求有口飯吃，因此等等的邏輯。如此的情況下，什么勞動保護，什么工作時間，什么吃好和工作開心等，都談的有點早。

重點是工作時間在法律上的硬性保護。

四、新勞動合同法和中國勞工壽命之間的紐帶：工作時間制

工作時間是自從有了資本主義制度以來就開始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研究和剩余價值研究中提出，資本家象狼一樣貪婪地獲取剩余勞動價值，方法之一就是瘋狂地延長勞動時間。這種延長有時突破了社會道德的限制，也突破了國家法律的限制，甚至為了巨大利潤而敢于鋌而走險，背后向中國法律和中國政府放黑槍。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中關于“工作日”的研究中一針見血地指出：資本并沒有發明剩余勞動。發明剩余勞動的是生產資料的占有者，這些人在奴隸社會是奴隸主，在封建社會是領主和地主，在資本主義社會就是資本家（參考：沈宗南、張京宏《新勞動合同法若干問題研究》，上海世新，2007）。延長勞動時間，簡潔有力。

之所以如此，那是因為資本所有者并不對勞動者的壽命負責。在中國當代情況下，一個勞動者在一個企業工作的時間一般就一兩年或兩三年，在這有限的時間里，當然是每日最大限度地使用為目的，沒有那一個資本所有者會白白養一個人，資本不是福利院。資本來到人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體現的是人對人的奪取中最殘酷和最兇惡的一方面，并且在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下和勞資雙方強弱不對稱的情況下能合法實施。

在許多原始積累的資本所有者那里，中國勞工只要有飯吃，掙錢能活下去就可以了。給勞工飯吃，和給汽車加油、給鍋爐加煤沒有區別，至于工作時間，勞工不敢講，誰講PK誰，基本就這么個意思。對一個幾乎喪失了內心自信的近代中國來說，這是正常的。

所以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飛速富裕的官員階層，演藝明星層，私有企業主階層急劇膨脹，中國社會的整體進步也舉世矚目，全民族成員均不同程度得到了發展，但是中國的基尼系數也是世界最高的之一。（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是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測定收入分配差異程度，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其經濟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數最大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個單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則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平均，即人與人之間收入完全平等，沒有任何差異。但這兩種情況只是在理論上的絕對化形式，在實際生活中一般不會出現。因此，基尼系數的實際數值只能介于0～1之間。目前，國際上用來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標很多。基尼系數由于給出了反映居民之間貧富差異程度的數量界線，可以較客觀、直觀地反映和監測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預報、預警和防止居民之間出現貧富兩極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同和普遍采用。按照聯合國有關組織規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經濟學家們通常用基尼指數來表現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財富分配狀況。這個指數在零和一之間，數值越低，表明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越均勻；反之亦然。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一般發達國家的基尼指數在0.24到0.36之間，美國偏高，為0.4。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基尼系數都超出0.4。）

現在，新勞動法強行保護勞動者的勞動時間，當然直接限制了資本所有者對剩余勞動和勞動時間的奪取。而勞動時間的限制，則是直接延長了中國勞工的壽命，保護了其健康。

五、歷史上勞工和資本所有者之間的關于工作時間的斗爭

這種斗爭很殘酷。限制勞動時間，就相當于對資本所有者說，喂，你少合法地無成本地掙點錢吧。因為說過了，資本所有者并不對勞工的壽命負責。

最早斗爭開始于1833-1864年之間，在英國工廠立法方面。當時恩格斯還有個紡織廠。當然，這種斗爭為的是爭取一天只工作十二小時。結果是雙方幾個回合，就那么著了，十二小時工作制在英國就基本成了。在法國則更殘酷，法國是社會發生了二月革命才催生了法國的十二小時工作制（參考：沈宗南、張京宏《新勞動合同法若干問題研究》，上海世新，2007）。

美國則是在南北戰爭中發生的，黑人問題，勞動時間問題，等等，都集中爆發。美國南北戰爭的第一個成果，就是爭取到了工人一天八小時的工作時間制。

其實中國在舊勞動法中也有工作時間的硬性規定，只是難以執行。為什么呢？因為企業有用人自主權，特別是私有企業和外資企業，老板一句話，勞工隨時要走人。人都走了，一切的爭取不都是扯談嗎。

六、結束語

新的勞動合同法實施了兩個多月，勞動仲裁案件上升明顯。加上現在物價上漲，農產品價格上漲，必然導致部分來自農村的青壯年勞動力向農村回流，城市化進程中的城鄉差別將進行新的調整。這種情況下，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發生變化導致的企業找人不好找的情況出現的情況下，加上新勞動法的保護力度，相信在全社會包括資本所有者在內的共同協調，工作時間將會逐步符合法律規定。工作時間的限制和休息時間的延長，必然導致勞工健康情況的好轉，能緩解就醫難問題；同時也能導致勞工和整個民族平均壽命的延長，能明顯提高民族品質和素質。這是好事情，當然這中間需要克制的就是資本所有者，如果不克制，基尼系數不斷擴大，社會階層差距擴大，貧富懸殊繼續擴大，弄不好會導致社會穩定基礎發生動搖，最終所有既得利益都要受到損失。利弊權衡，有見識者自有結論。

以上幾個方面，是筆者觀點，不當之處，敬請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