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林語堂中國文化距離美感

論文摘要:林語堂與中國文化乃一說不盡之話題。他生長于中國文化之中，卻多受西方文化之浸潤濡染;身為如假包換之中國人，卻多以英文寫作;旅居美國30余年，卻毅然回歸中國文化之母體?？v觀其人生及其文學創作，他與中國文化始終保持一種若即若離之距離。正是此種距離使其對中國文化之熱愛、選擇、審視、紹介乃至回歸，升華到一種審美之高度。當然，與中國文化之疏離亦掣肘其文學創作之臻化境。

撇開中國文化而談林語堂，若萬目之張而無綱紀，膝癢而搔背(漢·桓寬《鹽鐵論·利議》)，隔靴之撓癢，雖非龜毛兔角，委實毫厘之差而謬以千里也矣哉。

近來，對語堂先生之評價，恰似吾國之貧與富，兩極分化愈發的嚴重。褒之者欲捧其上須彌之山，而貶之者欲下其人無間地獄;揚之者愿其似孔老夫子，乃一派之大家，而抑之者愿其不中不西，偏門獨撈，假洋徑洪之外文而且招且搖且撞且騙。臧否人物本文人墨客之談資，如曹孟德之青梅煮酒，江可指山可點，文字激越，珠磯澎湃，慨當以慷，激之揚之，于是，海可觀月可攬，日可以繩系，滄海僅一粟，巍巍大中華亦不過九點煙而已矣!或褒或貶，或抑或揚，或益或損，此乃人情之常。更有甚者，郭沫若、葉靈鳳最是視先生如無物，即英文nothing或nobody之意也。文人之相輕于此可見一斑了。

何以對先生之貶損若此?個中“況味”實可揣摩再三。從審美之視角切入剖析個中緣由，徑雖曲而可通幽，或許豁然而開朗，亦未可知?

坡翁《題西林壁》詩曰:“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似有“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之意味。有距離，方能產生美。想必是為三才中之人所首肯的。所謂距離，大凡指空間、時間及心理。俗語說:外來的和尚好念經。故只好先請洋“和尚”助陣了。空間距離之端倪初見于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前384一前322)之《詩學》;時間距離則源于伽達默爾(H. G. Gadamer，1900-2002)之《真理與方法》;而“心理距離說”乃布洛(E. Bullongh，1880-1934)之杰作。布洛認為，美學距離實乃“心理距離”，這是一切藝術之共同因素。即便自家人朱光潛亦云，審美成功之秘密在于距離的微妙調整。

先生于中國文化之熱愛、選擇、審視、紹介和回歸，皆源于距離也。此種距離既是時間的、亦是空間的，更是心理的，既關聯又滲透，色里膠青，水中鹽味。

曾幾何時，“身在此山中”的先生書生意氣，血氣方剛，于中國之文化，他亦庶幾全盤否定與批判，其言辭之激烈、情緒之激憤、感情之憎惡溢于言表，不僅當仁于魯迅、錢玄同之屬，且不讓于“現在而今眼目下”之王朔、李敖之流。其《薩天師語錄》針貶諷喻中國四千年之文明，“今日談國事所最令人作嘔者，即無人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的民族，無人肯承認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贝?0年代初，先生如夫子之道“一以貫之”(《論語·里仁》)，鋒芒畢露，沉著痛快，酣暢淋漓。如其在《豁指民族》中指出，從“染指，中飽，分羹，私肥”而“演繹”出“染指性已是中國人之第二天性”。(《論語》第5期，1932.11.16)

歲月易逝，人生易老，亦生出人生許多的智慧。于是，先先悠然而humor了，臉色亦溫潤平和了。譬如，先生說中國人之臉，不但可洗可刮，并可丟可賞，可爭可留，有時爭臉似人生第一要義，甚至傾家蕩產而為之亦不為過。

《論語·顏淵》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壁ぺぶ校磺兴圃缫炎⒍ā＼髯右嘣?“遇不遇者時也!”機會雖不可求，然可遇，一旦遭遇，成功便指日可待了。先生之轉機乃源于其命運女神賽珍珠(P.Buck，1892-1973嚴之邀其撰隨筆散文《吾國與吾民》。先生以成熟男人之睿智和穩重，述中國之人生哲學道中國之獨特文化。此書一面世就榮登美國暢銷書排行榜之首，令老美大開眼界，方知中國不僅男人有辮子，女人有小腳，還有積極入世之儒家文化和玄妙高深之道家哲學。

旗開而得勝，先生遂于1936年旅居美國。此即當今國人所謂之“拐點”是也。正是此“拐點”，拉開先生之與中國文化的距離，使原本“身在此山中”之先生以一種審美眼光看待中國文化，欣賞中國文化，選擇、紹介中國文化，并最終回歸中國文化。

唐弢曾評先生曰:“他談儒家、談道家、談中國文化，我總覺得隔一點什么，好象在原來事物的表面涂上一層釉彩似的?！八^“隔”，恰似中國傳統園林建筑之漏窗，“凡有觀眺處筑斯，似避外隱內之義”(《園冶》卷三)。漏窗虛實乃生變化，此“隔”，似隔非隔，景物依稀，若隱若現，似有還無，層次分明，小中見大，若泉之有孔，谷之有隙，山之有竅，人之有眼。

先生于中國文化之“隔”，若是一條如長江之河，中國住“長江頭”，先生則住“長江尾”;若是“一灣淺淺的海峽”，先生在“這頭”，中國則在“那頭”;先生之態度之視角雖有微妙之變化，然于中國文化之愛卻愈強勁愈熾烈，疇昔之憎惡、憤恨乃成今日之留戀、熱愛。他選擇和紹介極具中國特征之文化與人生觀?！渡畹乃囆g》渲染中國古典生活方式之閑適優雅;((蘇東坡》盛贊完美人格之文化意蘊;《吾國與吾民》展示其對中國哲學之穎悟。若說《吾國與吾民》前先生于中國文化之態度冷靜而理性，那么，從《生活的藝術》開始，其態度則進人一個充滿感性和心靈感應之階段閻。先生將其學識、靈性、智慧傾注于東坡，體現其對中國文化之熱愛、崇敬和贊美，已提升至一嶄新高度，如詩如畫，如夢似幻，驚風雨泣鬼神。

與之相反，超級大腕如魯迅、吳虞、錢玄同等生于斯長于斯，濡染太多太深，以其“愛之深而痛之切”的態度生出了“審美疲勞”。魯迅認為，中國數千年之歷史乃“吃人”之歷史，并勸國人多讀外國書，少讀甚至不讀中國書問。昊虞則發揮國人“破四舊”之精神，欲拆孔家之招牌，毀孔家之店面;更有甚者，錢玄同以嘶啞之嗓門狂呼，欲將中國古書皆扔茅廁之中，如此亦不過癮，干脆將漢文一并廢除?？梢?，他們不僅身在萬山之深處，還迷了路失了魂，以至精神恍惚，說些言不由衷的話，真不知"Who Am I"。當然，亦有一派“閉關”者，如林琴南，如章士釗，如辜鴻銘，他們抱其殘守其缺，認玻璃為珍珠，視糟粕為國粹，遂躺臥于糟粕之石榴裙下，大呼“不亦快哉”!

先生雖倡“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然亦曾年輕過，激進而歐化過，墨守而拘泥過。隨著先生之旅居美國，先生與中國文化并非漸行漸遠，而是在時間、空間和心理上愈發親近，即距離產生許多美的元素來。先生闖江蕩湖漂洋過海，見多而識廣，兼容而并蓄，包羅而萬有。先生遂超一元之片面觀，越斷章之狹隘觀，棄肢解之碎片觀，絕信口之偏激觀，代之以多元之融合觀，全面之整體觀，對比之理性觀。此前，吾國則有李大釗期盼東西文化之調和通融;梁啟超亦言東西文化有融合之可能和必要;連老外如杜威(J. Dewey，1859-1952)，羅素(B. Russell，1872-1970)亦贊嘆中國文化之不容忽視的價值，指望能調和通融?？梢?，先生之中西文化融通觀是其來有自的。 唐豉還說:“林語堂先生…，二是用西方的眼晴來看中國人，看中國文化，看中國的儒家的、道家的。但他有的……是西洋傳教士的眼睛。其實，以“西方的眼睛”看中國文化，自有其魅力自是一種美。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1324)之游記開了西洋人的眼，于是，激起哥倫布(C. Columbus，1451-1506)的好奇心，欲一探東方之神秘，無意間卻成就其發現了新大陸。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實乃意大利耶穌會之傳教士，其中國之見聞更逗引得西洋人心中癢癢。十八世紀以降，有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研究中國儒家思想，推崇中國文明;萊布尼茨(G. W. Leibniz，1646-1716)最早研究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他認為，全人類最偉大之文化和最發達之文明匯集于歐洲和中國。賽珍珠更因其《大地))(The GoodEarth)之中國背景中國文化而一舉拿下諾貝爾文學獎。

此種天地間之美，乃在于距離。布洛指出，距離乃“審美悟性”主要特征之一。先生有此“審美悟性”，英國首相丘吉爾(W. Churchill，1874-1965)亦應作如是觀。一日，首相偶遇好萊塢“亂世佳人”費雯·麗(V.Leigh，1913-1967)，奇為人間“可人”，嘆為“天仙妹妹”，驚為仙人，正自出神。不意，隨行人員讓其近距離欣賞，首相卻說:我在欣賞上帝之藝術品，需保持距離?？梢?，淑女也是在一定距離之中，才能窈而窕之的。

先生之于中國文化，潛移浸染，卻因傳教士之家而多所接觸西方文化，中學大學雖曰教會學校，實亦多有中國文化之滲透，美、德游學，旋歸故國，先后執教清華、北大。其所見所聞，所讀所寫，皆吾國之文化也。雖旅居美國30余年，先生亦未嘗敢一日忘記中國文化，其作品雖多用英文寫作，而內容實乃中國文化之精魂神髓也。

魯迅不僅早已“絕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閣，且欲將其全盤“格式化”。而先生推崇儒家近情人理之人文主義，近情乃一種人生和文化之境界，因此，他說:“近情精神實是人類文化最高的、最合理的理想，而近情的人實在就是最高形式的有教養的人。孔老夫子自然就是近情之圣人了。先生之愛儒，在其健全而理性之秩序，亦在其樂山樂水之性情，更在其涵容環宇之包容性。故儒乃國人安身立命之本為人處世之道。先生亦鐘情于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孟子·盡心上》)，然人生在世，能達者寡矣。自古以來，國人中“達”則儒，“窮”則道，二者便催生出“天下第一隱士”—陶淵明。先生說:“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國思想的陰陽兩極，中國的民族生命所賴以活動?！碑斎唬寮抑噩F實人生，理性有余而感性不足，故而乏浪漫之想象，如米勒(J. F. Millet，1814-1875).之樸實無華，亦似菲爾丁( H. Fielding，1707-1754 )或德萊塞(T. Dreiser，1871一1945)小說之質而無文;而道家卻似一幅閑散之畫圖，或孤舟獨釣或樵夫荷月，或幽棲山林或隱居菊叢，或松蔭對弈或竹下清談，或高山嘯詠或曲水賦詩。故先生活在當下，倡導生活之藝術，凸顯尼采(F. W. Nietzsche，1844-1900)狄奧尼索斯(Dionysus)之精神，有詩化之人生飄逸之格調。

《莊子·山木》云:“君子之交淡若水?！本由钪?，唯淡乃親，唯淡乃久。其深層之美學意蘊乃在距離也。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東山矮小，登頂所見有限，而“一覽眾山小”(杜甫《望岳》)之岱宗，雄踞五岳之首，自有一種王者氣象，高高在上，其所見自然浩渺無垠天地無限了。此種“心胸氣魄”(清·浦起龍《讀杜心解》)實乃距離之故耳!蓋先生之燕居中國，若“東山”也，而先生之旅居美國，若泰山也。先生于中國文化之觀點前后徑渭，距離使然也。

距離可遠可近，或日近人遠，或天近地遠。自審美觀之，距離實不可少。至若“零距離”，則意味盡失，美之不存矣。如此說來，距離倒有點達摩克利斯之劍(The Sword of Damocles)的味道了。

因為距離，先生于中國文化有一種好奇有一種向往;因為距離，先生愈覺中國文化之獨特之魅力;因為距離，先生以弘傳中國文化為己任，甘為文化傳播之津梁;因為距離，先生之看西方文化，亦有諸美;因為距離，先生將中西文化貫通融匯，打通關節;因為距離，先生以開放包容之心悲憫超逸之情，審視中西文化，不時發出會心微笑，或額首稱是。因此，距離，方形成其獨特之中國文化觀，即以異鄉人之眼反觀中國文化，外加些許西洋色彩。當然，亦由于距離之故，先生對中國文化更多的在于紹介，即向西洋人介紹中國文化。

距離需時時調整，始終保持最佳位置或角度，美感乃歷久彌新。先生認為，如欲獲得精神之和諧，于一個孕育萬物之天地，須有一種感情，對于這個身心的寄托處所，須有一種依戀之感。美國雖好，先生深知“山川信美非吾土”(宋·李曾伯《庚戌題雪觀用方孚若韻》)，晚年遂毅然而歸，決然而居臺灣陽明山。中國文化于先生乃一種精神寄托，在情感上扳依，在血液里奔流，在生活中浸潤，如淵明似東坡，他寫意般的人生復綻放出花蕊悠然而淡遠之芬芳。