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兩宋；多景樓；登臨詩詞；三個階段 [論文摘要]鎮江多景樓，自宋以來雖迭經興廢，但始終是文人士子登臨游賞的名勝之地。兩宋時期，多景樓登臨詩詞呈現出三個階段的變化：(1)北宋時期，登臨主體是一群文人雅士，登臨性質屬于旅游，主要抒寫游賞娛樂之情，體現的是“樂感”意識；(2)宋室南渡至南宋中后期，登臨主體是一群憂國志士，登臨性質屬于壯游，主要抒寫慷慨激越的復國之志，體現的是“憂患”意識；(3)宋末元初，登臨主體是一群遺民隱士，登臨性質可稱之為神游，主要抒寫黍離之悲，體現的是“悲感”意識。兩宋時期多景樓登臨詩詞的歷時態嬗變，展現出兩宋不同時代的社會風貌與文人士子的心路歷程，具有獨特的認識意義和審美價值。 鎮江多景樓建于宋，歷元、明、清而至于今，雖迭經興廢，但始終是文人士子登臨游賞的名勝之地，由于歷代文人士子的涉足而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亦與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催生了大量詩詞作品，成為中國古典文學長廊中一道獨特的景觀。綜觀多景樓登臨詩詞，它們所展現的并非是整齊劃一的單一主題或自然風景，而是作為一個特定的視域，隨著歷史的脈搏展現出不同時代的社會風貌與文人士子的心路歷程。尤其是在兩宋時期，多景樓登臨詩詞甚夥。由于特定的時代背景與多景樓特殊的地理位置，兩宋多景樓登臨詩詞呈現出尤為動態的面貌。然而迄今為止，兩宋多景樓登臨詩詞的歷史風貌尚隱晦不顯，學界亦無專文論及。因而，本文試圖將兩宋多景樓登臨詩詞置于歷史的進程中，從創作主體的身份角色、登臨活動的基本性質、詩詞作品的抒情底蘊及作家的審美心態與時間概念等角度進行歷時態考察。 一、游賞娛樂 北宋時期，宋室雖與遼、西夏屢有戰事，但總的來說，并未影響到整個社會的承平局面。南方的江浙地區，雖與京城遙遠，但有著長期的經濟、文化的積淀。多景樓所處的京口一帶，更為舟車絡繹之沖，四方商賈，群萃而錯處，轉移百物，以通有無。這里，北固山有如半島伸入萬里長江。多景樓則坐落于北固山之巔，三面臨江，北面淮甸，又有焦山和金山東、西相望，視野開闊，景色奇麗而壯觀，是北固山風景的最佳處，《嘉定鎮江志》稱它“東瞰海門，西望浮玉，江流縈帶，海潮騰迅，而惟揚城堞浮圖，陳于幾席之外，斷山零落，出沒于煙云杳靄之間。至天晴日明，一目萬里”。北宋米芾盛贊之，稱之為“天下江山第一樓”。因此，多景樓成為文人士子時常登臨的勝地。 此期多景樓登臨詩詞，就其創作主體的身份角色而言，如裴煜、曾鞏、晁端友、韋驤、蘇軾、蔡肇、米芾等，主要是一群文人雅士。他們生當承平繁榮的時代，宋代開國者以祖宗家法傳續下來的養士之風使他們大多待遇豐厚，生活優游。他們于羈旅行役或政成遐邇之際登臨多景樓，大多懷著一種尋幽探勝的心情，因此其登l臨活動的基本性質屬于旅游。如熙寧七年(1074)十月，蘇軾游多景樓，作有《采桑子·潤州多景樓與孫巨源相遇》詞和《潤州甘露寺彈箏》詩。《蘇軾詩集》引楊元素云： 孫洙巨源、王存正仲，與東坡同游多景樓。京師官伎皆在，而胡琴者，姿伎尤妙。三公皆一時英彥，境之勝，客之秀，妓之妙，真為稀遇。 熙寧七年，蘇軾由杭州通判調知密州，途徑潤州時遇友人孫巨源、王正仲，于是他們同游多景樓，設酒置伎，可謂英彥會聚，伎姿妙絕。另如裴煜《多景樓》：“登臨每憶衛公詩，多景唯于此處宜”；韋驤《多景樓》：“盡道人間占勝游，天將多景遺斯樓”等，均可以看出創作主體登臨覽勝的取向和追求。北宋著名書法家米芾，曾在此小憩，并作有《秋暑憩多景樓》，詩名即明示其登多景樓是為“憩”暑游賞而來。 北宋時期多景樓登臨詩詞的創作主體是一群文人雅士，他們登臨活動的價值取向在于娛情遣懷，故而就其詩詞作品的抒情底蘊而言，主要是抒寫登臨所見之景和游賞娛樂之情，作品中容納的是一種以“樂”為核心的情感體驗，反映出的是一種“樂感”意識。如蘇軾《采桑子·潤州多景樓與孫巨源相遇》： 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樓中。尊酒相逢。樂事回頭一笑空。停杯且聽琵琶語，細捻輕攏。醉臉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紅。 詞從“多景樓”的“多”字獲取靈感，寫到自己的“多情多感仍多病”。“樂事回頭一笑空”，與起句的情語相連，意謂這次集會多景樓而飲酒聽歌，誠為“樂事”，只恨不能長久。“醉臉春融”，既似寫伎姿，又似寫自己的酒酣之態，與末句“斜照江天一抹紅”相互映襯，抒發樂游多景樓的無限風情。又如曾鞏《甘露寺多景樓》： 欲收嘉景此樓中，徒依闌干四望通。云亂水光浮紫翠，天含山氣入青紅。一川鐘唄淮南月，萬里帆檣海外風。老去衣衿塵土在，只將心目羨冥鴻。 曾鞏三十九歲中進士，中年后離鄉宦游，登臨鎮江多景樓，非常贊賞其地風光，故而寫下了這首七律。詩的首旬即說明作者的目的是“欲收嘉景”，以此統攝全篇。中間二聯，一寫水光，一寫山色；一寫淮甸寺鐘，一寫江面帆船。詩人抓住富有特色的景物，遠近參差，動靜結合，表現出多景樓的勝景偉觀和作者高曠自得的情懷，體現了創作主體在與自然風物神交構合之中所體味的“樂感”心態。 北宋時期的多景樓登臨詩詞，雖然作者有時也寫病寫愁，但其立足點仍是出于對“樂”的追求。在和平時期，面對優美的自然環境或風景形勝，多數登臨主體均能產生與此大致相同的樂感體驗，其作品蘊含的特定時代的現實內容相對淡化。因而這些著眼于游樂的登臨之作，就時間概念而言，它們抒發的是一種超越時空的普適性情感。 二、慷慨勵志 欽宗靖康二年(1127)北宋滅亡和宋室的南遷，是宋代歷史上一個重大的轉折點，亦成為兩宋多景樓登臨詩詞的顯著轉折。“靖康之難”的慘痛巨變徹底打破了北宋承平時期詩人詞客流連光景的迷夢，也刺激著此后南宋一代又一代士人。自宋室南渡至南宋中后期，宋金之間的拉鋸式戰爭和宋廷內部的和戰之爭，給文人士子的心靈以強烈的震撼。同時，南宋劃淮而治的半壁江山使多景樓所處鎮江一帶的地緣屬性亦發生轉變。早在北宋時期，鎮江雖然是政治及軍事的邊緣地帶，但處于國家的南部內地，物阜民安，所以文化比較發達。宋室南渡之后，宋金劃淮而治，江淮一帶成為軍事前線。由于有長江天險，曾是孫劉聯合抗曹故地的鎮江一帶遂作為第二道防線成為臨安的北部屏障，兩淮則是其外屏。這樣，鎮江便既是軍事的敏感地帶，又相對仍處于國家的腹地，文化氣息較沿邊地區濃厚，仍是孕育文人學士的主要地區。文人士子登臨多景樓，往往便會因這一特殊雙重因子的催生而觸動對于歷史與現實的感懷。交織著收復國土的希望與失望，這一時期多景樓登臨詩詞創作主體的身份角色發生了鮮明的轉換，即由文人雅士過渡到矢志恢復的憂國志士。 此期作者如毛開、陸游、陳亮、劉過、楊炎正、程秘、岳柯、吳潛、李曾伯等等，均為憂國憂民的有識之士。陳亮在去世的前一年，曾說“復仇自是平生志”，這也代表了大多數志士的心聲。美國漢學家田浩即指出，陳亮與辛棄疾等人的交往唱和，“表達了他們對外族占領中原的共同焦慮，以及他們永不消歇的復仇之情”。此期作者登臨多景樓之際，或孑然北望，或相互期許，砥礪個人的壯志，謀求國土的復歸。因此，其登臨活動的性質，可以說是一種志士的“壯游”。劉過雖終生未仕，但他曾上書朝廷提出恢復中原方略，未被采納，于是漂泊江淮之間，與力主抗戰的陸游、陳亮、辛棄疾等多有唱和。其《題潤州多景樓》即是一篇壯游多景樓的述志之作： 金山焦山相對起，挹盡東流大江水。一樓斷水中央，收拾淮南數千里。西風把酒閑來游，木葉盡脫人間秋。煙塵茫茫路渺渺，神京不見雙淚流。……我今四海行將遍，東歷蘇杭西漢沔。第一江山最上頭，天下無人獨登覽。樓高思遠愁緒多，樓乎樓乎汝奈何。安得李白與王勃，名與此樓長突兀。 由于屢次應舉不第，劉過試圖走一條李白式的壯游干謁的道路。雖然不遇，但他并不是戚戚于一己的得失，而是懷著更為雄闊的胸襟，悵望煙靄茫茫中失陷的神京而潸然淚下，在詩中表達了自己的壯懷與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