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一、根據WTO規則和我國對外承諾的要求，商事立法改革步伐應當提速

二、加入WTO后，政府干預市場經濟走向法治勢在必行

三、完善立法，推動國內外投資者的投資熱潮

四、我國“入世”后消費者權利的法律保護前瞻

我國“入世”對于我國的經濟和進步來說，既是一次嚴峻的挑戰，也是一次難得的機遇。雖然我國“入世”在短期內會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和困難，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入世”符合我國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入世”后我國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也要作出相應的完善。中國能否真正融入世界經濟、并從中受益，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是否有一個好的游戲規則；而其關鍵在于法律環境的改造與建立。20年來改革開放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鑒于我國政府、企業和消費者直接面臨WTO的，本文擬從探討我國商事經濟立法改革方向的基礎入手，分別剖析

一、根據WTO法律規則和我國對外承諾的要求，商事經濟立法改革步伐應當提速

為切實履行我國作為WTO成員國根據WTO法律規則（含宗旨、原則、具體協定等）應當承擔的義務和對WTO及其成員國所作的承諾，實現我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化，實現政府和國內外企業、消費者、投資者、勞動者和社會經濟團體的法律角色定位，必須按WTO規則要求和對外承諾，從中國的市場經濟和法治建設的實踐出發，大膽借鑒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先進的經濟立法經驗，以確認和保護市場經濟體制為價值取向，義無反顧地進行經濟立法改革，構建門類齊全、結構協調、功能合理、層次分明、動態開放、與市場經濟相契合、與國際慣例相接軌的經濟法律體系。鑒于我國不少經濟立法文件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或者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過程中制定的，因而有許多條款打著計劃經濟的烙印。因此，必須抓緊對現有法律、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地方性立法文件中與WTO規則和對外承諾相抵觸的條款進行一次認真徹底的清理，該廢止的，堅決廢止。至于在滿足WTO規則和對外承諾方面尚付闕如的條款，應當根據世貿組織規則和對外承諾抓緊制定。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推進經濟立法改革的主要動因不僅來自于WTO及其成員國的施壓，更重要的是來自于我國對吸引外商投資、拓展國際貿易的經濟利益驅動。這就決定了，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外資和充分利用好WTO，我國立法改革除了真心實意地滿足WTO多邊規則的要求外，還應當盡可能多地參照國際慣例（并不一定寫入WTO規則）對我國經濟立法進行除舊布新的改革。例如，WTO《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TRIMS）的協議》的只涉及與貨物有關的投資措施的效力問題，而未對成員國的一般投資政策作出系統規定。但為了強化國內外投資者對我國企業法律制度的信心，我國企業立法就不能僅僅滿足于《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TRIMS）的協議》的要求。而是要主動借鑒WTO主要成員國（包括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的先進立法經驗，構筑良好的投資法律環境。可見，我國的經濟立法改革要想抓住這次難得的歷史機遇，就應當采取主動挑戰自我的雄姿，而非被動應付的態度。

雖然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已修改了《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海關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但上述立法改革僅僅是廢改立工作的開始。除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加入WTO的需要，抓緊制定和修改相關的法律，如制定《反壟斷法》，修改《對外貿易法》和《進出口商品檢驗法》等法律外；國務院及其組成部門應當抓緊對有關行政法規、行政規章進行審查、清理。據2001年3月的初步統計數字，國務院及其組成部門擬修改的外經貿行政法規、規章共有148件，擬廢止的共有571件，以適應加入WTO的需要和維護公平貿易。2001年10月6日朱镕基總理簽發的《國務院關于廢止2000年底以前發布的部分行政法規的決定》指出，國務院對截至2000年底現行行政法規共756件進行了全面的清理，廢止了71件行政法規；對80件行政法規，宣布失效；對1994年至2000年底公布的法律、行政法規已經明令廢止的70件行政法規，統一公布。此外，地方立法中違反WTO規則的條款，尤其是分割市場、具有地方保護主義色彩的條款，也要抓緊廢止。

要充分發揮我國法律在推動、保護和規范自由貿易和公平競爭方面的積極作用，迫切需要抓緊制定與完善四個領域的經濟立法：一是市場主體立法（包括公司法、證券法、投資基金法、個人獨資企業法、合伙企業法、合作社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勞動法、中介機構立法）；二是市場行為立法（包括債法、票據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三是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立法（包括產業政策法、政府采購法、經濟行政指導法、行政許可法、行政合同法）；四是社會保障立法（包括社會保險法、社會救濟法等）。

通過法律形式確認的部門腐敗是最大的腐敗。一些政府部門打著法治的招牌，企圖運用立法形式把本部門不應享有的權力和利益合法化。建議立法機關在委托政府部門起草法律時，警惕一些政府部門利用立法手段鞏固部門利益、爭權奪利，確保法律的公正性。倘若立法機關一味鼓勵或縱容政府部門起草法律，極易導致政府部門的行政權力膨脹，甚至有可能使政府侵害公民人權與基本自由、侵害企業商事權利與利益的非法行為或脫法行為合法化，立法機關的立法權也會被行政權吞沒。這與我國依法行政、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背道而馳。

由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現行不少立法是由政企不分的政府部門起草的，其中包含著不少有違公平原則、維護壟斷利益、剝奪或者限制消費者權利的條款。如《電力法》第60條[1]之規定，就大大低于《民法通則》第123條[2]之規定對于消費者的保護力度。從長遠看，立法機關應當收回立法草案起草權，親自起草法律，避免委托政府部門起草法律。中央政府有權制定行政法規，中央政府組成部門有權制定行政規章，但無權起草法律。如果立法機關工作人員專業和編制有限，可委托法學專家起草法律，然后提交立法機關審議。當然，政府及其部門作為成千上萬社會利益集團的一種，還可以就法律草案發表意見、甚至與法學家爭鳴商榷。建議立法機關對現有法律中包含的某些確認和縱容政府部門腐敗的惡法條款進行一次徹底的清理，該廢止的，堅決廢止。

行政機關制定的法律實施細則或實施辦法有可能私自塞入部門利益的條款，甚至背離立法宗旨。另外，讓行政機關集規則制定權、規則執行權和規則監督權于一身，既不合乎公平理念，也容易滋生腐敗。立法機關授權國務院或國務院組成部門制定法律實施細則或實施辦法的做法亟需改革。經濟法律的制定應當盡量詳細、具有可操作性，原則上不應依賴于實施細則。否則，經濟法律過于原則、抽象、圓滑，就喪失了存在意義。《海商法》是我國唯一一部不需要實施細則的商事法律。這一立法典范應當對今后的經濟立法具有啟發價值。即使確需制定實施細則，也應當由立法機關自己親自制定。當然，這并不排除立法機關就某些專業知識向專家和實踐部門咨詢。此外，在立法機關收回經濟立法權之后，立法權必然較以前有所擴張。因此，預防立法機關在立法過程中的腐敗又將是一個嶄新的課題。

二、中國加入WTO后，政府干預市場經濟走向法治勢在必行

以鄧小平南巡和中共十四大為標志，我國開始從根本上擺脫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藩籬、清除輕視法治的左傾思想，實現國家從依靠計劃手段和行政命令管理計劃經濟到依靠市場機制和法律手段駕馭市場經濟的偉大歷史轉變。但無庸諱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徹底建立起來。相反，我國目前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變型階段。而我國加入WTO將進一步加快我國經濟市場化、市場法治化的歷史進程。

市場經濟固然不是行政經濟、計劃經濟和審批經濟，但也決不是放任自流、無法無天的經濟。市場也有盲目性和局限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不是甩手掌柜，不能對已經或者即將到來的市場失靈、風險和經濟混亂采取大撒把的態度。政府對市場經濟進行適度干預是必要的。但是，政府如何干預才能順應市場經濟全球化、法治化的歷史潮流，取得適度、公平、高效的預期效果，便成為一個難點問題。

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無論企業的市場活動，還是政府的干預行為，都要服從法治的要求。近年來，依法治企的呼聲日益高漲，企業要依法經營的認識趨于統一。但對經濟行政法治的強調仍然有些黯然失色。多年來政府管理經濟的經驗教訓，要真正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政府必須率先垂范、以身作則，甘當法治改革的促進派而非抵制派。否則，就難以避免行政權的腐敗變質，就難以贏得企業和社會公眾的信賴、敬重與合作，就難以有威望求企業和其他市場主體依法辦事。

WTO促進世界自由貿易和鼓勵公平競爭的宗旨，最惠國待遇原則、國民待遇原則、透明度原則、法制統一原則和司法審查原則，以及WTO代表的一系列多邊貿易規則，不僅僅影響著企業和消費者等市場主體的切身利益，而且對于我國政府干預市場經濟提出了更加嚴格的法治化要求。

強調政府干預市場經濟走向法治化，就是要把政府干預市場經濟過程中的每一個行政機關、行政行為（包括抽象行政行為與具體行政行為）和行政環節都納入法治化軌道。在該目標取得后，經濟行政行為將完成以下轉變：由恣意行政轉為法治行政，由專橫行政轉為民主行政，由審批行政轉為監控行政，由壓制行政轉為促進行政，由管卡行政轉為服務行政，由黑箱行政轉為公開行政，由低效行政轉為高效行政，由政府本位行政轉為企業本位行政。這對政府來說既是一次機遇，也是一個挑戰。要實現這一改革目標，應當推出一系列標本兼治的重大法律舉措。

（一）樹立經濟行政法治觀念是政府行為走向法治化的前提

政府部門要自覺拋棄人治和官本位的封建思想、樹立法治行政光榮的觀念。政府部門要真正認識到，依法辦事，不麻煩，也不吃虧。因為，強調依法行政的最終目的不是刁難政府、讓政府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