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影視；文化特色；音譯；意識形態；文化安全

[論文摘要]影視作品中出現的中國文化特有用語的翻譯，對于西方人了解中國文化真正內涵，達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翻譯此類詞匯，應關注這些特有詞匯的異質性和西方人的可接受性。意識形態對譯名具有操縱性。應當從意識形態和戰略高度認識影視作品的翻譯，關注國家文化安全。

影視作品中經常會出現許多“龍”之類與中國文化有關的專屬用語，對于其譯名在學界仍存有爭論。西方所說的“龍”( dragon )，代表邪惡。中國龍是祥瑞的化身，應譯為“LOONG"。本文僅從翻譯和意識形態方面透視此類文化現象。

一、翻譯的異質性與可接受性

翻譯中的“零翻譯”現象由來已久，音譯專有名詞屬此類范疇。“零翻譯”就是譯者不用譯語中現成的詞語譯出源語中的詞語，從深層次看，它包含了源語所有的含義，是最精確的翻譯，主要表現在音譯和移譯上。(邱翅如，2001; 26)例如，電影《花樣年華》中“旗袍”就被音譯為“qipao" ，中國的“關系”有含義相當復雜的人文背景，也用漢語拼音的方式譯為“guanxi";龍由于在異質文化中的“缺項”“空白”或“零對應”，被“異化”為“LOONG"。文化的不可譯是有條件的、變化的、動態的。我們有理由預言，“異化”法成就了文化層面上的相對可譯性(relative trans-latability )，它將隨著多元文化的整合逐漸縮小，借助于解釋性翻譯，甚至有完全可譯的一天，而這一過程則是最大限度地復制并傳遞源語文化模因(meme)。孫致禮(2002)指出，當今中國影視翻譯的走向已明顯偏向以重視差異性為導向的“異化”法，而這種“異化”法對于文化的交流是有益的。對“和而不同”的異質文化的向往已成為一種世界話語，西方譯界就有“延異”之說。(廖七一，2000)勒菲弗爾和韋努蒂都疾呼關注文化的多樣性和異質性;韋努蒂更把奈達的歸化策略視為“對外國文本的文化侵吞”，是“不道德的”，提出“阻抗式”( resistancy)翻譯策略，拒斥英美民族中心主義的改寫，顛覆和解構主流意識形態的文化霸權，其目的就是把觀眾從認知定勢和偏見中解救出來，促進其尊重“他者”的文化價值觀念和審美移情。因而注重“異”的移植，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求異”或“趨同”，而應保留、彰顯源語文本語言和文化上的差異，即“存異”。Dragon與我們頭腦中龍的概念之間存在的出人并不是惟一一個在異族語言里詞難達意的現象，這不僅是語言本身的問題。一個有著豐富文化蘊涵的字在異族語言里找到絕對對應的詞匯，決非易事。兩種文化背景大相徑庭，不可避免會出現詞義空缺和文化缺省(cultural de-faults )。當然，在出現詞義空缺和文化沖突時，如果不了解語言文化編碼和隱藏在文化深層的價值取向，隨意歸化，廬時還會造成語用失誤。比如，楊憲益采用異化法將“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中的“天”譯為Heaven;霍克斯采用歸化法譯為“God"。在原文的語境中，劉姥姥信的神是佛(Buddha)，而不是上帝。楊譯沒有把劉姥姥念叨的“阿彌陀佛”轉化成霍譯的“他文化”中的“Thank theLord for that I”或“God bless you"，而是仿借了梵語“am-itabha”的音譯“Amida Buddha "，筆者以為，采用香港的譯本中的譯法—"0一Mi一To一Fu”或“e mi tuo fu”較妥。有意思的是，兩人都有強烈的母文化意識，意識到了“紅”在中西文化中語用意義上的差別和不同的觀眾反應，對貫穿電視劇《紅樓夢》的主色調“紅”的處理手法上出現了分化:鑒于“紅”豐富的文化內涵和曹雪芹的特殊用意(喻指“女人”“紅顏”)，楊譯將其忠實地譯為“red"，紅色在中國所負載的象征意義和政治色彩比西方要強烈得多，是革命的象征，如“紅軍”“紅旗”。霍深知西方人的概念里，" red”是社會主義代名詞，有貶損低毀之意。西方人很容易把漢語和俄語中象征褒義的“革命”的紅色和代表恐怖、暴力、流血的紅色混為一談，產生負面聯想。因此，巧妙地將其置換為不會引起西方觀眾不快聯想的" green"，達成了主體間性的交流。令人遺憾的是，電視劇《鹿鼎記》(閡福德譯為The Deer arzd Cauldrorz)中的這個獨具中國文化特色的“鼎”被譯者歸化為“cauldron"而不是音譯為“ding" o(陳剛，2006; 44)不難看出，采用變通手法，做出種種妥協，迎合了目的語觀眾，但這種方法明顯的不足就是遮蔽了來自異域文化“中國的洋味”，造成了源語文化深層結構傳遞上的偏差、缺損，不利于譯人語觀眾接觸和體驗異域文化特色。因此，文化意象的傳遞和翻譯不只是語言層面的轉換，更是異域文化的互動和移植，既要注重民族文化的個性，又不得不考慮勒菲弗爾所說的意識形態、贊助人特別是觀眾的可接受性對文化傳遞的影響。正如奈達指出的，詞語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義，所以要讓觀眾理解原文的語言文化背景。(譚載喜，1999; 29)也就是說翻譯的終點是觀眾，而文化翻譯和效應更是不能繞開和游離于觀眾。劉毖慶《文化翻譯論綱》說，翻譯的成敗只能由觀眾來校驗。精英圈苦于自身所處政治文化語境的囚禁，難免對異質元素涂抹上政治的迷彩，心懷敵意并抵制，完全有可能淡化譯文的可達性( availabilty )。具體到龍的翻譯，外國觀眾不可能以源語觀眾相同的文化預設和視角審視他們認為值得關注或認為有意義的問題，就會按照自己的“前理解”甚至采用與源語觀眾沖突的視角去解讀，結果可能會產生文化誤讀和缺損，而他們恰是譯品所要影響和“傳染”的對象，因而最好在初譯時把文化缺省的說明和背景材料即文外補償或采用解釋性翻譯進行文化擺渡。我們不能過度解讀“觀眾反應論”，過分強調觀眾的接受限度會稀釋源語的文化特質。英語的包容性不容置疑，問題在于目的語觀眾存在文化決定的感知定勢，我們的關注點應是“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要異化他們，就要為他們提供更多“我文化”與“他文化”(otherness)非強迫式的互動機會和界面，使其樂之好之。因此，要厘清是觀眾“不為也”還是“非不能也”的問題。通常人們都有“求新”“求異”的共同心理，但久而久之，最初接觸時的梗阻、“休克”逐漸被新異、另類替代，變成習慣和俗成，終將化“隔”為“和”，深入人心。至此，我們可以推測，龍的異化翻譯，不是強加于人，它符合接受美學(reception aesthetics)和傳播學(communications)原則，具有極大的跨越“張力”和“解壓縮”空間。英語已經吸納了眾多的外來詞，它也完全可能接受中國的音譯詞。從社會思想的流向看，西方社會開始吸收中國的思想文化，關注中國的文化訴求，這種“中學西漸”的趨勢是一種催化劑，會使西方接受“LOONG”的過程縮短，面擴大，加速“LOONG”式China English(中國英語，以別于中國式英語—Chinglish)本土化的進程，在面對西方強勢文化的“傲慢與偏見”時，不是一味屈就于強勢文化，而是理直氣壯地騰躍于多元文化的海洋。 二、意識形態對譯名的操控

翻譯并非在兩種語言的真空中進行(郭建中，2002:162)。無論是《紅樓夢》的譯介或是《水滸傳》不同英譯名的處理，無一不受到脫胎于一定社會文化中的意識形態的控制。任何階級都不希望“拿來”與本土文化“撞車”的異域文化，“所謂文化的交流，其背后都是兩種意識形態的對抗”，(黃天源，2006; 39)這種意識形態包括譯者和觀眾個人的意識形態和所處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尤其是贊助人的意志，即一定的強力人物和權力機構如出版商、強勢媒體、奧組委以及一些政黨、宗教社團等社會力量的干預以及市場需要，他(它)們會運用各自的話語權對翻譯策略、模式及語一言進行操縱。

福娃由最初的“friendlies”或“foward”改譯為“Fu-wa”正是意識形態對翻譯行為的操縱，尤其是贊助人力量的影響，龍未能人選2008年奧運會吉祥物也不能不說是贊助人—北京奧組委意識形態影響的結果。龍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承載了太多的歷史和民族情感，打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每個中國人都有著厚重的龍文化情結。從一些損華翻譯的例證中，我們不難看出意識形態對翻譯過程的影響。筆者擔心，龍譯為“LOONG”是否也會如福娃那樣受到來自贊助人—傳媒或某些機構的壓力，我們不得而知。振興民族精神，譯者負有責任，但更需影視傳媒力量推動。中國要和平崛起，"LOONG文化”即“和文化”肩負著民族文化原生態傳承復興的重任。除媒體大力宣傳外，一些工作需要影視媒體主動去做，去張揚。中國對外文化交流與傳播面臨著式微的尷尬，尚存在巨額“了解逆差”，造成不少西方人對中國誤解叢生，也是長期以來中西關系陰霆不散的主要癥結之一。龍的重譯決不能只是作為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加以討論，而應視為提升民族文化吸引力的一個重要部分。影視作品作為“LOONG”文化戰略傳播的第二戰場，一部分內容就是學會中國問題國際表達，傳播LOONG文化信息，通過一整套龍主題活動傳播宣揚(publicize)龍的歷史和文化內涵，塑造國家正面形象;另一部分內容則是利用LOONG文化、孔子學院等軟實力資源，通過多年努力(設立文化基金、對外漢語教學、交換學者、學術會議、開放媒體)，使之獲得對“中國LOONG”的新認識，在國際上產生“細雨潤物”式的吸引力、親和力和影響力。這些作為西方各國“中國問題”專家的漢學家，他們的文化傾向直接影響到西方的“中國政策”以及西方大眾的“中國觀”，因此抓住并影響了漢學家，使其成為知華、親華的“院外游說力量”( lobbist )，借他們的口傳播中國的聲音似乎更有說服力，從傳教士漢學家與18世紀歐洲“中國熱”的關系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某種意義上說，“龍文化擴張”順應向善的人性核心，終會逐漸吸引和浸染異質文化，并最終獲得接受和認同。中華文明曾在“東學西送”過程中，給西方語言烙上了“Confucianism"和yin一yang等匯通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國印”。如今，LOONG這一“原生態”詞的誕生將會和taikonaut(神舟系列飛船發射后西方對中國宇航員的特有稱謂)、Fuwa(福娃)、Loongson(龍芯或具有中國知識產權的芯片)一樣演繹出大國崛起的新“神話”，開辟東學西漸的新絲路。中國LOONG將不再是和“臥虎”(" crouching tiger")結伴的“藏龍”("the hidden dragon")，而是縱橫四海“LOONG頭”高揚的“rising LOONG”了。楊、霍兩位大師定會欣然在LOONG的引領下走出dragon的迷霧，譯界也會少了一場“四小龍”和“四小虎”的“龍虎斗”，譯者更可以免去許多轉換意象時的哪與無奈。

三、并非祀人憂天

影視作品中龍譯為“LOONG”不是單純語言轉換的問題，它有別于一般意義上的中國特色詞匯的英譯;新譯名的影視傳播也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問題，它涉及一個民族核心文化安全戰略。一個民族可能會在地域和肉體上被殖民，但只要它的文化沒有被殖民，它就仍然是一個閃亮鮮活的民族。楊振寧說:我們應注意注人西方“aggressive"(進取)精神。影視作品翻譯應承擔起傳播龍文化蘊涵的中華民族自強、進取精神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