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東京公共娛樂空間形態分析
未知
具有社會意義的休閑娛樂活動是在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程度之后產生的,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現代城市居民獲得了更多的閑暇時間,這必然導致了休閑娛樂活動的增加和對更多休閑娛樂空間的需求。正如某些社會學家所說,我國城市已經進入了休閑社會的時代,從某種意義上說,休閑不僅成為評價一個國家生產力水平高低的標準之一,并且也是都市人一種嶄新的生活方式、生活態度,是與每個人的生存質量息息相關的。因此如何滿足城市居民休閑娛樂需要和創設更多的休閑娛樂空間是城市規劃和建設必須面對的問題。 其實,在我國北宋時期,由于封閉坊市制度的解體,商品經濟的繁榮,北宋東京市民階層的休閑娛樂需求高漲,城市公共娛樂活動豐富多樣,公共娛樂空間發展也曾達到過相當輝煌的水平,在我國城市發展歷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所以,通過對北宋東京娛樂空間形態的考察,揭示其存在形態和地域結構,為現代城市公共休閑空間的構筑提供參考。
一、豐富多彩的娛樂活動
東京居民,無論男女、老幼,廣泛參與休閑活動的熱情和積極性、娛樂活動內容和方式的豐富多彩都是前代所沒有的。娛樂活動內容大致有百姓喜聞樂見的舞樂百戲;反映市民世俗生活的小唱、嘌唱、諸宮調、叫果子等曲藝形式;生動活潑、表現內容豐富的傀儡戲和影戲;絢麗多姿、雅俗共賞的各類舞蹈;以文娛為主如蹴鞠與擊鞠、捶丸、圍棋與象棋、相撲、水戲、馬技、武術、投壺、上竿、雜手伎、踏索、踢弄等項目繁多的體育活動[1](P5)。 東京娛樂活動不僅存在于居民日常生活之中,更突出的表現在名目繁多的全民性節日里。據載東京有各類節日70多個,“正月十五元宵,大內前自歲前冬至后,開封府絞縛山棚,立木正對宣德樓,游人已集御街兩廊下。奇能異術,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余里,擊丸,蹴鞠,踏索,上竿……萬姓皆在露臺下觀看,樂人時引萬姓山呼”[2](P59—60)。宣德樓門前御街,在節日里已然成為一個市民歡騰的大型廣場,居民心靈上的溝通與感情上的聯結,使節日充溢著歡樂,全民性的節日也因此更加充滿活力。夢元老在《東京夢華錄序》中生動地描述道:“……輦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弦于茶坊酒肆。……花光滿路,和限春游;蕭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奢侈則長人精神。”[2] 由此可見,北宋東京的娛樂活動已成為市民生活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娛樂空間要素特征及其分布
(一)娛樂空間要素的分類 娛樂空間是娛樂活動的物質載體,是活動展開的場所。這里的休閑娛樂活動是指具有全體市民意義的活動,娛樂空間是指能夠為大多數人享用的“公共娛樂空間”。根據使用對象的大眾性、使用目的兼顧娛樂性這一標準,東京娛樂空間要素包括定時向市民開放的部分皇家禁苑和私家園林,以及酒樓茶肆、寺院道觀、勾欄瓦子、街巷、橋頭、堤岸等。根據設置空間的目的對娛樂空間要素分類:提供空間的目的和在其間進行活動的目的均指向休閑娛樂,這樣的空間稱為專設空間,如園林、瓦子勾欄等;并非以休閑為目的,是為了交易、祭祀和通行等,在發揮商業、宗教、交通功能的同時,也具有休閑娛樂功能,客體在其間進行活動帶有休閑娛樂的意味,這樣的空間稱為非專設空間,如酒樓茶肆、寺院道觀、街巷、橋頭、堤岸等。根據娛樂空間要素的存在狀態還可以分為點狀要素、線狀要素和面狀要素。把某一具體空間要素的個體如園林、酒店、茶坊、瓦子看成是點狀的,稱為點狀要素;承載著居民日常休憩、體育鍛煉等各種活動和節日里全民性集體娛樂活動的街巷等條帶狀空間,稱為線狀要素,如朱雀大街、馬行街、潘樓街等;面狀要素是指某種空間要素的個體在城市中的規模足夠大如皇家園林。 (二)娛樂空間要素的特征及分布 根據《東京夢華錄》、《楓窗小牘》卷下、《汴京遺跡志》卷8、《宋東京考》、《宋史·地理志》、《玉海》卷171、《東京志略》等歷史文獻,以及對散見于宋人文集、筆記中的記載相互參照,稽考出有具體分布地點的園林47處、寺廟道觀106處、酒樓(正店)41處、瓦子勾欄6處,這些均是東京居民休閑娛樂的公共活動場所,它們雖不是東京公共娛樂空間的全部,但已具有了充分的代表性。為了更具體直觀地分析娛樂空間要素的特征及分布,把考證的結果標注在地圖上(見圖1),并列表表述之(見表1)。 附圖
圖1東京娛樂空間地域分布及結構示意圖 表1公共娛樂空間要素特征及其分布 空間要素 要素類型 承載活動內容與表現特征分布 公共園林 專設空間(點 東京沒有專門的公共園林,但皇家苑囿和私都城內外均有分布,但以都城外城和西 狀或面狀要家園林中有一部分向民眾開放.節日慶典、 郊、南郊、東郊城關處及交通要道旁較為 素) 賞園踏青、體育活動、百戲表演等,大型游園 集中,如金明池、瓊林苑等. 活動如“金明池上池”. 寺廟道觀 非專設空間休閑娛樂活動伴隨著宗教活動、節日活動展城內多分布在居民區,表現為不均勻、隨 (點狀或面狀 開;廟會時伴隨商業交易而展開;專門為休機性分布的特點.寺觀很大一部分是舍 要素) 閑而展開如節日及日常既有文人雅士的吟 宅為寺,或根據某種祥瑞之說建立寺觀. 詩做對,也有普通百姓的市井世俗雜劇觀 更多的寺觀是基于某一地段地勢特殊、 演.東京寺觀中最典型的代表是大相國寺. 環境優美而建立的,這在城外表現得特 別明顯. 瓦子勾欄 專設空間(點 獨立于酒樓妓院之外固定性的、面向一般民東京瓦子有6處,規模最大的桑家瓦子 狀或面狀要眾的、商品化的、大眾型休閑娛樂場所.表 分布在都城最繁華的中心區,其他5處 素) 演有說唱曲藝、舞樂百戲等,并伴有百貨交瓦子分布在里城城關外交通要道旁.文 易,規模大、娛樂時間長.各類京瓦伎藝名 化娛樂中心的分布受到政治、經濟的影 角云集.不避風雨寒暑,白晝通夜,日日如 響,表現出與經濟政治中心的依賴互動 是. 關系. 酒樓 非專設空間酒店在都城各行業中以數量多、規模大、利正店一般位于熱鬧街坊橋市或重要街巷 (點狀要素)潤厚而獨領風騷.裝飾豪華,服務周到,兼 的道旁或城門門關處.而腳店一般分布 有各種歌舞表演、文人雅戲設置,娛樂性增在正店所輻射的街市和住宅區中.總體 強,有的還有百貨交易.酒店有正店和腳店 上東京酒樓以宮城為核心,相對集中分 之分,東京正店72戶,腳店不下萬戶[3](P283).布在里城東南部和西部,與都城的人口 正店與腳店相互補充,形成了合理的層次結密度中心和繁華商業中心一致,符合級 構. 差地租規律. 茶坊 非專設空間東京茶坊數量多、分布區域廣、經營方式靈大規模的茶坊與酒樓相組合而分布,小 (點狀)活、管理先進,除休閑娛樂、居民社交外,商 的茶肆遍布全城,方便市民的休閑與社 業氛圍也更濃,成為上至貴族士大夫階層,交活動.如“馬行北去……處處擁門,各 下至平民百姓共同活動的娛樂空間場所. 有茶房酒店,勾肆飲食”[2](卷3“馬行街鋪席”). 街巷、橋頭、 非專設空間商業活動、交通功能、節日狂歡、日常娛樂休 重要街巷的端頭或交接處、橋頭甚至整 大內前廣場(點狀、線狀 閑,流動藝人臨時性“作場”地點,居民日常 條街道.如朱雀大街、宣德門前廣場、州 或面狀) 娛樂、納涼、聊天、交際、聽書甚至體育活動 橋、龍津橋、相國寺門前等.通過娛樂休 的場所,成為城市人溫馨的生活空間. 閑活動把城市的各個組成部分和城市中 的人黏合成一個整體.
(一)娛樂空間的表現形態 1.娛樂空間的擴展。與唐代及其以前的都城相比,東京公共娛樂空間極大地擴展了,這種擴展首先表現在休閑空間要素種類的增多上,除了前代已有的酒肆茶坊、寺院道觀、公共園林外,還開設了城市居民自己的文化藝術娛樂天地——瓦子勾欄專設娛樂空間,它的出現表明東京公共娛樂文化發展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其次還表現在空間要素的結構性增長上,東京酒樓茶坊,不僅數量增多,遍布全城,而且有正店、腳店之分,相互之間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形成了合理的層次結構,滿足不同階層顧客的需要,并且服務項目增多,營業時間延長,休閑娛樂功能大為增強。再如皇家苑囿、官私園林,這些在過去專為皇家權貴士大夫階層享用的娛樂空間,也在一定時段內對居民開放,逐漸具有了公共園林的性質。再次還表現在居民休閑娛樂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極大延展上,既有節日的狂歡,也有日常瓦子勾欄里的不避風雨寒暑、酒樓茶坊的通宵達旦。因此東京休閑主體的社會化程度、娛樂空間的公共化程度進一步提高,反映了宋代城市居民生活的進步與生活觀念上的進一步開放。 2.娛樂空間與商業空間的整合。東京的公共娛樂空間,大多從產生起就與商業有著直接聯系,并且即使某些元素本身的商業化特質相對弱一些,但在為大眾群體所使用的特定狀況下,與商業也不可避免地要發生關系。比如園林,在某些特定時間為居民所使用時,往往也伴隨著商業活動的發生。瓦子勾欄常常集演藝與集市為一體。寺院兼顧商業運作,經營邸店和開辦廟會,既是娛樂空間又是商業空間,兩者并行不悖[4](P79—83)。東京娛樂空間逐漸集體育、藝術、娛樂、消閑為一身,向內容多樣化、功能多元化方向發展。甚至在東京城還產生了由于某種休閑娛樂空間具有較強的整合功能和強磁引力,帶動周邊地區隨之發達起來,形成具有復合性功能的中心區域。如東京城內鱗次櫛比的酒樓茶坊,布局在主要的街道和商業繁華的區域,而這些區域也往往以酒樓茶肆為中心形成繁華的街市;里城城關外既是流動人口集聚處,又是交通節點,形成了以瓦子為中心的綜合性商業娛樂業功能區;此外還有以大型寺廟為中心形成的復合功能區。
(二)娛樂空間地域結構 在娛樂空間要素地理分布研究的基礎上,根據娛樂空間要素積聚程度的高低、承載娛樂活動人口數量的多少、娛樂空間規模的大小、娛樂空間核心要素對周圍空間整合能力的強弱等指標來考察,把東京娛樂空間分為1個中心區和8個次中心區,見表2。 表2東京休閑娛樂中心區分布、結構一覽表 類別位置 娛樂空間核心要素 其他輔助要素 中心休閑娛樂區 里城潘樓街周圍桑家瓦子、中瓦和次里瓦;潘樓、楊樓、豐樂樓、任店等 都城政治、經濟中心 酒店和北山子茶房等 州西休閑娛樂次中心區大梁門處 州西瓦子、班樓酒店、宜城樓酒店 使館、藥鋪、金銀鋪 新門休閑娛樂次中心 新門處新門瓦子、殺豬巷妓館、茶房、東西教坊、會仙正店 食品店 保康門休閑娛樂次中心保康門處 保康門瓦子、妓館、李慶家酒樓等 水運碼頭區,批發行 市、邸店、食店 舊曹門休閑娛樂次中心舊曹門處 從行里角茶房、朱家橋瓦子、蠻王家、看牛樓酒店、磚筒 藥鋪等行市相連,夜市 李家、鐵屑樓酒店、中山正店、乳酪張家正店、妓館等 繁鬧 舊封丘休閑娛樂次中心舊封丘門處八仙樓、時樓、舊封丘門外州北瓦子,茶坊酒店、勾肆 藥鋪、行市和夜市 飲食 相國寺休閑娛樂次中心州橋東長慶樓、萬姓交易市場,茶店、妓館、熙熙樓客店、高陽 行市、書市、綜合性批 正店(酒樓)等 發市場 新鄭門——萬勝門休閑外城城關處金明池、瓊林苑、酒樓、妓館亭榭、畫舫、私家園林、崔 魚市、官河東、陜西五 娛樂次中心區 府君廟、寺院、妓館等 路之別館 陳州——東水門休閑娛外城城關及沿 門外“館園尤多”,距東水門東南七里的汴河虹橋上著 商旅,大宗交易,流動 樂次中心汴河外至虹橋 名的橋市、酒樓 人口匯聚,都人清明出 城踏青 東京高級綜合性娛樂中心分布在都城中心區域,毗鄰宮城,由幾類娛樂空間要素為核心形成,并與政治和經濟中心相融合,成為都城一個極化程度極高的中心區。其他兩類是分布在里城外城關處由酒樓、瓦子、茶坊等空間要素為核心并整合周圍地域而成的綜合性娛樂文化次中心,和分布在外城城關處由園林、酒樓等要素復合形成的次中心。 以一種或幾種娛樂空間要素為核心形成的都城娛樂文化中心,在分布上具有不規則的圈層結構,與都城商業中心地域分布有很大的一致性,凸顯了東京休閑娛樂空間與商業空間兩者之間互動整合的關系[5](P78)。
四、公共娛樂空間與都城空間形態的關系
城市娛樂空間的擴展,歸根結底是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居民對文化娛樂生活的追求,實質上是城市經濟發展的一種精神物化。北宋東京為了滿足日益膨脹的城市居民對情感活動與精神娛樂的需要,休閑娛樂空間在城市的層面上廣泛設置開來,豐富了都城空間結構形態,形成了一些綜合性的功能區域,驅動都城空間結構進行重新組合,使都城空間形態也日趨復雜。娛樂空間形成與擴展對都城空間形態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中心復合性增強
傳統都城都有一個十分明確的中心即皇城(或宮城),皇城是都城的政治核心,統治者往往通過一系列的程式達到對這一中心的強化,完成對都城全方位的控制。這一中心對都城經濟、文化往往有很強的控制力和輻射力。從古代城市發展史來看,唐代以前都城中心的復合性較弱,中心區的性質較單純。北宋東京,宮城對經濟文化的輻射作用十分明顯,城市中最繁華的商業區呈半包圍狀態緊密環繞著宮城,大眾娛樂空間——勾欄瓦子也設立在這一中心區域,經濟文化反過來又強化了這一區域。城市繁榮的商業文化娛樂區表現出由宮城強勢力量激發生成的特征,商業經濟、娛樂文化與政治更多地表現出相互融合。都城中心由單純的政治功能性質向與城市生活組織密切聯系、輻射范圍更為廣泛、功能更加多樣化的復合性中心發展。 (二)空間形態三維方向的生長 我國古代城市形態的一個顯著特征是水平特征,由于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都城中除卻宮殿、寺觀外,少有較高的建筑物。但是到了宋代都城這一水平特征很大程度上被削弱,東京街道上林立著堂堂皇皇的酒樓,如宣和間修的豐樂樓“三層相高,五樓相向……以第一層下視禁中”[2](卷2《酒樓》)。這些酒樓的起立,大大豐富了城市的立體空間形態,導致了宋以前傳統都城中心皇家宮殿在立體空間形態上的統帥地位被打破,城市立體空間形態更趨復雜。娛樂空間的發展還帶來了邊緣形態的拓展,那些向居民開放的皇家苑囿、私家園林別墅以及優美的風景區主要分布在外城城垣外,娛樂空間突破城垣限制,在外城城關處衍生出以娛樂功能為主的集賞游、商貿為一體的綜合性形態區,使都城的平面形態也得到了擴展。 (三)整合了都城社會空間結構 公共娛樂空間的產生和拓展,是市民階層不斷壯大,商業經濟繁榮,市民生存權力的一種體現。宋代城市經濟充分發展,一方面為市民的娛樂消遣提供了經濟來源,另一方面市民在繁忙的商品交易活動中,沒有文化娛樂的精神調劑是不可想像的,休閑娛樂空間成為市民們抒發感情,釋放自我的場所,對城市社會協調發展起著調節器的作用。同時,公共娛樂活動增強了市民的認同感和團結精神,加強了居民的凝聚力,使城市趨于形成比較一致的文化結構,促進社會秩序的穩定,從而達到對市民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思想性整合的目的[6](P67)。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休閑娛樂是東京城市社會的潤滑劑和加油站,對社會深層結構協調有著重要意義,具有重要的都城社會空間結構整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