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乘數效應供給效應

〔論文摘要〕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具有以下效應:提高邊際消費傾向和政府轉移支付、促進經濟增長的乘數效應;引導其它社會資金進入農村社會保障領域、提高農村社會保障供給量和供給水平的供給效應;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促進農民收入增長的增收效應。

一、引言

社會保障是國家為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的一種安全制度，主要包括社會救助、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從產品性質上看，除社會保險具有部分私人產品性質外，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均具有典型的公共產品性質。按照公共財政的要求，社會保障應主要由政府財政供給，以彌補市場失靈和市場缺陷。農村社會保障是整個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理論上與城市社會保障應均衡發展，并最終實現城鄉社會保障的均等化。但長期以來，由于受二元經濟結構等影響，我國農村社會保障覆蓋范圍、保障水平和社會化程度均低于城市，呈現明顯的城鄉二元分離結構和特征，因此更需國家政策扶持和財政投人。目前，針對農村社會保障，國內許多學者進行了許多研究，但大部分是圍繞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投人機制進行，鮮有學者就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所產生的效應進行理論和實證研究，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政府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和供給。本文在借鑒凱恩斯的乘數效應理論、擠人效應理論、哈羅德一多馬經濟增長等理論的基礎上，以江西為例，對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的綜合效應和傳導機制進行分析，并提出相應對策。

二、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的綜合效應

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指政府運用公共財政對農民在年老、疾病、傷殘和生活困難等情況下給予物質保障.以公共財政分擔的方式分散和轉移農民生存、發展風險。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主要具有以下幾種效應:

(一)提高邊際消費傾向和政府轉移支付乘數，對經濟增長產生乘數效應。

凱恩斯主義認為，政府支出的增加會引起國民收人成倍的增長，這就是政府支出的乘數效應。政府支出既包括財政投資、政府購買，同時還包括政府轉移支付等。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屬于政府轉移支付，按照凱恩斯的乘數效應理論，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將對經濟增長產生乘數效應，這種乘數效應主要通過影響全社會邊際消費傾向來實現。假定不考慮稅率的影響，政府轉移支付乘數可表示為:

政府轉移支付乘數=邊際消費傾向/(1-邊際消費傾向)

可見，在不考慮稅率影響的前提下，政府轉移支付乘數大小完全由邊際消費傾向決定，當邊際消費傾向提高時，政府轉移支付乘數也隨之提高。通常而言，影響邊際消費傾向的因素除了收人水平之外，主要就是社會保障因素。當社會保障健全有效時，人們對未來的預期相對樂觀，因而敢于消費，邊際消費傾向提高;當社會保障不健全時，人們對未來的預期相對悲觀，預防性儲蓄動機增強，不敢消費，邊際消費傾向自然降低。因此，加大財政對社會保障的投人，建立和完善以財政為主導的社會保障體系，有助于提高邊際消費傾向，擴大消費需求，帶動國民經濟增長。這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尚未完全消除.我國出口受到較大影響的形勢下，對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尤為重要和關鍵。

由于我國農村人口占全社會人口的絕大多數，全社會邊際消費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決定的，因此，擴大全社會消費、提高全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的關鍵和重點在農村。我國農村社會保障起步相對較晚，保障層次低、范圍小、覆蓋面窄，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農村消費和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提高。近年來，隨著國家對“三農”問題的重視，財政加大了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有所提高，兩者之間呈現出明顯的正相關。以江西為例，2002年以前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人均支出不到10元，全省農村社會保障基本只有農村社會救助、農村養老保險，覆蓋面窄，保障水平低，因而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始終在較低的水平徘徊，最低的2001年甚至還不到0.1。2003年以來，江西加大了對農村社會保障的財政投入，先后建立了以財政為主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農村五保戶供養、農村新型合作醫療、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等保障內容的社會保障體系，農村社會保障覆蓋面有所擴大、保障水平穩步提高，農村消費和居民邊際消費傾向也相應提高。從表1可看出，由于2003年實施了農村新型合作醫療試點、農村特困群眾救助和五保戶供養，當年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迅速提高至0.8，較上年提高0.18，政府轉移支付乘數也提高至5.07，農民人均消費額增加99元，均比以前有大幅提高，財政投人的當期效應十分明顯。雖然近年來隨著農民收人的增長，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有所波動，但基本穩定在0.7左右，農民人均消費額更是保持較大幅度的增長。可見，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經傳導可轉化為擴大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驅動因素，即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可促進經濟的增長。

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對提高整個農村居民邊

際消費傾向均具有正效應，但這種效應因不同人群而有所差異，其中效應最大的人群筆者認為主要是農村低收人者和身患疾病的農民。據筆者在江西部分鄉鎮、村的調查，農村低收人者在沒有獲得社會保障前，邊際消費傾向基本在0.3左右，低于社會平均水平，而在獲得社會保障之后，尤其是獲得低保收人后，其收人相對有一塊穩定的來源，具備了最基本的消費能力，絕大部分低保對象將低保收人的70-80%用于購買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進行消費，因而邊際消費傾向大幅提高。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農村醫療救助的實施，大大減少了患病農民醫療費用上的支出，使他們將沒有保障前須自己支付的醫療費用部分轉用于消費，從而大幅提高了這類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

(二)提高農村社會保障產品的供給量和供給水平，產生供給效應。

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投資具有雙重效應，即投資通過創造收入而產生對產出的需求效應，并通過投資增加資本存量、提高經濟的產出能力而產生供給效應。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筆者認為也可視作一種“投資”，只不過這種投資不是投向經濟領域，而是投向農村社會保障這種特殊的產品。按照哈羅德一多馬理論，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也具有供給效應，只不過這種供給效應不是增加資本存量產生的供給效應，而是通過增加農村社會保障產品的供給量、提高供給水平而產生的直接供給效應，并同時影響和引導私人資金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而產生間接供給效應，也就是擠人和外溢效應。

1.直接供給效應。

如前所述，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等社會保障產品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如僅靠市場進行配置和供給將不可避免存在市場失靈、供給不足等缺陷，農村經濟不發達、農民收人低下及觀念的相對落后決定了農村社會保障產品的供給主體必須是政府公共財政。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直接供給效應就是通過財政投人提高農村社會保障產品的供給數量和供給水平，滿足農民對社會保障產品不斷增長的需要。江西農村社會保障自2003年以來隨著財政投入的增加，供給量增加、供給水平提高，初步滿足了農民的需求，直接供給效應比較明顯。以全省保障覆蓋范圍較廣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農村五保戶供養制度、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為例，隨著財政投人的持續增加，農村五保戶的供養數、集中供養率、集中供養標準分別由2003年的16.3萬、25% ，800元/人.年，增長到2008年的22.6萬、81%，1800 元/人.年;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參合數、人均年補助水平分別由2006年的1221萬人、35.6元，增長到2008年的2930萬人、80元;最低生活保障享受人數和月均補助水平分別由2003年的99萬人、12元，增長到2008年的150萬人、55元。可見，不論是保障范圍還是保障水平均有較大幅度的提高。這些變化得益于財政投人的增加，體現了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直接供給效應。

2.間接供給效應。

農村社會保障中部分產品如社會保險產品還具

有私人產品性質，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不應完全由財政提供，而應由政府、集體和個人共同提供。政府作為這類保障產品的提供者之一，對這類保障產品的財政投人不僅可產生直接供給效應，增加其供給量，滿足農民的部分需求，而且還將產生間接供給效應。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間接供給效應就是利用部分社會保障產品具有私人性質的特點，通過財政的投人緩解這類產品市場擁擠、供給不足，進而引導、帶動和擠入民間私人資金的進入，以此增加農村社會保障產品的供給量，提高供給水平。以覆蓋面較廣的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為例，2006年一2008年江西各級財政(含中央財政)對農村新型合作醫療投人分別為4.35，9.97，21.52億元，而同期引導和擠人的農民個人參保資金分別達1.42，3.02，5.38億元，擠人效應比較明顯。其它保障項目如農村養老保險，財政同樣產生了擠人效應。可見財政資金在自身投人的同時還擠人了部分個人資金，提高了總供給量，產生了間接供給效應。 (三)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促進農民增收。

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不僅可以提高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和政府支付乘數，增加農村社會保障產品的總供給;而且還可以通過多種形式直接或間接增加農民收人，對農民具有一定的增收效應。

1.以國民收入在農村再分配的方式直接和間接增加農民收入。

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實質上是國民收人在農村的再分配，這對絕大部分農民收人的增加都具有正效應。對于低保對象來說，相當于有一塊穩定的收人來源，并可將這部分收人用于生產和經營，實現間接增收。對于身患疾病的農民來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或醫療救助可大幅減少其對醫療的支出，相當于間接增加了收人。2008年，財政對江西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大約39億，相當于每位農民從社會保障的轉移支付上平均獲得近130元左右的收人，占農民收人的2.8%。今后隨著財政投人的增加，農民從中獲得的轉移性收人將更多。

2.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而增加農民收入。

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入可解決農民生活、醫療、養老等后顧之憂，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增加農民務工性收人。據統計，江西近年來累計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64.0萬人，其中僅2008年就轉移160萬人。國家統計局江西調查總隊的調查表明，2006年江西農民外出務工性(包括外出務工和在本鄉內企業務工)收人占農民人均純收人的37.9%，務工性收入增長對當年農民收人增長的貢獻率達50.7%，可見，勞動力轉移外出務工有效地增加了農民的收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與農村社會保障的逐步完善是分不開的。此外，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不僅減少了農村居民常住人口，增加農村居民人均土地等資源的實際占有量，提高農村居民從農林牧漁業等產業獲得的人均收入。同時，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還將增加城鎮人口，而城鎮人口的增加必然擴大對農村農產品的需求，緩解農產品銷售難、價格低等現實問題，增加農民農業收人。

3.促進農民增加文化教育用品和生產等投資而提高收入。

當前，農民的保障主要還是以傳統的土地、家庭保障為主，缺乏穩定性和持久性，且成本過高，農民對此還有很大的后顧之憂，不敢消費，不敢對以前不科學、不合理的支出結構進行大膽調整，而進行諸如文化教育、生產經營等最能影響農民增收項目的投資。以財政為主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尤其是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農村醫療保險的建立則可有效消除這種后顧之憂，促使農民對支出結構進行調整，如減少養老性儲蓄和醫療支出等，增加用于文化、教育等用品的投資，提高自身科學文化素質和創收能力。2003年江西農民用于文化教育娛樂用品及服務上的支出為223元，而2004-2006年分別增長到237元、276元、288元。此外，以財政為主的農村養老保險還可改變當前農民傳統的“養兒防老”的家庭保障觀念，減少家庭撫育的時間耗費和資金支出，促使農民將更多的時間、精力和資金用于文化教育和生產經營，實現增收。

三、結論和建議

綜上所述，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具有三種效應:一是提高邊際消費傾向和政府轉移支付、促進經濟增長的乘數效應;二是引導，其它資金進入農村社會保障領域，提高農村社會保障總供給量和供給水平的供給效應;三是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促進農民收人增長的增收效應。這三種效應及傳導機制如圖1所示。

基于上述分析，為提高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效應，建立和完善以財政為主導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筆者提出如下建議和對策。

(一)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政策和格局，提高社會保障支出尤其是農村社會保障支出在GDP和財政總支出中的比例。

由于目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尤其是農村社會養老欠帳較多，大大落后于城市，因此在確保社會保障財政支出在占據GDP和財政總支出一定比例的前提下，應逐步向農村傾斜，農村社會保障支出增長速度應高于城市社會保障支出增長速度，城鄉社會保障人均支出和保障水平應逐步實現均等化。通過財政投人，拓寬農村社會保障的內容和范圍，重點是推廣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消除農民對生活、醫療等的后顧之憂。鼓勵農民消費，提高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和政府轉移支付乘數，以此擴大內需，帶動國民經濟的增長和農民的增收。

(二)加強宣傳和引導，提高農民對社會保障的認識，幫助農民逐步拋棄傳統的養兒防老、土地養老等不合時宜的觀念，為個人、集體等社會資金擠入農村社會保障提供良好的氛圍和環境，鼓勵農民個人進行參保。

在提高財政的直接供給效應同時，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擠人效應和外溢效應，引導和擠人更多資金進人農村社會保障領域，提高農村社會保障產品的總供給量和供給水平。

(三)加強對農村社會保障貴金的監管，健全和完善社會保障資金的申請、審批和支付等監管制度，確保資金使用的公開、公正和透明，防止社會保障資金被截留或挪作他用。

要進一步依托互聯網和信息技術手段，加快社會保障體系的信息化建設，尤其是要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資金的申請、審批、查詢和支付管理信息系統，盡快實現該系統的全國聯網，并逐步延伸至鄉鎮、村，通過該系統實現對農村社會保障資金的遠程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