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年來各地風起云涌的娛樂選拔賽絡繹不絕，演繹了一幕幕“麻雀變鳳凰”的輕喜劇，想飛上枝頭的普羅大眾似乎通過娛樂走進了一個“神話”世界。這種娛樂美其名曰“藝術”，掀起一撥又一撥的熱潮。然而，穿透這些夾雜著淚水和歡笑的感情攻略，我們可以看到，制造出來的娛樂事件充其量只是一種商業工具而已。

［關鍵詞］ 娛樂;神話;空殼 “如此巨大的革新必將改變各種藝術的所有技術，并以此影響創意本身，最終或許還會魔術般地改變藝術概念。對此，我們必須做好準備?！蓖呷R里在一個世紀前作出的這個預言已經成為事實，其不可逆轉的滲透性已達到這樣的程度：絕大多數人并沒有覺察到它的分量，就像我們一般只會思考金錢而不是思考空氣對生存的影響，因為空氣無處不在。 這說明人們是在稀里糊涂中踏入這種文化新世代的。似乎一覺醒來，我們就走進了一個娛樂的國度，而這種娛樂美其名曰“藝術”，并且貼上“夢想”與“成功”的副標簽。媒體可謂這種“夢工場”的制造者，近年來各地風起云涌的娛樂選拔賽絡繹不絕，就似乎證明了普羅大眾愛好藝術與追求夢想的狂熱。以湖南衛視為例，當“超女”（女性歌唱比賽）或“快男”（男性歌唱比賽）們在臺上賣力地“PK”時，當主持人在旁邊聲情并茂為他們的“努力”與“堅持”渲染時，再加上評委們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點評，以及早已錄制好的溫馨背景片斷，所有這些因素一起煽風點火，如何能不制造出一頓頓感人的“藝術大餐”？“光榮與夢想”（媒體的口號）就這樣成為眾多平民百姓的日常用語，他們在喧嘩與尖叫中因接近藝術與文化的“真身”而洋洋自得。當冠軍終于誕生時，他或她就成了眾人眼中的英雄，一場本來是地方級的比賽至此被營造成帝王級的盛事?？吹胶闲l視嘗到的甜頭，眾媒體也不甘落后。于是，當你在安徽衛視或其他衛視看到雷同“超女”的比賽，請不要驚訝，這絕不是巧合，而是“超女”的幽靈正在被n次復制。事實上，幾乎有資本和能力的各大小地方電視臺都在炮制各種名目的“超女式”選拔賽，企圖延續或者超越這一“神話”。這種傳播的同一性早已屢見不鮮，早在數年前，當幾乎所有的電視臺都在同時播放《還珠格格》時，人們的神經就已經麻木了。而這種雷同的風氣還在繼續蔓延。 近年來，在強大信息技術的支持下，媒體已經不滿足于僅僅擔當追星渠道的角色，他們還要制造明星，并使之成為一種制度逐漸固定下來。然而，穿透這些夾雜著淚水和歡笑的感情攻略，我們可以看到，制造出來的娛樂英雄充其量只是一種商業工具而已，由媒體炮制出來的這些娛樂盛事，甚至還夠不上次文化的邊角料。它們與藝術毫無關系，因為其中的操作規則不是藝術法則（再說，藝術有這么統一的操作指南嗎？）而是商業規則，普及藝術也不是他們的目標，知名度、收視率及更重要的利潤才是終極指向。然而，由于藝術也有著消遣的因素，這一點為把娛樂提升為藝術提供了口實，于是，在娛樂文化無孔不入的大潮下，藝術的概念被魔術般地改變或遮蔽了。但有理由證明，這些每天大量生產的娛樂事件，只是藝術的空殼而已，正如那件皇帝的新衣，娛樂所披上的文化外衣——小孩知道——是空無。 一 本雅明早就看到機械與藝術掛鉤以后的幻變后果［1］260-292。他認為，凡是人所做的事情，總是可以被模仿的，因此藝術作品原則上就是可復制的。人類歷史也可以被視為一個復制的歷史。如印刷就經歷了木刻、銅板術、蝕刻、平版術等階段，每個階段都將藝術的復制推進到一個新的層面。然而，本雅明同時指出，技術復制所達到的水準，更能反作用于傳統的藝術，并且改變藝術的創造方法。這種反作用在電影藝術的興起中有著深刻的體現。因為與舞臺演員相比，電影演員的藝術成就是通過一臺機器（攝影機）展現給觀眾的（而前者是本人展現在觀眾面前），這帶來的結果是：機器（而不是觀眾）決定演員的表演，而隨之所導致的致命性是：圍繞舞臺演員的氛圍必然消失——與此同時，圍繞他所演的角色的氛圍也隨之消失。正是氛圍這個詞表達了這種反作用對藝術的危機。因為氛圍代表著原作的此地此刻即它的本真性，而復制性的東西貶低的恰恰是這種本真性，在越來越無法控制的技術復制過程中，藝術作品的氛圍枯萎了，而氛圍或本真性所代表的傳統也被撼動了。這樣，我們前面所說的藝術概念被魔術般地改變就發生了。因為被復制作品的獨一無二性已經被大量制造所取代。 比起本雅明的時代，技術在今天的娛樂文化中所起的作用成幾何級數增長。一場今天的歌唱比賽，影響選手成績的除了攝影機，還有更為龐大的技術支持（包括互聯網、手機通訊等設施，其中，由“粉絲”發送的短信甚至決定著冠軍屬誰）。技術不僅單方面影響表演者，還影響龐大的觀眾群——在直播現場狂呼亂叫的只是其中的一小撮而已，還有大量守候在電視機和電腦前的狂熱分子。正是觀眾的關注造就了這些娛樂神話，而他們的支持反過來又與媒體的煽動有密不可分的關系（下一部分將論述這點）。與以前靜坐音樂廳聆聽交響曲相比，今天的娛樂事件總是以喧嘩為其特征，但這種人為的尖叫與藝術的本真氛圍截然不同。因為引起喧嘩的與其說是藝術（而真正的藝術很可能具有安靜的外貌），還不如說是假藝術之名的人——那些表演者，他們身上的光環與其藝術水平高低沒多大關系，而是人為制造出來的遮瑕品（某些五音不全的明星敢做歌手正是這一道理）。正如本雅明所說：“為了彌補氛圍的萎縮，電影在攝影棚外制造出‘名人’。依靠電影資本贊助的明星崇拜保存了名人魅力，而這種魅力早已只剩下名人的商品特性玩的騙人把戲。只要電影資本在拍板，那么當今的電影，除了對革命地批判傳統藝術觀念有所促進外，整體上講，并沒有什么革命功績。”［1］277我們可以更加無情地指出，今天的娛樂文化除了鞏固一種明星制度外，連電影的那絲批判精神也缺乏。這種明星制度牽涉的再也不是表演藝術本身，而是八卦、緋聞及其所支持的一切商業規則。這就是本雅明所說的技術對傳統藝術的所作的變革——“使事物脫離其外殼，摧毀它的氛圍”［1］266——在今天的倍增。 二 然而，那些娛樂事業的既得利益者很可能會為自己辯護：如果娛樂神話只是技術制造出來的一個幻影，又如何解釋其在民眾中刮起的追捧旋風？對這種貌似有理的質疑進行順藤摸瓜式的反駁，即可證明其立論的脆弱。 作些簡單而合理的假設：如果沒有娛樂企業，明星如何產生？如果沒有這些企業勾結媒體發放的暴雨似的資訊，娛樂風暴又如何形成？追星者又如何存在？可以說，追星者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被制造出來的——中國人的上幾代中沒有形成追星族群就可反證這點——那時還沒有制造明星的企業和制度。如果娛樂文化的制造者以人們愛看為借口反過來表白自己的無辜，那無異于“賊喊抓賊”。關于意識的這種操控與被操控關系，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2］10中已經闡述得很清楚。在一個日趨富裕的社會中，技術而非恐怖已經成為壓服社會離心力的突出標志。馬爾庫塞指出：“社會控制的現行形式在新的意義上是技術的形式……在當代，技術的控制看來真正體現了有益于整個社會集團和社會利益的理性，以致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對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2］10。”在這種情勢下，個人的內心向度——人們可以借以變成和保存“他自己”的私人空間——被削弱了，這意味著人們的否定性思考的批判力量也消失了，因為前者正是后者的家園。“由此便出現了一種單向度的思想和行為模式，在這一模式中，凡是其內容超越了已確立的話語和行為領域的觀念、愿望和目標，不是受到排斥就是淪入已確立的話語和行為領域［2］12?！庇谑巧鐣蔀榱艘粋€單向度的社會，而這種單向度的思想是由政策的制訂者和新聞信息的提供者系統地推進的。作為這種已確立的話語和行為之一種，人們對娛樂的同一態度，正與當今人們普遍以高尚住宅、品牌轎車作為衡量成功之標志及向往之物的態度相吻合，兩者都是對商品社會的必然反應。在馬爾庫塞看來，如果說早期的技術對人的奴役體現為機器對人的身體的支配，從而改變人們對人與物之間的看法，那么現代社會對人的操縱已經達到這樣的地步——不僅支配他的身體，而且支配他的大腦甚至靈魂。這一點在薩特的《辨正理性批判中》關于女工夢境的經典闡述中有著精妙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