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的興起標志著“現代經濟學”的發展遇到了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①]， 本文對此提供了一種激進的解決方案。論文首先對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科學”基礎進行批判，然后通過對主流經濟學危機的討論；概述新政治經濟學范式革命的基本特征。但是，新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勿需重新開始，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作為政治經濟學的復興，異端經濟學的新發展為其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在很大程度上，新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可以通過對異端經濟學的創造性綜合(含有創造性轉化之含義)而實現，因此本文第三部分對此進行了探討。

一、新古典主流經濟學批判

筆者認為，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科學”地位主要是靠兩大支柱支撐的：經濟學的數學形式化和實證主義科學哲學。數學形式化已成為主流經濟學的本質特征，正如英國經濟學家霍奇遜寫到的，“在20世紀20年代以前，在公開發表的論文中，用詞語表述的占到90%以上。但到20世紀90年代，在主要的和歷史悠久的雜志上90%的文章是由代數、微積分和計量經濟學所支配”[②]。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學的數學形式化就遭到了越來越多的批評，但是，這些批評無法阻擋它的蔓延之勢，近年它又成為中國經濟學西方主流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例如，留美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龔六堂的看法就很具有代表性。在接受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網記者的在線訪談時，龔六堂指出，“在廣泛的引入數學工具以后，經濟學已經可以稱的上一種科學了。”[③] 無疑，對于經濟學中數學形式化不遺余力的推行者來說，是否使用數學已成為判斷一個學者的研究是否是科學的標志，他們甚至把數學看作是真理的化身。然而，正如美國數學家和數學史家克萊因指出的，數學作為人類的一種知識體系，它顯示了人類理性的能力、根源和力量，但正如其它知識體系一樣，數學本身同樣顯示了人類理性的局限性。如果稍微瀏覽一下數學史，我們就會知道，正如經濟學一樣，數學的發展過程同樣充滿著矛盾、混亂和沖突。因此，如果把數學作為判斷科學與否的標準，實際上就是把我們人類的智力創造物作為真理的化身了，這確實是在哈耶克意義上的“致命的自負”。

筆者并不反對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但反對它在經濟學中的泛濫。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然而奇怪的是，學經濟學的學生無須具備歷史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等方面的必備知識，但卻必須“精通”數學。數學在經濟學中果真是這么重要嗎？非也。喬治斯庫—羅根金指出[④]，對經濟學來說，數學模型在以下兩種情況下是有用的。第一，在工程經濟學中，已知價格和生產系數，試圖求出最優解，這處理的是約束條件，最好的例子是線性規劃。第二，對于推理來說只作為一種明喻，但我們首先必須具有某種推理，如果忽視了這個條件，我們就陷入了無用的數學游戲。經濟理論的創新總是先于詞語或數學的表述，喬治斯庫—羅根寫到，正如許多著名的數學家認為的，數學的任一分支只是一種邏輯上的同義反復，在數學發展史上精確的新奇是一種“新”定理的發現行為，而不是定理本身。因此，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并不標明理論的創新。霍奇遜也指出，數學是有用的，它的發現是富有創造力的，但它的應用只涉及到邏輯的演繹推理，而不是理論上真正的新奇。在例外的情況下，數學能鼓勵理論的變化，如博弈論的發展最終導致了西蒙“有限理性”概念的更廣泛的接受，然而，這個概念的創造本身不是來自數學。在大多數情況下，把注意力集中在推理的形式化鏈條上，而不是隱含的范疇和基本假定上，鼓勵了理論上的保守主義而不是創新[⑤]。總而言之，數學在經濟學中只能作為一種輔助的論證工具起到作用，經濟理論的創新絲毫不會來自數學的應用，經濟學特別是理論經濟學能否成為一門科學根本與數學無關。

更為重要的是，在我們下面所談到的批判實在論當中，存在著這樣一種極端的觀點：數學形式化建模完全不適合對社會經濟現象進行真正的科學研究。讓我們首先說明數學的應用需要具備的條件，由于數學推理是邏輯上的同義反復，所以它是以如下形式的事件規則性為條件的：“每當有事件x，就會有事件y產生”，這是一種導致數學形式化建模得以應用的封閉系統。因此，對于那些假定科學就意味著使用數學的人來說，經濟學可以是并必須是科學的這種斷言實際上就是主張，上述事件規則性和封閉系統在經濟社會領域上是普遍存在的。198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莫里斯?阿萊就明確地提出了這種主張。他寫到，“任何一門科學的基本條件就是可以分析并加以預測的規則性的存在。天體力學就是恰當的例證。但對于許多經濟現象來說，這也是真實的。確實，它們精確的分析展示了就像在物理科學中所發現的令人驚異的規則性的存在。這就是為什么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為什么這門科學要依賴與物理學同樣的一般原理和方法”[⑥]。

但是，在過去20多年間發展起來的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社會科學哲學對上述科學觀念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批判實在論科學哲學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巴斯卡(bhaskar)觀察到，自然科學中所得出的事件規則性事實上大部分只發生于實驗狀態之中，它們不是自發產生的，而是人類干預的結果。事件的規則性只可表述為“在條件e之下，事件x恒常地導致事件y”，而非“事件x恒常地導致事件y”，條件e即代表人類對自然的干預，即實驗狀態的建立。根據這種觀察，自然科學對任何實際事件規則性的認識都離不開人類對自然的干預；巴哈斯卡還觀察到，在受控實驗活動中所得出的結論或“規律”常常可以成功地應用于實驗狀態之外，這就是巴斯卡有關自然科學實驗的兩個著名問題。

為了解釋這兩個問題，巴斯卡指出，我們必須放棄自然是由事件的規則性構成的這種實證主義自然觀，而把世界看作是有結構的，是不及物的，是不可化約為我們所經歷的事件的。批判實在論認為，世界不只是由事件和事物狀態以及我們對這些實際的經驗或感覺所構成的，而且也是由更深層的結構、機制和趨勢所構成，雖然我們對其無法進行直接觀察，但它卻管束著我們經歷到的或未經歷的實際事件。與實證主義的經驗實在論不同，批判實在論認為，實在本身遠不是無景深的，而是復雜的、有差別和多層級的。三個重疊但本體上不同的實在領域被區分，即經驗的(經歷與印象)，實際的(除經驗之外包括事件和事物狀態)和深層的(除實際事件和經驗外包括結構、機制、力量和趨勢)。按照批判實在論的看法，實在的這三個領域不僅在本體上是不同的，而且關鍵性的是它們相互之間經常是“不同時”發生的。因此，當經驗與事件不一致并允許對給定事件的經驗進行對比和修正時，事件也典型地與管束它們的結構或機制是“不同時的”。例如，就結構與事件的不一致來說，秋葉與重力規律的作用是“不同時的”，因為秋葉是否落地也受制于熱力學的、空氣動力學的和其他的原因或趨勢。

現在，我們就能對巴斯卡有關自然科學實驗的兩個著名問題做出解釋了。按照批判實在論，秋葉落地的實際狀態和管束秋葉落地的機制或結構是不一致的，秋葉落地是由重力的、熱力學的、空氣動力學的、慣性的以及其他各種相互抵消、相互強化的多重機制所決定的。實驗活動的作用就在于為了分離出某種機制，通過干預，把所有其它潛在地處于抵消或強化狀態的機制隔離開來，建立起一對一的因果關系。因此，實驗的作用就是要創造一種特定條件，在這種條件下，非經驗性的規律、趨勢或某種機制作用的方式在經驗上可以被確認。當然，規律本身總是在發揮著作用，只要存在著能引起反應的條件，機制就能被激活，不論是否別的在發生，例如，即使樹葉在我手中，它也服從重力趨勢。因此，受控實驗中所發現的規律為什么常常能成功地應用于實驗之外，原因就是人們通過對自然界的作用，激活了規律發揮作用的相關環境。在這些地方，事件的規則性根本不是顯而易見的。事件規則性只是在實驗控制的條件下才能自發產生，而自然科學通過封閉隔離從而獲得事件規則性的實驗是科學的一種特殊情況，這種特殊的情況是數學形式化建模得以成功應用的條件。

但是，在人類社會領域中，通過實驗控制獲得這種事件規則性的可能性是相當有限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根據批判實在論科學哲學，在經濟學和社學科學領域中，數學形式化建模得以應用的條件并不存在，經濟學的數學形式化是它盲目地崇拜自然科學成就的產物。批判實在論經濟學方法論代表人物勞森指出，新古典主流經濟學把適用于物理化學實驗的條件搬到經濟學的社會領域是錯誤的，這種錯誤的根源就來自于實證主義科學哲學把自然科學實踐誤解為對事件間普遍關聯規則性的研究。為了形式化建模的需要，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在其理論結構中做了兩種封閉：內在封閉——一種原因總是產生同樣的結果，它意味著現象的結構是穩定的和不變的；外在封閉——一種結果總是有同樣的原因，它意味著從給定的約束和行動，只有一種結果是可能的。把這兩種封閉條件結合起來，主流經濟學就采用了一種封閉系統的思考，通過演繹在事件層次上對經濟現象進行決定論的解釋，勞森斥之為演繹主義。為了充分達到使用數學的“科學性”，主流經濟學做出了如下簡化的假定：技術和制度約束（實際上是不變）、均衡結構、給定偏好、代表性行為者、理性最大化，等等，這些與現實毫不相干的假定就是上述封閉性思考的體現，而這種封閉性思考，真正地把經濟學限定于了實證主義科學哲學的鼻祖孔德為“科學”所劃定的界限之內了。孔德寫道，在知識的每一分支上，若要使我們的研究具有實證性，那就必須把它們的范圍加以限制，只去研究實際存在的事實，而不必努力去了解這些事實的初始和最終結果。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又如何能理解和解釋經濟生活歷史性變化的過程呢？

二、范式革命與新政治經濟學的誕生

對于許多主流經濟學家來說，新古典經濟學就是經濟學，在他們看來，所謂現代經濟學就是新古典經濟學，異端經濟學各流派是視而不見的，這種話語實際上就是新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