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結合了兩項研究，第一是大家較熟悉的比較研究，主要針對中國和歐洲的消費、收入等項目進行討論。結果發現在1750年左右，中國與歐洲較為發達地區在許多重要的經濟表現極為相似。更令人驚訝的是，雖然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的人口極為稠密，在1750年時這些地區的生態問題并不比歐洲經濟發展地區更為嚴重。[1] 因此，這些生態問題本身并不足以解釋在19世紀時東西方的巨大差異。

本文的第二項研究比較特別，乃利用中國經驗來檢視歐洲。在這里我用了兩個18世紀的例子來討論——這兩個例子通常被用來說明何以歐洲經濟有驚人的發展而中國經濟卻停滯不前。結果發現中國與歐洲有許多相似之處，表示兩者的差異是一種不連續性的、外因性（exogenous）的發展。

三十年前，中西的差異被認為是由于歐洲的“工業革命”所造成。這場“工業革命”一般認為有下列幾項特征：第一，它與“前工業”（pre-industrial）時代有著根本性的差異；第二，它首先發生于英國，然后傳至歐洲大陸；第三，本質上，它僅限于某些重要工業的技術突破（先是棉業，然后才是煤、鐵、鋼及陸地運輸），但并沒有造成其他產業穩定而緩慢的成長；第四，正如某些學者所強調的，英國的工業革命主要依賴與殖民地間的貿易往來及奴隸的勞動力。

后來的學者則是對這些特征產生許多質疑。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歐洲的工業化只是長期緩慢發展過程的一部分。早在頻繁的洲際貿易之前，歐洲已經出現市場、分工、創新及無數人進行小額利潤積累等現象；就連一些洲際貿易并不十分活躍的國家也不例外。換言之，歐洲的工業化并不像英國一樣有著全球性的影響。

我在最近出版的書中指出，這個結論容易誤導我們對中國與歐洲的認識。歐洲由市場引動的穩定成長過程并非不重要，但它并不是造成與東亞及其他地方不同的原因。斯密型動力（Smithian dynamics）在中國及西歐都有極大的發展，但它并沒有改變經濟的基本形態——高度發展地區終將面臨嚴重的資源限制，一部分是因為商業化與手工業都加速人口的增長。歐洲要避開這個難題需要新的科技，再加上煤、新大陸的資源及各種有利的全球性工業化前夕的政治經濟與生態：歐洲、中國及全球性關聯——這種條件在英國較為明顯，至于法蘭德斯及荷蘭原始工業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所導致的結果，則與中國的長江三角洲或日本的關東平原較為相似。（更別說丹麥了，它以勞力高度密集的方式解決類似的生態問題以增加農業生產，其代價卻是手工業的停滯不前，以及每單位工時的產出降低；這種情況到1850年以后才有所改變。[2] ）工業化并非原始工業化的自然產物；我們很容易在中國及歐洲找到例證。

在影響深遠的“漸進學派”中，Jan DeVries認為工業革命是他所謂“勤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的一部分。勤儉革命的第一階段，約自1550至1850年左右，西北歐的生產方式有革命性的改變：工作時間延長，且將較多的勞動力投入到以市場交易為目的的生產；至于所需的消費品則不再由家庭自行生產，改由市場購得。因此，勤儉革命導致兩項結果：犧牲閑暇以增加勞動力的投入，及市場導向的專業化生產以提高生產效能。[3]

在16至18世紀，中國與日本核心地區也出現類似的生產方式。因此歐洲的工業化需要一個不同的解釋。以下的討論會說明勤儉革命在歐洲及東亞核心地區所產生不同的結果，并不是因為經濟制度、社會心態或人口結構所造成的，而是因為煤礦所在的位置，以及在不同的政治結構下所形成的核心與邊陲的關系（當然，這也與創新發明有關，但重要的差異仍源于影響經濟發展的外部因素）。

本論文包括四部分：1）比較中國與歐洲的消費水平；2）分析中國勞動市場及家戶勞動力的分配；3）檢討18世紀歐亞地區所面臨限制經濟成長的生態因素；4）討論何以中國勤儉革命的停滯不前，恰巧與歐洲人口及每人產能的提高同時發生，后者的生態問題卻趨于緩和。

大眾消費與勤儉革命

1430年至1550年間，歐洲每小時或每日工資的購買力急遽下降，直至1840年或更晚才逐漸恢復到1350年的水準。[4] 不過這段期間的遺產清單顯示，特別是在1650年以后，一般人民的財產明顯的增加。DeVries的勤儉革命有助于解釋這種矛盾現象。由于人們延長工作時數以增加市場取向的生產，這使得他們能購買消費性耐久產品及日趨昂貴的面包。這可能減少人們的閑暇時間，而其生產家庭消費品的時間必然減少。例如他們不再制造家用蠟燭，而是把時間專門用于織布，將這些布所賣得的錢，用來買蠟燭。

中國也發生同樣的情況。約在1100年之后，[5] 每日工資的購買力即下降；但特別在1500至1750年之間，一般人“非必需品”的消費量增加，其中有許多與歐洲的非必需品是一樣的：煙草、糖、較多質量較好的布匹，食具等。

（一） 營養與健康

我們首先探討基本的糧食攝取。不論是以總人口的平均數或是以勞動人口為基準，大多數的估算均顯示，18世紀中國人的熱量攝取與歐洲人相仿[6] 。在1750年左右，中國與英國農村人口的預期壽命相差無幾，比大部分的歐陸國家為高，這說明中國人與英國人的營養攝取程度大至相同。[7] 最近的研究顯示，1550至1850年間，中國的出生率等于或低于歐洲的出生率[8]； 其中在1550至1750年間中國人口增加較快，而后來的一百年間，中國與歐洲的人口成長率則相等。[9] 這說明中國的死亡率可能較低。

中國窮人的收入花費在糧食的比例也與英國窮人相差不多，方行估計在17世紀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窮困農民的收入中有55%用于基本糧食供應，到了19世紀早期，比例則略為降低。[10] Phelps Brown及Hopkins估計1790年代英國農村窮人的糧食占收入的比便為53%[11]。 事實上方行的估算并沒有包括婦女的所得，因而低估了家庭收入，并且忽略許多非糧食性的支出。[12]

（二） 基本維生之外

中國人完全可以將他們額外的收入藏在屋子底下，但他們沒有這樣做[13] 。許多家訓甚至詆毀大眾消費的增加。地方志及筆記小說里記載著遠處的城鎮中出售各種各樣的物品；有的文獻則描述各個社會階層所消費的食物、布料及家具[14] 。1800年以年，許多歐洲游客認為中國的消費程度較他們的家鄉為高。[15]

量化估計印證了歐洲游客的印象。當然，這些數字并不精確；不過盡管我的估計相當保守，所得的結果仍然證實了中國的高消費水準。[16]

表1 中國與歐洲茶與糖的消費量

1）中國

糖：在1750年左右，全國平均每人消費量3.8–5.0磅；在長江下游、東南沿海及嶺南地區最高每人消費量達10磅。

茶：1840年左右，每人消費量0.7磅，無更早的數字資料。

B）歐洲每人的糖消費量年代168017501800每人的茶消費量年代17801840 歐洲1磅2.2磅2.6磅英國1.0磅1.4磅 英國以外的歐洲0.85磅1.90磅1.98磅歐洲（不含俄國）0.12磅0.25磅 英國4磅10磅18磅

資料來源：產量數字出自：Carla Rahn Philipps，“Trade in the Iberian Empires，1450-1750”in Tracy，Rise，第58-61頁（葡萄牙及西班牙殖民地）；和Neils Steensgaard， “Trade of England and the Dutch Before 1750，”in Tracy， Rise，第140頁（法國、荷蘭、英國殖民地）。Braudel， The Structure of Daily Life，PP.251-252; Gardella，Haruesting Mountains，第6、38頁。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第99頁。歐洲人口數字出自：McEvedy and Jones，第28頁。英國消費數字出自：Mintz，第67、73頁（用1700年的數字代替1680年）。中國消費計算，參閱：Pomeraz 2000，第三章。

表2 布匹生產與消費與比較

長江三角洲（不計產鹽地區），人口約為3100萬，1750年左右

棉布：每人產出約11.2–14.5磅（消費量未知）

絲布：每人產出約2.0磅（消費量未知）

中國，1750年左右

棉布：每人約6.2–8.3磅

麻布：未知，在1914–1918年間，每人約4磅

英國，1800年左右

棉布，亞麻布及羊毛布合計：每人產出約12.9磅，每人消費8.4磅

法國，1789年左右

棉布，亞麻布及羊毛布合計：每人產出約8.4磅

德國，1830年左右

棉布，亞麻布及羊毛布合計：每人產出約5.0磅

資料來源及資料問題的討論，參閱：Pomeranz 2000，附錄F。 麻資料，參閱：Xu& Wu2000:124。

由上述可知，中國每人消費水準至少相當于同時期或稍晚的歐洲的消費水準。茶與絲的高消費量并不令人吃驚；糖與布料的高消費量則相當出人意外。雖然這些資料有潛在性的問題，但我們仍能肯定在1750年時，長江三角洲的每人布匹生產量與1800年英國的數字十分接近。

數字上的接近可能有不同的解釋。不過，此處所呈現的是16至18世紀以來歐亞地區的相似點：精英分子的城市化，貴族逐漸不再以大批待從作為地位的象征，消費手冊的出版，一長串無效的禁奢法令（中國的禁奢法令到1550年以后便從未修訂過）。研究近代早期歐洲消費水平的頂尖史學家Peter Burke利用英譯的中、日文資料進行比較研究，發現東西方的相同點比相異點還多，至少對精英分子是如此。[17]

生產，婦女所得及家庭勞動分配

可想而知，這樣的高度生活水平是在一些阻礙中國進一步發展的機制上所建立起來的。學者們通常稱這種現象為“內卷化”（involution）或“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trap）。[18] 但并沒有令人信服的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