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2008年經濟界最大的新聞就要數從美國開始并蔓延到全世界的次貸危機了(也稱金融危機)，隨著房市的不景氣而且房貸利率居高不下使得低信用居民違約逐漸增加，從而導致次級抵押貸款公司及存貸機構深陷壞賬危機和投資銀行的大規模虧損，而購買了與此相關的CDO(債務抵押債券)和ARS(資產抵押債券)的其他投資銀行(如美林等美國前五大投行)和保險公司對沖基金(如AIG)相繼遭受嚴重損失并破產，從而引發了全球的金融危機。本文認為此次金融危機從美國開始并非偶然，而是由于美國的金融資本主義存在一定的缺陷，并對這兩者的關系進行了進一步的分析。

[關鍵詞]金融危機 金融資本主義 金融監管

2008年9月，美國第四大證券公司“雷曼兄弟”倒閉，就像一場風暴，使得金融危機迅速蔓延到整個美國甚至全球。美國政府不得不動用“國家力量”，處理危機，抵消金融危機的負影響。其出手之重，已不再顧及“市場情面”，預示著美國版“金融資本主義模式”迎來了逆轉的時代。美國一向自詡是在金融馬背上長大的牛仔，特別是二戰后，長期把持國際貨幣和金融體制，聚斂財富，行使霸權，支撐美國經濟繁榮。但冷戰后，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危機不斷，捉襟見肘。自1987年8月上任到2006年1月退休的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任19年，竟然處理了12次各種類型的金融危機，足見冷戰后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的動蕩。當前美國的金融危機事實上揭示了美國“金融資本主義模式”的巨大破綻即低管制下產生的高收益伴隨的是高風險的產生。

首先，由美國來主導的“金錢游戲”面臨極限。上世紀80年代，英國的撒切爾和美國的里根政權掀起“新自由主義”潮流，推動金融自由化。1999年美國頒布新銀行法，進一步放松了金融管制，金融經營模式的“分業管理”被打破，“混業經營”大流行，形成了“裁定型金融運作模式”，即利用市場定價的扭曲，通過“低買高賣”，套取高額利益，展開“資金游戲”。而隨著市場參與者增多，價格體系日趨均衡，游戲利潤率下降。為擴大利潤空間，美歐等巨型金融機構大肆“創新金融技術”，編制金融衍生商品，人為制造“虛擬的金融世界”。如以“次級貸款”的債權為抵押，整合、分割、編制成一系列的證券化商品，并通過層層分割、再編制，衍生出更多的虛擬金融商品，銷往全球。這個過程被美國吹捧為金融全球化與自由化，也被視為分散金融風險的最佳手段。問題是，金融風險猶如電腦病毒，不會因分散而消亡，相反，其不斷分散的過程，恰恰演變為病毒擴散的路徑，一旦在某個環節病毒發作，必將侵染整個系統。這就是“次貸危機”爆發后，至今不斷深化、擴散的根本原因。拿美國華爾街的五大投行來說，投資銀行不單單做為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的橋梁。它常常表現出獨立于實體經濟的特征。它可以用極低的資產充足率，通過杠桿效應撬動更大體量的資本。從某種角度來說，這一模式本身就極易埋伏風險。當投行自身杠桿運用過度，資本充足率不足，資不抵債，受到公眾質疑時，其信用也就喪失了。投行本身連帶其產品必然遭到投資者的拋棄，風險便隨著其銷售的產品不斷向周邊關聯者蔓延擴散。

其次，美國金融整體體制和監管體制存在結構性的失衡。美國的新銀行法僅僅擴大了金融機構的經營權，結果出現了金融機構集團化，金融產業大擴張，金融權力大膨脹。而作為金融監管部門，美聯儲、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以及財政部等，依然按照傳統的格局“各司其政”，給金融產業留下了三不管的空間。美國金融體系存在嚴重的監管重疊問題和一定程度的監管缺位問題。實際上，由于金融監管制度演變的路徑依賴，這兩個問題在世界各國都不同程度存在。美國現有的金融監管體系基本上是在1930年代“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后逐步形成的，其中針對存款類金融機構有5家聯邦監管機構和各州監管機構，但對保險公司則缺乏全國統一的監管機構，對于那些不吸收公眾存款的專業貸款公司以及大量的金融衍生產品則沒有任何機構進行監管，相應的信息披露要求也不夠完善。這顯然不適應金融機構綜合經營的現實，相應的管轄沖突和監管空白更成為本次危機得以醞釀成災的重要原因。

第三，而“規模=安全”這個概念更是讓美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金融改革中，美國政府認為金融機構的規模越大越安全，因此，積極掀起金融機構并購浪潮，形成了巨型金融集團壟斷的金融產業格局。如，美國前三家證券公司的總資產規模均超過1萬億美元，堪與中等發達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媲美。 而雷曼兄弟公司的純債務就高達6130億美元。顯然，此次美國金融危機用事實擊碎了“規模=安全”的定論，也讓美國政府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重新認識到規模過大對金融系統的破壞性。

第四，美國的監管機構數目繁多，混亂復雜，很多時候造成監管的任務不明確。主要表現在:一是權力分散，在銀行業方面，目前監管權力分散于5個聯邦機構;現在保險業的監管權分散于各州政府。二是“大雜燴”式的監管機構重疊，由5個機構負責日常銀行監管事務。三是由于上述兩個原因，導致監管效率低下，監管中出現了死角和盲區。這種過多的監管機構的存在不但造成監管的困難還造成了資源的浪費，還增加了諸如行賄受賄這樣的事情發生的概率。

金融市場化與產業化，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的必修課，關乎民間儲蓄能否有效轉化為民族生產力的蓄積條件，更是確保企業全球競爭力的制度條件。中國金融改革既無需因美國金融出了問題，而放緩市場化與產業化改革腳步，也不一定因日本金融成功躲過了“次貸危機”而簡單模仿其模式。中國依然需要確立金融改革的自信，走符合中國國情的金融改革道路。金融市場的瞬息萬變，金融風險的不確定性，就要求金融監管必須靈活、高效、反應敏捷、應對及時，這就要求必須建立一個精簡、權威、高效、反應迅速的監管體制。這也許是對中國金融監管體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包括在整合、改革上，主要發生在美國的這場金融危機揭示了美國的金融資本主義存在的漏洞，也給了我們發展有社會主義特色的金融市場的些許啟發。

[1]陳雨露、龐紅、蒲延杰:《美國次貸危機對全球經濟的影響》，載《中國金融》，2008(4)

[2]孫立堅、彭述濤:《次級債風波對金融風險管理的警示》，載《世界經濟》，2007(12)

[3]王忠文:《淺析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與蔓延》[J]消費導刊，2009(2)

[4]朱金玉:《對當前美國金融危機成因的反思》[J]商場現代化，2008(34)

[5]KRUGMAN P:《A Model of Balance-of-Payments Crises》，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ume: 11 Issue: 3 Pages: 311-325 Published: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