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一體化進程

我國始于1978年的改革和開放政策，至今已有26年多的時間，期間我國的國民和對外貿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由1978年的3624.1億元增加到2003年的116694億元，增長了31倍多；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對外貿易總額也由1978年的355.0億元發展到70528.3億元，增長了近198倍，對外貿易依存度近50%。我國國民經濟在數量增長的同時國內產業結構得到了重大調整和升級，取得了驕人的業績。雖然歷經20多年的改革，我國構建主義市場經濟的任務仍然沒有完成。

2003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16屆中央委員會第3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的決定”提出了“五個統籌”：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和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從“五個統籌”含義，意在將改革推向深入，全面協調改革，加大對存量改革，加快實現經濟一體化目標。

仔細分析會發現，改革和開放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和世界主流經濟形式——市場經濟的全面接軌。在改革和開放的整個過程中，開放是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一體化的過程，改革是國內市場一體化的過程。改革和開放的經濟含義最終是要利用國際分工和國內分工取得直接由于分工導致的靜態利益和由此產生的動態規模經濟、城市化等利益。

在這種不斷使中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一體化的過渡中，對外開放已經使國內、國外兩個市場由相對分割狀態走向逐漸融合狀態，特別是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后，更是加快了這一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一體化過程。這表現在關稅水平的降低、非關稅壁壘的逐步拆除、國際貿易規則的推廣適用以及匯率改革和走向更加靈活等方面，比如在進口關稅方面，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采用了自行調整和談判約定兩種方式對高關稅壁壘進行了削減，具體變化如表1。

表1 中國平均關稅率的變化

年份所 有 商 品 初 級 產 品 工 業 制 成 品

簡單平均(%) 簡單平均(%) 簡單平均(%) 加權平均(%) 加權平均(%) 加權平均(%)

1992 42.9 40.6 36.2 22.3 44.9 46.5

1993 39.9 38.4 33.3 20.9 41.8 44.0

1994 36.3 35.5 32.1 19.6 37.6 40.6

1996 23.6 22.6 25.4 20.0 23.1 23.2

1997 17.6 18.2 17.9 20.0 17.5 17.8

1998 17.5 18.7 17.9 20.0 17.4 18.5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1999，第340頁）

在1998年4月中國政府在日內瓦多邊談判中提出的關稅削減方案中，到2005年用算術平均法的品關稅降降至10.8%，達到相當于發展中國家平均關稅水平。除了通過參與WTO的多邊貿易組織自由化進程之外，還通過參與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FTA）區域經濟一體化以及加強同國內特別行政區香港、澳門發展緊密貿易關系方式全面推進了我國外貿自由化進程。

二、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一體化的貿易利益

對外開放使國內市場同國際市場逐步一體化，這種一體化的過程使我國的對外貿易額快速發展。從上講，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取得的貿易利益可以分為直接利益和間接利益。國際貿易的直接利益首先表現為貿易利得（gain from trade），或稱為比較利益所得。這是因為，通過國家之間的貿易，實現了國家之間的分工。通過國際分工實現了資源在國內按照最大化利益的目標的重新調整和進一步優化配置。參加貿易國家內按照顯示出來的比較優勢原理進行資源配置后，就使得該國在開展貿易前生產和消費的一致性被打破。貿易后，該國的生產點和消費點分開了。該國的消費可以在一個更高的水平上進行，這既包括消費量的增加福利，也含有消費結構優化的福利。這種福利增加可進一步分解為兩部分：得自貿易的利益和得自分工的利益。前者來源于在資源配置不變和產出不變的情況下，一部分產品以國際價格而非國內價格進行貿易。

國際貿易的間接利益是指國際貿易發生后，所產生的一系列經濟效應作用于國內國民經濟的有關部門，推動經濟增長的利益稱為國際貿易的間接利益，或者叫動態的貿易利益。該間接利益主要表現為下面幾個效應：

（1）競爭效應。各經濟主體為了在市場競爭中不被淘汰，通過技術進步，不斷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產品成本，提高服務水平，擴大市場占有率。一國開放國內市場，開展國際貿易就是將國內的競爭推倒了國際市場上，形成全球范圍內的競爭，增加了競爭的激烈程度，使在國際市場經受鍛煉而成長壯大，特別是對于國內形成壟斷的行業或企業，國際貿易的進行徹底打破了國內的壟斷，逼迫國內的壟斷企業在平等的競爭中求得發展。

（2）產品多樣化效應。該效應反映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通過進口貿易，一個國家可以獲得本國不能生產的產品；可以獲得比國內市場價格低的產品；二是通過出口貿易，一國的剩余產品可以找到市場，閑置資源可以得到有效利用從而增加財富。

（3）收入效應。國際貿易的收入效應體現在對國民收入總量和國民收入分配的上。英國經濟學家哈羅德把凱恩斯的“乘數理論”到對外貿易中，認為一國出口額的增加，同投資額增加額一樣，也能起到增加國民收入的作用。該理論解釋了外貿順差（出口大于進口的差額）對國民收入增加存在著倍數效應?，F在人們常把投資、消費和出口稱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外貿出口所增加的國民收入推動經濟增長的機制是由于出口商品生產決定了國民收入的分配，國民收入的分配效應又通過對商品價格、消費者對進出口商品需求偏好的差異來影響經濟增長。由于出口產品使用不同要素的密集程度不同，而出口產品的價格會因國際貿易而上升，這樣不同產品出口所導致不同利益集團的工資收入、向國家提供的利稅不同，如果出口收入的分配有利于那些對國內商品有較高消費傾向的利益集團，那么就會擴大國內商品生產的需求，縮小貧富差別。如果出口收入分配有利于對進口商品有較大需求的利益集團，那么，國民收入向外支付擴大，國內貧富差別也會擴大。當然搞低收入階層的儲蓄傾向不同，如果出口收入分配偏向于高收入者，則易于資本的形成，從而通過要素積累促進經濟增長。

（4）市場效應。出口貿易為一國直接提供了市場機會，這會使國內過剩的生產能力得到充分的發揮，又會刺激國內生產能力的進一步提高。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提出的“剩余產品出口”（Vent for Surplus）理論認為貿易對一國的經濟增長具有帶動作用。后來的經濟學家進一步探討了貿易對經濟發展的帶動問題，提出了“大宗產品（Staple）”出口帶動增長理論。該理論認為，這些產品的開發和生產后，常常導致國內大量剩余。對這些剩余大宗產品的通過出口而找到市場，就可以減少國內資源的閑置和失業，增加國民收入和消費，提高儲蓄和投資，從而帶動整個經濟的增長。另一方面還可能因為大宗產品的開發會吸引外資，通過資本設備的進口來擴大生產，最終通過這種國際貿易模式導致一國經濟增長。

（5）規模經濟效應。由于市場效應，國內生產企業便可以擴大生產規模，更加專業化地進行產品的大規模生產。在當代工業化的產業結構中，很多產品具有規模經濟的特征，即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單位產品的成本呈下降趨勢。這種規模經濟的取得使企業增強了競爭力，本國的消費者也會因此而得到物美價廉的商品。

（6）貿易的外在效應。貿易的外在效應即指貿易的外在性，是未被市場交易包括在內的額外成本和收益。貿易的外在性可以說從經濟到、文化、道德、制度等等方面影響深遠。

這些貿易利益主要是從理論上進行分析的，而理論的分析具有一系列嚴格的假定條件。這些條件的滿足是取得外貿利益和福利水平增加的前提條件。由自由貿易帶來貿易利益的核心理論——比較優勢理論的假定中可以分析出，自由貿易有效性和合理性的前提條中涉及到市場結構或市場一體化的有：國際、國內是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勞動力、資本生產要素在一國國內自由流動，而在國家間不流動。如果不滿足這些條件，貿易利益將受到嚴重的負面影響，嚴重地不滿足這些條件可能會導致出口貿易條件的惡化，出現福利惡化型增長或者叫貧困化增長（immiserizing growth）。對此，最早的成果是1950年和1971年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中的“國內扭曲和福利的一般理論”。對該理論作出重要貢獻的是著名國際貿易理論大師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此外對該理論進行進一步探討的還有經濟學家哈勃勒（G.Haberler）、米德（J.Meader）、哈根（E.Hagen）、約翰遜（H.Johnson）、科登（W.Corden）等等。當一國由封閉走向開放時，哈伯勒（1950）論證了固定要素價格的情況下，自由貿易會引起福利水平下降的情形；隨后哈根（1958）論證了行業間工資差異的情況下，自由貿易會引起福利水平下降的情形。上面兩種導致福利水平下降情況的前提假定都是放棄了開放前國內市場完全競爭的假定，而以國內扭曲市場為條件。這些國內非貿易扭曲，在開放的條件下，不是減弱消失，而是相反，它們帶來的損失卻會使自由貿易中獲得的貿易利益消失大部分，或者消失殆盡。從動態的角度分析，如果一個處于動態增長中的經濟，自由貿易引致貧困化的危險是存在的(Bhagwati and Srinivasam，1983)。巴格瓦蒂（1958）在他的論文中明確提出了一國經濟增長也可能通過貿易條件的惡化導致負的凈福利。

在涉及到對外貿易方面，經濟活動的扭曲可以分為貿易扭曲和非貿易扭曲。我們可以把一國由于實施了關境措施所導致對自由貿易的阻礙，產生的扭曲稱為貿易扭曲。對于貿易扭曲所導致的貿易福利損失可以通過提高關稅，進行貿易保護來矯正，對于非貿易扭曲即國內市場扭曲需要通過國內調整或改革來糾正。在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國內市場扭曲的國內市場分割成為制約我國對外貿易利益實現和福利水平提高的主要障礙因素。三、國內市場一體化與外貿利益實證

我國當前由體制性扭曲導致國內市場扭曲的突出表現形式為國內市場分割（market segmentation），國內市場一體化程度差。國內市場分割又可以分為所有制偏好的制度性分割和地方保護主義的地方市場分割。所有制偏好的制度性分割是指的由計劃體制遺留下來的，從國家政府到地方政府對國有所需的市場環境及資源予以優惠的制度安排，而對非國有企業構成的歧視安排，如企業員工的戶口安排、土地資源的使用和資金借貸以及通過證券市場融資等方面。地方市場分割主要是指一國范圍內各地方政府為了本地區的利益，通過行政管制手段限制外地商品進入本地或限制本地資源流向外地的行為。與這種以政府強制力為基礎形成的人為分割的市場格局（fragmented market）相對應的，則是一種聯結成一個整體的統一市場(integrated market)，或稱一體化市場。

我國由于地域遼闊、人口眾多，悠久的和長期的封建割據的歷史原因，加上在1953年到1978年的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出于當時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和國防的考慮，在統一的大前提下，推行了一種多元的國家經濟結構，每個省都形成了相對獨立、半閉關自守和自給自足的經濟子系統，這包括國家分別按省進行計劃管理工作的特點（當時的全國糧票和各省的地方糧票的區分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種市場分離的狀態）。這種多元的國家經濟結構逐步在計劃經濟體制的運行中固定下來，形成了條塊分割、城鄉分離的經濟發展格局。

在1979年后，由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是漸進式的、增量改革，因此就在原有城市實行全民所有制和實行集體所有制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計劃機制外的市場機制起作用的民營經濟部分。這便出現了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兩種經濟運作模式，出現了所有制層面上的體制性市場分割。同時，由于國家為調動地方經濟發展的積極性，實行財稅體制、下放權利（包括對國有企業管理權限的下放），使地方特別是省一級的地方經濟發展目標和增加地方財政收入的重要性凸現出來，另外對外開放的地區安排和地區性優惠政策實施都有意無意地使地方經濟利益成為地方政府追逐的目標，在實踐中出現了地方政府干預的地方保護主義指導下的地方市場分割。

在商品市場上，國內市場分割主要表現為地方市場分割，而在生產要素市場即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和土地轉讓市場上表現為地方市場分割和所有制偏好的制度性分割并存的現象。我國的地方商品市場分割所造成的矛盾沖突，可以說經歷了兩種大的形態或兩次大的浪潮：一是改革開放后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由于國內價格仍帶有的指令性的特點和指令性價格對原料、原材料和農產品價格定價偏低，因此，對外貿易的放開和國內某些地區經濟的率先開放導致了擁有政策優勢的省份、企業爭相廉價攫取這些產品。

二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后，由于我國實現了由短缺經濟向過剩經濟的轉變，國民經濟運行態勢第一次出現了市場經濟特征的“買方市場”。地方政府為維護本地區短期的經濟利益，對本地區的市場實施了一定程度的保護，禁止地區外的一些商品進入，這種地區市場保護在地方政府采購方面表現的更為充分。

綜合考慮，國內市場分割狀態以及市場化改革進程可以通過市場化程度來進行反映。20世紀90年代后，國內陸續有學者對市場化進程進行了測度，比如盧中原、胡鞍鋼（1992）、江曉薇、宋紅旭（1994）、國家計委課題組（1994）、顧海兵（1996）、陳宗勝（1997）李曉西等（2003）都有測定結果。其中從測度時間上更接近現在的陳宗勝和李曉西分別得到的測度結果顯示我國總體市場化程度分別約為60%和69%，都超過了50%，和經濟體制轉軌比較快的國家市場化程度大約還有15%的差距。更具體分析，我國不同領域和地區的市場化程度又有很大的差別，其中一般商品市場化程度較高，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程度較低，東部地區市場化進程快一些，西部地區的市場化進程慢一些。據預測改革意義上的市場化進程大約在2010后可以基本完成。

正是由于國內經濟市場化使得經濟資源在全國范圍內按照市場價格機制進行配置，真正的市場一體化不斷形成，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和外貿利益的擴大。以我國改革和開放后的國內市場化和外貿增長的數據為例，進行模型分析，結論是一樣的。

利用EViews軟件的回歸計量經濟模型，設模型方程為：

LnX＝ ＋ LnPRM＋u

這里，X代表對外貿易額；PRM代表國內市場化程度。數據見表2。

回歸結果是：LnX＝－9.821＋4.217 LnPRM

t(－3.79) (6.61)

R2＝0.9686 DW＝1.54

該數學模型的結果顯示國內市場化程度和對外貿易額之間高度相關，并且國內市場化程度每增加1%，對外貿易額增加4.217%。

表2 計量模型使用的有關數據

年份 市場化程度（PMR）（%） 對外貿易額(億元)

1985 28.37000 274.0000

1986 34.47000 309.0000

1987 40.57000 394.0000

1988 42.07000 475.0000

1989 43.57000 525.0000

1990 45.08000 621.0000

1991 48.51000 718.0000

1992 51.94000 849.0000

1993 55.42000 917.0000

1994 59.67000 1210.000

1995 60.21000 1488.000

1996 60.69000 1511.000

1997 61.71000 1828.000

1998 62.37000 1838.000

1999 63.03000 1949.000

2000 63.69000 2492.000

2001 64.35000 2662.000

2002 65.00000 3256.000

注：市場化程度（PMR）數據來自于常修澤、高明華（1998）的總體市場化數據，由于缺乏一些年份的數據，所以進行了簡單平均處理。

四、結論

通過前面的分析，得到下面的結論：我國應加快國內經濟體制改革，通過對商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的一體化來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加快國內經濟市場化和國內經濟一體化不但能使國內經濟資源得到合理配置，而且通過盡可能滿足自由貿易的前提條件，促進對外貿易發展并將對外貿易的發展建立在更加自由、效率和更能增進貿易利益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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