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現了持續高速增長，但從可持續的角度審視這種增長，還存在許多。本文從人口素質、資源利用及環境問題三方面了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因素，并相應地提出了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構想。

【摘 要 題】可持續發展

【摘要】China"s national economy has experienced sustained rapid growth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to some degree，the national economy grows at the expens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 has also suffered from problems caused by rapid growth.This artiele analyses the thre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Chin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cluding population quality，using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some strategies are advanced.

【關 鍵 詞】可持續發展/因素分析/戰略構想

sustainable development/factors analysis/development strategies “可持續發展”認為經濟發展應與資源保護相結合，強調人類利用生物圈的管理，目的是使生物圈既能滿足當代人的最大利益，又不對后代人滿足自身需求的能力構成危害。這一理論最早出現于1980年聯合國規劃署（UNEP）委托世界自然資源保護聯盟（LUCN）起草的《世界自然資源保護戰略》的文件中[1]。隨著人們認識的不斷提高，對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探討越來越深入和具體，“從可持續發展思想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可持續發展已從一開始注重生物方面，擴展到注重包括環境、經濟、等各個相關因素，并使之相互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應是生態—經濟—社會復合系統整體的可持續性發展。衡量可持續發展主要有經濟、環境和社會三方面的指標，缺一不可[1]?！痹谶^去的20年間，經濟經歷了空前的城市化和令人矚目的化過程，其經濟增長率已經穩定在8％-9％，確立了發展中的經濟大國形象，但是，按照“生態—經濟—社會的指標”進行衡量，我們的經濟增長并不等于經濟發展，更不一定能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資料顯示，如果從GDP中扣除因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中國經濟增長率將大大降低，甚至可能是零增長。影響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因素從宏觀上看有人口及其素質問題、自然資源的利用問題以及環境問題。

一、中國人口及其素質

（一）人口眾多，整體素質偏低

由于的原因，我國人口基數大。盡管從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從而使人口的增長率得到明顯的下降，以至到1998年降到1％以下，但2001年的最新統計表明全國人口已達到12.95億，而且今后平均每年新生人口仍高達2100萬，自然增長人口達1350萬。雖然我國資源豐富，經濟增長速度較快，但按人口平均仍然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而且，應該看到，我國人口有70％在，人口增長率下降的貢獻主要來自城市，上海已經趨近零增長，而農村，尤其是內地較貧困地區生育率仍然很高。有資料表明：1990年，全國文盲和半文盲人數達1.8億以上，農村就業人員中，文盲和半文盲近36％，據全國1％抽樣調查資料，截止到1995年15歲及15歲以上人口中文盲率達16.48％，農村（縣以下）則為19.66％。城鄉人口結構失衡，導致整體國民素質的低下，影響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項調查表明，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能力，小學生為43％，中學生為108％，大學生為300％。中國的人口結構必然會影響人力資源的開發和增長方式的改變，影響個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湖北省農村抽樣調查隊早在1986年對湖北省農村調查發現，文化水平不同的家庭人均收入呈明顯的梯度差異，對人口本身的數量發展也有重要作用，生育率與文化的高低成反比是普遍。我們應從高生育率—低人口文化素質—低勞動生產率—高生育率的初級循環模式向低生育率—高人口文化素質—高勞動生產率—低生育率的高級模式轉變。

（二）人口問題引發的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

首先是糧食供給的壓力。1994年美國學者萊斯托·布朗發出了到2030年“誰來養活中國”的世紀警告，他預測屆時中國的糧食缺口將比世界糧食貿易總量還要大[2]。這種觀點盡管有些夸張，但目前我國的西南、西北貧困地區全家一年吃不上一次肉的情況的確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梢?，人口增長產生了糧食供給的巨大壓力。

其次是就業壓力。農村人口比例過高，素質偏低，由于耕地面積有限，形成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而城市化進展緩慢，城市吸納勞動力的速度慢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釋放速度，因此失業問題不可避免地突出顯現。

可持續發展不僅指GNP的增長，還意味著貧困、失業、收入不均等社會經濟結構的改善。而我國人口眾多，整體素質偏低，給就業、、住房、能源、、醫療保險、社會福利各方面造成很大壓力，也是許多貧困地區難以脫貧致富的重要原因，人口問題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也是引發資源和環境問題的基本原因之一。

二、資源的利用

（一）礦產資源

總的來說是世界上礦產資源總量比較豐富，礦種配套程度比較高的少數國家之一。截至1993年底已發現168種礦產資源，其中151種探明儲量，20多種在世界上具有明顯優勢，大宗礦產擁有相當大規模的儲量。但人均占有量少且各種礦產都有一些劣勢。

石油后備不足，儲采比逐年大幅下降，年產量處于緩慢增長的狀態，嚴重制約了我國的。我國煤炭資源非焦煤多，焦煤少，焦煤中又以氣煤為主，肥煤、焦煤和瘦煤比重很小，同主要產煤國相比，煤層賦存條件差，地質構造復雜，適于露天開采的資源量小，開發和采掘難度較大。我國金屬礦產資源豐富，但貧礦多，富礦少；單一礦少，共生礦多；大礦少，中小礦多，地區分布不均。

我國已制定了三步走的經濟發展目標，依據這一發展戰略。下表列出了對15種礦產品2000-2050年的需求量。

2000-2050年15種礦產品的需求量

礦產種類2000年需求量2020年需求量2050年需求量

粗鋼（億噸）11.1 1.82.8

原煤（億噸）14.0 17.4 29.0

原油（億噸）1.82.95.8

天然氣（億立方米）30015563113

水泥（億噸）3 4.57.0

鋁（萬噸）225 464722

銅（萬噸）120 198308

鉛（萬噸）4085 132

鋅（萬噸）80146227

金（噸）293456

硫（萬噸）928 1447 1929

磷礦（萬噸）35004045 5393

鉀鹽（萬噸）462 732976

鹽（萬噸）35004666 7257

鈾（噸）42005324 21296

資料來源：轉引自吳家正、尤建新所著《可持續發展論》第87頁。

根據我國資源現狀及上述表格數據，對于2000年的目標，礦產資源基本上能保證供應；對于2000-2020年的經濟發展，形勢極有可能會發生逆轉，大部分礦產將不能滿足發展需求；對于2020-2050年的經濟發展，我國所面臨的資源需求絕大部分完全無法保證。可見，礦產資源已成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制約因素。

（二）水、耕地、森林和草原資源

1.水資源 我國水資源總量豐富，全國多年平均淡水資源總量為世界第六，但人均占有量很低，相當于世界水平的1/4，且時空分布不均衡，開發難度大，隨著我國人口的增長和經濟的發展，水資源短缺問題日益嚴重。全國缺水城市因缺水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達1200多億元，如西安市在缺水高峰期約有700多家工礦限產、停產，產值達20多億元。缺水矛盾也日益突出，西北和華北地區，水資源不足已成為地區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另一方面，水污染使本已有限的水資源越發緊缺。

2.耕地資源 我國耕地資源嚴重不足，人均占有不足2.0畝，不及世界水平的1/2[3]。近年來由于人口增長，化、城市化的發展，我國非農業用地迅速增加，耕地逐漸減少，矛盾已十分突出，全國有1/3的省份，人均耕地不足1畝，東南沿海一帶僅半畝左右。節約用地，保護耕地應引起全民的高度重視。

3.森林和草原資源 我國森林覆蓋率為13.4％，人均森林面積不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5％。用材林的消耗量仍然高于生長量，森林質量不高，大片森林繼續受到任意破壞。森林資源的短缺還加速了土地沙漠化的進程。對草地資源采取自然粗放的經營方式，亂開濫墾，草地沙漠化嚴重，動植物遭受破壞，生產能力不斷下降。

由上述對資源現狀及發展趨勢的，可見我國的經濟快速發展是以自然資源的過度耗費及破壞為代價的，尤其是不可再生資源，一旦遭到破壞就不可能再獲得。資源補充不足，質量下降，數量減少，呈退化趨勢，經濟發展已出現資源空心化現象。為實現可持續發展，我們必須重視不可再生資源的合理開發，可再生資源的增殖補充，否則自然資源的稀缺性會進一步加劇，我們的經濟發展也無法持續下去。

三、環境

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的物質基礎和空間條件，對發展具有推動或制約的作用，一旦人類活動對環境污染超過生態系統的承受能力，環境污染就會成為危害人類的嚴重問題。

建國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嚴重。后果是三廢產生、噪音污染、水資源枯竭、土地沙漠化、溫室效應和臭氧層破壞。我國空氣污染十分嚴重，大氣中懸浮物濃度和二氧化碳含量居世界第一，這兩者都是煤燃燒的副產物，而煤是我國主要的燃料；另外，汽車尾氣排放也是大氣污染源之一，這與我國汽車制造業過時的技術、低排放標準及不良的道路設施等因素是分不開的。我國600多個城市中空氣質量達到一級標準的不足1％。我國水污染也很讓人擔憂，工業廢水、生活污水、農藥和化肥污水沒經過適當處理直接排放，使河流變成陰溝，湖泊變成污水池。調查表明，27個最大城市中只有6個飲用水符合國家標準，其中23個城市地下水不符合國際標準。據統計，由于水污染造成的對人體健康的損失價值為417.3億元[4]。

環境與經濟發展越來越不和諧，尤其是對我國這樣一個貧窮落后的低收入國家，由于不具備改善環境的經濟基礎和技術，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往往忽略了這方面的問題而造成惡性循環。

由上述可知，我國人口、資源、環境等非經濟因素對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已經起到了制約作用，為實現—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必須采取切合實際的戰略。

四、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構想

追求可持續發展目標而不是單純的經濟速度的快速增長，是中國未來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為達到此目標應有計劃、有步驟地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人口、資源與環境戰略。

（一）人口戰略

基于中國人口眾多而整體素質較低的現狀，制定人口戰略時應注重從適當控制人口數量與提高人口素質兩方面入手。

首先，繼續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長速度。2000年已經把人口控制在13億之內；2010年爭取控制在14億之內；2030年爭取實現零增長；21世紀最大規模不超過16億。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時要側重宏觀人口數量的調控，并同時運用行政與經濟政策手段，避免采用一刀切政策，針對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采用不同的政策措施。

同時，要加大力度，提高人口素質，包括文化素質與身體素質。其重要政策手段就是實行科教興國。普及全民，特別是對落后地區和人口，延長年輕人受教育時間，加強對婦女的教育，提高全民的社會意識和知識水平，既可使其自覺遵守計劃生育政策又可增強就業能力。加大智力投資，加快技術進步，這是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人是知識技術的主要載體，技術進步的源泉之一就是對勞動者的教育。舒爾茨提出：美國經濟增長可能歸因于教育的發展，教育大大提高了勞動的質量。由教育所得的報酬至少與非人力資本所得的報酬一樣高，這一結論同樣適用于發展中國家。

在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質的同時，要大力發展醫療衛生事業，提高人口身體素質，建立健全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減輕家庭負擔，解決老人晚年的后顧之憂，轉變“養兒防老”的舊觀念。

（二）資源戰略

進一步完善資源核算體系，全面客觀衡量各種資源的儲備情況及未來潛力；促進資源有償使用機制的建立，資源有償使用的前提是進一步理順資源產權關系；合理界定資源的所有權關系，確定資源的有償使用制度，從根本上抑制我國資源日趨衰竭的趨勢；制定合理的資源價格，修正以往的資源無價、原料低價、產品高價政策，改變人們的消費需求和對資源的浪費。

逐步建立資源利用的市場體系，加快擴大土地、礦產、海洋等資源的有償使用范圍，初步理順資源利用的租稅費關系，進一步規范市場行為。資源管理應充分發揮市場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除規定可以實行劃撥方式外，其它資源的利用應采取出讓、租賃等有償使用方式提供；經營性資源使用應采用招標、拍賣方式提供；協議出讓、租賃國有資源，要在協議前評估，協議價格集體決策，協議結果向社會公開。原劃撥資源使用權流轉和改變用途，如不再符合劃撥供地范圍，必須有償使用。國土資源管理部門應抓緊制定集體建設用地及資源的有償使用和流轉管理辦法；積極推進資源有形市場建設，完善交易規則，加強市場監管和規范。同時嚴格礦業權市場管理，依法有償出讓探礦權、采礦權，規范流轉行為；積極開展探礦權和國家出資形成采礦權招標、拍賣的試點和推廣工作；建立礦產資源勘查開發新機制，大力培育礦業資本市場。

目前我國已著手進行這方面的工作，國土資源管理部門正抓緊完善土地使用權、海域使用權價格和礦業權價款評估及處置管理，健全資源性資產的收入分配機制。同時加強地價管理，大力開展城市基準地價、標定地價的更新與平衡。進一步理清產權關系，加強土地、礦產等資源性資產的運營監管。

（三）環境戰略

首先，政府應該運用經濟的、行政的、法律的和技術的手段保護環境與治理環境污染。并比較各種手段的特點、成本和收益，對不同的情況使用不同的管制標準。尤其要加大經濟手段的運用，將保護環境與治理污染與經濟主體自身利益相結合，發揮經濟手段對經濟主體的激勵作用。在不突破自然環境承載力的前提下，實現環境資源的最有效配置，實現總產值和社會福利水平的最大化。同時，政府也應積極推動體制創新和技術革新，全方位綜合整治環境污染。

其次，在進行國民經濟核算時充分考慮經濟增長對環境的，改變現有GDP核算體系，變現存GDP為“綠色GDP”。目前，我國在對GDP進行核算時并未將經濟增長的環境影響考慮在內，從客觀上導致環境污染這類具有負外部性的行為得以存在與蔓延，對環境質量的改善形成巨大壓力。今后，應逐漸改變這種現狀，將生產、消費行為對環境的影響納入GDP的核算中，如果是環境污染，其所造成的損失則要從GDP總量中扣除，從而糾正現存GDP核算方式對經濟主體行為的誤導，對資源配置的扭曲。國外的一些著名學者也曾提出國民收入核算的新指標，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曾提出凈經濟福利指標（NEW，Net Economic Welfare）[5]，即以是否改善了社會福利為出發點對現存GDP進行調整，其中包括對環境負外部性所造成損失的扣除。目前我國這方面的工作也正在進行，但還要有很長的路要走，在具體運作中需要克服技術上的難題，如定性指標難以量化與數據來源問題等。

建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改變現存GDP核算體系可以改變經濟主體的環保意識，引導生產與消費行為，切實將環境保護、生態資源利用與經濟增長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并將其內化到經濟主體自覺的行動中，而且思想觀念的改變本身就是極大的進步。

【】

[1]譚崇臺.學的新發展[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

[2]郭熙保.經濟發展與政策[M].北京：出版社，2000.

[3]世界資源報告[R].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9.

[4]全國抽樣調查辦公室資料[R].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7.

[5][美]P.薩繆爾森.經濟學[M].北京：機械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