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土學的獨特貢獻在于解釋中國經濟的路徑選擇。從資本積累、技術進步與制度變遷多個角度的解釋深化了人們對中國經濟增長與停滯、轉型與復興的理解。隨著的深入，文化價值觀因素成為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無法忽略的變量。對此，不僅西方主流經濟學缺乏研究，以文化產業和文化政策為主的舊文化經濟學也沒有深入。這促使了以文化價值觀為研究對象的新文化經濟學在中國的興起。本文認為文化成本分析范式最有可能解釋文化現象和中國的文化變遷。從文化成本這一核心概念出發，本文構建了新文化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并對這一理論解釋中國經濟發展作了初步展望。

關鍵詞：中國經濟發展 新文化經濟學 文化成本

一、觀點：中國經濟發展的文化約束論

西方主流經濟學在中國的迅猛傳播所帶來的不僅是分析上的大量借鑒，更重要的是改變了中國學者對于經濟學研究任務、對象與范式的傳統看法。當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將解釋事實作為經濟學的首要任務后，大量的熟視無睹的現象被納入了經濟學分析的框架。不僅國家的起源、家庭的規模、法制的建立和腐敗的盛行成為經濟學研究的熱門話題，而且宗教信仰、倫理道德、婚姻愛情、流行疾病也成為解釋的對象。對于中國本土經濟學而言，最有條件和最應解釋的現象無疑是中國發展路徑的選擇與變遷。事實上，近年來已經有大量的論著對中國經濟的增長與停滯、轉型與復興作出解釋。

在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國古代依靠傳統農業為核心的社會經濟結構，取得了世界上最為豐碩的經濟成就。根據著名經濟學家麥迪森(Angus 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這個千年期的開始階段，中國的經濟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領先于世界的，這種領先地位一直持續到十五世紀。它在水平方面、利用資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個龐大疆域帝國的能力方面都比歐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國文明就已經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國堪稱全世界擁有文字典籍最多最豐富的國家了。” 但是進入近代以來，中華文明卻顯然停滯了。按麥迪森的估計，170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的23.1%，歐洲占23.3%。1820年中國占32.4%，歐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國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歐洲則升至40.3%，美國為13.8%。而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則早在1700年就已經落后于歐洲，到1820年只比歐洲的1/2稍多一些；與美國相比，則不及后者的1/2（見表1.1）。盡管在這近300年的停滯時期中國發生了多次改良、革命與政權更替，但人們所盼望的“經濟起飛”奇跡并未出現，甚至也錯過了二戰后崛起的機遇。直到20世紀末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才真正開始了復興，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社會的全面發展。曾經的輝煌、漫長的停滯與驚人的復興共同促使古老中華文明的歷程和命運成為社會研究中的一個獨特樣本。

表1.1中國人口（1500—1990）與人均GDP（1750-1990）變化情況

時間（年） 1500 1600 1650 1700 1750 1800 1850 1875 1900 1925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人口（百萬） 110 160 140 160 225 329 433 413 472 527 582 668 820 983 1136

人均GDP（美元） 630 630 630 630 630 630 500 568 697 973 1325

說明：資料來源于小羅伯特·E·盧卡斯，2003：《經濟發展講座》（中譯本）第180-181頁，不含與香港數據。人均GDP為1985年美元價格。

近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及化過程與西歐的工業革命無論在初始狀態或是關鍵環節上都呈現出了極大的差異，盡管中國的近代史上出現了與西歐工業革命中同樣的大規模社會動亂、戰爭、革命景象，但一個根本的不同是：中國的現代化是由外來武力和文明的侵略沖擊之下發生的，是一個文明古國所進行的劇烈轉型與痛苦的革新，而非一個“自生自發”的過程。從此意義上說，許多對西方文明進行解釋的理論并不能夠很合理地用于說明中國經濟與社會結構上的方向選擇與路徑形成。

為了解答“中國發展之謎”， 中西方的學者先后強調了資本積累、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投資等變量，但是在現有的這些理論中，我們無法找到解釋中國近代經濟發展特殊性的恰當工具，這不僅是因為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受到了極大的限制，也不僅是由于斗爭與制度變遷的糾纏并行，而是因為與制度變遷、技術變遷相伴隨的文化價值觀念的持續變遷。盡管文化變遷對個人行為和國家發展具有重大制約作用的事實受到了古典經濟學家的重視，但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卻被徹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經濟學雖然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也沒能發展出一個有用的理論框架來（高波、張志鵬，2004a）。

因為中國的發展路徑中所表現出來的幾次大轉折并非僅僅表現為制度變遷，其背后的文化變遷是深刻而重大的。“對制度形成劇烈變化做出解釋時，把文化和觀念因素排除在解釋變量之外。這種做法可能會妨礙我們理解制度變遷” （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數幾個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樣的經濟學家外，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忽視了決策中思想觀念和信仰的作用（諾思，2004 ）。”

隨著對制度的深入研究，學者們認識到“如果不考慮中國、日本和韓國文化與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異，一個經濟學就能比較得了和解釋得清楚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的市場經濟制序與英美和歐洲諸國市場經濟制序的差異。”“但無論從直觀上來判斷，還是從社會事實上來觀察，文化在社會制序的生發、型構、駐存和演進中，無疑起著某種“原發性的”或者說“內生性的”作用（韋森，2003，第154-155頁）。”從文化價值觀的視角解釋中國獨特的發展路徑無疑是具有啟發意義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難以被主流經濟學所承認。也正因為經濟學對文化價值觀的排斥，歷史學家特別是經濟史學家、社會學家、家成為從這一視角解釋中國發展路徑的先行者。

在對近代中國經濟停滯的解釋上，英國的科學家和歷史學家李約瑟博士的認為中國是“官僚體制”，這一制度的存在是為了維護灌溉體系的需要；而歐洲是“貴族式封建體制”，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階層的產生，當貴族衰落后，資本主義和現代科學便誕生了。歷史學家黃仁宇批駁了中國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說法，他認為“本來資本主義就是一種出奇的體制，應特殊需要而產生。”“資本主義雖為一種經濟制度，在社會里造成一種系統，促成政治外交科技多方面的改革。” 對于“為什么中國不能產生資本主義”的，他的回答是“因為她志不在此。她不僅不能產生，而且一向無意于產生。”具體來說，“中國是大陸型的國家，重農抑商已久，是傳統政策，重生產而不重分配。不僅整個領域自給自足，而且各府縣也要遍種桑稻。加以中央集權，長期實行科舉取士，使中國這個國家與社會表現出它獨特的性格，所有知識分子的人生觀也要根據這高層機構之需要而調整。”（黃仁宇，1997，第25-26頁。）總之，在黃仁宇看來，近代中國既缺乏一個主動變革的上層組織，在社會低層組織內進行公平自由交換的技術條件也不具備，從而無法實現“數目字管理”。經濟史學家戴維·S·蘭德斯（2001，第474頁）在分析到中國近代經濟的停滯時指出：“這種文化上的優越感，加上狹隘的自上而下的專制，使中國成為一個不圖改進、怠于的國家。改進，就會對人們已經感到自在的正統觀念提出挑戰，必然引起不服從。引進知識和思想同樣也會造成這樣的結果。”蘭德斯深刻地認識到“中國人的文化完整性”導致了了對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發現西方的強權到來時，“中國人的思想很容易地發展成了排外癥。”盡管這些論述準確地刻畫了事實，但仍然缺乏系統深入的闡釋。

社會學的鼻祖馬克斯·韋伯（1995，第295頁）通過對儒教與道教研究，他驚異地發現“中國盡管有形形色色的異端裁判，但是較之不寬容，起碼較之加爾文清教的不寬容，有遠為博大的宗教寬容，此外，還有廣泛的物資交換自由、和平、遷徙自由、職業選擇自由、生產方式自由以及絲毫沒有對商人習氣的厭惡：所有這些都未能讓近代資本主義在中國出現。正是這個典型的營利之國反倒可以研究：營利欲、高度甚至極端推崇財富以及功利主義的“理性主義”本身，都同近代資本主義了無緣份。”韋伯將其原因歸結為中國“理性主義”與清教徒“理性主義”的本質不同，他（1995，第299頁）認為“儒教理性主義意味著理性的適應世界；清教理性主義則意味著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為如此，中國“單純的冷靜和節儉同“營利欲”和重財結合起來，還遠不是典型的近代經濟職業人階層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也不能產生這種精神。”從這一認識出發，韋伯預言說，“從一切跡象看，中國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術和經濟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領域中獲得全面發展的資本主義（1995，第300頁）” 。

現代化理論重點關注了中國傳統的變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頁）認為，“文化秩序與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獨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維護一種停滯的新傳統主義的統治，而這種新傳統主義不斷強化著中國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現代化的第一次沖擊發生的時候，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官員面對著從下列事實中產生的種種問題，這種事實就是他們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現存的政治結構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會引起對文化秩序的拋棄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樣，在意識形態上過分強調對社會—政治現狀的支持，也很難將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對獨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會制度獲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頁）對日中兩國現代化進程中文化形態進行了比較，認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態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國文化的基本形態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對外來文化攝取形態上，日本是全面攝取型的，而中國是部分攝取型的；在社會的協作關系上，日本是非親族協作型（忠、義理的社會），而中國是親族協作型（孝的社會）；在形態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國是選拔—目的達成型。在對比的基礎上，依田熹家深刻地道，“中國是世界文明的發祥地之一，自古以來就形成了獨自的文化體系。相反，日本雖然存在著一定的原始文化體系，但具有經常吸收先進國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傳統。”正因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進、消化和發展外國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國則不能。

上述的解釋無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據。其缺陷在于既沒有一個統一的范疇和理論體系，也難以與現代主流的理性選擇理論相結合，不具備進行實證檢驗的可能。但不能否認的是，從文化價值觀視角解釋中國發展路徑不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須面對的難題。對于中國本土經濟學的發展而言，促進以文化價值觀為對象的經濟學研究則具有特殊的意義。實際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學東漸”后中西文化沖突對于制度變革的意義；才有可能真正認識為什么“解放思想”是“解放生產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釋中國漸進式改革為何能夠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轉型國家卻陷入困境。上述這些問題都是西方主流經濟學所無法解釋的，而從中國經濟發展實際出發的中國本土經濟學卻有可能在直面歷史時構建起包含文化價值觀變量的經濟學分析范式來。這恰好是中國本土經濟學的長處，也是中國經濟學能夠為現代經濟學作出獨特貢獻的地方。二、：文化成本范式

對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導致了新舊文化學的分野，舊文化經濟學是以文藝和文化產業、文化政策為對象，而新文化經濟學則僅從文化是特定的價值觀體系這一界定出發而加以經濟學分析的。深入來看，新舊文化經濟學本質上的差異則在于具有不同的范式。

舊文化經濟學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 J.的論著，他認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實現，并主張將文化與價值放在經濟理論的分析框架內，試圖將金錢主義與文化藝術統一起來。Ruskin J.的觀點在20世紀進一步從文藝價值論為文化產業論與文化政策論。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 W.J. & Bowen W.，他們研究了文化產業的一般特征，認為文化藝術的消費者具有高所得、高學歷的特性，文化藝術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凱恩斯開始，他認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雖然經濟支持文化活動及文化產業，但應保持一定距離。此外，Frey B.S.與Pommerehne W.W.從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時重視文化藝術的供給者和消費者。Peacock A.奠定了“文化經濟學”的微觀理論基礎，他的實證分析表明，通過和，消費者的偏好會變化，文化消費具有不減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將上述研究統稱為舊文化經濟學，是因為其研究對象是文化實體，研究范式和方法論則主要是經濟學特別是產業經濟學。而所謂的新文化經濟學則不僅在研究對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論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質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集中于價值觀體系這一文化的最本質最核心含義上。價值觀（values）代表著一系列基本的信念：從個人或的角度來看，某種具體的行為類型或存在狀態比與之相反的行為類型或存在狀態更可取。每一個價值觀都是由人們對某一方面的“價值判斷”或“意義”思考所構成。從心來看，價值觀則是一種有關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著人們的行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選擇。價值觀體系通過人們賦予自由、快樂、自尊、誠實、服從、公平等觀念的相對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層級（斯蒂芬·P·羅賓斯，1997，第175頁）。例如，家調查系統（CESS，2004，第5頁）在調查企業家價值取向時就設置了一般價值觀（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個人與社會關系、金錢與權力等）、職業目標和生活目標價值觀、企業經營發展的價值觀等多方面。如果將任一方面的價值觀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價值觀組成的文化價值觀拓撲集合則可表示為A={A1，A2，…，Ai，…，An}。將文化具體化為價值觀體系進行經濟學分析，一方面是因為任何一個文化都是由多個價值觀組成的，正是價值觀將某個特定文化與其他文化區別開來，也由于價值觀的差異，各種文化制約和引導了人們的不同行為方式；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價值觀更具有可操作性，為實證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經濟學所依據的基本原理是選擇理論。要將文化價值觀納入經濟學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個前提：（1）文化價值觀是可以選擇的；（2）文化價值觀的選擇對人們的影響符合“連續性假設”；（3）文化價值觀的選擇與偏好穩定的基本假設相容。對于這三個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絕大多數經濟學將文化價值觀關閉在“經濟分析”的大門之外。現在是需要認真討論這一的時候了。經濟學是以推斷人的行為來解釋現象的。要使推斷成為可能，經濟學的第一個基礎假設是：人的任何行為都是經過選擇的。這一假設是研究的出發點，究竟在事實上人的行為是選擇的結果還是盲目的結果，那并不重要。從這一假設出發，你只要承認習得和遵從文化價值觀是人的行為，那就不能拒絕說這些行為不是選擇的結果，從而也不能將其排除于經濟學解釋的對象。

再次，新文化經濟學在研究方法論上采取的是個人理性行為假設。準確地說，在人們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內，在實際存在的選擇范圍中，人們試圖對文化價值觀作出理性選擇。或者說，正是個人通過對價值觀的權衡選擇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個現存的價值觀體系能提供給人們有關如何取得回報和避免代價的解釋，這種解釋是對現實的觀念簡化或模型化，它不僅指導人們的行動，而且能夠節約人們決策的成本，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價值所在。在此，我們把文化理解為理性的行為者選擇“消費”的一種“商品”，就像他們消費有形商品時權衡代價和收益一樣。堅持主流經濟學的理性行為假設方法論是因為，人們對特定文化價值觀的確立、堅持和放棄一般是建立在代價/收益的基礎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為，這與人的其他行為是理性的完全一樣。從這一經濟學的假設前提出發，我們不把某種文化的存在歸結為無知、迷信、謬見、或者是“洗腦”的結果。這一方法論也決定了對文化價值觀的選擇分析成為新古典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之后理性假設的又一個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能夠在統一的框架內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發點是這樣的，既然個人選擇特定的價值觀或者價值觀體系（即文化）是基于對回報與代價之間的權衡，那么他們對特定價值觀的評價就準確反映在他們所愿意付出的代價上。他們要付出的代價是什么呢？或者說他們出的價格是多少呢？這一代價體現為人們接受某一文化價值觀體系所要付出的物質的、社會的特別是心理上的代價。測量一個人對特定文化價值觀體系付出代價的昂貴與否的一個簡易方式，是觀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會關系受到限制與外人強加的歧視等。

上述的代價無疑可以恰當地稱之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們信奉或遵從某種習得的文化信念（或價值觀體系）時所放棄的最高的心理與貨幣代價。由于人們普遍地遵從特定文化觀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樣廣泛存在的。具體來說，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認知成本、心理成本、認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內容。從文化成本這一核心概念出發，我們可以提出一些可實證的命題來解釋大量與文化觀念有關的社會現象，同時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的內在聯系，揭示出制約個別企業、地區及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條件。

文化成本理論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難，然而，人們認識到達這一點時卻經歷了長期的努力。阻礙這一認識的形成有兩個思想成見，一是拒絕承認文化現象可以進行經濟分析；二是認為文化觀念不是可以選擇的，而是人們“社會化”或模仿教育的結果。因此，盡管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意識到了文化對人們行為影響的重要性，但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夠匯入經濟學的主流。但是這些思想淵源卻成為文化經濟學新范式形成和發展的重要的營養來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釋個體與群體存在復雜價值觀選擇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為假設、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設來約束行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為的局限條件或情況，這樣就可以推斷在怎樣的情況下，人的行為必然會怎樣；而情況若有所改變，行為也就一定隨之而變。當然，我們所關注的局限條件是當要素成本與交易成本不變時的文化成本。盡管文化成本在現實中是難以衡量的，但總可以通過一些間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給予排序，從而提出實證性的命題。事實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經顯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盡管在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體化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論體系：從文化選擇到文化變遷

依據研究重點的不同，新文化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可以劃分為四個層次，即文化選擇理論、文化區位理論、文化與經濟發展理論、文化變遷理論。其中，文化選擇理論是學科的基礎理論，而后三個理論為應用和實證內容。四個理論既有內在的層進關系，也有各自的側重點，具體架構如下圖所示。

從圖中可以看出文化選擇理論是整個新文化經濟學的基礎，它主要是將價格理論的一般原理擴展于文化價值觀領域，并對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性行為假設作出闡述。文化選擇理論直接推導出的兩個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資本，這兩者盡管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但卻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徑。與一般的成本和資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資本更加注重主觀的心理方面的內容，而不是物質的或貨幣的內容。

從文化選擇理論出發，進一步的工作是解釋人們對不同區位文化選擇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認識，文化區位上分布上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倫理道德、意識形態與科學假說等多種價值觀集合。文化區位理論既將各種文化現象統一在一個框架內研究它們之間的替代關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個子集合進行相對獨立的研究。

文化與經濟發展理論是文化選擇理論的靜態應用，它一般從文化成本范式出發，研究文化觀念與各個經濟發展主體、活動之間的內在關系。這一部分的內容既豐富又貼近現實需要，當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體現在這一領域。依據分析的視角，可以大致上分為兩類，一類是研究各類經濟發展主體如何通過特定文化價值觀來形成競爭優勢。具體如企業家價值觀研究、企業文化經濟分析、區域文化經濟分析、轉型與文化、國別文化經濟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類則從特定的文化著眼，研究它們的形成與轉變，包括消費文化研究、投資文化研究、創新文化研究、誠信文化研究、欺詐文化研究等。

文化變遷理論則引進了時間維度，它是文化選擇理論的動態應用，既包括了對文化變遷的方式、過程與機制的研究，也強調文化變遷與制度變遷、技術變遷的關系研究。通過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徑依賴現象和制度變遷的實質。在引入經濟史和文化史的資料時，文化變遷理論還有助于理解上存在的大量經濟增長與停滯、收斂與擴散的現象，擴展人們對于經濟效率的理解。

本文對新文化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圖”而非“指南”，是一種整合而非獨創。事實上，如果文化經濟學的新范式能夠成立的話，那也一定是在廣泛接受批評與建議之后。無論理論體系如何安排，對文化現象及其與經濟發展關系的解釋則肯定是會取得進展的。

四、展望：意義與可能

新文化經濟學多種范式在中國的興起不僅提供了解釋中國經濟停滯與復興的可能，也為經濟理論的繁榮和發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經濟學的分析范式，可以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重新解讀中華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實上，缺少了這樣的分析范式，經濟學只能放棄對中國歷史變遷的解釋，這也就造成了我們難以真正理解遠至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漢唐時期的佛儒之爭，近至鴉片戰爭前后的西學東漸，同樣我們也無法解說“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倒退和圍繞著改革開放的激烈思想交鋒。這些文化沖突、交流、濡化、融合與毀滅的事實正是推動歷史發展的潛在的主導力量，學者總是將中國的落后歸咎于觀念的保守，但卻很少有人嘗試去探索人們在進行觀念選擇時的約束。

新文化經濟學并不僅在解釋長期的歷史事件中具有優勢，對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地區經濟增長差異和企業發展狀況同樣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釋。例如，溫州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絕不能單純歸結為制度變革以及人力資本積累的效果，特定地區的文化底蘊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區域經濟增長在一定時期內并不能趨同。對于個別國有企業業績斐然和許多民營企業曇花一現的反差，只有從企業家個人價值觀和企業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釋競爭優勢的源泉。

為解釋中國發展而興起的新文化經濟學的意義并不僅僅局限在中國，它也將對經濟理論產生重大的影響。首先新文化經濟學會繼續突破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在傳統經濟學的視野里，個人的價值觀、理想、個性全部被抽象掉，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為的一些主要方面。隨著經濟學研究的深化，無論是“有限理性”的提出，還是行為經濟學關于“認知偏差”的結論，都是對經濟學基本假設的修正。當新文化經濟學將文化價值觀因素加入人的行為變量時，這必然導致理性行為呈現出復雜表現，拓寬對人類行為的解釋。更重要的是，文化價值觀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經濟學家去思考和面對偏好穩定的假設是否合理。既然我們承認文化變遷的存在和個人價值觀的變化，就必須去處理經濟學所忽視的偏好理論。

其次，新文化經濟學將深化人們對制度變遷與技術變遷的理解。越來越多的研究者不滿于將制度變遷單純歸結為“路徑依賴”，因為人們對于路徑依賴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對于歷史上大量的“發展陷阱”和“制度停滯”現象，經濟學仍然缺乏深刻的認識，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文化價值觀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須要考慮的一個制約因素。理解制度變遷與技術變遷的過程，要求新文化經濟學提供一些啟示。而對于大量轉型國家路徑選擇的差異和結果的不同，也需要從文化傳統的約束上來思考。

再次，新文化經濟學對于經濟增長與發展理論能夠作出獨特的貢獻。在經濟增長的收斂問題上，地點的文化差異將提供一些深刻的答案。而從發展首先是精神發展的角度來看，忽略了文化價值觀的差異和變遷，我們既無法評價發展的成果，也難以提出一般性的發展途徑。而一個國家真正謀求發展和增長，也必須切實考慮到傳統的文化價值觀的制約作用，因為不同的價值觀實際上規定了何者是真正的發展。

作為新生的文化經濟學，能否真正實現與主流經濟學的對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實證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實證研究成果，才能為這一理論提供基礎。然而，對于文化價值觀變量的考察和比較是困難的，必須借助于新的方法，例如實驗經濟學的方法和其他學科的方法，最主要的是進行大量的實際調查，從現實中去發現重要的局限條件及其變化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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