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貿依存度指標的經濟度量意義有限

從定義看，外貿依存度指的是外貿進出口總額和GDP之間的比率。從統計學角度看，外貿依存度應歸類為強度相對指標，它直接度量外貿進出口總額與以名義匯率計算的GDP總額之間的相對關系。嚴格地說，它的度量功能儀此而已。如果認為能衡量一個經濟體的開放或外向程度；或認為它反映了經濟體對外部市場的依賴程度；或認為它表達了經濟體與外界的交換深度，都有欠妥當。外貿依存度度量經濟關系的意義有限的原因在于：該指標存在致命的缺乏可比性問題。不僅指標數值在不同經濟體之間缺乏可比性，同一經濟體不同歷史階段之間也缺乏可比性。缺乏可比性的原因又在于影響外貿依存度的因素太多。假定存在可相比較的“經濟體內外產品貿易(進出口)總量”，則除了該總量影響到外貿依存度之外，影響到外貿依存度指標數值的主要因素包括有以下一些。

(1)關稅區范圍劃分。假定某一關稅區(經濟體)丙分甲、乙兩部分，它們對區外貿易都為100，相互之間發生貿易金額量為100，二者當期GDP均為50。顯然，對丙關稅區而言，外貿依存度為(100+100)／(50+50)=200%。現拆分甲、乙成獨立關稅區，則關稅區內貿易成為國際貿易，每個關稅區外貿依存度隨即變為(100+100)／50=400%。任何經濟活動總量都沒有發生變化，僅足關稅區邊界劃分便大幅度改變了外貿依存度數量。這就是小國外貿依存度通常高于大國的主要原因。

(2)貿易方式和進出口重復計算。從公式看，外貿依存度分子代表了進出口產品的總值。分子中進口、出口的重復計算會影響外貿依存度。對于一個經濟體而言，加工貿易出口所帶來的進口會再次在出口中發生100%的重復計算。加工貿易比重越高，進口重復計算得越多，外貿依存度因此也抬得越高。除此之外，對于自然資源高度依賴進口、產品市場高度依賴出口的經濟體(如日本)來說，盡管貿易操作上可能不采取加工貿易方式，但計算外貿依存度時進口在出口中重復計算的比率仍然很高。

(3)貿易產品增加值率和貿易品結構。從概念屬性上看，外貿依存度分子屬于產品價值總額，分母由國內產品增加值加總而得。增加值只是產品價值中的一部分，不同類別產品的增加值占產品價值總額的比率是不一樣的。同樣的出口金額，增加值率高的出口產品對應的GDP高，外貿依存度由此降低：反之則相反。舉例來說，假定經濟體出口總金額都為100，在出口產品增加值率分別為25%、75%時，用于出口的產品分別對應看25、75的GDP總額。另外假定該經濟體還創造不用于出口的產品增加值100，則前一情況外貿依存度為100／(25+100)=80%，后一情況為100／(75+100)=57.1%。

(4)產業結構差異。運輸和儲藏是支持貿易發生的最基礎的技術條件，由此，可運輸性和可儲藏性成為決定產品可貿易程度的主要因素。以三次產業劃分來觀察不同產業產品的可貿易性，則第二產業產品同時具有良好的可運輸性和可儲藏性，第一產業產品可運輸性好而可儲藏性差，第三產業產品普遍沒有可運輸性和可儲藏性。由此，一般第二產業產品可貿易性最好，第三產業產品可貿易性最差。以美國為例，進X21世紀，美國服務業GDP能夠達到GDP總額的75%以上，但是在2004年美國全部出口金額之中，服務出口只占到28%。

(5)本外幣匯率水平。計算外貿依存度，需要按照當年名義匯率將本國GDP折算成外幣值。名義匯率本身變化幅度極大，有時兩種貨幣匯率年內改變20%-30%都很常見。即使進出口和GDP二者純數量關系并沒有任何變化，名義匯率水平變動就有可能大幅改變外貿依存度。同時，包括我國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還不能實現匯率的完全自由浮動，與購買力平價比較，名義匯率多被低估，這也使以名義匯率計算的外貿依存度偏高。

除這些因素外，如本國貿易品價格和GDP平減指數之間的關系等其他因素，也對外貿依存度指標數值有不同程度影響。

假如研究者想用外貿依存度度量“經濟體對國際產品市場依賴程度”，則以上(1)、(2)、(5)因素與擬度量經濟關系基本無關，于是，僅就“影響因素”在不同經濟體之間的情況不同而言，就會引發度量上的不可比性。至于(3)、(4)因素，它們與擬度量的“經濟體對國際產品市場依賴程度”有一定關系。但對不同經濟體而言，這些因素的狀況、度量值和對指標影響的機制不同：由于這些因素的影響，度量和評判者需要對不同經濟體的外貿依存度數值采取不同的合理性評價：因此，他們最終還是會給外貿依存度指標評判帶來缺乏可比性問題。

我們從上述影響因素中進一步推論，外貿依存度還會與經濟發展階段有較強的關聯性。首先，從貿易戰略來看。奉行出口導向戰略和發展加工貿易出口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展早期的普遍戰略選擇。其次，從貿易產品增加值率來看，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早期的國際分工地位相對不利，所出口產品貿易增加值率(通常稱“低附加值產品”)相對較低，然后才有望逐漸提高。第三，從產業結構看，工業化和工業品出口份額上升是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變遷的共同趨勢，工業化中前期國內生產產品的可貿易性總在大幅提升，爾后隨著服務業比重提升，國內產品的可貿易性才會逐漸降低。第四，從匯率體制看，只有經濟發展和市場發育推進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發展中國家才會放松匯率管制。總之，隨著發展階段初步推進，除了內外經濟聯系加深之外，發展中國家其他諸多因素也在抬高外貿依存度。只有隨著發展進一步推進，后一方面因素的影響才趨向消失，貿易依存度增長速度才會放緩。

由于對不同經濟體而言，外貿依存度存在缺乏可比性問題，國際學術界對外貿依存度的合理數值范圍沒有形成共識。這與其他一些度量經濟總量相對關系的指標形成鮮明對比。比如國債負擔率，反映國債余額和GDP總量的相對關系，由于具有可比性，國際上基本形成該指標合理幅度的共識，即一般應控制在45%以內，警戒線為60%。再對比地看外貿依存度，國際學術界和公共管理界甚至連要給它厘定合理界限的觀念和動力都尚付闕如。

我國外貿依存度的變化符合世界普遍趨勢

1980年-1990年間，我國貨物進出口貿易依存度從12.6%上升至30.1%；2005年上升到63.9%；同時，我國服務貿易依存度也從1991年的0.03%上升至2005年的7.06%。2005年我國總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達到71%。總體上看，1980年-2005年間，我國外貿依存度指標數值持續、快速上升，并且目前指標數值也達到相對較高水平。然而，從歷史發展和國別比較的視角看，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各國外貿依存度上升是一種普遍趨勢，我國外貿依存度的變動基本與這種發展趨勢相符合。

1.世界平均外貿依存度在不斷上升。據聯合國數據計算，1970年到1980年，世界所有經濟體平均外貿依存度從23.3%上升到37.9%：1990年至2003年，再從39.9%上升至49.7%。

2.各不同類別經濟體外貿依存度變化的總體趨勢也是上升，盡管變化節奏各有不同。

(1)發達國家。美國外貿依存度從1970年的11.3%上升至1980年的20.8%，1985年稍稍下降至17.2%，1985年-2000年持續上升至26.3%，而后微有反復，2004年為25.3%。加拿大外貿依存度從1970年的42.5%升至2000年的86.4%。此外，除英國、日本的持續上升趨勢表現相對不明顯之外，德國、法國、西班牙等國外貿依存度均表現出持續上升。

(2)發展中經濟體。發展中經濟體外貿依存度上升速度普遍較快。1970年-2004年，韓國外貿依存度從35.8%上升至83.8%，中國香港從173.8%上升至371.2%，智利從29.2%持續上升至72.9%，墨西哥從19.1%上升至62%，尼日利亞外貿依存度從23.4%上升至95.5%。印度外貿依存度從1970年的7.9%上升至2003年的27.3%。

(3)體制轉軌國家。外貿依存度升高主要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俄羅斯外貿依存度從1990年的109.2%上升至2003年的158.5%。波蘭外貿依存度從1983年的35.4%升至2004年的80%。匈牙利外貿依存度從門94年的76.5%上升至2004年的133.1%。羅馬尼亞外貿依存度從1989年的39%上升至2004年的83.5%。

各國外貿依存度上升的直接原因是國際貿易增長速度比GDP更快。1970年-2003年，包括服務進出口在內，世界當年價進出口總額年均增長率為14.8%，世界當年價GDP年均增長率為11.1%。這種增長態勢得以形成有其歷史背景和多方面原因。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制度、政策層面開始發生一系列變化，各國普遍通過多邊、區域和雙邊經貿合作，致力于加速推動國際貿易自由化，同時新技術使作為國際貿易發生條件的通訊、交通、通關等過程的成本降低。目前，國際貿易快于全球經濟總量增長的態勢仍在持續。有人預計，2015年世界平均外貿依存度可能上升至60%以上。

放在上述世界背景中觀察，就可以看到，我國外貿依存度指標數值的變化態勢和當前數值并沒有表現出異常。(1)我國外貿依存度的持續上升符合世界范圍的普遍趨勢。我國外貿依存度變化的僅有“個性”特征是：我國指標數值的較大變化集中發生于1980年之后的較短時期上。這也與我國啟動對外開放的時間相吻合。(2)日前在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中，我國外貿依存度指標數值排名只是“中等偏上”而已。我國外貿依存度遠未達到該指標的極端數值。2005年我國外貿依存度71%，與東亞經濟體相比，比2004年韓國數值83.8%稍低，比2004年中國香港的371.1%、新加坡的321.4%數值低得多。與轉軌國家相比，2003年俄羅斯、匈牙利指標數值分別為158.5%、133.1%，我國數值也低得多。

因此，即使從簡單的國際比較看，我國外貿依存度指標數值的變化和幅度均“應天順勢”。

不能簡單地對我國外貿依存度數值做出合理性判斷

當前社會各界對外貿依存度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