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留守兒童”問題是在社會轉型時期，城市化落后于工業化背景下的綜合性社會問題，它所帶來的家庭功能的缺失影響著“留守兒童”的身心健康成長，如缺乏正確疏導還會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根本途徑是讓兒童隨父母到打工城市生活和吸引父母就地就近轉移就業，但現實情況下這兩種模式的實現有較大難度，而母親居家靈活就業的方式在中心城市遠郊區既易實現又能使兒童至少擁有母親的關懷，是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有效模式。

關鍵詞：農村；留守兒童；模式

一、研究背景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市化發展腳步的加快，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選擇外出打工這種方式向二三產業轉移，且大多僅能從事一些低層次體力型職業，為不完全轉移，僅有很小一部分有能力將子女帶在身邊一起生活，更多的人則是選擇將孩子留在農村由上一輩或其他親戚照顧，使得勞務輸出地區人口結構畸形，產生大量的“留守老人”、“留守兒童”等問題。據中央電視臺報道，全國有1.2億進城務工農民，他們的子女在義務教育年齡段的約為2 000萬。其中超過1 000萬留在老家農村，被稱為“留守兒童”。

成都市既是西部特大中心城市，一方面其經濟最發達的中心城區（錦江區、青羊區、金牛區、武侯區和成華區，包括高新區），二三產業發達，擁有充足的就業崗位，具有較強的人口集聚能力；另一方面，其又是一個典型的大城市帶動大郊區發展區域，所轄19個區（市）縣經濟發展很不均衡，特別是遠郊區，如金堂、邛崍、大邑、浦江等都是典型的農業區域，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就業轉移困難。特別是金堂縣，常年外出務工人員17萬余人，屬于典型的勞務輸出大縣，很大一部分選擇到離成都市幾千公里遠的“珠三角”等地打工，隨之也產生了大量的農村“留守兒童”。據統計，2006年全年，成都市外出務工人員達107.91萬人，其中約30萬人在四川省外打工，其余大部分在成都市內打工。成都市約10.3萬孩子脫離父母親的直接監護成為“留守兒童”，約占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數的15.8%。

以成都市為代表的作為區域經濟中心的大都市，其如何解決其區域發展不平衡帶來的遠郊區勞動力跨區域的不完全轉移帶來的“留守兒童”問題是其統籌城鄉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工作。

二、概念界定及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所指的“留守兒童”是指農村地區父母雙方流動到非戶籍所在地打工，本人在戶籍所在地生活、接受教育，每年有6個月以上的時間不能和父母共同生活的義務教育階段（6—14周歲）兒童。

為深入詳細地了解中心城市農村“留守兒童”地學習、生活、心理狀況，以針對性地解決中心城市農村“留守兒童”問題，尋找有效的解決模式。我們于2007年9月在成都市十個區（市）縣進行了座談和實地訪談，并針對義務教育階段“留守兒童”發放調查問卷500份，由調查員簡單培訓被抽中學校被抽中班級的班主任老師，然后，按照事先的抽樣數目，由調查員配合班主任老師指導其班級內“留守兒童”填答問卷；同時發放了針對“留守兒童”臨時監護人的調查問卷200份，采取調查員現場問答的方式填寫問卷。于2007年9月27日分別收回“留守兒童”問卷496份，回收率為99.2％，臨時監護人問卷200份，回收率100%。本論文研究分析即基于此次實地調查和問卷調查所獲得數據。

三、“留守兒童”面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分析

1.“留守兒童”學習成績和學習習慣大多一般，且易受不良社會風氣的影響。

我們在調查中發現“留守兒童”學習成績不穩定，70.6%的“留守兒童”學習成績一般，且和父母在自己身邊時相比，38.5%的“留守兒童”學習成績變差了；一半以上“留守兒童”沒有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51.8%的“留守兒童”課后不復習功課；我們在實地調查中還了解到，“留守兒童”易受不良社會風氣的影響，喪失學習興趣；而周圍親人打工的示范效應，使得“留守兒童”大多義務教育階段結束，就不想再繼續接受教育。

其原因在于“留守兒童”的家庭教育功能缺失。“留守兒童”缺乏父母對其學習的監督和指導，而臨時監護人大多年齡偏大，文化程度偏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到88.8%），針對兒童的教育問題和他們進行高頻率的溝通存在較大的困難，無法替代兒童父母行使指導和監督學習的功能，67.5%的“留守兒童”希望學習上得到更多的指點和輔導，而僅有8.7%的“留守兒童”學習上遇到困難時會向臨時監護人求助；另一方面大部分臨時監護人對“留守兒童”要求不嚴，比較放任，而義務教育階段年齡的“留守兒童”由于年齡較小，自我控制能力較差，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易受外在環境的影響，在缺乏必要的監督和管理的情況下，更容易出現問題。

2.“留守兒童”生活中父母監管缺位，安全問題突出。

由于“留守兒童”沒有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無法像正常孩子那樣隨時得到父母的關愛和關心，雖然調查顯示一半以上“留守兒童”的父母和其子女至少一周聯系一次，半年回家一次，但這樣的溝通頻率仍無法滿足“留守兒童”對父母關愛的渴望；且由于“留守兒童”年齡太小，防護能力較弱，生活區域缺乏安全的業余活動場所，在缺乏約束和管理的情況下，“留守兒童”的安全問題較為突出，臨時監護人對“留守兒童”的擔心除學習（53.9%）外，主要就是假期安全（27.7%）。部分鄉鎮反映學校放假期間，每年都有“留守兒童”的溺水、觸電等事故發生。

3.多數“留守兒童”心理狀況基本健康，但易缺乏安全感和產生自卑、自閉心理。

“留守兒童”處于成長發育的關鍵時期，父母不在身邊使得“留守兒童”缺乏親情的撫慰與關懷，往往焦慮緊張，缺乏安全感，人際交往能力較差。調查問卷顯示，有10.3%的“留守兒童”選擇“喜歡呆在角落里，害怕和陌生人說話”，且有27.4%的“留守兒童”朋友不是很多，10.4%的“留守兒童”朋友很少，另有0.8%的“留守兒童”沒有朋友；“留守兒童”缺乏父母的親情愛護，導致“留守兒童”性情孤僻，心理承受能力較差；由于臨時監護人多為（外）祖父母，在管理孩子中都會出現更多的放縱溺愛，無形中助長了孩子自私任性、以自我為中心的性格，67.2%的臨時監護人認為照顧孩子最大的困難是“孩子不好管”。

四、“留守兒童”問題解決模式

（一）根本解決模式

工業化、城市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農村富余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也是大勢所趨，而“留守兒童”的產生，是在社會轉型時期，因為其父母不愿意或沒有機會向本地的二三產業轉移就業，而不得不背井離鄉、拋家棄子外出打工。在這種現實背景下，“留守兒童”問題的解決，其根本還在于減少“留守兒童”數量，讓“留守兒童”和其父母一起生活，恢復其完整的家庭功能。具體途徑主要有：

一是鼓勵父母將子女帶到身邊，在打工或定居的城市生活、學習。對于輸入地來說，其應該整合教育資源，放開一些政策限制，讓更多的“留守兒童”能實現跟隨父母在異地讀書。

根據我們調查發現，成都市作為區域經濟中心，經濟發展中提供了較多的就業崗位，屬于其行政區域的遠郊區勞動力外出打工地點相當比重是選擇在成都市五城區內，因而成都市是“留守兒童”父母外出打工的主要輸入地區之一。雖然成都市在統籌城鄉發展中，已陸續出臺了解決農民工子女隨父母在打工地點讀書的問題，但并沒有真正解決大多“留守兒童”隨父母生活的問題。因此，應進一步打破城鄉戶籍制度的約束，對農民工實行屬地化管理；使廉租房制度覆蓋到包括外來務工人員中的中低收入者；在解決其居住問題的同時，將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納入當地教育發展規劃，解決其子女在居住地附近就學的問題。 二是發展當地二三產業，鼓勵有能力、有條件的外出務工人員回鄉創業，從而帶動當地居民就業，實現就地就近就業，使其子女擁有完整的家庭。

應根據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特點，因地制宜發展現代農業和二三產業，一方面引導有條件、有能力的外出務工人員回鄉創業，從而帶動當地居民就近就業，“離土不離鄉”，既解決了“留守兒童”教育問題和老人生活照顧問題，又增加了家庭收入；另一方面，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和勞動者就業意愿，發展現代農業和積極招商引資，減少跨地域遠距離勞務輸出，從根本上減少“留守兒童”的產生。

（二）有效解決模式

上述根本措施雖對于徹底解決“留守兒童”問題有積極作用，但面對著大多外出務工人員文化程度偏低，在打工城市僅能從事低層次體力勞動，工資收入偏低，流動性強的現狀，其在打工城市的定居能力較弱，將子女帶在身邊的現實性和可行性不高（大約僅有5%的外出務工人員有能力舉家遷移至城市定居）。此外，勞務輸出地大多是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地區，調整產業結構，增加就業崗位，吸引外來人員回鄉創業，需要各項政策配套，也并非短時期能解決的。因此，應充分發揮中心城市二三產業輻射功能，采取相關政策引導遠郊區農村地區女性勞動者實現居家靈活就業，鼓勵母親承擔照顧“留守兒童”的主要責任，部分恢復家庭關愛教育功能模式。

農村社會分工中，女性在更大程度上承擔著照顧家庭的功能，且農村女性勞動者大多受教育程度不高，人力資本積累較低，在勞動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難以找到適合自己的就業崗位。而居家靈活就業不僅可以適應農村婦女的生產生活習慣，且能較好解決其在照顧家庭和增加收入方面的沖突，使母親留在家里，承擔起其監護子女的責任，一定程度上恢復家庭對子女的指導和教育功能。《成都市農村婦女就業意愿對策研究》課題組的問卷調查數據顯示就近就業是婦女最期望的就業方式，48.2%的被調查者在就業方式上選擇靈活就業。

因此，應大力開發季節性、家庭性、作坊式的非正規就業崗位，組織城鄉婦女參與社區便民利民服務、家庭手工作坊等創業就業項目，實現靈活就業，從而緩解農村留守人群的社會問題；并探索靈活就業模式中婦女勞動權益的保障和靈活就業模式的可持續性發展問題，使“留守兒童”問題的解決具有相對的穩定性。

此外，針對當前面臨的“留守兒童”問題，還應當以改善“留守兒童”監護條件及環境為主導方式，探索“留守兒童”寄宿制教育，加強學校對其的監管；加強政府對“留守兒童”的重視，為“留守兒童”享有優質的服務提供條件；鼓勵和提倡社會團體、慈善結構等進行對“留守兒童”的專項救助活動，開展多種類型的愛心活動，以社會資源補充政府資源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