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大家要我來講講，因為時間不湊巧，11月18日那天，我正好參加西部論壇會，沒能來赴約，我就邀請當年出席“復關”和“入世”有關市場的談判代表章海賢先生來講了一次。但大家對我“不依不饒”，再次約下，盛情難卻，只好今天來與大家見個面。 我是會計行業的一名老兵。在基層干了二十年，在財政部干了二十年。對會計、注冊會計師行業是充滿感情的。雖然年愈六旬，仍然保留了對為之奮斗了大半輩子的會計事業有一股深深的眷戀之情。今天要講，也只能講講當年的。 從1993年7月開始，我在財政部主持注冊會計師協會日常工作，擔任秘書長，到1999年1月8日“下臺”，前后六個年頭。在這個期間，從1993年10月開始，介入關貿（GATT）服務貿易市場有關會計市場的談判，簡稱“復關”談判；1995年1月1日以后，就叫世界貿易組織（WTO），簡稱“入世”談判；到1998年年底，與談判的主要對手——美國政府基本達成協議，前后大約經歷了五年的時間。其間，主要是對方“開價”，我們“減讓”，最后作出“承諾”，也有我們對談判的對方也提出“要價”，對方作出“減讓”，最終雙方的“承諾”就是談判的成果。面對142個成員的雙邊、多邊談判，這樣的“開價、要價、減讓單”真是成百上千。當然，有關會計市場開放的基本決策，是由上面作出的，我作為財政部主持這方面工作的具體領導，一方面要領會上面的精神，另一方面還要對談判人員遇到的作出。大多數的程序，在國內是：國務院服務貿易談判領導小組→財政部領導→丁平準→章海賢；反過來，在談判中的程序是：外國談判對手的要價→章海賢→丁平準→張佑才→劉仲藜→國務院服務貿易談判領導小組。前前后后在這五年間，當然也有許多令人難以忘懷的經歷。 當2001年11月11日北京時間凌晨，世貿組織批準中國入世的消息傳來時，我獨自坐在電視機前，觀看屏幕上多哈的熱烈氣氛，想想那五年的談判經過。推開窗戶，北京在夜幕中靜悄悄，沒人燃放禮花，沒人高呼口號，沒有激動人心的場面。我所在的住地——中華世紀壇臨近，也是靜悄悄。還記得，四個月前的7月13日，當北京奪得奧運會的舉辦權消息傳來時，中華世紀壇沸騰了，燦爛的火花，歡騰的歌舞，響徹云宵的爆竹聲，真是一個徹夜不眠的狂歡之夜！又過了兩個月，10月7日，當中國足球隊首次沖入世界杯決賽圈消息傳來，數十萬球迷，興奮地涌向廣場狂歡和痛飲。但在11月11日，雖然其意義遠遠勝過舉辦奧運、進入世界杯足球賽，可人們對入世卻感到坦然。對于13億人民來說，在等待15年之后，入世已不是懸念，中國人在平靜中迎來了“入世”。但我感到，在平靜的海洋下面，卻是洶涌的波濤。 后天，12月11日，中國就正式成為WTO成員。在這些日子里，走到哪兒都能聽到人們在說WTO，不少人顯得挺懂其中門道，但更多的人卻是不解“其中味”。有的人一說起來，我感到不是“距離WTO有多遠”，而是“離開WTO有多遠”，所言之事，遠遠超過了我們在WTO談判時所作出的承諾。 平心而論，絕大多數人包括我本人在內，對WTO知之甚少。比如，有些人對入世符合我國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這點缺少理解，從而對如何適應入世使我國在更大的范圍、更廣的領域、更高的層次上參與國際合作想得不多；對如何借入世完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想得不深；在我們業內，更多的人比較關心的是作為WTO成員別人會對我們擁有哪些權利，我們會“失去多少地盤”，而不去想想我們也擁有與對方同等的權利。我聽過一些有關WTO與中國會計市場的學術報告，聽了半天，也不知道他講的什么？我覺得完全是從相反的方面去理解了，講來講去，就是用“狼來了”三個字來“嚇唬”人，別的什么也沒有講清。 入世是我們國家的一件大事，對每個人來說也是一件大事。不僅會現在、還有未來，包括工作、、生活都會產生重大。一方面國家會有專門的人才處理相關事務，另一方面更提倡大家多學習一些相關知識。過去，我們從“掃文盲”，到“掃科盲”、“掃機盲”。現在，我們不要怕承認自己是“WTO盲”，老老實實地掃掃這個“盲”，從而在世界公認的規則中贏得競爭。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是必要的一課。 今天，我是被大家“逼來的”，也只好“應對”一下。再次聲明，老頭剩下的只有“歷史的回憶”。通過回憶過去那段經歷，結合今天學習的體會，談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WTO中關于中國會計市場開放的談判；二是努力學習WTO有關知識；三是面對WTO中國會計市場怎么辦。 一，WTO談判中關于會計市場的談判情況 首先聲明，我只參加了前五年（1993~1998）談判的有關事項，對后兩年究竟在WTO的條款中，中國政府在會計市場的開放方面作了哪些承諾，我說不清楚，等到后天公布就知道了。 大家知道，世界貿易組織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并列是現今全球最具廣泛性的三大國際經濟組織之一。WTO的主要職能有三：第一，制定并監督執行國際經貿規則；第二，組織各成員進行開放市場的談判；第三，建立成員間的爭端解決機制。因而被喻為“經濟聯合國”。黨中央作出加入WTO的決策，并且堅持與眾多國家談判長達15年之久，最終取得偉大成果，證明黨中央的決策是正確的、英明的。 前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后，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絕大多數國家雖然制度、意識形態、水平各不相同，但都相繼選定了走市場經濟的道路。跨國公司打破國界的生產經營活動，實現了資源在全球范圍的優化配置。進入80年代中期以后，是否參加關貿總協定和世貿組織為基石的多邊貿易體制，成為衡量一國是否負責任地加入國際社會、該國經濟是否與世界經濟銜接的重要尺度。，WTO142個成員（12月11日，我國正式成為WTO成員后，就應當是143個）間的貿易額占世界貿易總額的95％，投資額占全球跨國投資總量的80％。獲得WTO的一個席位，等于拿到了國際市場的多張通行證。作為以發展和建設市場經濟為目標的泱泱大國——中國，當然不能置身于外。 但這場談判談了十五年，朱總理說黑頭發都談成了白頭發。為什么會談得這么久、這么苦、這么細？龍永圖坦率地說，談了15年，我們在原則問題上堅持了15年。如果我們什么都答應的話，談判早就結束了。談判過程之難，時間之長，正說明我國為維護自身根本利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如果不理解這點，那就沒有真正理解中國入世過程中最后確認的有關條款的核心。不要以為進入WTO就“世界大同”了，就“沒有國界了”。WTO的存在，就是因為各國的情況不同，各自的利益不同，各自的規矩不同，所以要談，過去、現在、將來都是這樣。多哈會議的巨大成果，除了正式通過中國入世以外，就是啟動了新一輪的談判。還要去爭、去吵，去努力保護我們應得的合法利益！ 在二十世紀的最后年代，服務業在世界經濟發展國家中所占的重要性越來越大。許多發達國家，服務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65%以上，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70%以上。發展中國家的服務業雖然處于劣勢，但服務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也越來越大。我國從80年代恢復注冊會計師制度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發展速度很快。特別是在90年代初期，在中國建立證券市場以后，注冊會計師事業的發展是空前的，在國民經濟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根據服務貿易談判組的規定，我們的承諾開價單，是以一個國家成為服務貿易方和未來服務易總協定創始成員作為前提條件。我國服務業在當時雖然還不具優勢，與發達國家比較，落后了一大截。但從長遠發展來看，它一定會隨著體制改革的深入，在市場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同時，也一定要走向世界市場。 大家知道，所有有關GATT和WTO談判的條件，都事先經過中央領導批準后才能提出來的。其間，吳儀同志、李嵐清副總理、朱容基總理都有過許多明確指示。1998年6月，江澤民總書記親自給談判確定了三條原則：第一、WTO沒有中國參與是不完整的；第二、中國必須作為發展中國家加入；第三、堅持權利和義務的平衡。所有的談判的人員，當然包括參加會計市場談判的人員，都是按照這些原則進行的。 中國作為世界貿易第七大國，加入世貿對世界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同時，對作為經濟領域重要部分的會計行業，也會對世界會計市場產生重大影響。在世貿組織要求中國正式書面回答的1000多個問題中，有38個問題是關于會計方面的。在1993年，GATT開始談判時他們就預測：到2000年中國會計市場潛在規模將達到120多億元，未來可能達到1200億元~1500億元。如此巨大的市場，吸引了眾多的外國會計公司虎視耽耽的的目光。到1998年年底統計，1997年全國事務所的總收入是60億，2000年據說是80億。實際我覺得還是GATT估計得對，我們的數字是有水份的，事務所報多少收入，就要繳多少會費，起碼是2%的會費，所以很可能盡量少報，如果加上“五大”自己認賬的數，很可能不只120億。所以說，中國是世界最大的投資市場之一，同時也是最具潛力的會計市場。而我們呢，從會計市場而言，過去是“閉關自守”，對外面的世界“茫然無知”，剛剛開放，還得從頭學起，我們也歡迎外國的會計公司進來，而且在80年代初就非常開放了。雙方意愿，就談開了。 講講幾件歷史事情的經過吧，它可以大致反映這些年談判的歷程。 （一）復關中會計市場的談判 1993年10月4日至9日，應關貿總協定總干事鄧克爾的邀請，中注協首次派出代表隨同中國政府代表團參加了在日內瓦舉行的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服務貿易談判。烏拉圭回合談判的重要特點之一，是將服務貿易列入了談判議題。服務貿易談判的目標是：“制定處理服務貿易的多邊原則和規則的框架，包括對各部門制定可能的規則以便在透明和逐步自由化的條件下擴大服務貿易，并以此作為促進所有貿易伙伴的經濟增長和發展中國家的一種手段。”在涉及關貿協定服務貿易的項目中，“會計服務”項目在中國是由財政部主管，中注協具體辦理，因此談判的艱巨任務就落在中注協肩上。順便說一句，當時在國內還面臨另一個談判，那就是與審計署談，“兩師”合并、“兩會”聯合，這個談判也“十分艱巨”。 這一輪服務貿易談判中國代表團，由中國常駐日內瓦聯合國代表團副代表王天策同志擔任團長。當時，美國在1993年11月要進行大選，老布什能否連任是個問題，如果民主黨上臺，他們要重新評估現行政策，從而可能會推遲我國加入關貿總協定的時間。與此同時，許多西方國家也持觀望態度。因此，這次服務貿易談判主要是交換看法，不一定馬上達成協議（協議是在克林頓時期達成的）。但是，我們仍然要作認真和細致的準備，在開價方面，既要表明我國的開放態度，又要從維護國家利益出發作應有的限制；在要價方面，要盡可能地發揮我國優勢，打入世界市場，力爭做到開價和要價之間的大體平衡。 就我國當時的狀況來說，會計市場的開放已經邁出較大的步子，不僅允許外國會計公司來華設立常駐代表機構，而且還允許舉辦中外合作性質的會計師事務所。當時的限制：主要是怕進來多了，沖擊了我們的民族產業，只允許“八大”國際會計公司進來，對其他外國或港、臺地區會計公司的申請不予接受；另外，我們不允許外國人取得中國注冊會計師資格，外國會計師簽署的審計報告對我國有關部門無效。根據這一現狀，協會于1993年年8月25日致函經貿部國際司，報送了我國注冊會師行業的“承諾減讓表”。后來，經貿部國際司根據關貿總協定的非歧視性原則，把原“承諾減讓表”中“八大國際會計公司”修改為“具有足夠經濟實力的外國會計公司”，以免國外中、小會計師事務所攻擊我們不平等。現在“五大”說我們在談判時歧視他們，其實是沒有道理的。真所謂“好人沒好報”，我們的“開價”本來就是照顧他們的，說穿了，當時承諾的條件就是只讓“八大”進來，別人不許進！后來“六大”反而說我們“歧視”他！不公平！！！ 根據代表團的統一安排，中注協代表分別參加了與歐共體、芬蘭、日本、斯里蘭卡、美國、瑞典和韓國的雙邊談判。在談判過程中，歐共體、芬蘭、美國和瑞典，對我國會計市場開放的情況，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每次會議都是由我方首先根據開價單的口徑作簡要介紹，再回答對方提出的問題。他們普遍關心的問題有：申請設立機構由誰審批？駐在地點有何限制？會計服務的具體有那些？對合作會計師事務所的外方有無出資比例規定？常駐代表處能否招聘中國注冊會計師？會計師事務所能否為私營提供專業服務等。對我方代表的介紹和解答，對方普遍感到滿意。以后的多次談判也都是這樣，談判的主要對手是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加拿大、歐共體等。談判大廳有一些小包廂，這些談判對手就在這些包廂里進行雙邊的討價還價，其他一些中、小國家的代表就在大廳喝加菲，等著達成“一攬子協議“，從而坐享其成。 由于我國當未明確由中國注冊會計師對境外企業進行審計，因此沒有向有關國家要價，現在看來顯然是吃了虧。從每次談判中，我們了解到，我國在境外投資較多的國家和地區中，除當時的獨聯體和香港地區外，美國、日本和歐共體都把會計服務列入了各自的初步承諾開價單，而我們卻沒有要價。他們對設立從事審計業務的機構有的提出了一些限制條件。首先，申請人必須取得所在國的注冊會計師資格；其次，有些國家，如意大利、希臘、丹麥和美國的阿拉巴馬州和北卡羅萊納州目前還有公民資格的要求，即不允許非本國公民從事注冊會計師業務。對此，我們在會上提出，這等于把外國會計師拒之門外。歐共體表示，只要外國會計師達到所在國的專業資格要求，公民要求也可以不予考慮；美國則表示將勸說以上兩州放棄公民資格的要求。再其次，歐共體和美國的一些州規定外國會計師必須具有當地的居民身份。最后，美國還要求會計師事務所只能是個體或合伙性質。我們提出，這種限制對中國注冊會計師不利，因為我國當時的會計師事務所都是事業單位，還不允許個人開業。美國代表解釋，這一規定是基于審計報告必須由有關的注冊會計師個人承擔責任的考慮，但也在考慮允許成立專業公司(ProfessionaL CorporRtion)，這種做法將有助于中國注冊會計師進入美國市場。另外，我們提到會計師資格的相互承認問題，美方表示，相互承認是一個趨勢，但在這一輪談判中恐怕難以解決，因為如果兩國相互承認資格，將會損害其他沒有相互承認協定國家的利益。 （二）我國會計市場準入條件的談判經過 我國有關會計市場準入條件的“開價”、“減讓”、“承諾”，前后經歷了大約三年的時光，而且主要是圍繞中外合作事務所這種形式而展開的。 1994年4月27日，在國務院服務貿易協調小組會上，我就中國會計市場準入條件問題作了發言。解釋了我們開價的變化情況。最后，領導小組也接受了我們的意見。 關于服務貿易市場中的中國會計市場準入條件問題，1993年我們首次在日內瓦參加會談的開價是“兩個一”：即擁有10億美元的年收入和擁有1萬專業人員。當時主要是只準許“八大”國際會計公司進入，不允許其他進入，不想把門開得太大。而10億美元這是一家國際會計公司全球的收入，不是一個國家中的一家會計公司的收入。在日內瓦時，各國都認為條件太高，難以進入中國的會計市場，提出了很多意見。后來，我們查了一下美國會計公司的統計情況，查到排在第十六位的會計公司年收入5千萬美元，專業人員4百多人。因此，我們就把準入條件改為“兩個五”：年收入五千萬美元，專業人員5百人。這個條件對美國來說是中等水平，對其他國家來說還是太高。因此，日本、歐共體以及亞洲一些國家繼續提出了不少意見。這次準備再降到“二個二”：二千萬美元的年收入和二百專業人員。這個條件不能再降低了，再降低我們對國內的幾千家事務所就無法交待。后來，事實上連這“二個二”也不要了，只剩下“歡迎、歡迎！熱烈歡迎”！！！ 在會上，我還說明了一點，這個準入條件，是指中外合作事務所的外方準入條件。而中外合作事務所這種形式，“八大”國際會計公司過去在全世界也是沒有的。我們搞了，是“首創”，而且寫進了《注冊會計法》。通過實踐，我們覺得這不是一種很好形式，有點“上當”的感覺。外方用少量的投資，卻能占有大量的市場份額，這也是一種不公平，準備盡快結束這種形式。 會計師事務所從全世界來說，人們都知道不是一種商業性投資行為，它主要地不是靠投資，而靠審計技術和管理技術。而在審計技術和對事務所的管理方面，我們在中外合作事務所中是處于完全“失控”的地位。當時我們提出的口號是“四個化”：審計人才本地化，審計技術國際化；管理主權本地化，管理水平國際化。國際會計公司也贊成這一提法。同時，我們正準備對事務所的體制進行改革，在體制上加快與國際接軌的步伐，實行以注冊會計師為投資主體，實行合伙制。這樣，在市場準入方面，便主要地是由事務所自己一對一地去與外國事務所談判。我們還在1994年開放對外，取消考試中的公民資格的限制，實行對等原則，誰讓中國人考，我們也讓他考。1994年9月份就開始，第一年就有十六個國家和地區的四百多專業人員報了名。至于日本、歐洲提的其他條件，沒有什么，都可以滿足。問題在于他們自己不開放，僅要求別人開放，這不太公平。日本就很保守，他根本不讓外國的會計師進去，他自己卻要無條件地跑到別國來，這也是歧視的表現，應當與之斗爭。 事實上，我國會計市場從1981年重建和恢復注冊會計師制度，就“國門大開”。“八大”早在1981年就全部進來了。我們在日內瓦的開價條件，就是根據“八大”的情況提出來的。“八大”實際上是占了便宜，排斥了其他中、小國家的中、小事務所進入中國。如果降低準入條件，就能讓更多的境外中、小事務所進入中國，引進更多的競爭對手，必要時我們可以實施“以小擠大”的策略，何樂而不為之！ （三）實行國際成員所推動國內所走向國際 按照國際慣例，真正要推動中國國內所走向國際，就應當發展國際成員所。而成為國際成員所的先決條件是中國的事務所得進行體制改革，從掛靠國家部門改為注冊會計師所有，實行合伙制。所以，下決心啟動“脫鉤改制”，推動合伙。這實際上是WTO談判的另一個戰場。 1995年5月，《中國日報》記者劉偉玲發表了一篇采訪我的談話，引起外界媒體的廣泛關注。當時主要是想積極推行“成員所”的做法。 我說，國際會計公司成員所是全世界通行的做法。最近十幾年來，經濟全球化是一種發展趨勢。國際跨國公司不斷地向新的國家和地區進行投資，它就需要相應的國際會計公司到它新投資的國家和地區去提供服務，否則，在本土提供服務的會計公司就會失去它原有的客戶。有了這種需求，國際會計公司就努力想辦法在本土以外的國家和地區建立自己的機構。有兩種辦法：一是自己從零開始，遠涉重洋，派人、建所，還得盡快了解、收集新的國家和地區的相關情況，費時、費工，成本高、速度慢、效益差；另一種是在新的國家和地區尋找一家當地的會計公司，加以培養，達到該國際會計公司的水平，并且加盟到他們的國際會計公司中去，當跨國公司要求提供相應的服務時，他們就能依托設這些新的成員所提供相應的服務。這種辦法，成本低、速度快、效益好。所以全世界“八大”國際會計公司的發展都是采用培養本地會計師事務所加盟成為成員所的做法。 后來，我感到很納悶，我講的這些他們都承認說得對，但在另一些場合又老是擺出一幅“教師爺”的姿態，說是對中國CPA的“無私援助”。的確要感謝“八大”幫助中國的CPA開拓了眼界、培養了人才、走進了世界、吸引了國際資本，等等。但不要忘記，“八大”也是要有回報的！要占領市場份額的！中國都沒有哪么多的雷峰，外國就會派來哪么多的“雷峰叔叔”來“大公無私”地幫助你！？ 經過這幾年的實踐證明，發現我們“上當“了，覺得還是搞成員所好。在中外合作所中，由于種種情況，中方的人才成長不起來。現在七家中外合作所，除個別外，中方的專業人員最多只能當上一個“經理”、“高級經理”，當不了“老板”。中外合作所的“一切權力歸外方”，不是投資各占50%所能控制的，而是一種體制和人力資源的控制，中方人員始終上不了最高臺階。我們并不否認中國專業人員要當國際合伙人需要一個過程，但在中外合作所這種形式下，只會延緩“本地化”這個過程，而成員所能加速這個過程。全世界走得很好的路，為什么我們不能采用？不采取成員所的辦法，我們永遠達不到國際水平。我們并不拒絕使用“畢馬威”、“安達信”等等名稱，但它是中國畢馬威、中國安達信，同時也是國際畢馬威的成員、國際安達信的成員。正如前面已經講到的，全世界都是走的這條路，為什么我們走這條路就遭到非難？我們中國的CPA難道就要一輩子當“打工仔”！中外合作所已經走了五年，再有三年、四年、五年，就沒有幾個中國的CPA能夠當上國際合伙人？我就不信中國人就這么笨！我看了香港的一些報紙，有的人就說穿了：“不能輕易把控制權交給中國人”！關鍵就在于“控制權”。當然，沒有本事，我們不控制，但一旦真正掌握了本事，為什么在中國國土上的事務所，不能由中國的CPA自己來控制！？一部分老外反對在中國建立成員所的要害就在這里！也可以反過來，你要在中國當老板，可以參加中國CPA的考試，通過以后，你首先取得中國CPA的資格，然后才可以在中國的事務所中當老板。這也符合非歧視性原則，全世界都是如此。 現在有一些“專家”寫文章，還有些外國通訊社發表資料，說中國只許國外會計師來中國辦中外合作所，不允許他們搞獨資所。全是顛倒黑白、胡說八道。后來談判的主要焦點在于：我們堅持要把合作所變為成員所，即“六大”國際會計公司在中國的成員所，納入統一的國際所的范疇，但他們反對，一再要求要把中外合作所這種形式延長再延長。因為談判進行到1998年時，我們對事務所的改制方針已經確定：中外合作所的中方，一定要改制為合伙制，合伙加合伙，就是國際通行的無限責任制，不存在什么多少股份、多大控制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