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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機時期農村經濟金融可持續發展中的熱點問題分析

王洪斌,王志

摘要:后危機時期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是大勢所趨,就目前農村經濟金融發展看,擴大民間投資、農民工市民化與城鎮化、保就業與扶持中小企業以及農村金融可持續發展面臨的矛盾等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仍然是困擾農村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農村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在后危機時期的重大機遇期,應正確認識農村經濟和農村金融可持續發展中的熱點問題。并采取相關政策措施,努力實現農村經濟金融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后危機時期:農村經濟金融:可持續發展

新型工業化、特色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是農村經濟的發展主題和方向。在后危機時期的重大機遇期,如何認識農村經濟和農村金融可持續發展中的熱點問題,并采取相關政策措施,努力實現調整農村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進一步提高農村經濟增長質量與效益,實現農村經濟金融可持續發展成為農村經濟金融研究的重點課題。 一、后危機時期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中的熱點問題 (一)擴大民間投資是后危機時期保持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源”動力 后危機時期要確保經濟增長,必須繼續實行加大投資力度、優化投資領域的措施。應從前一階段注重基礎設施投資轉向更加注重擴大產業投資,夯實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更加注重以政府投資帶動民間投資。要進一步充分發揮中央投資引導帶動作用,支持引導民間資本投向政府鼓勵和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領域,廣泛參與各種民生工程、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只有充分調動民間資本投資,經濟才具有可持續發展能力。南于受制于多方面原因,目前農村民間投資和市場機制明顯不足,經濟回穩的基礎仍不牢固,出現了“政府熱、企業冷;公共投資熱,民間投資冷”的現象。具體原因包括:市場準入存在障礙,民間投資領域受限;金融體系不健全,投融資渠道不暢;創業活動不足,民間投資缺乏載體;缺乏有效的財稅扶持,民間投資激勵不足;市場需求不足,民間投資缺乏動力:投資服務體系不完善,投資環境不優。 (二)加快城鎮化的進程是后危機時期支撐內需的強大力量 城鎮化發展,尤其是加快發展中小城市和縣城的城鎮化戰略是我國最大的內需所在。2008年末我國城鎮化水平達到45%,與發達國家和地區80%以上的城鎮化率相比仍有較大的差距,我國推進城鎮化的空間依然巨大,城鎮化發展的潛力依然可觀。將擴大內需與推進我國的城鎮化進程緊密結合起來,可以實現經濟發展與內需持續擴大的良性互動。城鎮化可以引發消費需求,培育高消費群體;城鎮化可以刺激投資需求,擴大民間投資:城鎮化有利于實現產業結構轉型,推進經濟的服務化,壯大中產階級消費群體;城鎮化有利于實現安居樂業市民夢,培育創業者和新型農民。 (三)大力發展中小企業是后危機時期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保障 中小企業是農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繁榮經濟、促進增長、增加就業、擴大出口、推動創新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就業方面解決了我國近80%的城鎮就業崗位,成為擴大就業的主渠道。當前我國就業狀況仍不樂觀。創業是就業之源,緩解當前的就業壓力需要鼓勵創業、大力發展中小企業。積極發展中小企業,有利于擴大就業提升居民消費能力,有利于激活民間投資,增強經濟增長內生動力,進而構建我國內需主導、消費支撐型經濟發展模式。 隨著整個經濟形勢的好轉,在金融危機中深受重創的我同中小企業,逐漸迎來了恢復性發展。但是,對于我國廣大的中小企業而言,其發展中的諸多深層問題仍舊沒有解決,門檻高、融資難、負擔重、創新能力弱等四大問題依舊是困擾中小企業發展的頑疾。 (四)支持農業與農村調整經濟結構是后危機時期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 農業構成農村經濟發展的主體,農業在國民經濟中處于重要的基礎地位。當前,我國農業的開放度不斷提高,城鄉經濟的關聯度顯著增強,農業農村發展的有利條件和積極因素在積累增多,各種傳統和非傳統的挑戰也在疊加凸顯。面對復雜多變的發展環境,促進農業生產上新臺階的制約越來越多,保持農民收入較快增長的難度越來越大,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要求越來越高,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任務越來越重。危機中凸現出農村產業的自生能力不足、農村經濟外部依賴性、農民增收難、農業結構失衡等問題亟待解決。 二、后危機時期農村金融可持續發展中的熱點問題 (一)農村金融供給體系變異影響農村金融的可持續發展 改革開放以米,農村經濟發生了很大變化,農產品由原來的統購統銷逐漸轉變成自南貿易,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了統一的農產品交易市場。然而統一的、自由的農村市場所面對的金融供給,卻是一個行政分割和局部壟斷的金融市場體系。盡管農村金融機構進入門檻有所降低,但是仍然南國家高度控制,競爭機制難以形成,存貸款利率行政管制,資金價格嚴重扭曲,經營業務“畫地為牢”,形成金融主體多方割據;信用社壟斷經營,金融服務功能難以發揮,嚴重影響農村市場和農村金融市場的有效對接。 在這種政府主導型模式之下,農村金融市場是從農村經濟體外部依靠政府的力量人為地強制植入到農村經濟體內,是一種他組織成長模式。該模式很少包含農村金融主體和經濟主體的內在貢獻因素,它往往是基于對外部金融模式的移植。在政府金融因素的刺激或迫使下,雖然農村經濟體系內層還缺乏金融市場成長因素的必要積累,電只能強行啟動,以表示對政府外部金融刺激的一種有意識的回應,表現為有量無質、效率低下的量性增長。 (二)農業生產比較效益低下影響農村金融的可持續發展 農村金融改革強調的是市場化的道路,農村金融供給的利益調節機制必然受市場經濟規律的影響,面對比較效益處于不利地位的農村產業,金融部門優先把資金配置在第二、第三產業成為必然。在這種情況下,金融部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名為“支農”的機構或資金,往往傾向于離開農村,而農村信貸資金強烈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農村金融供給的利益調節機制與農村比較效益的錯位帶來了明顯的“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成為在農村金融體系發展中難以解決的問題。 伴隨農村經濟比較效益低下的是信息不對稱、抵押物缺乏、特質性成本與風險、非生產性借貸為主這四個農村金融市場的基本問題。所以,如果要讓金融機構自然選擇,它們會紛紛離農而去:而如果政府強令金融機構支農,農村金融機構又別無選擇的話,則因無法克服上述四大問題帶來的成本和風險問題,會累積損失,最終變成“問題金融機構”。 (三)市場需求不可持續影響農村金融的可持續發展 化解經濟危機,一般認為以農村市場為突破口,國家出臺了汽車下鄉補貼、農機具下鄉補貼、家電下鄉補貼等一系列措施,企圖通過資金支持、政策引導來啟動農村消費市場。這一政策效應雖然明顯顯現,但對于啟動龐大的農村市場確是杯水車薪。屬于低收入階層的農村居民其邊際消費傾向應該大于城鎮居民,然而由于醫療、養老、教育等方面的不確定性因素導致農村家庭的高儲蓄傾向,因此啟動潛力巨大的農村消費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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