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紀90年代起，中國對贊比亞農業的介入成為一種建立在“雙贏”話語下的農業資本主義模式。本世紀10年代后期，發展中國家出現糧食危機及糧價上漲，由于中國政府具有令大型公司參與大規模 “圈地”和出口導向型生產的能力，坊間出現了對中國可能產生“農業帝國主義”模式的懷疑。在2008年至2009年初，外國公司和政府以600億美元獲取發展中國家3300萬公頃的土地。而到2010年初，30個非洲國家共3000萬公頃的農業用地已經讓渡給外國公司。 本文主要對中國在贊比亞的農業資本主義模式進行分析。這種模式包含著市場導向型生產，雇傭勞動、機械化生產、尋求收益和資本積累的特點。毛時代中國在非洲的農業介入以增強當地自主性和自力更生的能力為目的，援建的農業項目不求對中國的經濟利益，產權完全為東道國所有。如今贊比亞已有了為數眾多的中國國資及私人農場，具有外資在贊比亞的一般性特征：一是投資的逐利目的，二是項目的所有權為投資方所有，對贊比亞土地持有長期租賃權（通常為99年）。 而所謂農業帝國主義模式，在我們看來，盡管它現在不是中國在贊比亞以及非洲的主要形式，但依然值得重視。西方媒體宣稱，由于中國大量人口的需求以及中國對非洲日益深刻的介入，中國已成為“土地殖民主義”的先導。這些西方評論員被中國作為西方戰略競爭者的惡感所驅使著，過度和錯誤地估計了中國在非農業投資的性質。它意在將農業也劃入到無處不在的“中國式新殖民主義”的話語中。 農業資本主義：贊比亞的中國農場 贊比亞首都盧薩卡每周有個名叫“星期二集市”的農貿市場。過去它是個露天市場，現在添了個屋頂。每周二早晨，買主們穿梭于集市，采購新鮮蔬菜。他們大多是當地贊比亞人，也有印度人和中國人，偶爾會有白人。賣主大多是贊比亞人，但中間會有兩三個售賣亞洲常見的葉菜和蘑菇的中國農場主。雖然贊比亞農場主的種族背景各異，除了贊比亞人，還有希臘、津巴布韋、南非白人、印度人和中國人等，但在星期二集市上，中國農場主是唯一的非黑人商販。贊比亞南亞商務聯合會的相關人士認為，贊比亞的印度人受種姓意識束縛，出身于高等種姓家族的印度人不屑于成為市場商販。相反，贊比亞的中國人就比較沒有這種等級面子的顧慮和作為“外國人”的優越感。 中國人在贊比亞經營的農場（本文簡稱為“中國農場”，雖然這個稱謂并不十分恰當）都是商業農場，但是規模差異很大。小的僅幾公頃，相當于一個贊比亞小型農戶農場的平均規模；大的有幾百乃至幾千公頃，相當于贊比亞一般商業農場的規模。本地中國人中有名的“老胡農場”由一個兩公頃的和一個八公頃的農場組成，這兩個農場離市中心不遠，許多中國人開車到他的農場買菜。星期二集市上的中國農場主來自類似老胡這樣的小型蔬菜農場，他們的產品銷售依靠當地的農貿集市以及中國顧客群體中的關系網絡。 中國農場主背景各異，通過不同途徑來到贊比亞：老胡過去在中國醫療隊做廚師。李果的專業是藥劑師，因為她丈夫在盧薩卡為中國政府工作，后來她在贊比亞開辟了蘑菇農場。劉先生原在贊比亞的一個中國國資農場工作，隨后買了自己的農場。另一個中國農場主則因為在其他商業領域投資失敗，才轉向農場經營。這些農場主有些來自非農背景，在贊比亞才學會了農場經營。 贊比亞有1300萬人口，6億公頃土地，4200萬公頃可耕地，670萬公頃已使用耕地，其中170萬公頃用于糧食種植。同時農業為70%的勞動力提供了就業機會。2002年，聯合國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贊比亞的60萬農戶中，75%是平均擁有耕地兩公頃的小型農戶，他們依靠家庭勞動力，使用人力驅動的勞動工具；20%為擁有10~20公頃土地的新興小型商業農戶，他們能利用畜力驅動的工具、改良的種子和肥料；4%~5%為經營30~600公頃農場的商業化農場主。 殖民者的白人后代在贊比亞雖然人數不多，但在商業和農場領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到2003年，又有125名津巴布韋的白人農場主定居贊比亞南部和中部，獲得免費土地并投資1000萬美元，占據著煙草生產的主導地位。在贊比亞，約600~750個大型商業化農場生產了市場上40%的糧食和畜產品。 2006~2007年，中國媒體曾報道過贊比亞有12~15家國資或私人的中國農場，總計占地1萬公頃。2008年，有研究者指出贊比亞有23個此類農場，總投資達到1000萬美元；這些農場都為贊比亞當地市場提供產品，并沒有出口導向。2009年，贊比亞中國大使指出，該國有“超過30家中國農場”，總計投資逾1500萬美元。他補充道，中國政府鼓勵中國企業投資贊比亞農業。2009年后期，中國公司擬在贊比亞農業方面投資1250萬美元，預計增加就業機會1217個。盡管如此，農業投資僅占中國在贊比亞投資總量的一小部分。在贊比亞的300家中國企業已經投資了8.8億美元——是在農業方面投資的60倍——而且這些企業已計劃再投資62.5億美元，其中88%投在采礦業，可增加2800個就業崗位；另外5830萬美元投在制造業，計劃可增加9100個就業崗位。 所有關于中國人投資贊比亞農業的報道都未提供中國農場的完整名單，只討論了幾個有名的例子。中國農場都是當地注冊的農場，我們在2008年主要了解了六家國資農場。這六大國資農場包括中贊友誼農場、中墾農場、喜洋洋農場、中墾友誼農場、中華農場以及陽光農場，各自規模在40~4100公頃間。中墾以及中墾友誼農場，是中國農墾集團的農場。喜洋洋、陽光、中華農場則是江蘇省國資農場公司。贊比亞最早的中國農場，位于首都盧薩卡附近的中贊友誼農場則是中墾和江蘇農墾1989~1990年建立的合資企業（見表1）。所有國資農場都是商業化農場，在當地市場出售其產品，但在成功程度上有極大差異，大概其中一半能盈利。 這些國資農場的顯著特點是在管理層和國資企業總部間建立一種公司內部的承包合同關系?？偛坑辛x務促進管理層的良性經營并決定所獲利潤如何在管理層和總部間分配。如果農場經營良好，中方管理層除了全額工資以外，還能在一定程度上參與農場利潤的分紅。有些農場也有贊比亞籍的管理層員工，他們只有工資收入，并不參與分紅。在經營上，這些國資農場以通常的農業資本主義方式經營，雇傭勞動力并追求利益最大化。 國資農場常用經營合同制和承包形式管理海外市場，以推動農場管理走向盈利。這種機制誕生于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改革。它推動企業以經濟利益為中心、通過將所有權與管理層分離實現政治與企業的分離，即國家是資產所有者并掌管政治，而經濟運營權、管理權、和分配權授予各企業，成為去政治化的領域。企業與經理人簽約，經理人在利益決策權上有很大自主性。承包在1988年成為熱潮，那年被稱作“承包年”。新的管理方式促進了勞動力商品化，相伴隨的是1986年勞動部開始全面推廣勞動合同制。 農村改革（1978~1984）瓦解了集體性的勞動收益分配制度，將集體的土地承包給個體農戶。隨著改革的推進，國有農場開始將土地承包出去。在一些農場，職工中擁有資金、能力、或關系的就有機會成為合同經理人；其他人就變為合同經理的雇傭工人。同時，合同經理人主要采用按時或計件付費的形式雇傭農民工。鑒于這些中國式改革的特點，九十年代開始到贊比亞經營農場的中國人對贊比亞的勞動雇傭的幾種形式已經不陌生了。 盡管國資農場的經理人有“承包責任”，但承包的具體內容仍有很多具體的不同。比如中贊友誼農場每年應向兩個國有企業的代表組成的董事會繳納12萬美元的收益。如果有額外的盈余，其中60%應該用于再投資；40%用于員工分紅。陽光農場略有不同：它是江蘇農墾（75%）和經理人（25%）共同持股的農場。這種經理人/公司的合作伙伴關系，產生于該經理人為公司購買農場并自己拿出7萬美元參與初期投資。如果經理人能在六年內將總公司最初的19萬美元投資返還，他所持的股份會增至51%，而總公司則將持有49%的股份。

中墾是贊比亞規模最大盈利最多的中國農場。其經理人的承包責任包括達到企業設定的產量和銷售目標以及每年盈利30萬美元。額外的盈余則有35%用于員工分紅，65%上交總公司。沒有具體的再投資要求。平時中國員工僅能拿到工資的60%，其余的40%要等到農場的年終表現得到總公司的評價和認可后才能兌現。若經理人沒能上交承包的利潤，中國員工月工資將減少40%。在中墾農場的管理層內部，中國員工的月工資差別不大：經理的月工資為1500美元，副經理為1300美元，會計為1200美元，銷售經理和剛來贊比亞工作的碩士畢業生為1000美元。副經理的妻子，放棄了國內美發師的工作來贊比亞與丈夫團聚并為這個團隊做后勤服務，她的月工資為300美元。經理、會計和碩士畢業生是總公司的正式員工，他們的工資由總公司決定；而其他的中國員工是農場雇傭的員工，工資則由經理決定。中國員工的得失與農場產出掛鉤。分紅僅在中國員工中進行，按照員工的工資比率分配。農場雇傭的兩位贊籍管理人員直接與中國經理人協商他們的工資要求，而贊比亞工人的工資則是另一種方案。

中墾農場除了上交預期利潤外，管理層還必須滿足產出、銷售以及資產建設方面的指標。農場的管理層全權管理農場雇傭的中贊員工，而對總公司的正式員工則有有限的管理權。另外，管理團隊需要征得總公司的同意方能花銷大筆經費，如購買聯合收割機。在2008年秋季的某天，一位農場的中國雇員抱怨他們還沒拿到2007年的那40%的工資，因為總公司還沒完成對農場表現的評估。兩天后，來自北京的評估報告由相關人員親手交給了農場的經理。評估結果為優，在場的人都喜形于色。 至少中贊友誼、喜洋洋以及中墾農場這三個中國農場是贊比亞全國農場主聯合會的成員，它們按照聯合會的標準支付工人工資。這些標準盡管與農場工會協商過并且獲得政府批準，仍低于國家的最低工資水平。聯合會的工作人員在我們2008年9月的采訪中解釋說，農場工人與采礦、制造業工人不同，前者經常會得到農場的住宿和水電補貼。雖然中贊、喜洋洋和中墾確實為長期工作的農場工人和家屬提供住宿并補貼日常用水用電，但農場工人住房困難仍然存在。中墾農場為工人提供一些建筑材料使他們可以在農場自建簡易房。中墾農場也提供專用汽車接送工人子女上下學并為需要緊急醫院護理的工人提供交通工具。 中墾農場的工人每年至少舉行一次罷工來要求提高工資。2008年一些工人拿一小時1020贊比亞克瓦查的工資（克瓦查隨時浮動；2008年7~9月間，1美元約為3500-3700克瓦查）；另一些則拿8000克瓦查的日工資；還有一些拿28萬克瓦查的月工資。中墾的技術工人工資每月在50萬~70萬克瓦查左右，而在2008年10月贊籍管理層員工的工資最高可達到240萬克瓦查或約685美元。管理層遵照贊比亞全國農場主聯合會的指導，將每年工人的工資漲幅控制在8%~10%之間。2007年聯合會的指導漲幅為8%，但工人們堅持政府的建議，即10%的漲幅。工人抱怨他們的工資少得可憐，但認為在中墾工作比在其他地方的好處就是中墾為工人和家屬安排車輛到醫院看病而且工人可在緊急時刻向農場借貸。 據農場經理介紹，在中墾有過工作經歷的人不少后來在其他農場做了工頭。中墾也贊助少數當地工人學習，參加國家技能認證考試。除了使一些當地工人獲得一些技能以外，國資農場也培養了中國私人農場的農場主。國資農場的個別員工后來自己出來租地經營，成為私人農場主。但是對大多數依靠手工耕種的普通贊比亞農民來說，他們沒法從資本密集的、高度機械化的大農場獲得技術和技能轉讓。 “農業帝國主義”？ 國際媒體和NGO常將中國在非洲的農業投資描述為企圖或努力獲取非洲大量土地、安置大量中國農民就業、將農產品出口供給中國市場，以應對中國國內日漸低迷的農業生產。如果確實如此，或可以稱為一種中國“農業帝國主義”?！稗r業帝國主義”是最近出現的概念，指近來出現的海外資本的搶地（land grab）或超級圈地行為、用以建立動則幾十萬公頃的巨型種植園、生產用于出口的作物或生物燃料。來自歐洲、美國、中東和南亞的公司已經在經營這樣的農場，其利潤現在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長，且可能隨新技術的引進成倍地增長。而且市場也有保障，因為歐盟要求到2015年，其運輸燃料的10%須來自植物類的生物燃料，這就相當于要求有1750萬公頃的土地用來生產生物燃料。 根據美國中非關系專家黛博拉?布羅蒂格最近的估計，在非洲的中國農場有九十多家，土地面積超過48000公頃。雖然中國公司很少參與搶地，但是許多西方媒體堅持認為中國已經參與其中。一位加拿大記者聲稱“中國企業正在購置大面積的農地種植莊稼以滿足日益增長的中國人口對糧食的需求，中國農場主引入中國勞動力，包括犯人，到農場工作?！币患乙陨型恋貑栴}網站認為，“中國農場控制贊比亞農業主體”，“贊比亞生產的食物由中國人消費了”。一位渣打銀行的南非官員認為“在贊比亞，有很多中國農場和工人生產食品，這些食品被運回中國。” 這些觀點都與事實不符。撰寫聯合國2009年關于土地爭奪報告的作者認為“我們發現在非洲，獲得大量土地的大玩家不是中國，而是韓國、海灣國家以及西方的一些機構。”西班牙的一個糧農NGO列出了來自不同國家的搶地者，但其中沒有中國在非洲的任何項目，只討論了2008年中國農業部草擬的一份鼓勵中國企業租賃或購買國外土地用于農耕以確保中國大豆供給的政策，并注釋了該項政策已經被擱置。一位美國智庫的分析師認為：“盡管中國在非洲農業上投入了大量資金……這些基金的大部分沒有直接用于土地租賃。在中國投資租賃的土地項目中，它傾向于開展合作性的項目。中國當然有資源進行更積極的購買外國土地的貿易活動。然而，到目前為止，它還沒有這樣做?！?2009年，中國農業部副部長牛盾宣布中國不會像韓國、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國家那樣投資海外農場，而是會依靠本國資源滿足食物需求。亦有官員認為在非洲種糧食然后運回中國的想法很荒謬，尤其是當從國外直接進口糧食更便宜的時候。2008年，中國自非洲進口的農產品的價值僅為9億美元，只占中國農產品進口總額的1.7%，并且其中 60%是非食品類商品，包括棉花、煙草以及羊毛等。 河北省張家口農業科技研究所研究員趙志海在全國人大上提出了一項議案：組織一億中國人去非洲開發農業，以解決中國的食品安全和就業嚴峻的問題。他曾就雜交水稻培育問題訪問過埃塞俄比亞和幾內亞，認為“在當今經濟環境中，有這么多人失業，中國可以通過為這些失業者找到工作而獲益，而非洲也可以從我們土地和作物開發的技能上獲益?！?政府沒有采納趙志海的意見，但是類似的思路過去也有提及。2007年，中國進出口銀行行長李若谷，針對重慶這個省級直轄市幾百萬農民因為市政的高速城市化項目而喪失土地的情況，建議一些農民可以移民到非洲，而進出口銀行可以在資本投資、項目發展以及營銷方面給他們支持。李若谷認為移民非洲可減輕中國的就業壓力，并提及非洲的食品生產狀況不盡如人意，因此他很可能并沒有想象把非洲種植的糧食運回中國。 西方媒體反復提及一家中國公司，中興農貿有限公司（ZTE），在剛果（金）獲得了280萬公頃的土地，以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棕櫚油種植園，并保證年產量500萬噸，而剛果金一國年產量僅為20萬噸。這被作為中國正在非洲購買百萬公頃農地的佐證。一家肯尼亞報紙報道“中國也在全非洲購買大面積的土地用來生產生物燃料和食品”，而烏干達的一位專業人士認為“購買海外土地用以食品生產將被中國政府制定為政策?！?009年中，又有報道指出中興公司獲得了10萬公頃先前沒有用于農業耕種的土地，而且在正在協商剛果（金）的另一塊10萬公頃的土地。事實是，2007年當ZTE與剛果金農業部簽署《理解備忘錄》時，估價10億美元的生物燃料計劃需要建設達到300萬公頃的油料棕櫚樹種植園。但是在《理解備忘錄》簽署的三年后，什么事情都沒有落實，“根據農業部的消息，‘沒人再談論它了’?！? 結論：十字路口 中國農場主僅僅是贊比亞商業農場主的一小部分，更是贊比亞全部農業經營人口中的很小部分。贊比亞政府希望本國經濟走出單一依賴礦產開發的困境，所以，幾乎不大可能禁止中國公司在贊比亞的農業開發，特別是中國農場主的經營方式與其它商業農場沒有什么不同。可能會有更多的中國人在贊比亞和非洲其他地方建立中小型的商業農場，產品在當地市場銷售，但是不大可能出現產品遠銷中國的巨型種植園。 然而中國企業是否會參與搶地的問題仍沒有明確的答案。中國在非洲的生物燃料項目的規模被錯誤闡釋，而中國人涌入非洲進行農業生產的現象也被過分夸大了，甚至出現了“保定村”這樣捏造的案例。然而，如果中國政府沒有鮮明地反對中國企業在非洲謀取大量土地用來生產生物燃料或糧食作物，那么中國企業成為大地主——以及由此帶來的圈地、開發以及環境破壞等——仍然是有可能的。2010年3月，贊比亞總統訪華期間，由武漢凱迪公司與贊比亞生物燃料公司聯合簽署的《理解備忘錄》中提到將進行30億美元的投資，并創造20萬個工作機會。盡管《理解備忘錄》可能主要反映了贊比亞政府為吸引中國投資做出的努力，該計劃是否會進入實際操作階段也還有待觀察，然而中國公司對海外巨型農場的興趣也由此可見一斑。 盡管中國領導人可能會出于其他國家先例而默許曾經是殖民經濟特征之一的海外種植園經濟，但這其中確實存在著深刻的道義問題和政治風險。印度政府對于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經歷刻骨銘心，曾經回避明顯支持本國公司參與海外搶地。然而從2009年秋季起，它“開始放下舊有的沉默，幫助大多為私人領域的印度公司參與搶地鋪平道路?！庇《日嚓P部門現正幫助簽訂協議，在納米比亞和埃塞俄比亞建立大規模的印度跨國農場經營機構。在埃塞俄比亞的甘貝拉，一個印度園藝公司已經以每年一公頃一美元的價格租賃了30萬公頃的土地。它計劃最終雇傭兩萬名工人并每天支付他們少于80美分的工資。 中國仍在樹立一種捍衛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形象。如果中國鮮明地反對中國公司參與搶地，建立中國公司海外投資的行為規范，并且推動有益于非洲農戶、農業工人、和當地消費者長遠利益的農業發展項目，它不僅會自動否定坊間的猜疑、傳說、和批評，而且會為第三世界的可持續發展做出不可忽視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